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碧辉 来源：《校史通讯》第75期 时间：2011年10月9日
时间过得很快，王造时先生（1951-1971年任复旦大学教授）逝世已40年了。40年来，不断有人同情他，说：“官盖满京华，此人独憔悴。”有人为他抱不平，“错划为右派”。总之，对他的功过常有评说，可见他还活在人们的心中。
未任京官，情有可原
所谓“官盖满京华，此人独憔悴”意思是指救国会“七君子”，除两位解放前就过世的以外，余下五人，四人被任命为京官——担任部长。只有他在上海教书，没有官衔。我则认为这是从感情出发，对他们的经历缺乏分析的缘故。
王造时的经历与“七君子”中的其他人物很不相同。1937年7月，“七君子”保释出狱，从苏州回到上海。他们马上投入“八一三”淞沪抗战。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们先后撤退到武汉。王造时被熊式辉以同乡的名义拉到江西，而其他几位，先后到了重庆。王先生从此脱离了救国会领导核心，成为一只离群孤雁。
邹韬奋病逝在苏北解放区，1944年9月，中共中央唁电中，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李公朴1946年被特务暗杀，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他们两位解放前就过世，这里就不再介绍。那么，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的经历如何呢？
沈钧儒是晚清进士，参加过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有功之士。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已是著名律师。193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工作。他到上海之后，就会见沈钧儒、章乃器等进步人士。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7月，中共上海办事处成立，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辱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就是潘汉年授意，胡愈之起草，经他们修改后发表的。沈钧儒事实上已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沈钧儒到重庆后，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关系密切。重庆当局也是心知肚明的。何应钦甚至诬称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准备在重庆组织暴动。此言一出，轰动山城。总之，沈钧儒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密切配合中共的政治活动，成为左派民主人士的旗帜。
史良比沈钧儒年轻许多，但是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滩也已是很有名的进步女律师了。她为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办了不少案子。据史良文化大革命中“交代”，当年营救中共政治犯，例如邓中夏、贺龙家属，是中共交的任务。1930年上海成立“中国革命人道互济总会（简称互济会），负责人是中共党员。史良是人权保障同盟成员，与宋庆龄、鲁迅关系都很好。“互济会”通过同盟或左翼作家联盟再通知她，所以她接案子的时候，就已知道案子的底细，是中共的案子。后来，她的活动，包括中国妇女方面的政治活动，都与中共有联系的。她成为中国近代妇女界杰出领导人之一，并非偶然。
沙千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参与组织“蚁社”时，就与中共党员密切相处。撤退到武汉后，很快就由“蚁社”的中共党员杨修范、袁清伟介绍入党，成为中共秘密党员。他的政治活动根本就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完成了一些特殊的任务，例如，在重庆以律师的公开身份担任《新华日报》法律顾问；抗战刚刚胜利（1945年12月）就回到上海。又以律师的公开身份，把战乱中失散了的“蚁社”成员、“救国会”成员组织起来，为救国会核心从重庆迁回上海作好准备。1947年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史良已转入地下。他以史良代表身份，潜入香港，参加民盟三中全会。与沈钧儒等一起，明确提出反蒋、反美、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挽救了民盟的政治生命。
章乃器的经历有传奇色彩，与上述三位有所不同。1938年初，章乃器为桂系李宗仁重用，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任内政绩卓著，清正廉明，为人称道。周恩来通过章乃器三弟章秋阳（郁庵）（中共党员）的关系，与他联系。章乃器为新四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设立所谓“防共委员会”，有计划地对新四军进行封锁。章乃器通知《新华社》记者何伟（中共党员）：购物如遇困难，可以告知省财政厅代办。章乃器想到新四军在多雨的山区作战，药品和医用器材短缺，便派省财政厅会计主任陈仲坚（李人俊），通过战地工作团，以慰问抗日战士名义，多次给新四军送去金鸡纳霜等药品和医用器材。章乃器了解到新四军经费困难，便以统一税收名义，报请安徽省政府批准，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另外，由于省财政厅急需干部，章乃器大胆吸收进步青年。在武汉公开登报，招收安徽籍青年回省工作。后来又举办过两期财会干部训练班。这些干部后来大部分转入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其中不少人担任共和国财政部门的高级职务。毛主席在一次会见中，当了章乃器的面说：“你在安徽工作时，为党培养了一批财会干部，做了好事。”章乃器在安徽工作时，与中共安徽工委，与新四军领导干部，如张云逸、张劲夫、何伟、彭康等都保持着良好关系。正因为这样，他成为特务的眼中钉。不断有人诬告他“勾结奸党、奸军。”最后诬称：章乃器“在安徽搞武装”。蒋介石才下令“调虎离山”。1939年6月，章乃器离皖赴渝“述职”。从此，章乃器再也没有担任国民政府的官。后来，章乃器在重庆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参与组织“民主建国会”。积极投入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元旦，发表《乾纲重振》一文。表明他决心放弃中间路线，与国民党决裂。
王造时的经历与他们有很大的区别。1938年初，他被熊式辉拉到江西南昌，任江西政治讲习院教导主任。讲习院院长由熊式辉兼，大队长是蒋经国。7月，熊式辉借口九江吃紧，省政府准备后撤，解除了王造时与讲习院的关系。王造时到江西吉安办《前方日报》（1939-1949），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王造时只有开参政会之类才去一趟重庆，偏居一隅。《前方日报》社也有中共党员，但没有组织关系。他除收听《新华日报》的电讯稿以外，听不到中共的声音。相反，出现了如下情况：
社会关系复杂化
期间，王造时曾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军纪巡查团巡查员。团长是苏炳文。团员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监察院、军法总监部等机关的代表组成。与这些人为伍，关系就显得复杂了。当时的吉安，是所谓抗战的前方，大后方的前沿，是沿海到内地的重要通道。国民党党、政、军高官进进出出。王造时是“七君子”之一，著名人士。你不接触他，他来接触你。再说，《前方日报》没有公款，自负盈亏，经济困难，势必募捐。募捐就得与有钱有势之士接触。有了经济往来，关系更加复杂化。
成为国民党拉拢对象
王造时脱离了“救国会”领导集体，像只孤雁。又是“七君子”之一，名士。当局如果把他拉入国民党内，可以为国民党添彩；又可以达到分化“救国会”的目的，一箭双雕。于是国民党千方百计拉他加入国民党。在南昌，熊式辉拉过；去重庆开会，张群通过李捷才（王造时同学）、陈诚通过政治秘书何某（王造时留英时同学）；陈立夫通过顾毓秀（王造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王造时清华同学）；彭学沛（参政会秘书长）等都拉过。王造时虽然没有松口，但成了国民党拉拢对象却是事实。
错误地出席国民党参政会
内战已打了一年。中共参政员理所当然地拒绝出席1947年5月国民党参政会第四届三次会议，“救国会”参政员也早已退出。在这样情况下，王造时事先没有与救国会同仁商量，顶替王云五（因任经济部长缺席）去参加。客观上损害了救国会同仁的一致性，是无纪律行为，上了反动派分化救国会的当。
坚持走中间路线
王造时第一次主张组织中间党派是1937年出狱后不久，在南京参加许宝驹约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代表人物座谈会上。他主张救国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教派、乡村自治派等联合起来，成立同盟组织。这个意见因得不到大家支持而未果。第二次是1946年3月左右。他已感到内战迫在眉睫，主张把民盟改组，形成强大的中坚力量，与国、共三足鼎立，以制衡当局发动内战。想法虽妙，但是1947年当局一个禁令，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王造时并无良策可以对抗禁令。后来，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放弃中间路线，才使民盟新生。奇怪的是，救国会是民盟的一部分，有人劝王造时参加民盟，他一直未参加。“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之后，他便成为无党派民主人士。
情况可见，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章乃器四位被任命为京官，是众望所归；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结果。王造时未被任命为京官，是情有可原的。也是他新民主主义经历所决定的。有人说：王造时先生“出污泥而不染”，难能可贵。可是，在两军对阵的情况下，猜疑是很自然的。没有查清楚他的经历之前，不可能贸然决定任命他为京官。
划为“右派”理无可许
新中国成立后，王造时没有被任命为京官，他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怨言。所以当饶漱石（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征求他意见：是否在上海安排一个行政职务？他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不宜于此，婉言谢绝了。他安心教书，认为自己离开讲台几十年，还能教书而自豪。他称赞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称赞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他认为自己为民主奋斗了几十年，从来也没选举过人，也从未被人家选举过。解放仅短短四年，他就被上海虹口区人民选为人民代表，感到非常光荣，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因此他感到共产党伟大，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解放初，政治运动不断，一个接着一个，他都积极参加，踊跃发言，在民主人士中起带头作用。1957年2月，全国政协开会，上海市政协推举他和市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前往参加。到了北京，史良向他透露说：有重要工作等待着他。说明解放前的经历已经查清。在史良家里，当着救国会同仁的面，说明《致斯大林的公开信》是签名的朋友推举他起草的，而不是传言中所说，是他起草好了之后强迫人家签名的。同仁们一致认为，责任是大家的，不要他一个人承担。接着，周恩来总理接见他，并与之长谈。总理说：历史上的问题讲清楚了就好了。因此，当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时，他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他说：“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象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其少。”这话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既有自责的意思，也有对民主人士的期盼，希望大家来帮助党的领导搞好工作。于是，他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在《新闻日报》、《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多次积极发言。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法制建设，巩固社会基础，发展民主。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加强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问题
王造时说：“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平尽管有了提高，但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于法治，还缺乏了解，并且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有些司法工作者也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的表现。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的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关于切实实现人民的权利问题
王造时指出：“根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倒如宪法里面有20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的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是犯罪的，什么是不犯罪的；在什么范围可以自由，在什么范围以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关于监督制度问题
王造时说，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所代表的群众利益更来得具体。
关于推行基层民主管理问题
王造时说：“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为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过程来看，集中或许先行于民主；但是从制度的本质来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的。只有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应该使生产者在他的生产单位内，充分参加管理。……如果在这些基层组织里打下了民主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培养了民主生活的理想和习惯，那么民主就生根，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便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可以渗透入而破坏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凭这样的言论，在他头上扣上“大右派”、“极右派”的政治帽子，进行批判，是理无可许的。
王造时先生逝世40周年了。但是今天来品味他的一生（文化大革命中诬他组织“社会民主党”，那是莫须有的罪名，是迫害）。品味他的言论，还是有意义的。我认为：（1）王先生是爱国民主人士，是一位有政见的人；观点都是公开的。对这样的人，应该尊重。政见与真理一样，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判明是非曲直。（2）王先生上述言论，有的还有现实意义，例如，“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如今有的党员干部甚至以党权谋私，以党权炫威，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远了。又例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我认为，现在民主党派，经过60多年磨合，政纲与中共党纲基本上是一致的了。因此，政见分歧不大。但是，中国是大国，东西南北发展不平衡。发展又不能齐头并进，于是先发展、后发展；重点发展次重点发展，涉及先富后富的利益问题，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涉及资源分配问题等，矛盾凸显。此外，现在有的人民团体行政化、衙门化，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于是，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民主党派一起与各方人士、人民团体进行民主的、耐心的、细致的协商，才能达到和谐，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作者为社科部退休教师）
本文转自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