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史馆 金富军
清华建校之初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经过二十余年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已发展为国内著名高等学府。学校的快速发展，与历任校长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其中第三任周诒春贡献良多。
周诒春任校长期间，积极推行完全人格之教育，实行严格管理，改革留美学生选拔机制，提出清华向完全大学过渡，使清华学校的教学等各方面得到稳定发展，许多清华优良的传统也在此时期奠基。清华校友陈宏振曾高度评价周诒春：“他是母校的拓荒者，母校的创建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播下精选的种子，收获到丰硕的果实，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奠定下巩固的基础，尤其是，培育出母校同学个个引为自豪的清华精神。”
今年适逢周诒春校长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敬意与怀念。
出任清华学校校长
周诒春，字寄梅，汉族，祖籍安徽休宁，1883年12月生于湖北汉口。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入威斯康辛、耶鲁等校学习教育、心理等专业，1909年得硕士学位后回国。1911年参加清廷留学生考试。（相当于科举时代的会试）授进士，点翰林（当时社会上称这科翰林为“洋翰林”），出任上海复旦公学心理学、哲学教员。曾参与颜惠庆主编我国第一部《英汉大字典》工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并曾任孙中山先生英文秘书。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9日起，学堂宣布停课。1912年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清华学堂监督，周诒春被聘为教务长。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10月，清华学堂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学堂”改称“学校”，把“监督”改称“校长”。唐国安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任副校长。
1913年8月，唐国安致信外交部，以自己病情“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为由，推荐周诒春继任清华学校校长。他称赞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唐国安病逝后，外交部任命周诒春任清华学校第二任校长。10月27日，周诒春就任校长职，至1918年1月辞职，在清华任校长达4年又5个月。
“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
周诒春办学有自己的理念与理想。许多清华校友指出：“周先生办清华有理想，有原则。”周诒春理想的核心，即：“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什么是“完全人格”？1914年《清华周刊》一篇文章中说：“完全之人格谓何？其人之一切行动均在法律之内是也。”通俗讲，完全人格教育即着力将学生培养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国家公民。这一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生德智体三育并重，他说：“清华学校，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故对于三育所施教育之功，不遗余力。”
德育方面，周诒春注重将学生培养为爱国、拥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与协作精神的现代公民。
首先，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鼓励留洋学生回国服务。
周诒春经常强调：清华学生既受特别权利，当奋发有为，力戒虚骄自大；当耐劳忍苦，力戒贪安好逸；当以学问经济为目的，不可以学位为目的；当群策群力，同气同声，以挽救国家。据此，他提出学生择业三条标准：“（一）天性之所近”；“（二）国家所急需”；“（三）能造福于人类”。
周诒春利用一切机会，将对学生爱国精神的培养贯穿在教育实践的点点滴滴之中。1917年留美的裘燮钧回忆：“最使我终身不能忘怀者，在到芝加哥之前夜在火车上开座谈会，周校长希望此次同来美国之全体学生，学成后回国服务，并期望每人能创办一项新事业。假定一项新事业能使五十人有就业机会，如此则此次同来之七、八十人可能为国家创造数千人就业机会云。”正是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循循善诱，培育了清华学生强烈的爱国精神与责任意识，形成了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激发一代代清华学子将自己命运与祖国、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服务祖国。
其次，提倡社会事业，培养学生的实干精神社会公德。
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及教育部认为“国基甫定，民智未开，学校教育尚未普及，非实施社会教育无以谋启。”周诒春对社会事业的理解，并不仅仅在开民智、易风俗，也不仅仅是学生课外增加知识与提高才干，而赋予它更积极的意义。他将社会事业定义为“以有余之时间，有余之财力，有余之心思，谋他人之幸福之谓也。”周诒春认为当时中国积弱积贫，“惟其总因在生计之艰难。故其补救在谋生计之充裕。”显然，直接解决办法在于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良政治法律、整顿金融等事业。但这些非一人一力所能成，也非学生知识、经验所能及。所以，学生只能采取间接的法子，“学生于求学时代，既不能有助于政治、经济、财政及军政矣，然则岂遽无一能有助于国乎？曰有，即从事社会事业，从根本上改革是也。”“至间接解决，在人人以其有余，谋人不足。以己之心思财力，增进他人之幸福。”
周诒春也指出，中国落后的另一大原因是“学生实行精神之缺乏”。因此，如果在校期间能够培养学生“养成实行之习惯，他日毕业应世，自不甘清净无为矣，此社会事业有造于学生之实行力者也。”可见，在周诒春看来，社会事业于国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间接的途径，于学生个人是一个培养社会道德、锻炼社会才能的机会。
周诒春特别强调清华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与精神，他十分赞赏留美清华学生在课余上街演讲，认为此举“不自私其所学，而殷殷以公德为重。”“不特启侨氓之智识，亦可渐除外人之污蔑矣。”他指出，社会事业“为人而非为己，尽己之心力，以谋人之幸福。”
在学校提倡之下，清华学生热心投身于社会服务，自1912年成立青年会服务部，至1918年周诒春离职，期间共有青年会社会服务团（1912）、通俗演讲团（1912）、校役夜学（1914）、星期六学校（1914）、成府职业学校（1915）、星期日学校（1916）、清华社会服务团（1917）、补习学校（1918）等8个社会服务性团体成立。其中，成府职业学校系周诒春等人亲自发起组织，赞助清华附近贫寒失学子弟入校学习，学生多时达72名。
在这些服务社会的活动中，清华学生“意投则合，共策进行，纯然以公益为怀。”既深入了解社会、认识自我，又很好地锻炼了社会工作能力。
周诒春经常提醒同学要正确处理社会事业与课内学习的关系，及时纠正部分学生本末倒置地过分热心社会作业而耽误学习的错误，他指出：“吾人不可放弃功课焉。吾人入学之宗旨固在求学，非以专习办事。”
再次，提倡团体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与合作意识。
周诒春特别强调实干，他指出“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也。”学生要在各种团体中着眼于大体，不谋小团体利益。通过联络、团结，胜不骄、败不馁，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显然，周诒春的立足点还在于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在残酷的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
清华学生也深深体会到周诒春的良苦用心，认识到“像我们这般颓唐的国家，要想振作，非得有一群人老实肯作事。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抱着好心肠极力的作事。不管怎样作法都是好的。换句话，不管怎样，实地的工作最有价值。在学校里，养成不肯放过光阴，时刻准备作事的习惯最要紧。”清华校内各类学生会社活动有声有色，各类出版物也蓬勃发展。清华学生也将组织、参与各种会社与出版各种刊物视为“自动的作业”与“练习的机会”，培养自己“创作的精神”。
周诒春长校期间，共有基督教青年会、唱歌团、孔教会、达德励志学会、清华学会、清华科学社、国情考察会、法文学会、文学会、铜乐队等20多个专门性团体陆续成立。出版物方面，除了全校性的《清华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报》等外，各级还有自己各种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华园里丰富的工作、学习生活。学生通过主办、参与各种活动，培养了良好的集体意识与合作精神。
1923年毕业生张忠绂指出：“西方学校提倡运动的真正价值原在训练学生严格遵守规则，在两方面同意的规则下，作公平竞争。本团的团员必须有和衷共济的精神（team work），不能因个人想出风头，而影响全体的得失。”清华学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清华学生善于自觉，富于同情的观感，具有牺牲的志愿，常时得着作事的乐趣，尤肯顾全团体名誉。”
体育方面，周诒春将体育作为育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倡体魄与人格并重，注重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
近代以来，西方讥讽中国为东亚病夫。1916年《清华周刊》一篇文章揭橥国弱的根源：“国弱者何，民不强也。民胡为而不强，体育之未普，而民力无由振也。”
周诒春长校后，提倡体育不遗余力。在他的支持下，来自美国的休梅克博士（Dr. Shoemaker）在清华建立了现代化的体育训练体系，使清华成为“中国最早设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郝更生称“民国二年至六年实为清华体育提倡时代”。在周诒春看来，体育并不仅仅为了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养成与体质强壮相应的心力的健康，“体质之强壮，与心力之健康，常成一种比例。”
人格、体魄健全的人，才能担负起救国、强国的重任，从这个角度说，提倡体育又是强国之必需。“于此竞争之世界，欲保存我中国不亡，业与新世界、新社会之人士竞争，以挽救我极危险之老大国，非与德育、智育之外，将前此文弱之旧习，一一扫除而廓清之决不能有济也。”爱国主义思想是清华体育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诒春希望通过运动“冀使同学皆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更好地投身国家建设中去。清华提倡体育的目的不在于争夺赛场上的荣誉，而在普及提高。清华自建校起，即成立体育会，校内各类运动会蓬勃展开，“以竞争的方法促运动的进步。”当时，清华体育主要由两项：呼吸运动和强迫运动。这两项训练直到1919年春季体育馆落成，各类体育课转移到体育馆内后才取消。
周诒春提倡强迫体育，希望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通过形式上的约束，改变学生的思想认识，最终培养出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当然，强迫锻炼也并非毫不近人情，如果天气过于寒冷，学校也会适当放松要求，或缩短运动时间，如运动开始时间从下午四点调整到四点十五分。周诒春本人也“常常深入到学生中间，或把一些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除了检查学业外，还要闻闻他们口中有无异味，问问是否经常洗澡，每天通不通大便，参加不参加体育活动。”
周诒春以拓荒者的精神，极力提倡体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清华一直坚持早年形成的重视体育的优良传统，体育精神深深浸透整个清华园，让万千清华学子受益无穷。李济认为：清华求学“最大的益处，在健康的一面”。这种认识代表了大多数同学的想法。校友李榦说：“我读过不少清华同学的自传，作者一致认为北平清华每天早晨十五分钟的体操，严寒盛暑，风雨无阻，活动四肢、深呼吸，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好训练。”
清华提倡体育，在普遍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同时，也造就我国第一批体育人才。1913至1925年间12次华北运动会，清华获7次团体第一名，并涌现出潘文炳、黄元道、杨锦魁、关颂声等一批著名运动员。1913年春，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The Far East Olympic Games）上，清华获多项第一，成绩突出，扬名国外。1915年在上海及1917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二、三次远东运动会上，清华继续取得优异成绩。郝更生评价“民国七年至十一年，实为清华体育鼎盛时代。”
周诒春积极推进“三育并举”，获得了同学们的积极响应。1916年，中等科一二年级学生自发组织“三育研究会”，以“联络感情、练习口才、锻炼身体为宗旨”。此外，清华还设置三育奖，对在德、智、体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一定奖励。1918年，共有约130人分别获得德育奖、智育奖与体育奖。
吴宓在清华建校15周年总结清华办学得失时，将有良好的“公民道德”作为清华毕业生的两大优点之一。吴宓指出：公民道德“非仅用之于政治，即寻常团结，及私人交际，亦随在可以用之。小之如不走草地，不随处涕唾，不私取他人物件，借人银钱必还，有约必到。大之如维持大局，力趋稳健，不使学校风潮扩大，不使学校卷入政治漩涡，不以党派权利，及私人恩怨动起暴争。凡此皆清华学生之特长，高出于中国今日他校而可以自豪者。”
以严格管理实现理想学生生活
如果说“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是周诒春教育思想的目标，那么严格管理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重以学校管理法，无不以培养完全人格为怀。”正如有人评论周诒春“办事既具眼光，复富魄力；其心目中，皆具一种理想之学生生活，而以严格之管理，以为实现此种生活之工具。”
周诒春实行严格管理，主要原因是当时清华学生总体年龄偏低。清华招收中等科学生年龄在12至15之间、高等科年龄在16至20之间。中等科插班生年龄在14至15之间、高等科插班生年龄不超过19岁。清华学校学生，尤其是中等科学生，都是年幼的孩子，根性未定，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早期清华订立了许多关于教务、总务、斋务、游学、考试、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执行这些规章，养成了清华行政、管理、教学等工作守制度、讲效率、“照章办事”的传统作风。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赞誉清华“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
周诒春特别重视学生管理，对年龄偏小的中等科学生尤其严格。学校设有“斋务处”专司其事，由斋务长负责。学生一举一动，均受严格管制。学生全体寄宿校内，平时非有特别事故，或获得许可，不得擅自离校。遇周末或例假欲返北京城内与父母团聚者，须由家长具函学校正式请假，批准后方可出校，并须按时返校。学生不准饮酒吸烟；每周至少洗澡一次。1915年起，新订两条中等科管理规则：“（一）凡学生家中汇银须交斋务处代为收管，至学生用时再到斋务处说明用途，始准领用。（二）学生每两星期必写一家信以慰亲心。”
周诒春在清华实行严格的管理，培养清华学生严谨、遵守制度、洁身自好的生活习性。用意良好，但也引起一些学生批评。李先闻认为清华德育的“训导制度严，学生们战战兢兢，不敢越轨。我们乡僻地方去的学生，进入学校，好像鸟儿关进小笼子里，没有自由，也没有人去好好训导他，照顾他，所以笑话百出。”潘光旦在肯定“强迫运动”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指出“一般鼓励有余，个别指导不足”的缺陷。
但总体而言，这种严格管理积极性更大。那时的学生，特别是中等科的学生，年龄很小，进校时才12、13岁，心性未定，管理严格使学生养成如守时、讲卫生、有礼貌等习惯，学会自己管理生活。这对学生日后的发展是有益的。很多学生结合自己日后的人生阅历，明白周诒春的严格管理对自己一生受用无穷。刘崇鋐回忆，周诒春的种种规定“当时不免有人生反感，说他管的太琐碎，作风有点近专制，但日后觉悟到他对于学生是真的爱护，不只要我们养成好习惯，实有引导青年成为现代好公民的深意。他提倡团体生活，鼓励学生到各社团里服务活动，训练办事认真负责，清华的良好风气传统建于此时。创建这样的校风，培养这样的校风，我想旧日的同学没有不归功于周校长，可说受了他的熏陶，终身受益不尽。”陈宏振说“但凡是身受周校长训诲之学生，经过长期磨练，养成守法习惯，均能循规蹈矩，束身自爱，为社会所称道，令名之获得，实归功于寄师之严格管制也。”
提出清华改办完全大学
清华办学经费来自美国庚子赔款退款。早在在中美交涉退款及其用途时，即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1908年，章太炎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撰文批评美国“退款”办学倡议，认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雉兔相随，”游学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清华成立并向外选派留学生后，仍不时出现不少非难留学的声音。
1910年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胡适在1914年发表《非留学篇》，沉痛地指出留学“吾国之大耻也”，“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胡适指出，“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因此，留学者以不留学为目的。
胡适提到清华学校，“其赔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他认为：“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稍后，同为第二批直接留美生的许先甲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遣派赔款学生办法管见》，亦以清华为例，建议“增高学生之程度”，提高留学生层次，节省留学费用。
应该说，留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不论在经济、还是科技等方面，均大幅度落后。在中西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出现大量留学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但必然、亦属必要。但是这种文化交流不能总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互动。这就需要中国在派出大量留学生的同时，国内学术水准也要迎头赶上。正如胡适、许先甲等指出的，国内要尽快办理高水平大学，培养高质量人才。
周诒春早在1913年已有将清华逐渐改为完全大学的考虑，1914年请墨菲做的校园规划中单独设计了大学区。但是改办完全大学是关系清华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决策需非常慎重，当时清华尚属“成立时期”，条件尚不具备。至1916年，清华建校已满5年，初步度过了创建时期，进入“发展时期”。周诒春对学校长远规划进行思考，认为，清华有良好的基地、充足的经费，为图久远之计，将清华“逐年扩充至大学程度”，是学校今后发展的“当务之急”。否则，到1940年庚款还清之后，清华经费将难以维继，因此不如未雨绸缪，渐求扩充，早定基础。为此，7月27日，周诒春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报告中，正式提出将清华改办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建议。
周诒春在报告中提出三点理由：1、“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如学生在国内大学毕业后直接赴国外大学深造，可缩短留学时间，相应节省了大半费用。2、“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若能在国内修完大学，巩固国学基础，又熟悉本国的需要，再去留学，才谈得上通古今、贯中西，谈得上回国后学以致用。3、“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清华办学费用源自庚子赔款（分39年还清）之“退款”部分，年年赔付，再年年按月返还。至1940年庚款还清后，“退款”就没有了，清华的经费将无以为继。用缩短留学年限所省费用尽早扩充学校规模，建立完全大学，才有可能在未来继续谋得清华的存在与发展。
最后他说：“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基于上述三点、尤其是第三点原因，周诒春以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他要在庚款尚能有效运用时期，将清华设备成一所完善的大学，将来我们的学生可在国内读大学，留美后即入研究院，研究高深学识。”
周诒春提交报告不出半月，外交部即照准了清华改办大学的设想，并令周诒春悉心规划扩充办法。得到外交部同意的批复后，周诒春即着手改办大学的各项准备。他请美国设计师墨菲进行校园规划，并修建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等重要建筑。即令受到很多批评，周诒春总能坦然面对，坚持自己的宏大计划。此后清华发展的历史证明，周诒春早先的规划是极富远见卓识的。
面向社会资助英才
清华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建立，学生毕业合格后可公费留美。社会上一些舆论对此颇有微辞。1914年，许先甲撰文指出：认为清华学生“有应最后考试之资格；其他无论程度如何，举不得与：此事理之最不公者也。”1915年，胡明复在《科学》发表《论近年派送留学政策》，提出：“第二次出洋考试最为适当。凡有志出洋者皆应得预考，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考而及格，即与出洋，不问其为清华与否也。”
胡适、许先甲、胡明复等人皆为利用庚款留美学生，他们的意见代表着一部分留学生对庚款的意见，同时也反应了社会上对清华的态度。
周诒春推动清华公开游美机会，每年从全国考选优秀学生，资送美国深造。自1916年起，每年考选专科生10名，享受3年公费，必要时延长2年（清华毕业生有5年公费，必要时延长2年）。1916年录取10名专科生，1917年清华第2次招考专科生，原定录取10名，实际录取7名，可见宁缺勿滥之精神。
周诒春考选女生赴美留学。自1914年至1928年，共录取直接留美女生共7批54人，其中，1914年10人、1916年10人、1918年9人、1921年10人、1923年5人、1925年5人、1927年5人。她们大多是民国早年女青年中的佼佼者，回国后大都成为我国较高层次女知识分子的先驱人物，比如：著名女作家陈衡哲（1914）、上海暨南大学英文教授的张端珍（1914）、上海大同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英文学的胡卓（1918）、湖南大学数学教授的陆慎仪（1921）等。
另一方面，自民国成立后，自费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与清末相比，民初留美学生增长最快的是自费生。”周诒春推动清华基金拨款资助“在美自费生之有志上进而无力卒学者，得以学成致用。”前后共资助572人，其中津贴自费生499人，如蒋梦麟、蒋廷黻、林语堂、何廉、朱经农、郭秉文、方显廷、袁同礼、沈宗翰等；特别官费生10人，如曹云祥等；使馆学生7人，如王景春等；教育部稽勋局学生22人，如宋子文、任鸿隽等；北洋学堂学生22人，如马寅初等；其他学生12人。这些清华津贴生，毕业后回国，做出重要贡献。
热心指导留美学生
清华学校规定，毕业出洋选习科目“由清华校长与各学生接洽选定”，一旦选定，则不得擅自更改，否则断绝经费。清华早期，学校规模较小，学生较少，所以这种选科方式执行并无扞格。且周诒春认真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兴趣、能力以及以后发展方向，挑选适合每个学生个人发展的专业、学校。张锡钧回忆：“校长常到食堂与学生共餐畅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当时学生不多，几乎个个的姓名，校长都可叫得出来。”
周诒春通过平时对每位学生的悉心观察与了解，“特别注意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志趣，努力引导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他让每位留洋同学填写报告，“说明个人志趣，选修专业学科的性质及理由。到美后拟入何校？为何作此选择？”然后逐一与学生谈话，审慎决定学生留学方向。他的悉心指导对学生选定终生职业并取得成就起了重要作用。
1916年，吴宓毕业，希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学。周诒春根据平时对吴宓的观察，建议吴宓改学文学。“周校长谓：宓五交际及活动之才能，不谙习事务与社会人情，决不宜为报馆访员（记者）。统观宓之才性，最适合于文学Literature。故派定宓学习‘文学’，即欲在杂志、期刊中，以言论指导社会，亦必先在大学中，习‘普通文科’Liberal Arts。其中包括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学等课目，而仍以文学为首要，故所议定者暂止于此。学校，则拟派宓赴美国之勿吉尼亚省立大学。谓：该校虽在美国之南方，以‘保守’Conservative著名，然该校之传统、风气及课程、教授，实皆极好。”周诒春可谓慧眼识才。多年以后，吴宓回顾自己一生，发出“校长实是宓之知己”的感慨。
总体而言，这种选科方式基本发挥了学生自愿、校长指导的优点。况且，即使学生赴美后，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特长等，申请转换专业，这样的例子为数不少。
周诒春还特意强调中国学生与美国人士多接触，宣扬中国文化。周诒春也非常重视学以致用，他曾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提出自己看法。他认为，人类知识总是在积累，是无尽头的。知识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在的。他认为：“只有知识变为现实并能被应用到变化之中的形势的时候，它才是力量。”周诒春勉励同学“留学必求完全有用之教育，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可起而行。”
首先，周诒春派送学生入不同大学，“有几所大学，从未收过中国学生，每校派去一、二人，在该大学毕业后，再转入其他著名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如此可使我国学生多与美国人士接触，藉以宣扬中国文化。”其次，他强调清华同学要在与人交际、聚谈、演讲过程中，“将本国文化推阐宣扬以崇国体”，遇外人挑衅时，“应以不卑不亢之词为文以辩正之”。再次，他还建议清华同学将来做毕业论文时，“能择关于中国之学术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或以中国与他国于此事互有关系之处为题更妙。盖外人对于吾国之情势尚多不甚明瞭。诸君以此紧要问题立论，不特在我经一番研究，鉴于人而观我更明。即外人读此，亦可渐除其隔膜，而顿起尊敬之心也。”
辞职离校
周诒春于1918年1月4日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请辞。7日，外交部并无慰留，即予照准，照准辞职的批示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签署，其中无一句对周诒春几年来工作的劝慰之词。7月9日，陆徵祥签发的外交部令张煜全接任校长令中，只提及“上年吴佩洸、黄豫鼎查复该校弊端各节，所陈尚为详核。”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命令只字未提吴、黄报告证实对周诒春的攻击多系不实之词这个事实。
1918年1月14日，周诒春与赵国材实行校务交接。18日，清华举行欢送仪式。在同方部，周诒春作了简短发言，略谓：“鄙人以健康关系，极需休息，不能担任校务，已向政府呈准辞职。在与同学分离前，只有一言奉告，即希望同学注重体育，保持康健，有了健全的身体，自能担负繁重的事务，千万以我为鑑戒。”握手告别时，教职员及同学中，不少人掉泪。欢送会上，学校军乐队奏乐欢送，“全体员生拍照纪念。各生均穿制服，擎枪致敬。”
周诒春任校长期间，在清华灌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他推行的种种措施奠定了清华此后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清华纯朴实在的校风。当时及此后的师生，均对周诒春在清华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给予高度评价。
在周诒春辞职离校时，学生给予很高评价：“周前校长在校服务六载，勤勤恳恳，扩充校务，成绩昭著。……先生虽去，遗爱犹存。甚望诸同学努力前程，不负周前校长数年办学之苦心也。”多年以后，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深情地写道：“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
1921年清华10周年时，学生表示：“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梦想有希望。清华从前享有的盛名，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1931年清华建校20周年时，清华出版的纪念刊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余，建树极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1981年清华70周年时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评价“在所有校长中，他是比较热心办教育，认真严格管教学生，力图把清华办好的人。在他的任期内，学校开始兴建早期的‘四大建筑’（即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教学等各方面得到较稳定的发展，清华学校的规模和‘一切美国化’的教育传统，基本形成。”
这些评价，应该让周诒春感到欣慰了。
离校后的经历
离开清华后，周诒春先后在众多单位、团体任职。如：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并曾兼任校长；北京中孚银行经理；仁立实业公司董事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总干事；华洋义赈会的常务董事；英美烟草公司的常务董事；曾发起北京市政治学会并主持为该会募捐及筹建图书馆，曾发起组织平津两市的防痨协会与欧美同学会。
1936年，周诒春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常务次长。抗战期间，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贵州省财政厅长等职。1945年9月，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1948年10月辞职。1948年冬，迁居香港。1950年，人民政府派人赴香港接周诒春返回，1956年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周诒春对清华怀有深厚感情，离开清华后，对清华始终念念不忘。1933年10月29日，在北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成立“清华同学会总会董事会”。总会设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会长兼总干事。同学会总会致函周诒春，请其担任名誉会长。周诒春欣然同意。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贵州期间花极大精力办理贵阳清华中学，并任董事长。周诒春办理清华中学一如他当年倾心办理清华学校，有很多相似的制度和措施，表现出浓厚的清华情节。
1958年8月，周诒春在上海去世，终年75岁。
刊发于《水木清华》2013年第11期，总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