作者：刘培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4年04月08日

1982年，金岳霖（前排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的同志们合影留念 

    金岳霖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我于1964年考取他的逻辑专业研究生，同他有整整20年的相处。至今，回想起金先生的音容笑貌和点滴往事，都还历历在目。

　　战火中著书立说

　　记得1980年的某天，我去看望金先生，曾问他是怎么搞起逻辑来的。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24年的一天，他、张奚若和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漫步，遇到一些人不知为什么事情争得很凶。他们三个人驻足倾听，不自觉地加入到辩论之中，张奚若和美国姑娘各支持论辩的一方。辩论中有逻辑问题，可是当时他们却不知逻辑是什么，于是便对逻辑发生了兴趣。

　　1925年底，金先生从欧洲回国，到1949年，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完成了《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重要学术著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逻辑还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国内懂的人很少。金先生在《逻辑》一书中对罗素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他还在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形式。当年，有学者评价《逻辑》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殷福生），“为国内惟一具有新水准之逻辑教本”（贺麟）。《逻辑》的出版不仅夯实了金先生哲学体系的逻辑思想基础，也为在中国传播现代逻辑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先生的另外两部重要哲学著作《论道》和《知识论》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据陈岱孙回忆，1938年9月28日，敌机第一次在昆明空袭。当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宿舍楼里的师生都按学校规定立即离开了学校，跑到城外的荒山上去躲避，而金先生仍然专心在屋里写作，根本没有理会警报。炸弹的响声把金先生从思考中惊醒，他走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惨景。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还看见金先生木然地站在楼门口，手上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后来，金先生和十来个同人搬到一座戏楼上住，他和朱自清、陈岱孙等五个人合住在楼上对着戏台正中的大包厢里。同人们考虑到金先生的工作习惯，在大包厢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于是，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老习惯，除上课外，每天上午仍然是研读写作时间，雷打不动。不过这次他答应如果再有空袭警报响，一定和大家一起“跑警报”。

　　金先生的《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李庄，又从李庄写到昆明，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据金先生晚年回忆，那时候在昆明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一次空袭警报响了，他只好带着稿子跑到北边山上，他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解除警报时，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到山上了。等他想起来赶紧跑回去找，已经不见了。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只好再写”。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谁也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先生又花了几年的工夫，终于在1948年12月完成了。这部关于知识论的巨著直到1983年，即金先生逝世前一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金先生在《作者的话》中说，“《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金先生重写《知识论》也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搞哲学的品格

　　金先生认为，做学问，特别是搞哲学，一定要有清晰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深邃的分析、正确的推理和严密的论证。他说，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告诉人们一些现成的结论，而是要“说出一种道理来的道理”，因此“必须以论证服人”。一些哲学家之所以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的时候曾约金先生撰稿。徐志摩读了金先生的文章后说，金先生“要求明晰的思想clear thinking，他自己也的确能明晰地思想”。徐志摩曾经这样形容金先生的分析精神和分析能力，说金先生“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根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又说金先生手中“拿着一把小小的屋干剃刀（今译“奥卡姆剃刀”或“奥康剃刀”），做分析的工夫”。

　　金先生的弟子冯契晚年曾回忆做研究生时金先生教他读休谟的“Treatise”的情形：冯契捧着书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发问，让冯契回答。针对冯契的答问，金先生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问题，使他感到仿佛突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于是，金先生就详详细细地给他分析和批判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冯契认为，金先生给他的“严格的思维训练”，对他“一生影响至深”。金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周礼全回忆听老师讲知识论的情形：他坐在讲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闭着眼睛，一边思考一边讲。他总是先叙述一下他要讲的哲学问题，然后分析这个问题，提出初步的解决意见。进而又指出这个解决意见的缺点，再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意见，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一步一步地提高。最后他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金先生讲哲学课，不仅传授学生许多哲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张岱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称赞金先生说，他“以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讨论哲学问题，分析之精，论证之细，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

　　为学术而争辩

　　金先生在学术上是很民主的。遇到不同的观点，不论是同事，还是自己的学生，他从不依权威、师长压人，而是进行充分说理的讨论，谁说得对就听谁的。20世纪60年代，金先生写了篇五万多字的论文《论“所以”》，这是他在1949年以后花心思最多的一篇论文。在征求意见时，逻辑研究室的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他的学生周礼全认为此文许多论点都有问题，如果发表会产生不良影响；而多数人对《论“所以”》提出的论点表示赞成，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论“所以”》在《哲学研究》发表之后，周礼全写了《〈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约2.5万字，也发表在《哲学研究》上。文章指出，《论“所以”》中的许多基本概念“不够明确”，许多论证“不够严谨”，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混乱甚至错误的结论”。当时，所里曾有人担心此事会影响金先生和周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而事实上二人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隔阂。金先生读过周先生的文章后，亲切地对他说：“你如果有时间，我希望你能多花些工夫，把《论“所以”》提炼和修改一下。”因为金先生认为《论“所以”》提出的问题是重要问题。

　　从北京大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人们都知道，逻辑室的人最喜欢争论，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三代师生常常会为某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都是为学术是非、判断真伪而争辩，在争辩中获得真理认识。

　　金先生是自己哲学理念的践行者。他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作，不是挂在空中让人欣赏的，也不只是为了布道、引导他人，它更是自己行为的指导原则。金先生一生把治学和修身融为一体。在做学问上，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在修身方面，崇尚纯朴，追求完美，铸就了许多令人敬佩的美德，正如金先生的学生胡世华先生所说：“龙荪先生本人就是自己哲学的运行工具。”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