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古城
今年12月26日，是导师龚育之教授的诞辰纪念日，恩师若在，应该八十有五，可惜敬爱的导师却在6年前离我们而去，走完了他78岁并不算长的人生历程。每当回忆起跟随导师学习的日子，总觉得导师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总觉得导师有时犀利有时慈祥的目光盯着自己，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愧对导师的教导。
倾注导师心血的论文
龚育之教授是理论界公认的大家，跟龚老师做学生，心理压力自然很大，尤其是我这个半瓶子醋的学生，心里的忐忑可想而知。到了要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整天的惴惴不安，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图书馆里窜来窜去，总也找不到合适的选题，心理非常焦躁，到约定的见导师的日子，总算凑了一堆题目，准备到时候应付差事。
记得是在中央党校科研部的小会议室，导师龚育之教授和李忠杰教授听选题汇报。在凑起来的一批选题中，关于“三农”问题的几个选题我比较有兴趣，作为重点汇报内容，其他的顺带说说，想听听导师的看法和意见，全部被否都有可能，心理准备还挺充分。其中一个选题是，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的城乡关系问题研究。2001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课题组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出现新的“十大社会阶层”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个人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心理和利益上出现隔阂与分歧，城市资源和农村资源之间的交换渠道和统筹城乡之间的政策规则将会被打破，原有的维系城乡关系的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城乡关系也肯定随之发生深层次的变革，再加上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过低问题、农村教育文化及村容村貌非常落后问题，被称为“三农”问题已经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人形容当时的“三农”状况是，“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1995年前后党的文献就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我更倾向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龚老师听后表态说，工农联盟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些年讲得不多了，讲得不多并不是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工农联盟遇到了什么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三农”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博士生还是应该从本专业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李忠杰老师表示赞同。我的论文选题确定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问题研究”。
选题确定了，心理没有轻松，压力反而更大了。简单地利用互联网搜索，到国家图书馆进行书目搜寻，凡是和“工农联盟”相关的词条，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内容，70年代很少但还有，八九十年代的资料和文献中这个词几乎绝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了“工农”或者“联盟”这样的词语，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简直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本来理论功底就薄弱，又选了一个冷僻的问题来研究，心里很没底，还得硬着头皮拱。
论文写出前几部分的时候，我把纸质稿和电子稿都给了龚老师，请他老人家抽空批阅一下，也想试探试探他老人家对稿子的看法，心里做好了挨批挨骂的准备，日子在惶惶不安中度过。那时候龚老师既要处理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两个单位的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还要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再加上他老人家自己手头常年不辍的研究工作，劳累程度可见一斑。一天晚上23时已过，我正准备洗漱休息，电话响起，听筒里传来了龚老师疲惫的声音，那么晚了猛然听到老师的声音，心里顿时激动万分。龚老师开门见山地说，几部分论文已看过，每一部分都做了具体的书面批改意见，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表述不清楚，分析不到位。他举例说，论文中讲建国后党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不正确的，建国后我们是照搬苏联模式，国民经济的比例是重轻农，直到出现粮食问题后，我们才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论文还说党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也是不确切的，统购统销是两层意思，农产品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统销”，而不是在农村的统购统销。我在电话这边唯唯诺诺，脸红心跳，热汗直流。70多岁的老人，平时承担着繁重的领导工作和研究任务，还对着电脑屏幕逐字逐句修改十几万字的论文，又是这么的严谨，那该是多么劳心费神的事啊！因为自己的不够认真，给导师增加了那么多的劳动量，对导师的愧疚之情永远在心。
至今保留着龚老师修改的纸质论文稿，时不时地拿出来翻阅，激励自己，也反思自己。在论文的目录页，龚老师用铅笔写道：“章、节、目，用不同字体不同字号不同的前空格，这样才醒目”。在目录的编排上，我虽用序号做了区分，但是的确没有做到像导师要求的那样。论文的留白处，龚老师对观点正确且表述清楚的标上对勾，意思不确切的用半对勾，观点或者引用错误的或者分析有问题的标叉叉，并且对每一句话甚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了修改。如对论文中有关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分析，龚老师批写：新阶层的内涵的复杂性，兼有身份的多样性；对引用的邓小平的一段话，批写：邓此话是改革之前说的；在“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这句话前，龚老师加上了“迄今为止”四个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严谨，是严格，同时也是榜样，是楷模，也是激励我前行的动力。
难忘病床前的教诲
龚老师年轻时就患有肾病，到我跟导师做学生的时候他年事已高，又有了脑血管硬化的病症。常言，人老腿先老，看到龚老师走路的步幅越来越小，看到迈步时腿部明显沉重的样子，心里都感到很不是滋味。每次见面问及他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常规毛病。在同病魔作斗争的同时，龚老师还在《学习时报》开辟专栏，一篇又一篇的《党史札记》如期和读者见面，还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和学术研讨会议。
记得2002年冬天，龚老师因脑血管疾病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以往多次生病住院，他总是不让学生去探望，除非哪个学生有学术问题或者论文情况需要交流，才被允许到病房和他见面。经过沟通，也是梁玉秋师姐毕业论文写作问题需要听听龚老师意见，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和梁师姐约定去医院看望老人家。临去之前汤应武老师再三叮嘱，和龚老师见面多谈学习情况，这是龚老师最关心的，但不要带任何礼品，由于龚老师对花粉过敏，连一束鲜花都不要带。这样我和师姐两手空空走进病房，显得连最基本的礼仪都没有。进病房前，我和梁师姐还在说，龚老师生病住进医院，虽然我们心里很难过，但是对他老人家而言也是借此机会休息一下，他太累了。但当我们走进病房，看到的情况和我们的想象却大相径庭，龚老师半躺在病床上，手里捧着的是一部特厚特大号的本子在看，床头桌上还放着很多的书籍和资料。当时师姐说龚老师都生病了还不休息，还在看书写东西，对恢复健康不利，龚老师却笑着说，平时抽不出这么大块的时间看这个稿子，生病住院反而有时间了，趁这个机会把原来来不及看的稿子看看。当时龚老师说的是什么稿子我已记不得了，但此时此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梁师姐汇报完论文写作情况后，龚老师问我们上午在中央党校听大报告情况。中央党校按惯例每周五安排学员听有关领导同志做的形势报告，现在看来，能亲耳聆听大领导就某一个方面的形势进行分析，机会多么难得，但在当时就觉得听大报告习以为常，周五上午成了我们安排自己事情的自由时间，或以各种理由不去参加。我们如实讲没有听上午的报告，并有几分自我辩解地说，从报纸上网络上已经看到了刚闭幕全会的公报，觉得再听报告难有新意。以往龚老师对我们讲的话题或者问题不感兴趣的时候，常常默默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这次全然不是这样，得知我们没有去听大报告时，龚老师的表情变得很严肃，语气变得很严厉，给我们讲，研究生听大报告是党校独有的条件和优势，也体现对党校研究生理论培养的重视，作为中央党校的研究生，要珍惜听讲机会，要从讲座中了解形势，要把听报告作为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的一部分来看待。
听龚老师说到这里，我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一是没把听大报告当做个人难得的学习知识、了解形势的宝贵机会加以珍惜；二是没想到龚老师把我们听大报告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一部分来看待；更为重要的是，龚老师那么大年纪，躺在病床上仍然没有丢掉工作，而是把住院当做不被打扰的整块时间加以利用，好像住院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他老人家更好工作提供了环境和条件。看到导师对待事业的态度和思想境界，反观自己，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却总想着偷懒，总是给自己逃避任务找各种理由和借口，这实际上给我们上了人生十分生动的一堂课。
一顿温馨而又永远难忘的晚餐
博士毕业后离开了北京，我回到家乡，还是从事干部教育与培训工作，无论从工作生活环境还是工作业务本身，自感压力不是很大，三年来从导师那里收获的不仅是理论知识，还有对人对事对环境的精神与态度，这都是我不断成长进步的动力和食粮。离导师的空间距离远了，反而更加怀念跟着导师学习的时光，回忆导师教导的点点滴滴，每次出差到北京，都要尽可能和导师通个电话，心里渴望着能有机会再听听导师的教导。
一次到中央党校出版社办理公务后，大约晚上六点左右我给龚老师家打电话，想约在晚饭后去看望他老人家，当龚老师得知我住在中央党校招待所，就说让我马上到他家去，晚上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聊，语气十分明确，没有给我丝毫推辞的空间。我欣然前往。打车到龚老师家所在的街道后，由于天黑视线不好，我没有找到他家所在的小区，却又不忍心再电话打扰，结果出租车在那里兜了两圈，还是没有找到。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时候，龚老师的电话打过来了，询问我走到了哪里，并说正是车流高峰，不用着急，接着又重复他家的详细地址。终于到了龚老师家。从出发到到达，竟然用了一个半小时。
那晚吃饭时，有一老先生在场，看年纪很大，听力好像也不太好，龚老师对他恭敬有加，我没敢冒然开口，龚老师告诉我，那是他的小学老师，姓什么我已记不得，说是坐火车到北京办理什么事情，龚老师特意把他请到家中。让导师、师母及家人等那么长时间，况且还有客人，我心中过意不去，表示歉意。龚老师却和蔼地跟我说，现在毕业了，和原来在校做学生时不一样，从外地来北京，到家中吃饭很方便，也可以更好地谈谈工作情况。想起当年在校学习时，总觉得导师身居高层领导，又是全国知名理论家，对导师格外敬重，当学业学术任务完成不太好时，心里更多的是敬畏，感觉导师的目光中透出的是严厉。而今，导师和蔼的言谈话语透出的是亲切，是慈祥。无论严厉还是亲切，留在心中的是永远的温暖。
边吃边聊，时间过得很快。那位老先生要回入住的宾馆，龚老师和师母孙老师亲自送到楼下，临上车之际，龚老师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沓钱，双手递给老人，说补贴生活用。回到房间龚老师说，他的小学老师因方方面面原因，生活还比较拮据，那么大年纪，从湖南到北京连卧铺票都舍不得买。当时没有问龚老师对孩童时代的老师印象有多深刻，但龚老师的话语充满了对当年老师的敬重与关心。一顿虽然延迟但我感觉十分温馨的晚餐，让我受到了一次尊师重道心灵上的洗礼。
面对临终告别签名簿的感慨
2007年6月12日，恩师龚育之教授走了。得此消息，悲伤之至。孙玉杰教授既是龚老师的学生，又是我的老师，我们相商前往北京参加告别仪式。孙玉杰老师是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也是河南省管优秀专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她回忆十年前在中央党校跟龚老师做访问学者的情况，说龚老师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对她帮助很大，而且做事低调，龚老师从中央党校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到郑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孙老师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把他到来的消息告诉地方党校的领导，龚老师不让通知，说自己已经退下来，参加的又不是党校组织的学术活动，不给地方党校添麻烦。后来孙玉杰老师个人出面陪着龚老师参加考察活动。
那天八宝山一号告别大厅前站满了人，各界人士自发来为龚老师送行，厚厚的告别签名簿用了几十本。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我来到龚老师家，师母让我把这些签名簿上的名字录入电脑保存，既是对参加人员的尊重，也应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纪念。签名的人多，字体各异，有的名字写的很草，连师母也难以认出，就请石仲泉先生帮助辨认。录入完毕，面对名录，有学界泰斗，也有社会名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名录，更是社会各界对龚老师的尊重和敬佩。
我觉得，于光远先生在《走进龚育之》一书的序中一段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在我的心目中，龚育之是一个好学勤思、知识渊博的人，他不仅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功底，在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写过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他还是一个思维敏捷、治学严谨、才华横溢的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曾参与起草和修改了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为党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又是一个不知疲倦、忘我奉献、一贯做事认真周到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承担了比别人更多的工作，也为这个国家和党，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好学勤思、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治学严谨、才华横溢”、“忘我奉献、做事认真周到”，一个人的一生，能用这三组词中的一组来形容，已经很难得，龚老师这三个方面都做到了。
龚老师在《增订新版后记》中写下：“现在我已年过七十二。如果天假以年，我还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自我认为对读者有用的条件下，继续写一些文章，这是可以向读者预作报告的”。这是龚老师工作精神的真实写照，活到老，工作到老。
敬爱的导师龚育之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思想财富永远伴随着我们，他对待工作、生活的态度和精神也永远激励着我们奋然前行。
（原文刊载于《北京党史》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