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明（1925）
1917年秋，我初次来到清华园，这是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事，因为它塑造了我的心灵，影响了我的思想、习惯、作风——凡是我的任何一点可取之处几乎无不与在清华园里几年时间中的生活有关。
那时我还不到十三岁，刚刚在上海县立养正小学毕业。小学毕业之后当然要上中学。上海有好几所有名的中学，最有名的四所是南洋中学、敬业中学、民立中学、浦东中学。我却看中了远在北京的清华园。那时清华园中的“清华学校”是全国一所独特的学校，因为它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办的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
在暑假中由三舅父带领我去南京参加教育厅考试。我得到录取地知之后，心里兴奋得不得了，母亲也十分高兴。独生子将远离膝下到北京去，她不得不从繁忙的教育工作中（她是一个教育家、一个女子中学的倡办人，全力以赴昼夜不辍地工作着，见《教育家的一生——袁希澔先生回忆录》）抽出时间来亲自为儿子准备行装。北地寒冷，老棉袄不够了，做了一件老羊皮袍子，加上罩衫，亲手做了十双布底鞋。不久又带领我去见一个世交叶醴文老先生，他是上海名宿，一个举人，在清华教高等科国文。后来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叶企孙就是叶先生的儿子。母亲拜托叶老先生带我去北京，并且当面商定我每星期一次到古月堂叶先生处去补习国文，并交一篇作文。
一到清华园里，我可真开了眼界。那时我虽则年龄很小，可是上海的所谓“十里洋场”我是熟悉的，南京北京我已到过，也可算得见多识广，但我却从未看到过这么漂亮的花园，修剪得这么整齐的大草坪，这么疏密有致的树木，荷花池残叶犹存，小土山，山旁亭子，小土山上的钟亭，小河，木桥，到处是宽阔平坦而不无曲折的道路，真是景色秀丽。加之以工字厅古月堂的古色古香，科学馆、罗斯福纪念体育馆、图书馆（那时还只是第一段）刚刚落成，都是金碧辉煌，设备齐全，大礼堂还在打桩，全是在国内从未见过的最新式最漂亮而又最坚固的建筑。新楼（即有那桐所写“清华学堂”的那座）和其东的旧大楼则是备有光鲜发亮的打腊地板和抵御北地风沙的双层拉窗，装有暖气设备，并不过分华丽但极为讲究舒适。高等科宿舍在新大楼旧大楼之北，中等科宿舍和教室在小河之北大操场之东图书馆之西，都是一排排兵营式的宽敞的平房，贯以长廊，隙地广植石芍夹竹桃，富有我国传统园亭之胜。游憩在这么大一个花园中的仅是学生数百名，教职员工人数相称，真是幽闭谧静，无异洞天福地。
非但如此，同学们都是全国各省选拔出来的学子，录取颇非容易。他们相聚一起晨夕与共，有看不完的书，练不完的运动，说不完的话。我是从六七岁起就住在学校宿舍里的，现在当然不会恋家，就是那些娇生惯养公子哥儿出身的同学过不了几天也都乐不思家。
然而母亲对我放心吗？过去我是每星期回家一次，现在则是每年一次了。在她繁忙工作之余能不想念我吗？我到校不几天就坐下来写家信。这恰巧符合了学校规定。中等科学生最大的不过十六七岁，最小的十二三岁。学校设有“斋务处”，这是管理学生的机构。也许“管理”两字不很确切，因为积极诱导远远超过了消极管理，尤其是陈筱田当斋务长的时期里。斋务处对学生非常严格，为的是积极负起国家和家长交给他们的责任。大约到校不过二三天斋务长召集我们谈天，会上宣布了许多我们必须养成的习惯，亦即我们必须自觉遵守的规定。校中设有学生银行，所有的钱存入银行，支款使用支票，中等科学生开支票必须有斋务处背书（即凭本人签字之外还要有斋务处图章），而斋务处有一本大帐簿，我们每次支款时所支款额与所报用途均有记录，以免我们滥吃滥用。每人发给一本日用帐薄，一本按月收支对照表。每人必须记帐，帐面与斋务处大帐薄须基本上相符，月底自己结帐，填写收支对照表交斋务处松对。每人每月又必须写两封家信，多写听便，但两封必须交斋务处，下半月的那封自己封口，而月初的那封不封口，由斋务处把上月收支对照表装进寄发。
陈斋务长是一个大胖子，天津人。经常和学生来往谈笑。学生犯了规则，工友拿了纸条子，上面写着某某学生的姓名，说“先生，斋务处找”。我们都怕斋务处找。到斋务处，不论是陈胖子或者哪一个斋务员总是和善而严肃地说理开导，从来不疾言厉色，但是我们都很肯听话，因为我们的确明白了道理。大约1920年左右陈斋务长去职，继任的李斋务长就不一样了，往往采取消极方式，其结果是一个姓万的同学受罚不服，在食堂中公开殴打斋务长，弄得斋务长威信扫地。陈筱田先生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是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出色的教育家之一，决非李胡子所能学像。这一对比，我以为，极其富有启发性，每一个人对于弟妹子女，对于生徒助手，该采取什么态度所收效果最大，不是很可斟酌吗？大而至于治国平天下，又何独不然呢？
清华一贯重视体育运动。我进清华时，体育馆已落成，有淋浴，有游泳池，有健身房。大操场上有正规跑道，正规足球场；有七八个篮球场，十几个网球场。每天下午四点钟是“强迫运动”时间，在四点到五点这一个小时之内全校所有房屋统统关闭，所有高等科中等科同学统统自动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当时全校同学不过五六百人，体育设备充足有余。体育教师马约翰先生原是四百四十码名将，后来又来了一个美国教师Mr .Bryce，也是一个田径好手。国术教师是李剑秋先生。还有国文教师张梦兰老先生是前清武举人，喜欢射箭，有时也来指导学生。
清华的运动在华北是有名的。北京各校无可匹敌者，在华北运动会中亦是稳拿总分冠军的。1918年在太原举行第三届华北运动会，我以童子军资格前往参加旗语、搭桥、救护等技术表演。那次清华几乎包办了大部分项目的冠军。上海的南洋大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是华东各大学足球冠军，在我到清华园的前一年，即1916年，南洋足球队北征，在京津一带所向无敌，到清华一役被杀得败下阵来，成3：2之局，偃息鼓而归。我虽未及亲见这场厮杀，但老同学们讲述时指手划脚，我们新同学听着也眉飞色舞。我是1925级，也叫乙丑级，到校大概不过一个月就组织了足球队，取名“塞耳听”，意为十三人，穿上足球鞋，在正规足球场上踢正规足球，并不像比我们后一辈的青少年从踢小皮球、小型足球逐步升级的。
高等科毕业时需要满足的许多不太容易的条件之中，其一就是体育。不论何人倘若体育测验不及格就休想到美国去留学。测验标准包括游泳两个来回，爬绳两次到顶，一百码，四百四十码，跳远，铅球等规定田径项目达到规定成绩。许多“老先生”平素抱着书本用功，学习成绩非常出色，一到高等三年级也就不得不戴着洋瓶底厚眼镜在运动场上勤学苦练起来。就因为如此，“旧制”清华同学在体育运动方面都有一手，绝无例外。
我在美国大学读书时，“体育馆里的运动和田径场球场上的运动成绩和一般（美国）同学相仿，可说是比上虽尚不足，；比下却颇有余，学期成绩是B”（见铁明：《我的大学年代（二）》）。回想在清华园里强迫运动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个子矮小，力气也不大，有几项心中颇为踌躇。铅球很重，深恐推不出去压着自己的脚，跳栏又怕绊在栏上摔胶，会被同学们传为笑柄，都是等到晚餐钟响，同学们都不在了，独自留在运动场上偷试，那时只有老工友在收拾体育用品，即使我出了洋相，他也不会耻笑我的。就是这样，我在田径中除了长跑和撑竿跳高之外，球类中则没有例外，我都可以来一下，虽则成绩谈不上好，一直到我三十岁左右时，在省级运动会上，一百米和跳远都还可以得分。网球、棒球都还可以抵挡一阵。
（本文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