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卓恩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4年04月02日

殷海光致夏君璐信

1949年6月3日，夏君璐赴台与殷海光重逢后第一次正式合影

    思想家殷海光的文集，在内地已经出版过规模大小不一的五六个版本了，他对真理的热情追求，对自由、民主、理性、仁爱的执着，已经为读者熟知，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关系认识上的自我反省也启导人们加深思考。也许可以说，世间对于殷海光思想的了解，更胜于对于殷海光人生的了解。殷海光知命之年离逝，前30年在大陆生活，后20年在台湾。就思想家的角色而言，在台湾的20年是收获期，知名度高，社会对其遭遇关注较多，留下的史迹较为丰富，成为传记家的主要材料；而前30年，则处在“思想过程”成长之中，尚未足具“思想人物”之资，史家对其了解的难度较大。目前两岸已问世的传记，对于早年殷海光在大陆的生活，大多语焉不详，或推断意味较重。近年台大出版中心推出的新版《殷海光全集》，收入殷海光之女文丽编录的《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为读者了解这一段秘辛，提供了珍贵的可靠文献依据。书信录上起殷夏结识的1945年11月4日夏君璐在重庆认识殷海光后留下的一篇日记，下迄1955年6月8日殷海光在美国访学时写的最后一封信，时间跨度约10年，其中约4年是在大陆的时期。

恋爱：情窦“晚开”  一见钟情

    这部书信录实际上是殷海光与夏君璐之间的情书集成，最集中的主题理所当然是一个“情”字。殷海光在大陆生活的最后4年，是他萌发爱情、生长爱情、走向收获爱情的过程。殷海光思想外向性显著，情感上却相当内敛，在遇到夏君璐之前，几无“儿女情长”之经历。“在昆明的时候，常常一个人郊游，爬山，徘徊阡陌之间，并不感到寂寞，那时，虽然是一个孤零的游子，可是每逢佳节，也无所感触。我只知道玩、读书、思想、辩论。”（1948-2-8殷函）西南联大的六年，殷海光独享着性灵的超脱与自由，惟一的一点“交际之成绩”是曾接到过一位女生的信件（1948-2-19殷函）。直到与夏君璐相识和相互倾慕两年多，仍羞于说出一个“爱”字。在通信中，说“爱”的地方用的竟是省略号，如：“但愿我一直能……下去。可是，我又怕想这个字。因为，他也能使人痛苦的。”（1947-12-24殷函）殷海光情窦的“晚开”，可能与他少时家庭环境有关，“自从幼小，家道中落，我没有得到什么人间的温暖。”因“恶劣的环境和冷酷的亲人”而“形成孤僻的性格，常常一天说不上十句话。”（1947-11-28殷函）心理学证实，欠和谐家庭长大的人，在情感表达上的确不容易很自然。

    也许是天作之合，他们于1945年10月（1948-2-2夏函）不期然而然地相遇了，相爱了，爱得纯洁而神圣。殷海光在联大清华哲学研究所未毕业，响应政府征召参加了青年军，远赴印度训练，但没有来得及上战场日本就投降了。他决定不再返回学校拿学位，一路颠沛到陪都找工作，落脚在有着男子性格的联大女同乡夏君贤家里，君璐正是君贤的小妹。君璐时年豆蔻，读着中学，为这位身着土黄色卡其布军装、脚穿咯咯作响的美国军靴、举止桀骜不拘、眼睛炯炯发亮、说话有条有理的大学生所折服，殷海光也深受这位圣洁、温柔、善良的小妹“那满涵热情的眼睛”之感动，“不知怎的，情感爬进各人的心里”（1948-2-8殷函）。他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演绎文学家笔下一见钟情的故事。

    所谓自己的方式，便是笔墨传情，频率极高的情书往来。尤其夏君璐就读武汉圣希里达女子中学，而殷海光却在南京做事之时，几乎每周都有通信，有时一周数次，有时发出虽为一封信，却是好几天的“连续剧”。他们的通信是秘密的，有几次殷海光化名“吴琦寄”，被夏君璐的细心同学发现了，竟给他取了一个“无奇不有”的绰号。大体来说，夏君璐信中表达心情为多，而殷海光的文字则常讲最近的工作情况和感受，有时也就“儿女情长”发表一番议论。殷海光的恋爱观是传统的，在1947年11月29日的信中，他说：

    您不知是否知道，在男女交往上，我是一个守旧而顽固的分子。我爱西洋的学术思想，我爱希腊时代美的故事，我更憧憬中国古往的传说。我痛恨美国人现在的作风。[……]我对于探求真理和努力事业是相当勇敢的，可是在这一类的事上，却十分怯懦。对于现在这些情感泛若流水的人物，我早已是“敬而远之”。让她们、他们，去“现代化”吧！我守我的旧。您呢？在我的头脑中，渐渐变成传奇式的人物，使我向往，使我崇敬，也使我矜哀。但愿永远如此吧！

    不仅恋爱显得“守旧”，对女性的审美观也很保守。他1947年7月26日信中说：

    时势我懒得和您谈，您小女孩一个，无需知道什么时势，[……]我是满头脑的顽固保守思想，我以为中国古代女子不尽是坏的，她们有许多美德。现在这一般女子，学外洋奢侈和浪费是够的，外洋的本领却没有。我母亲那一辈女子的好处她们一点没有，我比较喜欢她们。这些话不该对您谈的，至少不应该把这些没趣的观念放在脑子里。写溜了手，就此打住吧！

    殷海光的恋爱道路大致平坦，却与常人一样也有挫折和误解。他们的阻力内外皆有。外部主要来自夏君璐家人的反对。夏君璐父亲即国防部的夏声将军，他虽欣赏殷海光的人品学识和他的有思想、有志气，却并不愿意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因为“海光性格孤僻，不易相处，过于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感情走极端”（书信录夏君璐序），而且君璐还是中学生，两人年龄相差十岁之大。为了阻止二人相好，战后复员时特意将她安排在武昌就学，使他们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内部的“阻力”则来自殷海光自身的“理智”：越是爱她，越不愿意伤害她，不愿意因为他而让她受到家人的责难。“我崇尚理智，我总是用理智之闸把感情之水关住，尤其在我觉得虽然是好可是却不应该的时候”（1948-2-19殷函）。爱在内心里疯长，却在理智里被压制，他很长时间“一直为这淡淡地、淡淡地忧郁着，而无以自脱。”（1947-11-28殷函）

    殷海光情感和理智之间的矛盾终于被双方内心执着的爱和密集通信交流所化解；而岳父大人那道屏障，则在时势演变之下，也不复存在。1949年1月28日殷海光离开南京，受中央日报社之派去台北创办台湾版，为报社全面撤退做准备。行前他写信劝说已中学毕业的夏君璐“慢慢设法来台”投考台湾大学，“第一步向湖南移动，第二步去广州，第三步来台”（1949-1-29），到台湾后又寄去川资。夏父意识到以后可能无法保护爱女，又看到海光的真心和细心，加之其他子女已到台湾（后又返回），终于决定放行。到广州后，父母俩人亲送爱女登上拥挤不堪的渡海轮船，从此夏君璐的人生完全与殷海光连在了一起。6月3日他们在台北相聚，这个见面的日子，也成为他们每年庆祝的纪念日。他们很少过旧年老节，“六三”节和“五四”节，一私一公，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1949年8月，殷海光离开中央日报到台湾大学任教，君璐也考入台湾大学农化系，1953年君璐大学毕业，与海光结为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

    人们常说，文学家主情，哲学家主理。言外之意，主情者浪漫，主理者死板。哲学家的爱情很多是不圆满的。胡适的爱情造成韦莲司的终身不嫁，金岳霖的爱情导致自己终身不娶，从这个角度说，殷海光是一个爱情的成功者。殷海光去台湾之后，由于政治上与国民党分手，并以思想言论获罪国民党当局，没有能在物质上为夏君璐带来优裕的生活，精神上也常常连累爱妻发生恐惧和愤怒，但他们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直到1969年殷海光去世。

事业：从卖文为生到兼任中央日报主笔和金陵大学副教授

    书信录也记录了殷海光在大陆最后几年的人生事业和思想状况，包括他名字的变化。殷海光本名福生，却以海光知世，他何时开始更名，一直没有被弄清楚。多数学者认为是笔名，确切时间不得而知。在书信录中，夏君璐在1948年12月25日的信中明确说：“我记得你著的一本书上面写的笔名是兀英，你为什么要取兀英呢？说起名字又有些事，在重庆黄桷垭时，我曾对你说过你福生这名字不好听，爸爸也这般说。后来你就改了海光，……”这就提示“殷海光”其实是为爱而“生”。（而署名“兀英”的书，也提供了进一步挖掘殷海光著作的一个线索）也就是说，这个名字是1945年秋天到重庆后，因为夏家父女意见的刺激而取的。

    殷海光在夏家住居仅一周，就搬到独立出版社，进行一些政论写作。出版《光明前之黑暗》外，他还有一些文章在报刊发表，和一些小册子在社会散发。1946年春国民政府复员南京（5月1日发布还都令，但4月已开始人员迁移），殷海光尚不属于政府工作人员，直到9月28日方登东下之舟，10月23日到达南京。这个时间和过程，书信录都留下确切的记录。到南京后，因为他的文笔犀利雄辩，很多人“拉”他，但相当一段时间还是卖文为生，与一位温姓人士合作，一个负责写，一个负责联系各报刊。夏君璐信中这样调侃他们：“我非常奇怪你同那位温先生是如何合作一篇文章。依我的相像，你坐在桌子旁写着，他站在你的身后，当你写完了一句或一段，你便抬起头望望他，他便点点头，于是你又继续写下去，对吗？”（1947-4-9夏函）卖文生活自然不稳定，有时能够大打牙祭，有时却穷得发信的“资本”都成问题。

    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1947年7月下旬，他被中央日报聘为主笔（7月26日殷函。此前殷海光已有文章在该报发表，任主笔后开始代表报社写社论）处境才大为改观。他当时的心情是：“咱虽然是做什么‘主笔’，指导堂堂中央日报，但我非常厌谈时事。因为时事是反复无常的。我爱念点逻辑、哲学、历史——明古今兴亡”（1947-8-7殷函）；“我现在虽然是主笔，但不像一般作了较高事体的人一样。我每天照常念书，求上进。”（8-17殷函）；“我被列入较高的社会地位，被‘达官要人’捧着，目为‘青年理论家’。目前，我独住一间大房子，这在南京是很少有的。屋子里陈设华贵。有地毯，有玻璃柜，有台柜，有沙发，……照说，我应该安于现状，应该满足的。然而，我的内心很寂寞。别人的歌颂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10-13殷函）；“别人处在我现在的位置，具有我这样的‘声势’，一定会拿着一纸名片到处活动。然而我却成天关在屋子里；或者，你可以想象得到，到宁静的林中散步，看落日。这样的天性，与我的职业多么地不调和啊！”（11-14殷函）。

    殷海光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主笔的显要地位，时年不足30岁。这是一个最容易被物欲蒙蔽而失去自我的年龄，但殷海光个性独特。他常常想到“远方某某大学去教书”，一个偶然机会真的成全了他。1947年11月27日殷海光受邀参加金陵大学文学院长家进行的一个小型哲学沙龙，他精彩的才辩和谨严的态度博得全体关注，院长当即表示新学期聘请其任课。（11-28殷函）新学期开学，果然请了。殷海光感觉自己天生是个教书人，纵无教学经验，却“一上台就好，很受学生欢迎，我初去的时候是讲师名义，不到两个月就升为副教授，离着教授只有一级了。这是破天荒的事啊！”（1948-4-14殷函）接着第二个学期，又由兼任转为专任副教授。（1948-10-16殷函）有学者曾经怀疑过殷海光在金陵大学兼职何以有副教授职衔，这里明确给出了答案。

    殷海光觉得教书符合他的性情，想慢慢摆脱中央日报的事，“专心教书，做个教授以终老”；可是他在中央日报写的大文章却屡屡为他赚取更大的荣誉。其中1947年12月中旬的一篇文章，引起极大影响，多家报纸转载，社会人士广泛关注，也惊动最高层的蒋介石。中央日报社开联席会议任命殷海光做“主任主笔”，除了写文章还要“管事”——管其他几位年资均在他之上的主笔。蒋介石点名召见他，虽然这一召见因为殷海光看不惯蒋的“装模作样”不欢而散，却没有改变“达官要人”们殷勤的称赞和恭维。接着有人表示愿意出资办一个《青年杂志》，请殷海光做主编。殷海光做了金陵大学专任副教授后，数度向中央日报辞职，均不获允。（1948-10-16殷函）

    就这样，一边做中央日报主任主笔，一边做金陵大学副教授，青年殷海光在大陆渡过了最后的一年。1949年2月3日，殷海光离开上海到台北，便再也没有回大陆。

思想：以“一颗单纯的爱国心”追求“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大陆时期殷海光的思想状况，学界有不少讨论，主要聚焦在他思想的属性上，有的认为当时的殷海光有法西斯倾向，有的认为殷海光已经是自由主义者了。书信录中在这些方面也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所谓法西斯倾向，是说有些像纳粹党人那样崇拜领袖，强调服从，以国家为至上价值，绝对排斥和无情攻击与党国思想不同调的人。殷海光在信中坦诚他确有进攻性，将富于攻击能力看做自己的“优点”（1948-9-18殷函），且曾自我欣赏他对“不爱国”的大公报（被《中央日报》视为敌对势力）主编王芸生的抨击：

    我主持中央日报笔政以后，决定打击许多不爱国的言论之计划。最近我写了两篇文章批评王云生（你知道此人否？大公报主笔，新闻界前辈，驰名全国的呀！）词锋锐利，他无以自容，不敢正面和咱们冲突。他托人持一亲笔信向中宣部长李惟果讲情（李部长是我们社论会主持人），说：“殷海光何必这样与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共党。”果然，现在大公报的言论自此以后态度好的多了！（李部长说：“殷海光有殷海光的言论自由，你王云生有王云生的言论自由，可以互相辩论好了。”我听了呵呵大笑哩！因为如果再一辩论，准叫他打败仗的！）——书信集95页，无日期，根据内容应在1947年10月下旬。

    夏君璐提醒他“不过请你不要过分，被打击的滋味是不会好受”（1947-11-3夏函），殷海光却说“为了政治理由，我当然常给对方锐利的剑。但是，在可宽容的时候，我总想着要宽容的。被打击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自己也应防着被打击的。”（1947-11-8殷函）这种战斗性在这家党国最高机关报发挥得得心应手，上文提到的引起领袖召见的大文章（根据多种线索推断，应为1947年12月14日发表于中央日报的《国家分裂主义：民族失败主义者的方略》），也是激烈抨击一些主张地方均权论的社会人士的。这些言论的基调，确实也体现了国家至上的精神。而崇拜领袖也有事证。1947年3月3日夏君璐信中说：

    一个人当然是要爱护他的国家，而要为他的国家效劳。但是我老是觉得你太为国民党，（我首先请你原谅，因为我太不会说话，以爱消去这些能使你生气的）你有时太偏袒了。我看见你作的一篇赞扬蒋主席的文章，我真是不喜欢。

    形式上看，当时的殷海光确实与法西斯气质的几个特征有暗合之处。但在书信中也反映出来殷海光与法西斯气质相对立的另外一些特征。例如他反复叹息自己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性情：

    我的天性不喜欢worldly affairs。我爱云、树、山、海和潺潺的流泉，可是，为了这点爱国心，我现在却走上了自己所不喜欢走的道路。希望将来回到自然的怀抱里来，同白鸽、兔、猫、羊，……做朋友，或者在河边森林里躺下！——1946年9月18日殷海光致夏君璐

    “假如您将来经营一个小农场，我愿意充当您名下一个园丁。真的，真的，真的。我追求真，善，美；我爱自然，为了这些，我什么都可以放弃。”（1947-5-15）“如果天下太平，乡居实在比城居好”（1947-8-17第一封）“我爱自由，爱自然，爱流水，爱我所爱的人。”（1947-10-3）

    “我愿意像只蝴蝶在花间乱飞，我愿意像只小鹿在林间奔驰。然而，却不能。这并不是由于利欲驱使我，而是由于一颗单纯的爱国心。国家是这样危险，这样乱，年轻人怎可置身事外呢？如果自认为看的清楚、见得对，就应该大声疾呼的，您说对不对呢？”（1948-2-8）

    这些自白显示的正是一些学者说的“自由主义”（实为自由意志，并非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心灵的自由自得、生活的自由自在。这种独往独来的个性，即使在最高领袖接见之时，也无所隐：“某人要找我去谈话。星期三（17日）去了，在别人也许会受宠若惊。我呢？回来之后，心绪抑郁。[……]我在那里看见许多所谓部长之流的那一股卑躬折节的样子，我真看不惯。告诉你，我的……，我不曾像他们那样，我是一个大丈夫，我很自然地昂然进入，全无惧色！”（1947-12-18殷函）殷海光本来抱着尽国民的责任，说点“一般大官不敢说的”真话的心态去见蒋（12-16殷函），但看到蒋的“装模作样”，便干脆“淡漠的沉默”了。这些说法和行止在任何意义上与法西斯都风马牛不相及。

    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关键可能在他对于国家形势的评估上。他反复说到“爱国心”、“如果天下太平”、“国家是这样危险，这样乱”，这个条件陈述，正可以说明他对于自己介入时政论述的无可奈何。“我希望国家太平，俄国人自己不侵略中国，也不嗾使他们的助手来破坏我们的家园，无需我们操心国事了。那时，我希望有个贤淑的……，有一个好的小家庭，有一两个‘小土匪’，著一两本有学术价值的书，种种花，栽栽菜，做个教授以终老。”（1947-12-18殷函）担心中国被俄国及“他们的助手”侵夺，是殷海光最大的心病。在夏君璐的记忆中，从一见到殷海光，就常常听到他说担忧国事，有时甚至说想跳入嘉陵江。（1948-2-13夏函）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的“又是分析C.P.的”（1947-8-17第二封）书，做了一篇又一篇支持政府立场的文章，乃至于连心爱的人都觉得“太为国民党”。

    其实殷海光的支持政府与偏袒国民党还是有区别的。殷海光给军人演讲，公开说要“集合新力量，集合新团体”（1947-3-3夏函），表明对国民党是不满的。身为中央日报主笔，而竟对国民党怀有不满，今人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却是当时情境下的事实。当夏君璐对可恶的一切十分讨厌，希望父亲从政府退休，殷海光则认为“你对于现状的反映，正如每个有正义感的人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每一个好些的人都退出政府，岂不是更坏？”（1947-10-3殷函）决定国家命运的三大战役打响后，面对国民党人心丧尽，殷海光写了一篇《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文章处处指摘蒋某，龙颜大怒。然而，却是天下大悦。这篇文章，京沪各大报转载，台湾也转载，连我们的敌人大公报也转载起来。蒋氏看见众怒难犯，把我也没办法。这几天，我到一处，就有人向我竖大拇指，我感到愉快而光荣。”（1948-11-9殷函）这段史料也说明，当时即使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并不是唯“中央”马首是瞻的，有时竟能冒龙颜之大不韪。

    《赶快收拾人心》一文的重点是要国民党整治腐败，改善民生，挽回民意。但远水近火，缓不济急，这一愿望无从实现，国民党方面战局也每况愈下。1948年底，解放军直指都门，京沪一带，人心浮动已极，达官贵人纷纷外逃。殷海光本没有逃亡的打算，“我的想法与一般人不同，根据我的观察，如果南京失了，整个国家就亡了。逃到别处至多多活几个月。所以我们应该竭尽一切力量保卫长江以南。假如万一有问题，我已准备参加游击队伍，[……]我要忠于我的信仰，忠于民族，忠于自由，[……]如果天不亡中国，吾人能保住从西北到西南一带半月形的山地，再取得美国的支援，未尝不能打出来，复兴国家。那时，恶人和坏人一起消亡，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出现。”（1948-12-31殷函）在他当时的意识里，敌方固然是“恶人”，国民党也是“坏人”，都是应该在国家的涅槃中同归于尽的。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要挽救这个“政府”，使不“亡国”。

    这样看起来，殷海光在大陆时期的政治思想，并不能说就是法西斯主义，也很难说有明确的自由主义，虽然他用了一个当时流行于各界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目标术语。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主义”来描述，就是“爱国主义”，但又非完全无内容的廉价爱国主义：他要的是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社会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以及在此条件下每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