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口述 李瑞芝整理
一九二五年我被录取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第一届学生，我高兴极了，从上海抱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北京。那年我刚满十八岁。踏入清华大学校园，首先看到的是那桐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那时候的清华大学，校园没有现在大，大约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学校周围是宽阔的庄稼地和乡村农舍，清华大学巍然矗立其中，有如鹤立鸡群，非常突出。清华校园绿草如茵，树木葱翠，五颜六色的、我说不出名字的花儿，围绕在各种建筑物的四周，那活泼舒适的体育馆，精致幽雅的图书馆，宏伟壮观的大礼堂，严肃坚固的科学馆，更是令我神往。我生活在这个林园似的学校里，感到无限的幸福，并不由自主地萌生了一种自豪感。我从常熟家乡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觉得好像进了天堂，这回更是从天堂走到了另一个更美丽的天堂。所以“清华学堂”在我心目中实际上是“清华天堂”。
进了清华，第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是陶葆楷同学给我的帮助。他是留美预备班的学生，比我大一二岁，比我早几年进校，他就像大哥哥一样处处关心我、照顾我，我也很高兴和他在一起。他时常对我说：“我们将来都要离开学校的，无论是在学校当老师还是在某单位、某部门工作，除了有丰富的学识之外，还要有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才能把你的思想、你的知识更有效地传播给别人。”他鼓励我学讲演。最糟糕的是我在中学时只爱好数学，不注重国文的学习，不知讲演稿怎么写，他耐心地教我，教我如何做笔记，如何写稿子，如何讲演。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摸到了“门”。后来我能够比较流畅地写学术论文，写讲义，在给学生讲课或和同事们交谈时，常爱带几分幽默，这都与他当年对我的帮助分不开。
在第一年普通课程的学习中，最使我入迷的是化学课。我在中学时从没接触过化学试验，而在清华大学的化学试验室里，各种各样的试验设备和试剂使我眼花缭乱，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喜欢，对各种化学反应都有非常高的兴趣．进了试验室我总是认真地、尽可能多地做各种试验，做着做着就忘了时间，常常要有人提醒我或赶我离开试验室时，我才会感觉到肚子饿了，赶快到食堂去找点什么充充饥。
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课，叶企孙教授在大课堂上给我们做物理实验，表演伯努利（Bernoulli）原理，即将豌豆放在一个很小的、带有管子的漏斗型上，从管子那头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掉不下来，也没被吹的气冲走。他要学生们解释这是什么现象，我想了想，解释了这个问题，叶教授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理解问题清晰准确。自这以后，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上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我原来是想学化学的，前面说了我对化学特别感兴趣，可是在一年后，在叶企孙教授的影响下，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了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一九二八年，我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这时吴有训教授应聘来清华物理系主持近代物理课程．他在教学中尤其重视物理实验，他给我们介绍和剖释了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实验及其结论，如密立根的油滴实验，汤姆孙的抛物线离子谱，汤生的气体放电研究，卢瑟福的α粒子散射实验等等。他特别注重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使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的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精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事实之上。吴有训教授还手把手地教我做实验，那是一九二九年冬天，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他给我确定了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吴教授和我一起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到学校甚至到市场上挑选仪器设备，教我做实验的方法。于是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开始，我每天上午九时前将六米长、直径零点五毫米的裸铜线水平地架到实验室外五米高的空中。用蜡杆使它绝缘，用静电机使导线具有负三千伏的电势，由于静电机一般给出更高的电势，所以用变电阻漏电法使它保持在所要求的电势。裸铜线架在空中，直到上午十一时，然后仔细地把它绕在一个线框上。在静电机停止工作二分钟后，把线框放人金叶验电器的绝缘箱内，通过显微镜读出金叶的放电率，同时记录下该天上午的大气压、风速与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气温。
这个实验如果是在夏天倒没有什么困难，最多出点汗，遇到雨天挨点浇罢了；可这是在冬天，整个实验都是在冬天做的，那时候北京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要冷，我要在冰天雪地的室外每天重复进行架线、绕线、观测气象的劳动，遇上恶劣天气更是糟糕。记得有一次刮大风，裸铜线刚刚架上去就给大风刮倒了，但实验还是要做呀！我又重架，反复与大风搏斗了三次才算架牢，弄得我筋疲力尽，双手都冻僵了，回到室内像针刺一样疼痛。
就这样持续做了六个月，收集到了完整的数据和大气放射性的平均值与最高值的按月的变化，得出了结论，写出了论文。过了若干年，我自己当了教授时，才深刻理解到原来吴有训教授让我做这个题目的目的，除了要透彻研究北平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要锻炼和培养他的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的能力和耐心，即使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实验也不能间断。
一九三Ｏ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那里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还有一件使我义愤填膺、终生难忘的事。那是我刚读一年级的时候，学生会召集同学们开会，学生会主席给我们做讲演，说三月十二日那天，日本军舰侵入我内河，遭到我驻守大沽口国民军的阻击，英、美、日等借口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碟，这是多么无理！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外国人随意践踏，我们坚决维护领土完整……。他的讲演激起了全体同学的爱国热忱，决定联合各大学的学生举行一次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游行。那时候我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还动员同学汪如峰也参加，他当时有点犹豫，怕影响学习，我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犹豫什么，硬拉着他也参加了。
参加集会游行的人很多，大约有四五千人，除了清华、燕京大学以外，还有女师大等许多学校的学生。我们先在天安门集会，然后游行到段棋瑞执政府门前示威（即现在张自忠路原人民大学校址），只见门前和四周站着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枪口正对着我们。听见有同学喊：“同学们，他们要开枪了，注意躲开。”也听见有的同学喊：“不怕，他们不敢向我们开枪，即使开枪也是朝天开。”话音刚落，枪声真响了，我以为是朝天开的，可是随着枪声在我旁边的同学倒下了，血溅到我的衣服上，我傻眼了，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也倒下了一片，这时人群全乱了，我夹在人流里不知东南西北地跟着跑。一边跑一边找和我同来的汪如峰，没找着，心想莫非他也给打死了，真是对不起他，没想到竟会出这种事，段棋瑞政府不爱国，还帮外国人镇压爱国的学生，真是岂有此理，罪该万死。在气愤和懊悔交加的心情中，不知不觉到了西直门，那里也聚集了许多从各路跑回来的同学。在人群中突然发现了汪如峰，他也同时看到了我，我们见了面，互相拥抱着，庆幸我们没有被白白地打死；而我同班同学韦杰三在这次事件中遭了难，牺牲了。我们亲身经历这场镇压学生的罪恶场面，目睹着无辜的爱国者惨死在卖国统治者的枪口下，内心里对卖国贼的仇恨更深。虽然事情发生在六十年前，但每当我回忆起这个事件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多少年来，人们公认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这是当之无愧的，它培养了无数的国家栋梁，在国际上多少学者名人也曾在清华摇篮里哺育成长。我上面记叙的这些往事，相隔已经半个多世纪，可它在我的脑海中始终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觉得我很有运气，有机会考进了清华大学，遇到了这么多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读书，几十年来我始终珍惜这一切。在我后来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实验工作中，一直忘不了老师对我的教导、同学对我的帮助，我也力求以同样的方式、思想、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可是实际上我不如他们做得好，很惭愧，对不起我的老师，也对不起我的学生。
（本文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