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经富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4年01月01日
陈寅恪 1963年信
最近在读书时发现没有收入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陈寅恪先生遗札两通，现把两函整理释读发表。
致郑天挺函
敬启者：
去岁之夏，弟拙著《元白诗笺证》中《长恨歌》一篇，曾托由汪篯君整理。当时除稔知其熟于唐代史实外，又觉其思路周详，文理缜密，甚为叹赏。近以另篇《新乐府笺证》一稿急于付印，颇觉其整理工作殆舍汪君莫属，故仍请汪君任之。此稿共分五十余节，约占拙作《元白诗笺证》全书之半。不特篇幅甚长，排比不易，兼又每节前后救应尤费推敲。汪君自从事整理以后，殚尽心力，无问昼夜，辄与弟商讨斟酌，改订增补，用功既勤，裨益尤大。昨据汪君言，前接洽北大职业时，先生曾促其速行完成研究院①毕业论文。近月余之时间，已以全神贯注于弟之文稿，而此稿之杀青尚须时日，深虑先生以其论文未成，致有斥责且或影响及于其暑假晋级或续聘之前途。窃以为汪君自借住弟处以来，于今行将一载，弟深知其深宵攻读，终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创见之多，亦可推见其数年来未尝稍懈，诚足当所谓好学深思者。至其论文所以未能于近日完成之故，实由于全力整理弟之文稿，致行搁置。用敢特为证明其事，甚望先生有以谅之，并稍宽假其呈交论文之时间，俾其安心为感。以弟所知者，而论其为弟整理文稿所费之工力，实已不下于撰写论文一篇。而其作为研究院毕业论文之用者，其大旨则久曾与弟讨论，深以为可，或不致有负先生提擢奖拔之苦心也。
耑此奉恳
敬颂
著安
弟 陈寅恪 敬启
五月十七日
按：此函录自《郑天挺先生学行录》所载郑克晟《陈寅恪与郑天挺》一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写信时间为1948年5月17日，写信的事由、背景如下：
陈寅恪的弟子汪篯（1916—1966），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成为陈寅恪众多弟子中的一员。1939年5月，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聘陈寅恪为导师。汪篯考入该所深造，随陈寅恪研治隋唐史。1946年底，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随学校复员回到北平，时在吉林长白师范学院任教的汪篯放弃工作回到老师身边。当时汪篯31岁，尚未成家，遂吃住在老师家中。半年后，汪篯在另一位老师、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的斡旋下，被北大聘为历史系教员，但不用在北大上班，做陈寅恪的助手。当时陈寅恪还有一位学生王永兴，也是北大历史系教员，与汪篯做同一件事。由北大出人做清华大学教授的助手，这除了说明陈寅恪在学界的地位之高，也透露了当时北平学术界的风气淳厚。
陈寅恪在函中对汪篯的勤奋努力、学术水平给予很高的评价，为汪篯未能按时完成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论文缓颊说项。函中提及汪篯在他家吃住将近一年，可见师生关系非同一般。这封信的出现，证明1953年底中科院请汪篯南下广州（一说汪篯主动请缨）劝说陈寅恪北返，是有师生关系做基础的。问题出在1948年12月陈寅恪南下后，政治态度、思想观念出现了剧烈的波动，而汪篯留在北京，融入了时流，加入了组织，改变了史观，师生关系已今非昔比了。汪篯从陈寅恪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到淡出陈寅恪视野，是时代造成的，时代的动荡撕裂了他们感情的纽带。关于此事，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20年》披露、分析甚详，但未使用这份材料。
此外，郑克晟《陈寅恪与郑天挺》一文还提供了另一份反映陈、汪关系遽变的材料，即向达致郑天挺函。函云：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学院派汪篯去广州，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粤后语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压增高。最近致书锡予、心恒、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发牢骚。其致弟及一良函末，并属将情形特告先生，而陈师母另函又谓不必将函转陈。锡予先生亦同此意，谓如此可以不致广为宣传云云。其实陈先生致汤、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学院矣。用陈梗概，尚祈察鉴，幸甚！幸甚！敬颂
道安
弟 向达 谨上
（1953年）12月6日
这两份反映陈、汪师生关系的材料，或可作为《陈寅恪的最后20年》相关内容的一个补充。
致马世良函
籋云世先生左右：
昨奉手教，并宣纸一张，敬悉一切。寅本不工书，两眼失明，股骨断折。职是之故，来示所言不敢承命，尚希鉴原。昔年曾偕邓伯诚先生造访尊府，参观令伯大人所藏佛经，因获见尊大人。此事不觉匆匆已五十载矣。先生年来点勘古籍，必大有贡献矣。
耑此奉复，宣纸璧还，乞察收为荷。敬请
撰安
寅恪 敬复
六三年十月廿八日
心安先生处请代致意
按：此函录自赵胥编注的《朴庐藏珍——近现代文人学者墨迹选》，中华书局2013年3月版。函为陈夫人唐筼代笔。此函涉及五人：1、收信人马世良籋（niè）云；2、邓伯诚；3、马世良伯父；4、马世良父亲；5、心安先生。
今考籋云乃马世良，字籋云，晚清绍英次子。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姓马佳氏，其后人辛亥革命后遂取马字为姓。世良乃绍英次子，其兄名世杰。绍英历任盛京礼部侍郎，盛京、成都、绥远城将军，左都御史兼都统，工部尚书等职。辛亥革命后，任溥仪宫中内务府大臣。有《绍英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出版。绍英有五兄弟，绍英最小，四位兄长中，同母仅四兄绍彝（字叙五），两兄弟往来甚密。陈寅恪信中提及的马世良伯父应该就是绍彝。
邓伯诚即邓高镜，字伯诚，湖南宁远人。研究墨学，著有《墨经新释》（商务1933年）。其人也精研佛学，据梁漱溟回忆，1917年顷蔡元培曾聘请其在北大哲学系讲授《百论》（梁漱溟《忆往谈旧录》83页）。此人也曾参与过整理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残卷。1935年左右曾任教于沈阳东北大学，讲授佛学。著有《释摩诃衍论考》（《师大国学丛刊》1931年第1期）。
最后一人“心安先生”为何人暂不详。考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中有方壮猷，号欣庵，亦作心安。曾赴法国随伯希和习东方学，解放后一直在武汉学术机构工作。如果收信人马世良在武汉，则此“心安先生”可能是方壮猷。如果马世良收信时不在武汉，则此“心安先生”另有其人。此函中提到的马世良校勘古籍事，亦暂不详。
马世良似喜收藏名人墨迹，曾收藏俞平伯、启功书法作品，故亦向陈寅恪征求墨迹。
此函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陈寅恪早年的一段人事关系和学术动向，考释如下：
1、陈寅恪随邓伯诚拜访绍英、绍彝的时间，应为1915年，这一年陈寅恪正在北京做经界局长蔡锷的秘书和教育部欧文编审。陈寅恪此函写于1963年，函中云“忽忽已五十年矣”，乃成数。按《绍英日记》1915年2月1日记：“邓先生来谈佛学。”2月15日记：“晚邓伯成来谈修净土法。”，此后绍英日记中未再见提及邓氏。陈寅恪随邓伯诚拜访绍英和绍彝，可能即这两次中的一次。《绍英日记》未提及陈寅恪，或因陈寅恪当时年轻，名头不大，绍英未在意，忽略了。绍彝亦有日记，可惜存其后人手中尚未披露，里面或许有陈寅恪拜访之事的记录。
2、1915年，陈寅恪26岁。此前已赴德国、瑞士、法国留学。他于1912年末至1914年秋就读于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期间，与著名的东方学学者伯希和有过交往。伯希和最让欧洲汉学界轰动的举动，是在1908年2月从敦煌千佛洞里取走了六千余卷极其珍贵的手抄卷子。法国政府特为他在法兰西学院设了一个中亚语言、历史、考古教授席位。1911年，他正式就职，讲授敦煌文献。陈寅恪与伯希和结识，有机会接触到敦煌文献，引发他进一步了解西洋东方学的欲望。但是，1914年8月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留学的正常进程，他于战前匆匆回国，结束了与伯希和的这段交游。四年后他再度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钻研东方学知识，关注佛经。1925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授与东方学、佛经翻译考订有关的课程。因此，1915年陈寅恪在北京与精通佛学的邓伯诚去拜访参观绍彝收藏的佛经（可能有敦煌卷子），是有学术上的渊源关系的。
（印晓峰先生对此函整理、考证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