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旭东  来源：《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费孝通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一生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苏江村，第三次是在云南禄村。这也可以说是费孝通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三部曲，由此形成三部著作：《花瑶蓝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其中影响最大、获得广泛赞誉的是第二部《江村经济》。江村的调查对费孝通后来的学术之路和学术地位影响深远。费孝通本人也坦言，“江村是我有意识地观察我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起点，它也就孕育了我一生的学术思想。” 　　

　　学以致用，志在富民　　

　　社会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奴役，内受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为挽救民族危亡，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国之路，年轻的费孝通亦投身其中。为此，他由学医转向社会学的研究，想以此来为中国社会把脉，救国家和民族于困苦之中。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深受帝国主义打击，经济衰退，农民开始寻求自救之路。吴江县震泽一带，历来是我国著名的湖丝产地。数千年来，农民一直沿用鲜茧缫制土丝，蚕丝收入成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近代机械缫丝工业的兴起，以及国内外对丝绸工艺要求的日渐提高，使土丝制造业陷入困境。为此，1923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开弦弓村为据点，开展以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为中心的土丝改良运动。其中，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就是该改良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

　　开弦弓村现为吴江市庙港镇的一个行政村，民国时期为吴江县震泽区区属村。以费达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将科学技术送下乡，教农民科学养蚕制丝，扶持农民办合作丝厂，并于1929年2月成立了“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促进了蚕丝业的发展，深受农民欢迎。1935年，经一轮技术改造，主机全部更新为新型立缫机。开弦弓丝厂社厂合一，由理事会进行管理，生产技术由费达生及女蚕校师生负责。姐姐在开弦弓村的工作无疑为后来费孝通的乡村调查提供了便利。

　　进村前，费孝通不但从与姐姐的书信和面谈中了解了开弦弓村的一些生产、生活情况，而且还根据姐姐提供的资料，以费达生之名撰写了《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22日）和《复兴丝业的先声》（《大公报》1934年5月10日）两篇文章，向世人介绍了开弦弓村创办的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发展及所遇到的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等问题，阐述了兴办乡村工业对维持农民生活的意义。这两篇文章是《江村经济》一书调查的预调查，在预调查中也酝酿了《江村经济》里的主要观点和假设，初步肯定了技术下乡和乡村合作工业给人民生活改善带来的益处。实地深入到开弦弓村，严谨按照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展开调查，纳入了费孝通的计划。

　　当时费孝通正处于情感的伤痛期。1935年费孝通清华研究生院毕业后，请假一年到广西瑶山去调查，同去的妻子王同惠不幸遇难，自己也受了重伤，于1936年夏转回家乡进行调养。姐姐将费孝通安排住在她帮助农民办的一家小型合作丝厂里。由于腿伤不便，接近缫丝厂是费孝通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正如费孝通所说，“反正没有别的事，开始问长问短，搞起‘社区研究’来了。”费孝通选江村作为调查基地，是有许多考虑的。在1985年的《从“江村”到“温州模式”》一文中，费孝通说明了选取江村作为被调查对象的原因：一则江苏南部地区手工业发达，农、副、商各业均有，可以作为一类中国农村的代表；二则因我姐姐费达生在那里办缫丝厂。费孝通在村里调查期间，借合作工厂的一间房当卧室。他离村整理资料的地点，拟为震泽丝厂，理由有四：一是他姐姐费达生此时兼任该厂经理，可以得到较好的安排；二是震泽环境较好，生活方便；三是震泽离开弦弓村近，便于回村进行补充调查；四是他进入开弦弓村前或离开弦弓村后都在厂里落脚，并在那里写过两篇通讯。费孝通到达江村的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偕同一个本村的向导巡视全村”，“挨家挨户地访，挨个挨个地问”。

　　从1936年7月3日到8月25日，费孝通写了7篇《江村通讯》，相继发表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第11、12、13、19期上。《江村通讯》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进村前写于震泽震丰丝厂。根据当时费孝通写的《江村通讯》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可以知道，费孝通首次江村研究有近两个月的时间。首先，他进村的时间是7月3日当天或以后，即写完第一篇通讯以后，因为在这篇通讯里他没有说已经在村里，对村里“两性间有严密的分工……极有趣的事实”是从苏州到震泽的路上听熟悉开弦弓村情形的人介绍的。其次，这次研究他先后两次进村，即实地调查搜集资料一次，补充调查一次。再次，具体时间安排有三段：7月初到7月末进行实地调查；7月末到8月中旬离村20多天，开始分析及整理资料；8月20日前后几天“重来乡间，补充和校核我已得的材料”。8月25日，他在震泽丝厂写完最后一篇通讯，题为《离乡》。由此计算，这次研究工作实地调查约1个月，分析及整理资料20多天，二者合约50多天，在他“为时两个月”的计划之内。

　　1936年9月初，费孝通带着他的调查材料，从上海启程，乘意大利的“白公爵号”邮轮远赴英伦求学。按照吴文藻的建议，他将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他在船上将在开弦弓村调查的有关资料整理出大纲，《江村经济》已具雏形。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费孝通到了伦敦，被介绍接见的第一个人是马林诺斯基的首位博士雷蒙德·弗思。弗思当时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副教授，是系里为费孝通指定的指导老师，也是费孝通最初的导师。弗思是新西兰人，为人和蔼。据费孝通回忆：“我相信我给他最初的印象是很不妙的。”接下来在英语入学考试中，尽管口语不太好，但费孝通却以不错的笔试成绩再次得到弗思的接见。这次，他们谈到费孝通在国内学习的情形。当时费孝通在国内学习时的俄籍老师史禄国在英国人类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也增进了弗思对费孝通的好感。

　　按照费孝通当时的理解，“我估计既然要读人类学，而人类学主要是研究当时被侮称做‘原始’的部落。”因此，在这次谈话中，他重点介绍了在瑶山调查的情况，而弗思对该调查却不以为然。当费孝通谈到开弦弓村的调查时，才引起弗思的注意。后来，弗思经过多次对费孝通关于开弦弓村调查的了解，在确定费孝通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替他将论文主题确定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样，江村经济的调查正式走向严肃的学术整理阶段。《江村经济》作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在他见到马林诺斯基之前，就这样在弗思的帮助下确定了，对此，费孝通感激地回忆，“他这个选择可以说是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

　　按照当时费孝通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和人类学理论，一时难以成为马林诺斯基的学生。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由于费孝通在家乡扎实调查的详尽材料，为他成为马林诺斯基关门弟子奠定了基础。另外，吴文藻与马林诺斯基会面则将费孝通成为马林诺斯基学生的可能变成了现实。1936年，吴文藻持司徒雷登给美国罗氏基金会的介绍信，代表燕京大学去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会，并与马林诺斯基会面。在会谈中，吴文藻向马林诺斯基介绍了费孝通及其在江村的调查，从而促进了费孝通与马林诺斯基的师生缘。

　　马林诺斯基回到伦敦不到一周，就邀请费孝通一起喝茶，边喝茶边聊天。对这次聊天，费孝通回忆道：“他问了问我到伦敦以后的情况，我告诉他已经跟弗思定下了论文题目。他随手拿起电话，找弗思说话，话很简单，只是说以后我的事由他来管了。”就这样，马林诺斯基将费孝通从弗思那要过来。

    博士论文在“调侃”中通过 　　

　　马林诺斯基讲课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研讨会，由学生讲他听。按照费孝通的回忆，“他的特点是不喜欢讲空理论，什么时候都不许离开调查的‘事实’说话，所以讨论时，都是那些亲身做过调查的人摆材料。老头子听到高兴时，插上一段话，这些插话就是大家所希望的‘指导’了。”费孝通《江村经济》中的一些章节，比如蚕丝那一章，就在这样的研讨会上被认真讨论过。

　　1938年，欧洲战云密布，紧张的气氛也笼罩着马林诺斯基，他准备去美国躲避战乱。是年春，马林诺斯基就催促费孝通早点结束论文的撰写。该年暑末，费孝通完成了《江村经济》的书稿，时年28岁。随后，费孝通参加了一场比较奇特的论文答辩。答辩在马林诺斯基家里举行，答辩委员会成员只有马林诺斯基和另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丹尼森·罗斯爵士。当时关于东方的学术介绍，多出自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之手，罗斯写过多本论东方文化的书，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东方学家。两位考官喝着酒，聊着该论文。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这位考官的话让费孝通吃了一惊：夫人看了你的书，说写得极好。他说他夫人已经细细读过这篇论文，一口气把它读完，足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句话也可能表示，他自己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论文。当时罗斯对该书还是作出了评价：读者在该书中可以找到他所需要了解的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样的评价颇具有文学的浪漫。二人对饮甚欢，这位考官差点忘记他当时的使命。在马林诺斯基的提醒下，罗斯又对马林诺斯基说了一些恭喜他又培养了一位得意门生，云云。随后在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上签了名，“又喝了一杯酒，结束了这幕喜剧”。费孝通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样“顺利”结束了。这也许是英国考试制度史中博士论文答辩最为轻松、简单而“滑稽”的一次。

　　当晚，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家吃饭，马林诺斯基就联系出版商，打电话给劳特利奇书局（Routledge）的老板说：“这里有一本书稿，你们愿意出版吗？”这位老板回答得很妙：“如果你写序言的话……”马林诺斯基回答：“当然。”马林诺斯基那篇评定《江村经济》学术地位的权威之论，随该序文由此而来。序里写了什么，费孝通是在从伦敦回国前从出版这本书的书局送来该书的校样上粗粗地看了一遍，印象并不深刻，当时占据他心头的是国内的抗日战争。

　　1938年秋，费孝通坐轮船回国。船到越南西贡时，费孝通听到广州和武汉沦陷的消息，于是他舍船登陆，取道越南，进入云南。到达昆明后，费孝通短暂休息了两周，就遵循马林诺斯基的主意，在滇池边上继续搞农村调查。

　　费孝通和《江村经济》英文版初次见面，是在1948年清华胜因医院的书房里，距这本书问世已有10年之隔。该博士论文的题目是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该博士论文率先在英国出版，英文扉页上印着“江村经济”四个字，1984年经戴可景翻译成中文，书名译成《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自问世以来，受到广泛赞誉。其中最初也是最高的评价，来自于该博士论文的直接指导者马林诺斯基。他的评价奠定了该书的至尊地位。在该书序言中，开篇第一句话马林诺斯基如此写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里程碑，任何一部学术著作，被冠以类似的评价，都是莫大的荣誉。该书获得这样的肯定和殊荣，不仅是费孝通的幸事，也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