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其湘  来源：《百年潮》2008年第5期

    1950年12月26日，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从此步入仕途，直到1957年夏。在他从政的七年中，以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双重身份，积极参政，忠实执行中共的教育方针和有关政策，勇于负责，尽心尽职，为开创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1年夏，我从北大经济系毕业，被分配担任曾先生的秘书，直到他离开高教部。按规定，我住在他家里，朝夕相处。七年中，他对我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我受益匪浅。　　

　　从讲台走上政坛不减学者本色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是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回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北大内迁。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后，他同闻一多等少数教师率领部分学生从长沙步行1500公里，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这一壮举轰动全国，并被编成话剧上演。抗战中，蒋介石日益暴露其反动面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曾昭抡由于不满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开始关心政治，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国民党政府制造一二一惨案暗害李公朴、闻一多后，企图进一步迫害一批进步教授，将曾昭抡等列入黑名单。时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曾妻俞大絪的堂兄）出于亲戚情谊，安排曾昭抡和吴大猷、华罗庚带领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六位西南联大学生赴美考察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有意让曾昭抡避开特务迫害，不让他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曾昭抡等在美因受美国保密制度的限制，难以实现考察目的。他转赴英国访问后，于1948年折回香港，翌年春回到北平，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高位后，仍一如既往，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打官腔、不摆官架子，作风严谨求实、一丝不苟，保持了一位学者的本色。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办事效率极高，经办的公文，一般都能当天处理完毕，从不积压。

　　他尊重中共的领导，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请示。上级交办的任务，他都认真负责，积极完成。对一些难题，他不畏难推托，尽自己所能，想方设法妥善解决。在肩负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他仍抓紧化学专业知识的钻研，并努力做好20多项兼职工作。

　　他充分利用时间，几乎分秒必争。每天起床后就坐在书桌前埋头学习，中午从不休息，晚饭后一直要干到深夜，节假日也不例外。夫人俞大絪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对英国文学有很深的造诣，由于在学校的教学任务很重，平时住在学校宿舍，假日乘公交车进城，或由曾昭抡到北大度假。他俩没有子女，全身心扑在事业上，醉心于各自的专业工作，手不释卷，徜徉在知识的大地上。他们从不参加电影、戏剧等各种文娱活动，即使梅兰芳、乌兰诺娃的演出，也不观看。七年中，唯有一次新年，应天津市长黄敬（俞大絪内侄）邀请，到天津参加当地的新年晚会。1956年夏，组织上安排他们到莫干山休养，曾昭抡还带上英文版《资本论》，在一个月内读完了这本巨著。

　　他们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毫不讲究吃穿。每天老保姆只会做些粗茶淡饭，他们从不挑剔。

　　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他们并不感到平淡乏味，而能甘之如饴，自得其乐。有时感到疲劳，他俩温馨地手拉手走出书房，用湘乡方言哼着儿歌消遣，毫不回避周边的服务人员，洋溢出些许天真童趣、温情脉脉的浪漫情调。　　

　　主持院系调整重建高校布局　　

　　1952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由曾昭抡具体主持这一工作。高等学校进行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在中国教育史上尚属首次，是一项庞大、艰巨、复杂的工程，既要充分掌握各院校的沿革、专业设置、特点专长、师资状况，又要考虑合理布局，照顾地方政府和业务部门的需求以及学校领导和师生的意见，统筹规划，细致安排，反复商议，取得共识，制定出最佳调整方案。他作为这项工程的“总工程师”，在主持这一工作中能从大局出发，又照顾到各方面的合理要求，运筹帷幄，充分发挥了组织领导才能，完成了任务。

　　在调整中，曾昭抡以全局战略眼光，特别注意加强边远薄弱地区的高等教育。早在1951年他就建议在长春建立一所重点综合大学。这次按照他的这一意见，新建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在的吉林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全国13所重点综合大学之一，并从北大、清华点名抽调包括他的得意门生唐敖庆在内的一批优秀教师支援这所学校。他还积极支持从上海交大抽调部分力量筹建西安交大的方案，帮助彭康校长排除困难，实现目的，加强了西北地区的高等工业教育。

　　1952年11月，高教部、教育部分设，曾昭抡改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大学理、工、农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1953年春，他就率领30多名干部，到华东地区调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历经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各地。当时福建地处前线，对岸国民党当局常派飞机到大陆骚扰。进入福建的汽车都要加以伪装，只能在夜间行驶。他不顾危险和车辆颠簸，同大家一起挤在大轿车内，一路从鹰潭经福州到厦门，来回在汽车上度过了好几晚上。宝鸡到兰州刚通火车，他不顾疲劳乘硬座到兰州，还想乘卡车走土路，到靠近青海的边远地区考察中等专业学校，被劝阻后才作罢。七年中，他跑遍了东北、华东、中南、西北地区的主要高等学校。除综合大学和工科院校外，他也十分重视了解和加强农业院校。在陕西咸阳郊区的西北农学院（现名西北农业大学），他去过不止一次。他从苏联回国，途经乌鲁木齐，还特意去参观八一农学院。

　　1957年3月反右派斗争前夕，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题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长篇发言，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政治质量、教学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三方面，特别是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他认为，“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机构。”他强调学校要保证科研经费和教师的业务时间，改善科研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教材和教学方法也要随着科技等知识的发展，不断更新。

　　院系调整后，一些新成立的高等学校急需补充一批科技期刊和图书。曾昭抡和钱伟长向周恩来总理建议，由政府拨一笔外汇，以上海龙门书局名义，到美国购买各种科技期刊，影印后分发给有关学校。他们还捐献出自己珍藏的成套国外科技期刊和有关图书，供影印用。

　　新建院校和新开设的专业，有些课程缺乏相应的师资。曾昭抡倡议在有条件的大学举办各种学科的研究班，有效地提高了现有教师的业务水平，解决了当时师资匮乏的燃眉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教育部门和各重点高等学校都聘请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经验，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全面进行教学改革。在教育部门，一度提出学习苏联分两步走，先将苏联教育的一套制度照搬过来，再联系中国实际逐步消化。教育部的苏联专家据此不仅要中国高等学校全盘执行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而且进一步要求仿照苏联，统一规定教师工作量，建议实行“六节一贯制”的作息时间。曾昭抡开始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十分积极认真，自学了俄文，经常向苏联专家请教，按照他们的意见，强调学校不要轻易改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但他认为硬性规定教师工作量、实行“六节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采取了反对和抵制的态度。 在院系调整中，他坚持原则，抵制了一些错误的意见。如反对将北大工学院迁往外地；不顾被扣上“反苏”的帽子，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苏联专家按照苏联只提“应用化学”，不讲“化学工程”，非要把化学工程系改为应用化学系不可的意见，坚持在清华大学保留化学工程系，并调来天津原北洋大学这个系的人员加以充实。

　　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以曾昭抡为团长，江隆基（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匡亚明（东北人民大学校长）、汪海粟（南京工学院院长）为副团长，成员包括部分重点大学的教务长、理工农科的系主任、教授等30多人的高等教育访苏代表团，走访了苏联10多个城市的高等学校，对苏联高等教育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曾昭抡发现苏联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沿袭了帝俄时的体制和一些做法，并没有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做法也不能算是先进经验，不免有点失望。他向部里请示，建议让代表团再就近到民主德国考察，以便掌握全球几种主要类型的高等教育先进经验，从中进行比较，取长补短，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可能由于当时东欧局势比较复杂，建议未被批准。　　

　　祸从天降回归讲坛　　

　　1957年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感召下，曾昭抡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小组召集人的身份，同千家驹、华罗庚、钱伟长等一起，就科研的领导体制问题进行讨论，起草了《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建议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时间，为他们配备科研助手、设备、经费，合理协调高等学校、科学院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使用人才，在升学、留学、提拔时，应业务和政治条件并重，一视同仁等。这些意见同日后中央有关部门拟定的《高教六十条》等文件的精神基本一致。

　　1957年夏，正当曾昭抡主持高等教育工作最为辉煌的时候，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六教授的这个《几点意见》，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进行批判。此后曾昭抡以“章罗联盟主将”罪名，被定为“大右派”。这对他无异是晴天霹雳，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

　　7月6日早饭后，曾昭抡突然让我到他卧室，说有些情况替他详细记录后向杨秀峰部长汇报。他主讲，俞大絪偶尔作些补充。开头他申明，过去上面说过，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民主人士都不算旧账，不用交代历史。但最近在反右斗争中，有人揭发一些民主人士的历史，以此来分析本人的政治态度。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回忆一下自己的历史。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每个阶段与本人有关人士的情况，还逐一介绍了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从上午、下午一直谈到晚上。他纠正了长期以来外界以为他是曾国藩的直系后代的误传，说他的曾祖父是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葆（号沌侯），是五兄弟中唯一没有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人，他一直留在家乡为几兄弟料理田产。他还谈到，在旧社会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湘乡曾氏、江西义宁（今修水）陈氏、浙江绍兴俞氏三家名门望族世代通婚，往往亲上加亲。如俞大絪的母亲是他的堂姑母，曾国藩的孙女；他的母亲是陈寅恪的姑母；俞大维的妻子是陈寅恪的姑母。他坦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要立足社会，往往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既要有左的朋友，也要有右的朋友。所以他认识了包括蒋介石、陈诚、陈立夫、宋子文等国民党的高层人物。

　　第二天曾昭抡又接着谈，主要谈了他参加民主党派以来的一些政治活动和人事关系，又足足谈了一整天。最后他坦露心扉，诉说像他这样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参加党派政治活动中的一些苦衷和无奈。在内部一些派系斗争中，各方都想拉拢、利用他。他不愿卷入无聊的勾心斗角中，但又不会周旋应付，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时看出一些人想利用他掌管的职权，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又碍于情面，不便当面直接抵制，只能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他还反思自己在一些政治活动中，由于缺乏经验，有些言行引起误会，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解脱。

　　曾昭抡在教育部、高教部工作七年中的表现，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所以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两部都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部内除了应付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反右纪录片，临时布置了一个对他的小型“批判会”外，没有专门对他进行过批判。杨秀峰部长对他也尽力保护，关照我随时注意他的情绪和思想动态，逐日汇报，防止发生意外。还同意他的大妹曾昭燏（九三学社成员，南京博物院院长）的请求，来北京做她哥哥的思想工作。令人痛惜的是，这位终身独身，献身考古事业的才女，在“四清”运动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含冤自尽。

　　反右运动后期，南开、武汉等重点大学，争相向高教部申请将曾昭抡调入他们学校。最后曾昭抡自己选择了离家较远的武大。1958年，他愉快地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不计较个人祸福得失，没有因遭遇而苦恼。他虽然脱离教学工作近八年，但因一直没有放弃本专业的业务，到武大后马上回归讲坛，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研究生，编写了200多万字的讲义，开创性地开展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1年，灾难又降临曾昭抡的头上。他身患癌症，仍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发表了专著和不少学术论文，并向死神挑战。在思想汇报中表示：“我虽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10年、20年，以至更多的时间，争取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祸不单行，十年浩劫开始，曾昭抡和相濡以沫的老伴双双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俞大絪于1966年8月含冤去世。曾昭抡也难逃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1967年12月8日在武汉孑然一身，默默无闻地与世长辞。他虽然没有子嗣，没留遗产，但一生精心培养了无数科学人才，其中不少杰出人士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1年3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曾昭抡的追悼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花圈，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主持大会，方毅、刘澜涛、杨秀峰等参加大会。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改正曾昭抡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对他的批判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1999年，北大举行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一代宗师》,赞颂他的高风亮节和终身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