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秉林 

 （2014年2月10日）

    每年春节，我都会去看望东昌同志。今年，正当我准备去看望他时，竟传来了他不幸病逝的消息。记得上次去看他时，他虽然在病榻上，但仍关注着学校社会科学学科健康发展的问题，他思路清晰、高瞻远瞩的分析，语重心长的嘱托……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真不愿接受再也不能与何老共同探讨问题的事实。此时此刻，何老关心、引导我的许多许多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东昌同志从1956年5月至1966年“文革”爆发，一直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新建的工程物理系首任系主任，我作为1965年入学的新生，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系里聆听他的迎新讲话。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与当时班里的同学们一样，心中最神圣、美好的理想，就是像高年级的学长们那样，能亲身参与原子弹的研制，为国家“两弹一星”事业作出贡献，而报考清华工程物理系，正是我们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一步。在这样的氛围里，何东昌老师讲述了工程物理系创办、发展的历程与其肩负的历史使命，他说“工程物理”就是比“工程”多了“物理”、比“物理”多了“工程”，实际上是培养理科和工科相结合的高级人才。他还向我们提出殷切的希望……他的话给我们以极大的激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正当我们踌躇满志地规划未来、进入循序渐进的学习阶段时，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一切。开始时，我也曾想满腔热情地投入运动之中，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让我失望，特别是两派红卫兵搞起了武斗，在清华大学已经找不到一张可以平静读书的书桌了。1967年末，我背着书包回了家，直到1968年9月底收到工宣队来信，称学校里要复课闹革命时，我才奉命返回，期望开始学习。回校后才知道，我们主要还是在社会大课堂里接受实践教育，去工厂、去部队、去农村。后来，学校办起了碘化纳晶体厂，用铊来激活碘化钠晶体，实现对γ射线的探测，我有幸参与研发与生产。而被批为“蒋南翔忠实走狗”的何东昌同志，除了在学校里接受批斗外，就被安排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由于我曾被造反派称作“修正主义的苗子”，没有资格参与任何红卫兵组织，工宣队觉得我没有派性，就让我做了厂里的一个负责人，在这里，由我安排何东昌同志的工作，因此我们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度过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回想起来，虽然当时我也知道他是时时被提防的“走资派”，而我却特别愿意与他相处，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不平凡的人格魅力，感到他很朴实、正直，是非常有思想、有信念的人。

　　他虽然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对自己走过的路，对自己的信仰，始终丝毫都没有动摇。他经常对我说，不能忘记你们肩上的责任，一定要在困境中设法学习专业知识；一定要相信祖国科技事业的未来，要积极靠近组织……他曾直接问过我：“你写入党申请了吗？”我说：“像我这样都成了修正主义苗子的人，党并不会需要我的。我真不明白，你现在这种处境，天天都挨批斗，怎么还劝我呀？！”他非常郑重地对我说，我现在遇到的这点打击，不是什么大事，我坚信党和群众会给我一个正确的结论，你的事情就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关键是你们自己不能放弃入学时抱定的为国家原子能事业贡献力量的信念。运动不会一直这样搞下去，一切都会过去，你们最终是要完成学习专业知识的任务……加入党组织，努力提高思想觉悟，争取更多的学习机会，对你的事业是有益的。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努力地投入科研、实践，与同志们一起研制出了合格的碘化纳晶体。1970年底，我加入了党组织。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清华与全国一样，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这是一次试图纠正“文革”错误、逐步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尝试。此前，东昌同志已经被结合进学校领导班子，并从1972年1月起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主管教改工作。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从“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排除干扰，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东昌同志立即抓住时机，积极认真地贯彻周总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在他主持下，调研并调整了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计划，首先要求工农兵学员进行半年文化补习，并增加了业务理论课的学时。特别是为了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他高瞻远瞩地开办了固体物理等四个研究生班，这在当时是一个有很大争议和很大风险的决策。

　　1973年初，根据杨振宁先生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倡导，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要求北大、清华安排此事，清华正是在东昌同志的主持下，由滕藤同志具体落实，创办了中国当时仅有的一批基础科学研究生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在东昌同志直接关心下，进入了固体物理研究生班，迈出了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关键一步。当时，我在教研室里担任工农兵学员的班主任，也为他们上一些课。当得知将开设研究生班时，我非常兴奋，立即写了申请，希望能去学习。可由于教研室里年轻人不多，工作任务重，系领导希望我留在室里。就在这时，东昌同志亲自出面，做了相关领导同志的工作，劝他们要把眼光放远，要让年轻人打好坚实的基础，最终系领导同意放我到研究生班去深造。在这个班上，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的许多学术权威给我们精心上课，我们经常与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共同讨论问题，虽然这个班当时仅仅坚持了大半年多的脱产正规学习，但从导师那里，我们不仅学到了许多急需的专业知识，更被他们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风范所折服。正当我们心无旁骛、争分夺秒地刻苦学习时，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转了向，1973年初冬，何东昌同志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11月他又一次被免除了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我们的研究生班虽然还存在，但却中断了课堂学习而转为开门办学、下厂实践等勉强维持到1975年。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前，我们给重又走上领导岗位的东昌同志写信，希望能补上没有完成的学业。又是在他的直接指示下，四个研究生班得以恢复，而我也正是在1979年底从研究生班被选拔出国的，其他大部分同学于1982年正式毕业……正是在这里打下的坚实基础，才使我能在丹麦学习期间，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回校继续任教。东昌同志不但关心我在业务上的成长，也十分关心我个人的生活，当他得知我与爱人仍处于两地生活时，特别关照工物系领导，希望能尽快把我爱人调入清华。虽然此事并没有那么顺利，最终是在我爱人考入师范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由学校出面与师大协商将她调入了清华社会科学系。每当我回忆起这些难忘的事情时，总会为“文革”中的时局变幻而困惑，为东昌同志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仍坚持培育人才的挚着、机敏而感慨万端。

　　1982年秋，作为第一批取得博士学位从海外回国的人，荣誉与鲜花接踵而至，不少媒体也争相与我预约，希望采访我，一直默默专心于业务的我很不适应，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些通过组织上安排的“公事”。这时，东昌同志已调任教育部部长，但他仍然住在清华。当我找到东昌同志说起此类事情时，他与我谈了很长时间，他谈到“文化大革命”对科技、教育事业的巨大破坏，谈到我们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谈到国家、清华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国家特殊时期里非常宝贵的人才，眼下最为紧迫的任务，一方面是自己的继续提高，同时要把你们学到的知识尽快传播给没有机会出去学习的人；另一方面是要结合我们这里的情况把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吸收过来，推动我们的教学改革。时间是有限的，不能把它浪费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事情上……他的这些话使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此后，再遇到类似的采访、会议邀请，我经常会委婉地加以拒绝，从而保证把主要精力投身于我所热爱的专业中去。当时我所在的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体成员就是当初固体物理研究生班的十几位同学，我们在熊家炯、张宏涛同志带领下，承担起了开办固体物理专业、建立和发展固体物理（后来改称凝聚态物理）学科的新使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业务上的难题，但大家齐心合力，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终于使这一专业方向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日后物理系的复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回想起来，如果回国后没有这样的锻炼机会，没有不断攻克难关锐意进取，自己很难在业务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也不可能在1986年被推荐为杨振宁中美高级学者交流计划的成员，到美国圣母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使自己在一个更高水平的平台上与同行探讨新的问题，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1990年初的一天晚上，校长张孝文来到我家，谈起要我有个思想准备，说学校打算安排我接替熊家炯的工作，任物理系主任。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比较突然的，我一直没有做管理工作的思想准备，但作为一名党员，也只能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可过了些天，张孝文校长又找到我，说学校经讨论最后决定暂时先不让我担任物理系主任，特别提到，东昌同志等学校老领导认为，对于业务骨干的发展要有长远的规划，不应过早地把他们推向管理岗位，分散他们的精力。对于这样的决定，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深知是东昌同志又一次帮助了我，使我能在业务上更上层楼。1999年，我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较为年轻的院士之一。

　　回顾往事，可以说东昌同志正是改变了我成长轨迹，并助我成功的人。他的教诲和帮助，使我受益匪浅；他的坚定信念、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等，更值得我学习。2003年，我走上了学校领导岗位，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2012年卸任。这期间，东昌同志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但对学校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仍然十分关心，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总结这将近十年的工作，可以说令我最为欣慰的事情，就是能够像东昌同志那样，始终以人才强校作为工作重心，努力发掘、培育年轻人，真情爱护、扶持各类人才，为他们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想，这应是对东昌同志的最好报答。

（本文转自清华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