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采薇（1932）

    我于1929年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二年级。在清华园三载寒窗是我生活中珍贵的岁月。我们的课程，从二年级起，无论中外籍教授，全部用英语讲课。当时的教授学识渊博，又善于讲授，引人入胜。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剑桥大学教授理查兹（I?A?Richards）教小说，他对当代英美的小说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叙述、阐释与评论准确而透彻。他那柔和而稍带英国南方口音、娓娓动听的讲解，至今似仍在耳边。温源宁教授教十九世纪文学，他是当时的名教授，从城内来清华时，每次连讲两学时，不休息，他的讲课形式与内容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学生们自始至终凝神倾听。叶公超教授教中译英。当时这是一门新课程，三四年级生都可选修，但学生不到十人。第一学期，译外交文件；第二学期，译文学作品。我记得曾译《红楼梦》的选段，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除上课外，晚间他给我们每人个别辅导，两星期一次，详细讲解我们的译文应如何修改，使我们获益匪浅，为我后来中译英的工作，锻炼了基本功。吴宓教授尤其使我永远铭记在心。四年级时，我用英文写毕业论文《希腊悲剧中的妇女》，但不知如何着手，向他求助。他耐心指导，从头教我如何搜集与整理资料，写卡片，最后写成论文，费了不少心血。现在回忆起来，这些教师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目前，他们为我敞开了研究文学的大门。

    当时清华大学学习空气浓厚。我的课程大都排在上午，下午及晚间我就在图书馆阅读参考书。那时旧图书馆的外墙遮满了爬山虎的藤蔓；建筑虽不算大，但馆内藏书丰富，尤其是欧美文学书籍。我们系的学生，需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书。图书馆很安静，真是个极好的学习环境。我记得二年级上学期结束时，教西方哲学史的邓以蛰教授，要求学生写一篇英文论文代替考试。我用了整个寒假，在图书馆看了许多参考书，写了一篇关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论文。论文写成，我的眼睛却因过度疲劳患了针眼。

    但是，清华园的生活有时也活泼轻松。西洋语言文学系的女生中有四人——黎宪初，李家瀛，尹萃英和我——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现已改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毕业生，在中学已同学五年。课余我们常在一起散步或游玩。别的同学暗中给我们起了个外号“四喜丸子”。第四级（即一九三二级）毕业时的年鉴上，还刊登了我们四人的头像，放在一个盘子内。

    当时我和黎宪初更是朝夕与共、无话不谈的好友。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冬季成为天然溜冰场，离女生宿舍古月堂很近。那年冬季，我和黎宪初时常一起去溜冰。黎宪初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女儿；她家学渊源，中文基础很好，写的书信与散文清新流利，亲切而细腻地抒发感情。令人惋惜的是，她英年早逝，已于一九五零年在美国逝世。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我们初学溜冰，但跃跃欲试。有一次，我的冰刀到该磨的时候啦，很滑，我的溜冰技术又不熟练，在冰场上，简直寸步难行，连站都站不稳，一连摔了六七十跤，但仍兴致勃勃。我们虽肌肠辘辘，也不愿离开冰场去吃晚饭。

    二年级时，我们学《酉方浪漫主义的诗歌》，我和黎宪初都很钦佩英国诗人拜伦，潇洒豪放，向往自由民主。我们课余阅读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Andre Maurois）的《拜伦传》。书中说拜伦好骑马驰骋。我们想仿效他，但在清华园找不到马，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年春天，下午没有课的时候，我俩就常常骑驴到大钟寺、香山等西郊名胜处游玩。

    那年夏季，我住在学校练习游泳。刚稍稍学会蛙泳，就又学跳水，感觉很难，总跳不好。我暗下决心，想好好练练。那时清华的游泳池有个规定，必须至少有五人在一起，才准进去。有一天，碰巧游泳池没关门，池内无人，我悄悄溜了进去。我从游泳池边中间的地方跳下去，竟直直地站在池子里，但水已没顶。我看不清哪边水深，哪边水浅，心里发慌，只好乱摸着游。幸亏一会儿功夫，游到了浅水处，爬上岸边。事后，我真有点后怕。

    倏忽间，三年过去了，我们即将毕业。我们是清华大学第一班女生，毕业时学校男女生之比约为十与一。学校成立了毕业生就业咨询委员会。我们几位女生去登记，寻求就业的机会。咨询委员会的人员叹口气说；“女生就业难啦！”这使我们对前途感觉渺茫。离校前夕，我和黎宪初常在校园内徘徊漫步，对清华园深深眷恋，不愿离开校园。

    对六十年前校园生活的回忆，使我增添了活力。我决心在晚年发挥余热，把我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尽量贡献出来，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古老而又光辉灿烂的文化，多翻译些书籍和文章。尽管体力已不如当年，而干劲依然如旧，我还学习中国山水画与花鸟画。勤能补拙，老当益壮，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本文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