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情系清华——纪念周诒春校长诞辰130周年

清华大学校史馆  金富军

    清华建校之初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经过二十余年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已发展为国内著名高等学府。学校的快速发展,与历任校长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其中第三任周诒春贡献良多。

    周诒春任校长期间,积极推行完全人格之教育,实行严格管理,改革留美学生选拔机制,提出清华向完全大学过渡,使清华学校的教学等各方面得到稳定发展,许多清华优良的传统也在此时期奠基。清华校友陈宏振曾高度评价周诒春:“他是母校的拓荒者,母校的创建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播下精选的种子,收获到丰硕的果实,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奠定下巩固的基础,尤其是,培育出母校同学个个引为自豪的清华精神。”

    今年适逢周诒春校长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敬意与怀念。

出任清华学校校长

    周诒春,字寄梅,汉族,祖籍安徽休宁,1883年12月生于湖北汉口。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入威斯康辛、耶鲁等校学习教育、心理等专业,1909年得硕士学位后回国。1911年参加清廷留学生考试。(相当于科举时代的会试)授进士,点翰林(当时社会上称这科翰林为“洋翰林”),出任上海复旦公学心理学、哲学教员。曾参与颜惠庆主编我国第一部《英汉大字典》工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并曾任孙中山先生英文秘书。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9日起,学堂宣布停课。1912年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清华学堂监督,周诒春被聘为教务长。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10月,清华学堂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学堂”改称“学校”,把“监督”改称“校长”。唐国安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任副校长。

    1913年8月,唐国安致信外交部,以自己病情“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为由,推荐周诒春继任清华学校校长。他称赞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唐国安病逝后,外交部任命周诒春任清华学校第二任校长。10月27日,周诒春就任校长职,至1918年1月辞职,在清华任校长达4年又5个月。

 “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

    周诒春办学有自己的理念与理想。许多清华校友指出:“周先生办清华有理想,有原则。”周诒春理想的核心,即:“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什么是“完全人格”?1914年《清华周刊》一篇文章中说:“完全之人格谓何?其人之一切行动均在法律之内是也。”通俗讲,完全人格教育即着力将学生培养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国家公民。这一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生德智体三育并重,他说:“清华学校,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故对于三育所施教育之功,不遗余力。”

    德育方面,周诒春注重将学生培养为爱国、拥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与协作精神的现代公民。

    首先,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鼓励留洋学生回国服务。

    周诒春经常强调:清华学生既受特别权利,当奋发有为,力戒虚骄自大;当耐劳忍苦,力戒贪安好逸;当以学问经济为目的,不可以学位为目的;当群策群力,同气同声,以挽救国家。据此,他提出学生择业三条标准:“(一)天性之所近”;“(二)国家所急需”;“(三)能造福于人类”。

    周诒春利用一切机会,将对学生爱国精神的培养贯穿在教育实践的点点滴滴之中。1917年留美的裘燮钧回忆:“最使我终身不能忘怀者,在到芝加哥之前夜在火车上开座谈会,周校长希望此次同来美国之全体学生,学成后回国服务,并期望每人能创办一项新事业。假定一项新事业能使五十人有就业机会,如此则此次同来之七、八十人可能为国家创造数千人就业机会云。”正是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循循善诱,培育了清华学生强烈的爱国精神与责任意识,形成了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激发一代代清华学子将自己命运与祖国、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服务祖国。

    其次,提倡社会事业,培养学生的实干精神社会公德。

    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及教育部认为“国基甫定,民智未开,学校教育尚未普及,非实施社会教育无以谋启。”周诒春对社会事业的理解,并不仅仅在开民智、易风俗,也不仅仅是学生课外增加知识与提高才干,而赋予它更积极的意义。他将社会事业定义为“以有余之时间,有余之财力,有余之心思,谋他人之幸福之谓也。”周诒春认为当时中国积弱积贫,“惟其总因在生计之艰难。故其补救在谋生计之充裕。”显然,直接解决办法在于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良政治法律、整顿金融等事业。但这些非一人一力所能成,也非学生知识、经验所能及。所以,学生只能采取间接的法子,“学生于求学时代,既不能有助于政治、经济、财政及军政矣,然则岂遽无一能有助于国乎?曰有,即从事社会事业,从根本上改革是也。”“至间接解决,在人人以其有余,谋人不足。以己之心思财力,增进他人之幸福。”

    周诒春也指出,中国落后的另一大原因是“学生实行精神之缺乏”。因此,如果在校期间能够培养学生“养成实行之习惯,他日毕业应世,自不甘清净无为矣,此社会事业有造于学生之实行力者也。”可见,在周诒春看来,社会事业于国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间接的途径,于学生个人是一个培养社会道德、锻炼社会才能的机会。

    周诒春特别强调清华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与精神,他十分赞赏留美清华学生在课余上街演讲,认为此举“不自私其所学,而殷殷以公德为重。”“不特启侨氓之智识,亦可渐除外人之污蔑矣。”他指出,社会事业“为人而非为己,尽己之心力,以谋人之幸福。”

    在学校提倡之下,清华学生热心投身于社会服务,自1912年成立青年会服务部,至1918年周诒春离职,期间共有青年会社会服务团(1912)、通俗演讲团(1912)、校役夜学(1914)、星期六学校(1914)、成府职业学校(1915)、星期日学校(1916)、清华社会服务团(1917)、补习学校(1918)等8个社会服务性团体成立。其中,成府职业学校系周诒春等人亲自发起组织,赞助清华附近贫寒失学子弟入校学习,学生多时达72名。

    在这些服务社会的活动中,清华学生“意投则合,共策进行,纯然以公益为怀。”既深入了解社会、认识自我,又很好地锻炼了社会工作能力。

    周诒春经常提醒同学要正确处理社会事业与课内学习的关系,及时纠正部分学生本末倒置地过分热心社会作业而耽误学习的错误,他指出:“吾人不可放弃功课焉。吾人入学之宗旨固在求学,非以专习办事。”

    再次,提倡团体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与合作意识。

    周诒春特别强调实干,他指出“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也。”学生要在各种团体中着眼于大体,不谋小团体利益。通过联络、团结,胜不骄、败不馁,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显然,周诒春的立足点还在于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在残酷的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

    清华学生也深深体会到周诒春的良苦用心,认识到“像我们这般颓唐的国家,要想振作,非得有一群人老实肯作事。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抱着好心肠极力的作事。不管怎样作法都是好的。换句话,不管怎样,实地的工作最有价值。在学校里,养成不肯放过光阴,时刻准备作事的习惯最要紧。”清华校内各类学生会社活动有声有色,各类出版物也蓬勃发展。清华学生也将组织、参与各种会社与出版各种刊物视为“自动的作业”与“练习的机会”,培养自己“创作的精神”。

    周诒春长校期间,共有基督教青年会、唱歌团、孔教会、达德励志学会、清华学会、清华科学社、国情考察会、法文学会、文学会、铜乐队等20多个专门性团体陆续成立。出版物方面,除了全校性的《清华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报》等外,各级还有自己各种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华园里丰富的工作、学习生活。学生通过主办、参与各种活动,培养了良好的集体意识与合作精神。

    1923年毕业生张忠绂指出:“西方学校提倡运动的真正价值原在训练学生严格遵守规则,在两方面同意的规则下,作公平竞争。本团的团员必须有和衷共济的精神(team work),不能因个人想出风头,而影响全体的得失。”清华学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清华学生善于自觉,富于同情的观感,具有牺牲的志愿,常时得着作事的乐趣,尤肯顾全团体名誉。”

    体育方面,周诒春将体育作为育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倡体魄与人格并重,注重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

    近代以来,西方讥讽中国为东亚病夫。1916年《清华周刊》一篇文章揭橥国弱的根源:“国弱者何,民不强也。民胡为而不强,体育之未普,而民力无由振也。”

    周诒春长校后,提倡体育不遗余力。在他的支持下,来自美国的休梅克博士(Dr. Shoemaker)在清华建立了现代化的体育训练体系,使清华成为“中国最早设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郝更生称“民国二年至六年实为清华体育提倡时代”。在周诒春看来,体育并不仅仅为了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养成与体质强壮相应的心力的健康,“体质之强壮,与心力之健康,常成一种比例。”

    人格、体魄健全的人,才能担负起救国、强国的重任,从这个角度说,提倡体育又是强国之必需。“于此竞争之世界,欲保存我中国不亡,业与新世界、新社会之人士竞争,以挽救我极危险之老大国,非与德育、智育之外,将前此文弱之旧习,一一扫除而廓清之决不能有济也。”爱国主义思想是清华体育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诒春希望通过运动“冀使同学皆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更好地投身国家建设中去。清华提倡体育的目的不在于争夺赛场上的荣誉,而在普及提高。清华自建校起,即成立体育会,校内各类运动会蓬勃展开,“以竞争的方法促运动的进步。”当时,清华体育主要由两项:呼吸运动和强迫运动。这两项训练直到1919年春季体育馆落成,各类体育课转移到体育馆内后才取消。

    周诒春提倡强迫体育,希望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通过形式上的约束,改变学生的思想认识,最终培养出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当然,强迫锻炼也并非毫不近人情,如果天气过于寒冷,学校也会适当放松要求,或缩短运动时间,如运动开始时间从下午四点调整到四点十五分。周诒春本人也“常常深入到学生中间,或把一些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除了检查学业外,还要闻闻他们口中有无异味,问问是否经常洗澡,每天通不通大便,参加不参加体育活动。”

    周诒春以拓荒者的精神,极力提倡体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清华一直坚持早年形成的重视体育的优良传统,体育精神深深浸透整个清华园,让万千清华学子受益无穷。李济认为:清华求学“最大的益处,在健康的一面”。这种认识代表了大多数同学的想法。校友李榦说:“我读过不少清华同学的自传,作者一致认为北平清华每天早晨十五分钟的体操,严寒盛暑,风雨无阻,活动四肢、深呼吸,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好训练。”

    清华提倡体育,在普遍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同时,也造就我国第一批体育人才。1913至1925年间12次华北运动会,清华获7次团体第一名,并涌现出潘文炳、黄元道、杨锦魁、关颂声等一批著名运动员。1913年春,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The Far East Olympic Games)上,清华获多项第一,成绩突出,扬名国外。1915年在上海及1917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二、三次远东运动会上,清华继续取得优异成绩。郝更生评价“民国七年至十一年,实为清华体育鼎盛时代。”

    周诒春积极推进“三育并举”,获得了同学们的积极响应。1916年,中等科一二年级学生自发组织“三育研究会”,以“联络感情、练习口才、锻炼身体为宗旨”。此外,清华还设置三育奖,对在德、智、体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一定奖励。1918年,共有约130人分别获得德育奖、智育奖与体育奖。

    吴宓在清华建校15周年总结清华办学得失时,将有良好的“公民道德”作为清华毕业生的两大优点之一。吴宓指出:公民道德“非仅用之于政治,即寻常团结,及私人交际,亦随在可以用之。小之如不走草地,不随处涕唾,不私取他人物件,借人银钱必还,有约必到。大之如维持大局,力趋稳健,不使学校风潮扩大,不使学校卷入政治漩涡,不以党派权利,及私人恩怨动起暴争。凡此皆清华学生之特长,高出于中国今日他校而可以自豪者。”

以严格管理实现理想学生生活

    如果说“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是周诒春教育思想的目标,那么严格管理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重以学校管理法,无不以培养完全人格为怀。”正如有人评论周诒春“办事既具眼光,复富魄力;其心目中,皆具一种理想之学生生活,而以严格之管理,以为实现此种生活之工具。”

    周诒春实行严格管理,主要原因是当时清华学生总体年龄偏低。清华招收中等科学生年龄在12至15之间、高等科年龄在16至20之间。中等科插班生年龄在14至15之间、高等科插班生年龄不超过19岁。清华学校学生,尤其是中等科学生,都是年幼的孩子,根性未定,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早期清华订立了许多关于教务、总务、斋务、游学、考试、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执行这些规章,养成了清华行政、管理、教学等工作守制度、讲效率、“照章办事”的传统作风。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赞誉清华“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

    周诒春特别重视学生管理,对年龄偏小的中等科学生尤其严格。学校设有“斋务处”专司其事,由斋务长负责。学生一举一动,均受严格管制。学生全体寄宿校内,平时非有特别事故,或获得许可,不得擅自离校。遇周末或例假欲返北京城内与父母团聚者,须由家长具函学校正式请假,批准后方可出校,并须按时返校。学生不准饮酒吸烟;每周至少洗澡一次。1915年起,新订两条中等科管理规则:“(一)凡学生家中汇银须交斋务处代为收管,至学生用时再到斋务处说明用途,始准领用。(二)学生每两星期必写一家信以慰亲心。”

    周诒春在清华实行严格的管理,培养清华学生严谨、遵守制度、洁身自好的生活习性。用意良好,但也引起一些学生批评。李先闻认为清华德育的“训导制度严,学生们战战兢兢,不敢越轨。我们乡僻地方去的学生,进入学校,好像鸟儿关进小笼子里,没有自由,也没有人去好好训导他,照顾他,所以笑话百出。”潘光旦在肯定“强迫运动”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指出“一般鼓励有余,个别指导不足”的缺陷。

    但总体而言,这种严格管理积极性更大。那时的学生,特别是中等科的学生,年龄很小,进校时才12、13岁,心性未定,管理严格使学生养成如守时、讲卫生、有礼貌等习惯,学会自己管理生活。这对学生日后的发展是有益的。很多学生结合自己日后的人生阅历,明白周诒春的严格管理对自己一生受用无穷。刘崇鋐回忆,周诒春的种种规定“当时不免有人生反感,说他管的太琐碎,作风有点近专制,但日后觉悟到他对于学生是真的爱护,不只要我们养成好习惯,实有引导青年成为现代好公民的深意。他提倡团体生活,鼓励学生到各社团里服务活动,训练办事认真负责,清华的良好风气传统建于此时。创建这样的校风,培养这样的校风,我想旧日的同学没有不归功于周校长,可说受了他的熏陶,终身受益不尽。”陈宏振说“但凡是身受周校长训诲之学生,经过长期磨练,养成守法习惯,均能循规蹈矩,束身自爱,为社会所称道,令名之获得,实归功于寄师之严格管制也。”

提出清华改办完全大学

    清华办学经费来自美国庚子赔款退款。早在在中美交涉退款及其用途时,即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1908年,章太炎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撰文批评美国“退款”办学倡议,认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雉兔相随,”游学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清华成立并向外选派留学生后,仍不时出现不少非难留学的声音。

    1910年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胡适在1914年发表《非留学篇》,沉痛地指出留学“吾国之大耻也”,“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胡适指出,“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因此,留学者以不留学为目的。

    胡适提到清华学校,“其赔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他认为:“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稍后,同为第二批直接留美生的许先甲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遣派赔款学生办法管见》,亦以清华为例,建议“增高学生之程度”,提高留学生层次,节省留学费用。

    应该说,留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不论在经济、还是科技等方面,均大幅度落后。在中西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出现大量留学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但必然、亦属必要。但是这种文化交流不能总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互动。这就需要中国在派出大量留学生的同时,国内学术水准也要迎头赶上。正如胡适、许先甲等指出的,国内要尽快办理高水平大学,培养高质量人才。

    周诒春早在1913年已有将清华逐渐改为完全大学的考虑,1914年请墨菲做的校园规划中单独设计了大学区。但是改办完全大学是关系清华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决策需非常慎重,当时清华尚属“成立时期”,条件尚不具备。至1916年,清华建校已满5年,初步度过了创建时期,进入“发展时期”。周诒春对学校长远规划进行思考,认为,清华有良好的基地、充足的经费,为图久远之计,将清华“逐年扩充至大学程度”,是学校今后发展的“当务之急”。否则,到1940年庚款还清之后,清华经费将难以维继,因此不如未雨绸缪,渐求扩充,早定基础。为此,7月27日,周诒春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报告中,正式提出将清华改办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建议。

    周诒春在报告中提出三点理由:1、“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如学生在国内大学毕业后直接赴国外大学深造,可缩短留学时间,相应节省了大半费用。2、“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若能在国内修完大学,巩固国学基础,又熟悉本国的需要,再去留学,才谈得上通古今、贯中西,谈得上回国后学以致用。3、“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清华办学费用源自庚子赔款(分39年还清)之“退款”部分,年年赔付,再年年按月返还。至1940年庚款还清后,“退款”就没有了,清华的经费将无以为继。用缩短留学年限所省费用尽早扩充学校规模,建立完全大学,才有可能在未来继续谋得清华的存在与发展。

    最后他说:“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基于上述三点、尤其是第三点原因,周诒春以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他要在庚款尚能有效运用时期,将清华设备成一所完善的大学,将来我们的学生可在国内读大学,留美后即入研究院,研究高深学识。”

    周诒春提交报告不出半月,外交部即照准了清华改办大学的设想,并令周诒春悉心规划扩充办法。得到外交部同意的批复后,周诒春即着手改办大学的各项准备。他请美国设计师墨菲进行校园规划,并修建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等重要建筑。即令受到很多批评,周诒春总能坦然面对,坚持自己的宏大计划。此后清华发展的历史证明,周诒春早先的规划是极富远见卓识的。

面向社会资助英才

    清华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建立,学生毕业合格后可公费留美。社会上一些舆论对此颇有微辞。1914年,许先甲撰文指出:认为清华学生“有应最后考试之资格;其他无论程度如何,举不得与:此事理之最不公者也。”1915年,胡明复在《科学》发表《论近年派送留学政策》,提出:“第二次出洋考试最为适当。凡有志出洋者皆应得预考,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考而及格,即与出洋,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

    胡适、许先甲、胡明复等人皆为利用庚款留美学生,他们的意见代表着一部分留学生对庚款的意见,同时也反应了社会上对清华的态度。

    周诒春推动清华公开游美机会,每年从全国考选优秀学生,资送美国深造。自1916年起,每年考选专科生10名,享受3年公费,必要时延长2年(清华毕业生有5年公费,必要时延长2年)。1916年录取10名专科生,1917年清华第2次招考专科生,原定录取10名,实际录取7名,可见宁缺勿滥之精神。

    周诒春考选女生赴美留学。自1914年至1928年,共录取直接留美女生共7批54人,其中,1914年10人、1916年10人、1918年9人、1921年10人、1923年5人、1925年5人、1927年5人。她们大多是民国早年女青年中的佼佼者,回国后大都成为我国较高层次女知识分子的先驱人物,比如:著名女作家陈衡哲(1914)、上海暨南大学英文教授的张端珍(1914)、上海大同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英文学的胡卓(1918)、湖南大学数学教授的陆慎仪(1921)等。

    另一方面,自民国成立后,自费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与清末相比,民初留美学生增长最快的是自费生。”周诒春推动清华基金拨款资助“在美自费生之有志上进而无力卒学者,得以学成致用。”前后共资助572人,其中津贴自费生499人,如蒋梦麟、蒋廷黻、林语堂、何廉、朱经农、郭秉文、方显廷、袁同礼、沈宗翰等;特别官费生10人,如曹云祥等;使馆学生7人,如王景春等;教育部稽勋局学生22人,如宋子文、任鸿隽等;北洋学堂学生22人,如马寅初等;其他学生12人。这些清华津贴生,毕业后回国,做出重要贡献。

热心指导留美学生

    清华学校规定,毕业出洋选习科目“由清华校长与各学生接洽选定”,一旦选定,则不得擅自更改,否则断绝经费。清华早期,学校规模较小,学生较少,所以这种选科方式执行并无扞格。且周诒春认真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兴趣、能力以及以后发展方向,挑选适合每个学生个人发展的专业、学校。张锡钧回忆:“校长常到食堂与学生共餐畅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当时学生不多,几乎个个的姓名,校长都可叫得出来。”

    周诒春通过平时对每位学生的悉心观察与了解,“特别注意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志趣,努力引导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他让每位留洋同学填写报告,“说明个人志趣,选修专业学科的性质及理由。到美后拟入何校?为何作此选择?”然后逐一与学生谈话,审慎决定学生留学方向。他的悉心指导对学生选定终生职业并取得成就起了重要作用。

    1916年,吴宓毕业,希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学。周诒春根据平时对吴宓的观察,建议吴宓改学文学。“周校长谓:宓五交际及活动之才能,不谙习事务与社会人情,决不宜为报馆访员(记者)。统观宓之才性,最适合于文学Literature。故派定宓学习‘文学’,即欲在杂志、期刊中,以言论指导社会,亦必先在大学中,习‘普通文科’Liberal Arts。其中包括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学等课目,而仍以文学为首要,故所议定者暂止于此。学校,则拟派宓赴美国之勿吉尼亚省立大学。谓:该校虽在美国之南方,以‘保守’Conservative著名,然该校之传统、风气及课程、教授,实皆极好。”周诒春可谓慧眼识才。多年以后,吴宓回顾自己一生,发出“校长实是宓之知己”的感慨。

    总体而言,这种选科方式基本发挥了学生自愿、校长指导的优点。况且,即使学生赴美后,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特长等,申请转换专业,这样的例子为数不少。

    周诒春还特意强调中国学生与美国人士多接触,宣扬中国文化。周诒春也非常重视学以致用,他曾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提出自己看法。他认为,人类知识总是在积累,是无尽头的。知识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在的。他认为:“只有知识变为现实并能被应用到变化之中的形势的时候,它才是力量。”周诒春勉励同学“留学必求完全有用之教育,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可起而行。”

    首先,周诒春派送学生入不同大学,“有几所大学,从未收过中国学生,每校派去一、二人,在该大学毕业后,再转入其他著名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如此可使我国学生多与美国人士接触,藉以宣扬中国文化。”其次,他强调清华同学要在与人交际、聚谈、演讲过程中,“将本国文化推阐宣扬以崇国体”,遇外人挑衅时,“应以不卑不亢之词为文以辩正之”。再次,他还建议清华同学将来做毕业论文时,“能择关于中国之学术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或以中国与他国于此事互有关系之处为题更妙。盖外人对于吾国之情势尚多不甚明瞭。诸君以此紧要问题立论,不特在我经一番研究,鉴于人而观我更明。即外人读此,亦可渐除其隔膜,而顿起尊敬之心也。”

辞职离校

    周诒春于1918年1月4日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请辞。7日,外交部并无慰留,即予照准,照准辞职的批示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签署,其中无一句对周诒春几年来工作的劝慰之词。7月9日,陆徵祥签发的外交部令张煜全接任校长令中,只提及“上年吴佩洸、黄豫鼎查复该校弊端各节,所陈尚为详核。”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命令只字未提吴、黄报告证实对周诒春的攻击多系不实之词这个事实。

    1918年1月14日,周诒春与赵国材实行校务交接。18日,清华举行欢送仪式。在同方部,周诒春作了简短发言,略谓:“鄙人以健康关系,极需休息,不能担任校务,已向政府呈准辞职。在与同学分离前,只有一言奉告,即希望同学注重体育,保持康健,有了健全的身体,自能担负繁重的事务,千万以我为鑑戒。”握手告别时,教职员及同学中,不少人掉泪。欢送会上,学校军乐队奏乐欢送,“全体员生拍照纪念。各生均穿制服,擎枪致敬。”

    周诒春任校长期间,在清华灌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他推行的种种措施奠定了清华此后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清华纯朴实在的校风。当时及此后的师生,均对周诒春在清华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给予高度评价。

    在周诒春辞职离校时,学生给予很高评价:“周前校长在校服务六载,勤勤恳恳,扩充校务,成绩昭著。……先生虽去,遗爱犹存。甚望诸同学努力前程,不负周前校长数年办学之苦心也。”多年以后,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深情地写道:“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

    1921年清华10周年时,学生表示:“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梦想有希望。清华从前享有的盛名,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1931年清华建校20周年时,清华出版的纪念刊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余,建树极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1981年清华70周年时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评价“在所有校长中,他是比较热心办教育,认真严格管教学生,力图把清华办好的人。在他的任期内,学校开始兴建早期的‘四大建筑’(即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教学等各方面得到较稳定的发展,清华学校的规模和‘一切美国化’的教育传统,基本形成。”

    这些评价,应该让周诒春感到欣慰了。

离校后的经历

    离开清华后,周诒春先后在众多单位、团体任职。如: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并曾兼任校长;北京中孚银行经理;仁立实业公司董事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总干事;华洋义赈会的常务董事;英美烟草公司的常务董事;曾发起北京市政治学会并主持为该会募捐及筹建图书馆,曾发起组织平津两市的防痨协会与欧美同学会。

    1936年,周诒春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常务次长。抗战期间,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贵州省财政厅长等职。1945年9月,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1948年10月辞职。1948年冬,迁居香港。1950年,人民政府派人赴香港接周诒春返回,1956年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周诒春对清华怀有深厚感情,离开清华后,对清华始终念念不忘。1933年10月29日,在北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成立“清华同学会总会董事会”。总会设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会长兼总干事。同学会总会致函周诒春,请其担任名誉会长。周诒春欣然同意。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贵州期间花极大精力办理贵阳清华中学,并任董事长。周诒春办理清华中学一如他当年倾心办理清华学校,有很多相似的制度和措施,表现出浓厚的清华情节。

    1958年8月,周诒春在上海去世,终年75岁。

刊发于《水木清华》2013年第11期,总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