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端木美 时间：2013年1月
吴冠中与端木正，当这两个名字放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吴冠中之于美术界，端木正之于法学界，都是赫赫有名的泰斗式人物。当本文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把他们的凡人往事与友情记录下来，他们便在百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中有了共同的位置：他们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二战烽烟消散时的留法学子、他们同为50年代初毅然归国效力新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都是80年代后欧美同学会留法分会的普通而又忠实的成员。他们的友谊延续了60年，他们同是站在中法文化交流高峰上的代表性人物。
战乱中的青年时代
吴冠中出生于1919年，端木正出生于1920年。他们是生长于充满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的同一代人。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但是他们同样受到哀鸿遍野的祖国大地的抚育、留下了终身不变的爱国怜民的人文情怀。
吴冠中的父亲是江苏宜兴乡村小学教师，兼种十余亩水田养家糊口。他期待吴冠中能从无锡师范学校初中毕业后当一名高小教员，然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走出乡村的吴冠中已经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意识到工业救国的重要性，他报考了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可是他的生活道路注定要在17岁时发生彻底改变。命运让他在学生军训中认识了后来同样享誉世界的旅法美术家朱德群。当时朱德群正在杭州艺专预科学习美术，吴冠中在他引导下参观了杭州艺专。学校里展出的各类美术品大大震撼了吴冠中，使他不顾父亲反对，铁了心要进艺专学美术。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前身是蔡元培先生于1928年在杭州倡建的国立艺术院，是我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院校。首任校长是留法归来的著名画家林风眠。大部分教师也都是留法艺术家。学校借鉴巴黎美术学院经验，结合中国特点办学，学校开设法文课。1930年艺术院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并增设培养预备生的艺术高中部，首开全国艺术院校办附中的先河。这所学校为我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艺术家，除了吴冠中、李可染、罗工柳等之外，如今享誉世界的旅法画家朱德群、赵无极也出自该校。
吴冠中进入该校学习两年后，1937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在全面抗战的烽火中，他跟随学校开始了离开杭州的艰苦辗转迁徙：江西贵溪、湖南沅陵、贵阳、昆明、四川壁山、重庆沙坪坝，九死一生，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学校才回到杭州。在这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漫长流亡路上，吴冠中痛心疾首：“我仔细观察窗外的荒村、废墟、贫穷连着贫穷的大地，从昆明一路连绵到重庆，真是一条困难的长城”，他为“我苦难的祖国，还抚育着我们这一代苦难的子孙”感到痛苦。这段艰难历程深深地印在年青的吴冠中的心底，这也成了他后来回祖国、回故乡、回家园奉献他的艺术创作的力量源泉。
端木正也成长于这样的时代。不同的是，他出身于安徽安庆的书香世家。他的祖父也曾是在乡村开办私塾的秀才。其父不足15岁便投笔从戎参加了辛亥革命，后进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军需学校学习并任教，不论教书或做官，坚持让子女读书为本、正直为人。端木正出生在北京，曾在今天的府学胡同小学读书，学校毗邻的供奉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给幼小的端木正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端木正随家庭到南京，在金陵中学读书，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南京学联的革命活动。1937年端木正高中毕业后很渴望投考清华大学。据他回忆，在上海考场，座位都坐好了，还得了一份午餐，但是受‘七•七事变’的影响，考卷没有送达，考清华的愿望就落空了。当时各高校自行考试，端木正之前已经考取燕京大学新闻系。然而北平沦陷，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端木正也成了流亡学生，选择借读武汉大学政治系的安排，在迁徙奔波中、在名师云集的武汉大学完成他大学学业，为他此后的学术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此时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端木正赶往昆明参加考试，1943年考取了梦寐以求的清华研究院“国际法组”研究生，师从名师张奚若、陈序经、邵循恪等，那时研究生数量少，跟老师接触很多，终身受益。据他回忆：“西南联大环境很艰苦，吃的饭经常带沙子，宿舍条件简陋，但学风非常好，座位满了站在窗口听课也不以为苦，学习热情很高，经常冒着抗日战争的警报声去找图书，精神生活相当丰富。”对于这段难忘的岁月，他总结道：“抗战八年我是在读大学和研究生度过的，目睹我的老师们怎样艰苦卓绝教育我们这一代人。日寇空袭、颠沛流离、法币贬值、资料不足、住房狭小、电灯昏暗……但他们为了延续民族的文化，为了民族的未来，甘之如饴，保证质量地讲课，还不断出科研成果。”就这样，漫长的战争岁月铸造了一代民族精英。
殊途同归法国求学
吴冠中与端木正，两个学科不同的年轻人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谁也不认识谁。然而他们的生命轨迹却从1946年开始发生了交错。一个遥远的国度开启了他们共有的梦想，为此他们有了殊途同归的后半生。日后改变他们命运的国家就是远在欧罗巴的法兰西共和国。
对于吴冠中，自从他进入杭州艺专之后，接触到的老师大多数是从法国回来的艺术家。如林风眠，是一位1918年赴法勤工俭学、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的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还有一连串名留青史的美术家：林文铮、吴大羽、蔡威廉、刘开渠、李超士等都是留法归来的佼佼者，他们传授的法国美术流派深深影响了吴冠中。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及画报基本上都是法国出版物，学校还开设了法文课。在艺专七年，吴冠中一直在学法文。法兰西通过这些路径进入了吴冠中的青春梦想中。在战争最艰难的1942年，吴冠中从迁往重庆附近的松林岗的杭州艺专毕业，接受重庆大学聘请成为建筑系美术助教。业余时间吴冠中到毗邻的中央大学继续学习法语，他意识到要想到法国留学，必须学好法语。他梦想象他的老师们一样通过勤工俭学到法国学习艺术，为了学好法语，他向从法国回来的焦菊隐先生、天主教法国神父都请教过。
而端木正，从青年时代起痛感旧中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耻辱、国家地位不平等的耻辱，为了一个强国梦他选择国际法为主攻学科。他在清华研究院的三年时间里，深受那些接受过欧美教育的政法专业导师们的影响，如张奚若、钱端升、陈序经、王铁崖等，在这些兼备中西文化精神、传统爱国情怀、高远国际视野的前辈的榜样带动下，端木正选择了到现代国际法学产生地西欧学习的深造方向。当时，法国吸引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那是发生过法国大革命、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端木正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有幸聆听过著名历史学家杨人楩先生的“法国大革命史”课程，他深为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所折服。二战之后，端木正注意到，法国众多享誉世界的国际法泰斗们尚健在，如曾任国际法院院长的儒勒•巴德旺、曾任巴黎科学院院长的吉尔贝特•吉代尔、著名国际公法专家马塞尔•西贝尔等等；而一批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中生代国际法专家也崭露头角，如夏尔•卢梭、苏珊•巴斯蒂等等。为此，在西南联大读研究院时端木正注重在专业之外学习法语，他的法语基础就在这个时期打下的。
1946年一件足以使许多经历八年抗战、颠沛流离而幸存下来的青年学子改变命运的事件出现：国民政府在全国公开招考公派留学生。重庆是九个考区之一。吴冠中就在重庆沙坪坝考点参加了考试。端木正由于昆明没有考点，也赶到重庆沙坪坝。不过这二位此时仍为陌路之人。直到为看发榜，他们都赶到了南京。在南京教育部门前金榜题名，吴冠中清晰地记得：“金榜就张贴在教育部大门口，一大张黄色的纸上面，录取名单用毛笔黑字抄录得整整齐齐，分专业，按名次，全国各地录取的人名全在上面”，“此榜同时发布在《中央日报》等几个重要报纸”。端木正则在家人看到金榜之后才获喜讯。吴冠中与端木正同榜考上法国招收的40名留学生，一个是美术专业，一个是国际法专业。这是二战中断留学生交流后第一批派往西方国家的公费生，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全国留学生讲习班，据他们回忆，蒋介石也来讲话，足见重视。就在这个讲习班上，吴冠中与端木正相识了，开始他们长达六十年的友谊。
巴黎攻读归国效力
这批留法学生的旅费由中国国民政府负责，而学费与生活费用则由法国外交部负担。吴冠中在考上第二年，1947年7月就与53位赴欧美的留学生一起乘美国轮船“海眼号”从上海出发，经意大利拿波里前往美国。留欧学生在拿波里下船换火车奔赴各留学国。在海上漂泊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吴冠中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克服海上旅行的种种不适，从拿波里上岸乘火车辗转到巴黎，进入了他日思梦想的巴黎美术学院。他选择名教授、刻苦学习、跑遍了巴黎的大小博物馆、画廊。特别是卢浮宫，他和其他美术学生一样，把它看成第二课堂，几乎天天都去参观。但是，对于吴冠中，随着时间推移，每每从卢浮宫出来，他感到古典与经典离他渐行渐远，“而从印象派开始的欧洲现代艺术越来越吸引我”。他崇尚塞尚、梵高、高更、莫奈、马蒂斯、毕加索等等。他为这些艺术家充满激情的作品而陶醉。他回忆道：“当年的现代艺术馆在东京宫，我基本上每周都去看好几次。”除此之外，他经常去的还有罗丹博物馆等以及各式画廊，意在“注意艺坛新动向”。
总之，巴黎三年，吴冠中通过师从名师、实地观画吸取大量艺术营养，并且有见地在学院派和现代派之间，看到差异、做出取舍。他最崇敬的法国著名现代派画家苏弗尔皮用他摆脱学院派的拘谨、充满思想和智慧的生动讲课使吴冠中折服，“影响我终身的艺术创作和人生道路”。法国留学为吴冠中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开拓者奠定坚实基础。
端木正则不同。在与吴冠中同年考上法国政府奖学金生后，他未能尽早赴法国学习。他要先完成在清华研究院的硕士学业，1947年7月他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与中立法”。如今这份论文原件珍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毕业后为等待国民政府提供的留学生路费，端木正先留校成为张奚若先生的助教，后于1948年6月底与另外8位中国公费生乘法国海轮“盎特莱蓬号”前往法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于同年8月到达法国马赛，并随即赴里昂，按照安排先到里昂中法大学强化法语学习，两个月后赴巴黎，进入巴黎大学法律系攻读博士。在巴黎，端木正有幸聆听当时极富盛名的老一辈法国国际法专家的课程，同时也得到当时知名中年学者的指导。例如夏尔•卢梭教授，他的讲课中涉及中国事例较多，端木正颇有点想法，于是在学期结束时给他写了封信，谈到有关中国的国际法问题，有些是与教授不同的意见，有些是自己的补充意见。卢梭教授很快就约端木正见面，在他的信上写了很多批注，并热情地与端木正探讨问题，他的谦虚、诚恳和具有启发性的谈话给端木正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位女教授苏珊•巴斯蒂夫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她“上课认真，话无虚发”的教学态度也成为端木正终身效法的榜样。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端木正的博士论文于1950年6月答辩成功，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国籍在国际法院的组成和运用上的重要性”。该论文原件现保存于巴黎大学CUJAS图书馆内，而他的修改草本则珍藏在清华大学档案馆内。随后，端木正在1950年12月完成论文“中国海上捕获法”，获巴黎大学高级国际研究所毕业文凭，该论文现存清华大学档案馆。这两个论文是青年时代的端木正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国际法的范例。
在巴黎时，吴冠中与端木正虽然各有专业，但是留学生们之间有很多的交流。据吴冠中回忆，他们曾一起住在大学城，端木正常到他的宿舍聊天，还有其它同学，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岁月，他们在远离故土的异乡评点国内时局。国共内战的局势变化、共产党的政策等都是留学生们的议论中心，学习法律的端木正对政治动态很关心。回国还是留下也是学生们争论的关键，往往这就是他们之间无数次讨论、彻夜畅谈的主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们都面临艰难的去留抉择。最终，吴冠中和端木正与大多数同学一样，渴望为建设新中国效力，毅然结束学业，怀着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踏上归国的旅程。
道路崎岖坚定前行
吴冠中比端木正早一年回到祖国，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这个江南汉子欢欣地从老家接到等候了他三年的妻儿，来到首都北京。在五十年代，这些从西方归国的留学生都有过不平常的心路和实现抱负的曲折途径。吴冠中也不例外。文艺整风，他被指为教学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他成了“形式主义的堡垒”，于是被调离美术学院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纯技法的水彩绘画课程。后来他又被调离清华，先后到了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院任教。这段被边缘化的时期，在吴冠中看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他倒是远离干扰、没有名利的诱惑，专心美术创作，特别选择与政治无关又能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风景画，背着画板游走在祖国大好江山之间，一次次回到他梦魂牵绕的江南故乡，从中吸取滋养他的作品的文化精神营养和坚守信念的力量。在不能发表作品的年代里，他沉浸在把从法国所学结合到本土文化的全新独特的绘画创作中，默默地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度过他称之为没有同路人的半生的孤独。他知道，他的那些归国的其他学科的同学们，包括端木正在内，虽然都是各学科的精英，大都有过不同的遭遇，没有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充分发挥专业才华的机缘。
的确如此，端木正成功完成学业回国之时，清华大学正在调整为工科大学，他已经不可能在清华园找回他的助教位置。他接受了当年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之邀，南下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于1888年的大学。50年代初这里云集了一批有感于陈序经校长的品格与诚意而来的各学科精英，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姜立夫等等。端木正成为最年青的副教授兼历史政治学系代系主任。这是要实现报效祖国愿望的开端。然而随着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合并到中山大学等院校，法律专业也被取消，端木正只能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国际法则无奈地留在他的青春报国梦中。他在历史系长达28年之久，大部分时间受各类运动影响，曾错划右派，一段时间被剥夺教学的权利。他后来对吴冠中倾诉，他一辈子都以教书育人为重为荣，但是被打成右派当不成教书匠，特别难过。摘帽之后恢复教学工作不久又赶上文化革命。幸而，端木正从不自暴自弃，从不沉沦，在被批判受歧视的阴暗岁月里，他也像吴冠中那样在孤独中潜心钻研业务，通过翻译、教学等工作在历史学科中做出成绩。
吴冠中与端木正历经磨难，走出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废墟，迎来了改革开放时代。吴冠中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盼来真正能心情舒畅地作画的好时光。他努力探索油画的民族化、在水彩画中寻求现代化。力图用中国传统材料工具来表现现代精神。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吴冠中的个人画展，用他的话说，展出的油画和水彩画是他探索的杂交混血儿。虽然，吴冠中在理论与实践中提出的见解，一直有很多争议，但是他的作品在国内外获得的巨大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他已经成为融合中西方艺术的探路者，在争议中真正成为在东西方构建文化桥梁的人。
端木正则首先在文革结束学界万马齐喑之时，以其对法国史研究的独特成果而脱颖而出，1979年成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创建人之一。次年当他准备在60岁退休时，却意外地被任命为即将复办的中山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在一无人手二无书籍的情况下重建已经消失了28年的法律系，这对一位饱经风霜的花甲老人，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端木正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巴黎大学打下的坚实专业基础，成功地在短时间内把中大法律系建成中国南方最有影响的法律人才培养地之一。由于他的声誉和努力，法律系从1981年起就注重对外交流，端木正或受邀到欧美国家讲学，或邀请外国法学名家来华授课，其中也包括他青年时代的法国老师、年迈的享誉世界的苏珊•巴斯蒂夫人。在推动中国与西方的法学交流中起着先锋作用。此外，他本人也一再演绎一位老留法学子的传奇生涯：65岁时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70岁时被任命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73岁时成为中国派往海牙国际仲裁法院仲裁员。与此同时没有离开他的讲坛。在晚年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法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
北京重逢友情永存
从巴黎分手到北京重逢，吴冠中与端木正南北相隔了40年。直到1990年端木正从广州来到北京到最高人民法院履职，他们才得以重拾40年前巴黎情谊。虽然从满头青丝到白了少年头，生活无情地在他们依然坚毅真诚的面容上刻下饱经风霜的年轮，但是他们的赤诚之情未改、报国之心依旧。当其他人可以退休安享晚年之时，吴冠中与端木正仍然在各自岗位上追逐青年时代的报国梦。
吴冠中在1992年成为首位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画展的中国在世画家。其个展曾在国内10余主要城市及新加坡、美国的四家博物馆、英国、法国、日本等博物馆或画廊举行。他的作品越来越为世界欢迎，价格不断飙升。作为受西方风格影响而又保持中国风格的现代派画家先锋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是对中国传统的超越、是中西方文化有机融合的典范。为此他曾荣获1990年法国文化部最高文艺勋位及1993年巴黎市金勋章，2002年更是荣获极少授予外国人的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的通讯院士称号，2003年12月84岁的吴冠中获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
端木正1990年赴北京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之后主管交通庭与外事工作，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坚持在其位就谋其政，不辞辛劳走遍当时全国九个海事法院和二十多个铁路法院，推动交通海事领域司法建设。在对外交往中，多次接待来访的外国法学界学者官员、多次率团出访、多次参加国际法律学术会议。与此同时他继续在中国法学会担任理事、受聘为外交学院名誉教授、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担任名誉会长职务，关心中国史学发展，深受学界敬重。他每年两度南下广州继续他的研究生教学及法学研究的指导工作，为学生修改论文、为他们的著作撰写序言、推荐和派遣学生出国深造等等，呕心沥血、甘当人梯。2005年85岁的端木正荣获广东省政府颁发的“特别学术成就奖”。
不过，在北京吴冠中与端木正在各自工作之余有个他们的共同家园：成立于1913年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这是几代留学归国人员之家。他们得以相逢在留法同学会举办的聚会上。那些年一群40年代留学法国的老同学，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对欧美同学会情有独钟。每年春暖花开之时，在留法分会的后生晚辈们精心安排下，这批一生饱经沧桑依然不改爱国初衷的老留学生都会相依相扶聚首会所北大厅，不论地位高低，关系很随便，互叙衷肠，一如他们青年时代，令人感动。
吴冠中在90年代曾经经历一场蒙受假画侵权案的干扰，以他署名的一幅拍卖画是伪作，为捍卫艺术的圣洁、保护美术家权益，吴冠中以七十多岁高龄愤而走上法庭，历经两年多曲折才获终审胜诉。这个期间，端木正非常关心老朋友的案件。经常电话书信了解情况，也曾去吴家看望。如今在他的藏书中，一本吴冠中所赠的《吴冠中文集》里夹有那几年有关吴冠中案件的多份剪报，以及吴冠中的来信。端木正推崇司法独立，作为最高法院副院长，他不干预地方法院的审判工作。但是对于此案一拖再拖，他一直感到愤怒痛苦，对于老朋友身心俱疲地陷在官司中表示极大同情和关怀。对此，在2009年出版的吴冠中口述、燕子执笔的《百日谈》中，吴冠中专门设有一节“端木正”，谈到这次官司中端木正对他的关心。这一节篇幅不长，但是吴冠中追忆了与端木正从青年时代起相识的过程，他所知道的端木正的遭遇。最后他伤感地回忆两个老朋友在耄耋之年、百病缠身，同在北京医院看病。他们最后相见时端木正坐在轮椅里。时间定格在2006年，是年11月端木正从北京回到广州，永远留在了广州的冬天里。这场长达六十年的友情戛然而止，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惆怅和忧伤。吴冠中在2010年6月离开人世。也许他们会在天堂重逢，继续巴黎的彻夜畅谈。
主要参考书目：吴冠中：《吴冠中文集》，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成都。
吴冠中口述、燕子执笔：《吴冠中百日谈》，东方出版社，2009•北京。
端木正：《端木正文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广州。
王振民主编：《鸿迹--纪念法学家端木正教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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