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中原 来源：《晋阳学刊》2013年第3期
一、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胡乔木同《解放日报》的关系，是从1941年3月开始密切起来的。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是扩大《解放》杂志的编委会。新的编委会由张闻天、博古、吴亮平、陈伯达、杨松、康一民、蒋南翔和胡乔木等组成，仍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为编辑主任。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出版，确定博古担任社长兼主笔。5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通知：5月16日起，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当时《解放日报》为四开两版。博古学习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做法，每天发表社论。毛泽东经常被约请写社论。有的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完成。同时，由于胡乔木的特殊位置和写作才能，也是博古经常约写社论的对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救救大后方的青年》[1]。这不单是因为胡乔木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对青年情况熟悉，还因为他当时参加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6月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正是配合中央青年工作决议发表的。社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青年“在物质上生活上受着煎逼，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更受着苛刻的压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痛心和悲叹。社论呼吁在重重压力下的大后方青年，第一，对抗战的前途须有透彻认识和信心；第二，必须自强不息，自觉地担负自己应尽的责任；第三，必须善于识别各种危害青年者的面目。
由此开始，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繁重工作之余，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他那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才思，优美的文采，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
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社论指出：“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延安的古城上高竖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社论表示“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1]5、7。
6月17日，胡乔木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国民党缺少什么》的社论中，严厉批评国民党最缺少的是民族的信心，呼吁国民党“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1]11。
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这一天，也是苏德战争爆发一星期的日子。《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苏必胜，德必败》，影响很大。社论指出：苏德战争“必然达到一种结论：苏必胜，德必败”。为什么呢？“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第二，德国实力，在量上是有限的，在质上是已暴露的”；“第三，德国对苏作战还要不可免地遇到许多重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德国对苏似乎是外线作战，其实德国的四面，都在敌人的包围攻击中间”；“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这乃是决定这次战争胜败的关键。”[1]12－14在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之时，对战争前途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增强了人们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
此后，胡乔木或按毛泽东的要求，或应《解放日报》的邀约，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很多社论，其主题都是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和策略。
1941年7月8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提出“加强民族团结，是目前的急务”[1]17。
7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出路和迷路》，指出：“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中国共产党在7月7日发表的宣言里已经提出，这就是联合英美苏联，加强国内团结，改良政治，积极反攻，以求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路。可惜极少数民族败类，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亲德分子，故意要把国家拖到迷路上去。这就是全国分裂，反共反蒋、反苏反英美，投降日寇和国际法西斯阵线，使中国亡国灭种的路。社论说：“选择第一条路就是保存全中国而牺牲何应钦，选择第二条路就是保存何应钦而牺牲全中国。二者究竟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呢？”社论运用严谨的逻辑，十分有力地回答了中国的出路问题[1]23－24。
8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闻捷》，祝贺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始反攻的时候取得的很多胜利，论述反攻胜利的意义，“希望这些胜利能够促成全国的反攻，尤其是促成反攻胜利的各种必要前提的实现。”[1]25
8月26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强调“今天的世界乃是民主的世界，无论国际局势的演变如何波谲云诡，未来的胜利者必属于民主的势力，必属于民众”[1]29。
9月1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打碎旧的一套》，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并运用其精神，“打碎旧的一套，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1]34,35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按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决定扩大为四版。当天，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长篇社论：《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①。这篇重要社论，是胡乔木深刻领会8月1日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九月会议作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决定而写成的。
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时，社论强调：“最近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解放日报也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教育的社论，一个新的战争正在开头——这个战争是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同时进行的，它的意义比那个战争也至少是不相上下。这是思想上两个基本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
在谈到共产党的性质和主观主义的关系时，社论说：“按照它的名称，按照它所一贯的理论基础的性质，共产党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应该是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始终信守不渝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纲，它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六年所采取的与国民党成立革命联盟的方针，在以后八年内所采取的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必需坚持革命运动的方针，八一宣言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各项政策，这些也都是适合各个历史阶段的国情，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又指出：“决不应该否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也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影响，妨碍过这些方针的实现，而大革命失败后的某些时期内表现为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尤其可怕。”并进而指明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个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上虽然已经根本纠正，但在思想方面的余毒却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直到现在，我们的思想界还没有集中火力来研究中国当前的客观实际问题，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其他各个文化部门的理论，或则强不知以为知，满口‘夸夸其谈’，或者与以盲目搬运欧美资产阶级文化为职业的留学生同流，一味无目的地宣传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风气所及，以至延安高级学校的某些学生和教师，对于今天的中国竟连常识都很缺乏！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无论在当时当地如何正确，却决不是可以祖传或出口的，硬拿到今天的中国来宣传，就必然造成教条的崇拜，就必然把最好的唯物主义变成最坏的主观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常比许多由于夸张了中国实际之某些片面而产生的主观主义还更脱离实际，还更使人迷惑麻醉，难于解脱。虽然今天党的政治已经不受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理论家’的指导，因而这种‘理论’和‘理论家’在理论的世界中，还只处于与政治相中立的状态，但是这个中立显然是不稳定的，它必然要发展到实际的世界中去而造成对于政治的损害——在党的许多工作部门中，这样的损害已经是到处看得见了。”
在谈到如何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开展斗争时，社论强调：“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是一篇文章一篇讲演所能够解决的。”社论追溯历史，从“早在民国十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直到“九年以后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严肃地指出：“这些宝贵的指示，却至今没有被全党所真正接受。因此直到党的第二十周年党中央还必须领导一个全面的斗争来彻底扫除党内的主观主义问题。”
社论阐明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个斗争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最后驱逐主观主义，则全党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也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斗争同时又是全国人民和全国思想界的任务，因为全国人民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脚踏实地，破除妄想，提倡科学，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革命，便将成为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
胡乔木撰写的这篇社论，从党的历史到党所面临的现实，全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延安整风做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文中多处引用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的讲话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把它们作为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经典之作加以宣传，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二、参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出版以后，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不小，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1942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要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此外，会议还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2]363。3月8日，毛主席专门给《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2]368会议决定组织党报委员会，胡乔木为委员之一②。
1943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等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1943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在三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草案之前，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胡乔木依据毛泽东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精神，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
胡乔木首先谈教条主义的两种典型方式：“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帮帮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空话的指南”[1]47。社论接着列举教条主义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强调实际解决教条主义的紧迫性。
胡乔木把摆脱教条主义形象地比作“脱裤子”，他说：“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今天的关键，正在这里。”“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1]47,48,50。
《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后的第5天，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1]54整顿它需要正确地进行斗争。正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对事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二是“对人也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三是“不但要与别人的错误作斗争，而且还要深刻地检讨自己”；四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腻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1]55－56
紧接着，4月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批评从何着手》的社论。指出：“自我批评对于整个共产党或每个共产党员的重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尽管常识人人都有，我们的自我批评却还是很少。这是怪事，这是必须赶快消灭的怪事。”“党中央去年七八月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最近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乃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社论强调，要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就需要在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党员中间”，“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按照自我批评实行有效的改正。”社论认为，“尽管‘脱裤子’的声浪，近来确也甚嚣尘上，但是直到今天真正严肃地周密地检查了自己的，究竟有几个？”社论批评那些把批评的“雨点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向着别人的”现象，是“一面镜子照来照去总是照不见小我，照见的大我又是望文生义，残缺不全”。他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实质，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社论表示，“我们不但希望全党成为一个充满自我批评的机器，而且希望能有更多的为原则而战斗的自我批评家出现”[1]58－60。
胡乔木撰写的这几篇社论，充分体现了“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改版宗旨。
除此而外，胡乔木这一段时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还有《宣传唯物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请重庆看罗马》，《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再论精兵简政》、《贯彻精兵简政》，《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边区政府准备热烈庆祝国庆节》、《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可见，胡乔木是围绕《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配合边区政府的主要工作撰写社论的。
从《解放日报》改版以后，胡乔木同报纸的关系更加密切。《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发展和党的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成为胡乔木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他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社论。
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胡乔木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和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的精神，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报纸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方面的不足，和报纸宣传中不灵活、不具体、不生动的缺点。希望新闻工作者“用新的对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的观念”，少做“官样文章”，少登“政治的空谈”，多一些“好的论文”，特别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更好些”[1]76－79。
8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提出：“建立新的文风，是整顿三风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又是报纸、和报纸有关的一切工作者应当首先来倡导的事情”；“报纸不仅是报道消息，而且要作为建设国家、建设党、改造工作、改造生活的锐利武器。要把我们这伟大时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社论提出“如何来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问题。要求“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不公式化”，“少点‘八股’气”；“内容要有新的东西”，要寻找新的材料，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亲切有味”、“深刻精到”。社论指出：“要充实报纸的内容，要把文字写好，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材料，一是用什么语言来写。”“建立新的文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是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过程。”社论谆谆告诫说：“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只有在不断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达到。”[1]80－84
1943年1月2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是教科书》的文章。指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报纸要“能够表现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对于我们，没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圣的标准了”。“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他还提出报纸的文章要“又短，又新，又具体”的要求[1]303,304,305。
此后，胡乔木对《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又提出重要的具体建议。1946年9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人人学会写新闻》的文章。9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短些，再短些》的著名评论。在这篇对新闻工作有深远影响的千字文中，胡乔木向《解放日报》编辑提出具体建议：新闻、通讯和副刊稿件要五分之四是一百字到四百字的，研究论文、专文等等五分之四四百字到两千字。他对《解放日报》的副刊提出这样的希望：“让我们有这样的副刊吧，它没有太多的可有可无的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可是每天万把字的版面上挤满各种作者读者各种内容形式的几十篇稿件信件，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1]310,311
三、撰写评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变化的社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在延安的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希望尽快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是文章大师，他的著作通常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就的，但这次讲话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就嘱咐胡乔木根据自己的笔记和速记员的记录进行整理。胡乔木的整理稿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作为“结论”。后来，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对整理稿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斟酌和反复的修改，但并没有很快发表。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委召集五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开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遵循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延安的文艺界由此掀起了一个下乡的热潮。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才首次刊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部分内容。
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首次发表《讲话》全文的第二天，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把《讲话》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并称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4月25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③，评述了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个月来延安文艺界的新变化。
社论指出：“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
社论还总结了延安文艺活动中表现出的新方向的几个特点：“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
同时，胡乔木也指出，“这仅仅是开始，文艺与实际的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艺工作中还有着许多缺点，而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还是不熟悉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不够理解的，因此在工作上就受到很多限制，许多作品，特别是有些戏剧，还不能正确反映真正群众的面目和群众的感情；第二，我们的新作品，都还只是初级的，还有大大提高的余地；例如鲁艺秧歌舞中的《兄妹开荒》，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但同时也是比较简单的作品，表现还不够深刻，不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是不可能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本身，还很狭小很肤浅，还是主要限于延安附近的活动，还是少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活动，我们还需要把运动扩大、深化，使它普及到全边区，使它成为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和繁荣起来的东西”。胡乔木一再强调，要克服和解决这些缺点与不足，“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群众中去，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界的同志们的下乡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95－100。
这是一篇非常值得重视的文章。因为，这篇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全文正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适时传达了讲话整理稿的重要内容。
四、在延安整风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不少。以下各篇，影响很大，特别值得一提。
1942年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就是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两条战线，也就是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不是折衷主义的方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对在时间中运动着的事物规定的一个适如其分的相对的安定性，它反对过右的与过左的两种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质相违的，都是主观主义的”。他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正确进行。指出：“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这种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是斗争。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正确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生活中一天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整顿三风进行中，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实行，以保证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1]68－71。
6月10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宣传唯物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他的全部‘精神与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这虽然首先是对共产党内而发，但对于全民族也一样有重大的意义。”社论说：“创巨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自然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他的第一等任务也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而“唯物论是我们民族的思想上的救星”。由于国民党的反唯物论的宣传和政治上的倒退，唯物论在中国遇到了“和我们民族同等的灾难”。社论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的现实出发，批判那些“唯心论宣传员们”的反唯物论宣传是“不要精神不要民族”，丧失“精神操守和民族立场”，并且明确指出，“唯物论的遭遇常是政治的准确的寒暑表”[1]72－75。
1943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19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列宁活着呢》。这篇社论主要是为清除整风期间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解而写。在整风中有些人认为“既然过去曾有人读了马列的书而不用，而乱用，而被称为教条主义者，那么最好的避免传染教条主义瘟疫的办法，就莫过于从此根本不读这些‘教条’了”，“从此根本停止和拒绝翻译、传布、解释、通俗化这些原著的工作了”。胡乔木明确指出，“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可见这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附属物，而恰好是他的反对物。教条主义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无的放矢或生吞活剥的错误态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提倡从实际出发，就正是提倡和实行马列主义，就是要恢复马列主义的科学面目和历史信用”。“列宁和他的前驱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方向和方法”是“永远不死的”，因此“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就得更好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去请教永远活着的列宁”[1]90－94。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用他的笔，通过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对整风运动起着指导作用。
五、重庆谈判后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
1945年12月中旬，胡乔木从重庆返回延安，即集中精力于理论宣传工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充分运用舆论力量，抨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阴谋。
时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因为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而真想停止内战。1946年到来之时，蒋介石通过元旦致辞的方式，发表长篇广播演说，将政府的政策明告全国同胞。他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④十分明显，重庆谈判结束和“双十协定”签订刚两个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就企图在“统一”的名义下撕毁协定，发动内战了。
重庆谈判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原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会议召开在即，蒋介石却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说，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确保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期顺利举行，保卫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积极主动措施，致电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要求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做法切实加以揭露；一方面，决定在舆论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谬论加以批判和反驳。
1946年1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7日，《解放日报》在全文转载蒋介石演讲的同时，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的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1]165－178。社论严肃指出：“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针对国民党方面在统一与民主等问题上“倒果为因”的顽固立场，社论明确指出：“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是果”。
1月9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指出：在中国反动派力图把中国推入内战、独裁、分裂的黑暗深渊的时刻，“中国人民为要打破反动派的内战独裁计划，实现自己的和平民主愿望，唯有抓紧时间，十倍百倍地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首先，必须在干部中进行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方针的思想动员”；“第二，要深刻认识大规模有领导的减租运动，是发动群众最重要的关键，是农民群众翻身的必经之途，是开展生产运动的必要前提”；“第三，在解放区的城市里，除了控诉清算运动之外，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救济、增资与减息”；“第四，为了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自流逐一的慢性病是万万要不得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又和命令主义的急性病完全不同”；“最后，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应当切实准备今年的大生产运动”。
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定》和《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毛泽东签署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日，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
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停战与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12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根据11日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平实现》。[1]指出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提醒人们：“和平还不巩固：因为不论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破坏和平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存在着，他们还在企图以各种阴谋的方法破坏中国的和平”，“和平的道路今后还可能有若干波折，民主的道路今后将必然有更多波折”，要求人们对此有“重大的警惕”。社论认为，“政治上的不民主，是中国过去一切内战的总根源”，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进行“彻底”、“有效的民主改革”。
接着，胡乔木又按照中央的要求，围绕政协会议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连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1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案的实质加以揭露。指出，国民党的提案是“虽有迂回曲折而归根到底依然是保障个人独裁的提案”，“实质上仍然是涂脂抹粉的一党专政”，“完全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独裁的办法”。“今天中国的险恶的形势及内战的基本根源，是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实行迫切的民主改革；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消弭内战的祸胎；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中国就不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道路”。社论提出：“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1]189,191－192。
1月23日，发表《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案》的社论，[34]针对国民党方面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民主”的虚伪的承诺，明确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那么，这种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把专制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必须先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国家变成为一切民主分子在一切政府机构内享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国家”。明确地讲，“军队国家化的两大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而解决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
27日，发表《坚持和平，保护和平》的社论，对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加以抨击，并警醒国人：“为了坚持和平，保护和平，中国人民应该坚决拒绝一切内战挑拨者的挑衅，决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决不要因为他们的挑拨而失去镇静和远见，而动摇坚持贯彻和平的决心，而怀疑和平的现实性甚至可能性”。同时，“坚持和平决不是实行不抵抗主义，决不是纵容内战挑拨者破坏和平的横行，解放区军民应该随时准备击退任何背信弃义的袭击，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不给内战挑拨者以任何借口，就是说，必须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之内，决不越出自己的阵地一步”。
同一天，周恩来等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停战、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谈判情况的汇报。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关于无条件停战、政协会议、东北问题等谈判的情况。会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商定的政协会议的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正式签字。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人员名单为：毛泽东和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范铭枢、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在中共和方方面面的共同配合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2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再论放手发动群众》[1]，与1月9日的社论《努力放手发动群众》相呼应，再次指出，“从全局来观，各解放区群众发动的程度——无论规模与深度，都还不够，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贯彻”。“目前发动群众的障碍，主要的还不是什么超过群众觉悟程度的急性病，而是落后于群众要求的慢性病”。“当然在用主要的力量去克服后一种偏向时，也要适当地防止前一种倾向的发生”。“应当特别指出，和平时期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发动群众的重要性，相反地，群众工作的比重更增加了”。
2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1]。指出：“围绕东北问题的真正中心争论，就是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之争，就是东北人民应否享受和平生活与民主权利之争”。国内法西斯反动分子“是想在国际问题的幌子下面，在东北找一个打破停战命令与政协决议的缺口，藉以把东北以至全中国推入内战独裁的深渊，使中国人民永无复兴之望”。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几处修改，并加写了一个长的段落，使文章更加富有战斗性⑤。
28日，胡乔木在《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的社论中，对国民党内法西斯分子以东北问题为借口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的伎俩进一步地加以揭露，指出其实质：“一个是以反苏为口号，挑拨第三次世界战争，叫做‘民族主义’；又一个是以反共反一切民主派为口号，制造第二次国内长期战争，叫做‘民主主义’”[1]222。
3月12日，以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21周年为契机，《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回顾孙中山先生生前对国民党改组的重要贡献和成功经验，指出国民党内的改革存在两个道路和两个方向：“国民党内民主派在国民党的改革问题上，要把国民党推向前进，使国民党经过自己的民主化，并经过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逐步地‘与民众互相结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中山先生原来规定的革命道路。按照这个道路，就必须抛弃法西斯的一切垃圾，忠实执行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法西斯派在改革国民党问题上，把国民党重新推向后退，彻底排斥国民党内外的一切民主派，阴谋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加深国民党与民众的分裂。这是十八年历史经过血腥考验的错误道路。”“我们是希望国民党按照中山先生的道路改革的”，这是“国民党进行改革的唯一的正确道路”[1]229－230。
3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强调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的主要条件，全国军队属于国家，军令与政令统一。会议通过了主张由国民党制订宪法，行政院向总统个人负责，不制订省宪等几项决议。这都与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相违背。动摇了政协的五项决议。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对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深刻的剖析，指出，“二中全会的整个过程和整个结果，表明了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活动在二中全会中得到了优势”，“在法西斯分子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结果是通过了准备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乃是今后中国将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或改革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根本关键，因此是中国民主派与法西斯派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这些原则被推翻，则政协会议的其他决议，政府的改组，国大的召集，乃至停战整军等等协定，都将成为空文，都将为法西斯派在独裁政府中撕得粉碎。”[1]231在19日《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社论的基础上，中央准备进一步抨击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胡乔木即循着这一思路，很快写成一篇文稿。经请示毛泽东并往返商量，胡乔木又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对抨击国民党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调整。
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驳蒋介石》[1]。针对蒋介石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政治报告的内容和4月3日、4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社论要点，指出蒋介石政治报告中对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有关决议和“东北停战协定”彻底加以否定，其实质“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正告国民党方面：“中国人民已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实现”，“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这篇社论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颇有毛泽东的风格。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要求“《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同时还电告各中央局：“《驳蒋介石》一文，除在我区发表外，沪、宁、港、粤、武、汉、平、津、青、济、云、贵、川及东北各大城市，速印单行本广为散发，不能公开者，则秘密散发之，愈多愈好。”[4]这表明，毛泽东对胡乔木写的这篇社论很满意。经过3月24日后的迅速调整，胡乔木的文章完全符合毛泽东对敌斗争的思路了。
4月10日，胡乔木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写了《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的社论[1]，对国民党当局特别是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所谓“国家法统不容中断”的论调再次加以批驳。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就是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废止那个祸国殃民的‘训政时期约法’，实现一个国会全权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宪政。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法统”。社论指出：“历史大势显然早已指出来了：人民民主的法统必将战胜法西斯独裁的法统”。
此外，在此期间，胡乔木或遵毛主席指示，或应约稿，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
6月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对最近时期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内战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6月2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严正指出：“为了巩固中美友谊，就必须澄清中美关系，就必须停止和纠正一切支持中国独裁内战、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中国和平民主、危害中国独立安全的措施，就必须停止和收回一切所谓对华军事援助，并撤退一切驻华军队。”[1]262－263
8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
8月2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一年的教训》的社论。
10月12日，胡乔木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的社论[1]中，连用五段“这有什么疑义吗？这是没有疑义的”文字，抨击了国民党方面破坏政协决议的精神和东北停战协定的行径。
10月1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的社论，[1]表示：“一年多以来，张家口在民主政府管理下成了东方著名的模范城市，全世界由此证实了中共不但善于领导乡村，而且善于领导城市”。
10月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的社论。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议和“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先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对中原军区合围。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于1946年6月26日晚间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及海南岛等解放区。
自1946年7月至10月，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予以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为挽救颓局，在政治上，蒋介石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简称“国大”)，为他的反动统治制造“宪法”依据；在军事上，蒋介石采取重点进攻战略，以山东和陕北为重点，企图突袭延安。
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一方面，做好军事上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准备；另一方面，揭露蒋介石施放的和平烟幕和召开“国大”的独裁本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于1946年11月6日通过武装保卫延安的命令。同时，毛泽东又于8日致信刘少奇，布置事前揭发蒋介石虚伪的停战令。中共中央针对11月8日蒋介石的声明于11月9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动员大会。
在此紧张时刻，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为揭露蒋介石，为保卫延安，做舆论宣传工作。
1946年11月11日，在中央召开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的当天，《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按照中央要求写的社论《两个声明》。社论指出：蒋介石11月8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声明，是在“和平”字眼装潢下的“一篇最卤莽最激烈的宣战书”。与他的宣战书同时发出的所谓“停战令”，“则是最虚伪者，比如杀了一个人的头却在那人的颈项上贴一张膏药。蒋介石已将一月政协会议以来的一线希望都最后杀死了。”⑥针对国民党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社论严正指出，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大”，“不但向中国共产党宣了战，而且向一切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宣了战，向全体中国人民宣了战”，“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并嘲笑道：“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国大’本身……这不过是蒋介石政治魔术箱里的一只用烂了的破草鞋。”其目的是“要借此篡夺国家，并使他的篡夺得到所谓‘宪法’的根据。正是这样，他就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1]278
社论指出：“在这种情形下面，一贯要求和平的中国共产党在11月9日的声明中坦白地揭穿这个欺骗，自然不能不令一切公平的观察家首肯。”
通过对两个声明的对比分析，社论指明：“两个声明：一个是虚伪的，一个是坦白的；一个是破坏的，一个是建设的。虽然蒋介石以召开所谓‘国大’关闭了妥协之门，中共仍然要求蒋介石停开他的‘国大’，并撤回他的进攻军队，这显然是今天中国危局的唯一和最后的建设性的出路。中共声明贯彻着严正的立场，充满着坚定的信念，这表示蒋介石的一切进攻威吓和欺诈，现在是在一个毫不动摇的对手面前无所施其技了。”社论就蒋介石为抛弃政协决议编排的滑稽理由“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充满自信地揶揄说：“不过这句话也有一面的真理：只在三四个月间，一般情势即已大有变迁，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已经迅速失尽人心，而且在军事上也已经迅速失掉三十五个旅的兵力。……一切迹象都表明这种消耗决不能维持多久。”并预言：“如果他仍然拒绝中共的忠告，那么，一切情势即将继续大有变迁，他不久就必然要尝到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的苦味。全世界都看得明白：这是不怪任何别人，这完全是蒋介石自己作孽，自己骑上虎背的结果。”[1]280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11月19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奉命返回延安，只留董必武等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政府接触。
11月21日，在延安枣园，胡乔木参加了中央举行的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毛泽东就形势与任务发言，胡乔木做记录。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过去几个月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我们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用三五年时间，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我们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我们按这个目标去做，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11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社论。
在揭露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斗争中，胡乔木的一枝凌云健笔，的确及时地、有效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解放日报》停刊后的工作
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3月底中共中央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由此开始转战陕北。其时，胡乔木率土改工作团在陇东搞土改。4月14日，任弼时通过习仲勋转给胡乔木一封电报，要他率土改工作团部分人员归队。4月下旬，胡乔木挎着小包，回到中央驻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毛泽东听说乔木回来，立即出门迎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已经在王家湾住了半个来月了。胡乔木在王家湾，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住在贫农薛如宪的两孔半套窑里。窑洞又小又黑，毛泽东住左边。胡乔木挤在周恩来、陆定一住的过道窑里。没有桌子，就用高粱秆串成的锅盖垫在膝盖上写稿。
胡乔木回到毛泽东身边后，又恢复了撰写社论、评论的工作。不过，进入转战陕北阶段后，《解放日报》已于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社的全部工作人员都归入新华社的编制。其中大部分由社长廖承志率领，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太行地区重新建社。另有二十多人由范长江带领，随中央留在陕北。所以，胡乔木这时是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要求，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评论和消息。
胡乔木文思敏捷，下笔很快。稿子写好，经毛泽东阅改，就由新华社发出。稿子除电台播发之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有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刊登自写稿件的《评论和电讯》，一份是刊登抄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的《参考消息》。
从3月中旬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下，遭受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在一个多月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把胡宗南在陕北牢牢卡住。在山东，华东人民解放军继莱芜战役胜利后，5月14日晨至16日午，又在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地区，经过激战，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当场毙命。
1947年5月19日，新华社发表《祝蒙阴大捷》的社论。这是胡乔木从陇东归队后写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指出，蒙阴大捷是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对蒋介石最精锐部队的这个打击“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相信“山东人民解放军将于不久的将来，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而使全解放区转入全面反攻”[1]287。
紧接着，胡乔木又为新华社写了《破车不能再开》。发表于6月4日的这一长篇社论，对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反动分子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所未参加的”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及其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猛烈的抨击。尖锐地指出这届国民参政会“狂热地拥护内战”、“坚决地反对人民的和平运动”的实质，说它“完成了角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借外债，打内战。”毛泽东加上一句加以强调：“这次参政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借外债，打内战两件是真的。”[1]291毛泽东还在另外五处作了增补。
1947年6月9日晚，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沿延河北上，先头部队进至距王家湾仅一山之隔的寺湾。中央机关连夜转移，于12日晨到达天赐湾。6月17日上午，胡乔木随毛泽东与中央纵队由天赐湾重返小河村，在这里停留了46天。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已经严重受挫。解放军很快就要转入战略进攻了。
在此期间，胡乔木继续撰写揭露和批驳蒋介石、国民党的评论，经毛泽东修改后播发。这些声讨蒋介石的檄文，冷嘲热讽，尖锐泼辣，从标题到内文，洋溢着胜利者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胡乔木在毛泽东长期熏陶之下，其文笔同毛泽东可以说到了珠联璧合的境地。胡乔木晚年有诗云：“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⑦确是转战陕北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6月20日，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时评《哀号无济于事》，针对16日蒋介石“对他的军校学生发了一篇‘训词’，要他们拿出二十三年前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革命精神，来挽救‘国家之忧患’”一事，指出：蒋介石“隐瞒了一个主要的关节：他没有提到黄埔的革命精神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去的”。“黄埔的革命精神，它是随着国共合作而来，随着人民立场而来，在国共分裂以后，在背叛人民以后，这种精神就必然从蒋介石的队伍中一去不返。好比刻舟不能求剑。”时评指出：“蒋介石的宣传近来完全乱了，其特点是向各方面乱叫救命”，“第一是向国民党乱叫救命”、“第二是向所谓公正人士乱叫救命”、“第三是向外国乱叫救命”。文章结尾说：“一切这些乱叫，到底达不到救命的目的，会有一天终不免大叫三声而亡。”毛泽东阅改时紧接着这句话增加了一段文字，使文章平添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第一次写下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的名言。
7月初，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日发布的对时局的口号”。毛泽东稍作修改后，以“新华社陕北七日电”的形式发表。全部口号共16条。7日，胡乔木又起草“新华社陕北一日电”，评南京国民党政府6月29日对毛泽东下的所谓“通缉令”，毛泽东作了重要修改。电文说：“南京蒋介石政府已对中国人民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实行所谓‘下令通缉’”。“蒋介石采取此项步骤，正是在全国人民起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时候。”“蒋介石的所谓通缉令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反攻的浪潮中特别显得滑稽。此间观察家认为，在蒋军到处失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蒋介石此举是企图挽救蒋军将士与国民党官员普遍绝望情绪之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毛泽东在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的许多步骤，“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⑧这段话既是对一年斗争历程的总结，又是对未来局势的预言。
7月13日，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的长篇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正是以毛泽东上述论断为纲要写就的。社论全面批判7月4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一年来蒋介石的所谓“总动员”不断失败的情形，指出蒋介石的“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等出席。胡乔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问题。小河会议前后，刘伯承、邓小平所部人民解放军取得鲁西大捷。胡乔木为新华社写评论《祝鲁西大捷》，经毛泽东阅改后于7月30日发表。评论指出：我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所部的人民解放军，自6月30日夜在鲁西渡黄河南下以后，7月8日收复郓城至28日收复金乡以北羊山集，前后二十天中间，连战连捷，除较小战果不计外，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俘毙敌据初步统计达五万八千余人。“这个伟大胜利，足与今年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歼敌四个师部十二个整旅的记录及今年五六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中长路吉沈路等处歼敌八万的记录相比美。进一步表明了我军愈战愈强和敌军愈战愈弱的真理，奠定了我军在今后一年中争取超过过去一年战绩的信心。”评论通过具体分析热情赞扬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总动员令”，“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黄河阴谋”，“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无耻和造谣”。指出战争发展的前途：“鲁西的胜利，为攻坚战树立了光荣的模范，并展开了南线反攻的伟大远景。”[1]305－308
小河会议后，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社论《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7月31日发表)，回顾二十年来人民军队奋斗和发展的历程，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二十年历史包含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一个最基本的和最需要反复说明的经验，这就是：一个革命的力量只要是真正依靠群众，就永远不会被敌人压倒，因此永远不应该被敌人吓倒。”社论批评革命营垒里的“不坚定分子”和一些所谓的“民主分子”，面对“前进中的困难”，“不敢于胜利”、“以为蒋介石和人民的斗争的结果会是谁也消灭不了谁”。社论指出，“这些人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善于冷静地全面地分析情况；就是不善于区别什么要素只是暂时起作用，而什么却是经常起作用的；就是不善于区别什么力量即使暂时似乎还很强大，却已经开始衰亡，而什么力量即使暂时似乎还很弱小，却是正在向前发展的东西。天上的乌云，反动派的优势，革命运动的错误和挫折，这些是暂时起作用的，而太阳的光明，反动派与人民的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反动派的不可解救的危机，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力量，革命真理的力量，这些是经常起作用的。”“人民解放军二十年历史的最基本经验就是必须把上述的真理经常教育人民，经常教育自己的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和干部，使全军全民经常认识历史的真实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念，以便克服一切可能的困难，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1]
1947年8月1日，胡乔木跟随毛泽东一行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第二次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以后每天转移，4日，到达子洲县巡检寺。利用在这里短暂停留的几天，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⑨。文章用大量事实，以冷嘲热讽的文笔，揭露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秘密讲演录中所暴露出来的无能和委罪于人的手法[1]315－319。
8月10日，胡乔木随毛泽东到达绥德县黄家沟。13日，毛泽东一行渡过无定河，14日下午到达米脂县城郊井家坪。15日傍晚到达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16日上午，从陈家岔出发，夜晚转移到佳县以西十五公里的曹家庄。17日黎明离开曹家庄，中午到达佳县白龙庙村。短暂休息后，继续行军。18日，冒雨抢渡五女河，傍晚到达佳县杨家园则为山洪所阻，即在此宿营。19日上午离开，中午到达佳县梁家岔。8月23日上午，毛泽东等到达西北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佳县前东原村。在这里，胡乔木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参加由彭德怀主持的旅以上干部庆祝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下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离开梁家岔。8月24日，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行到达佳县朱官寨扎营，结束了转战陕北最艰苦的一段行程。
在这段行程中，胡乔木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利用行军休息的间歇写稿。有时一无依傍，就俯身马鞍，挥笔成文。
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住了29天，直到9月21日离开。这29天，生活非常艰苦，因缺粮，经常吃野菜、黑豆充饥。胡乔木仍然挥笔不辍，写出了指导全军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文章。9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四十条”的命令；11日，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17日，为新华社起草“陕北十八日电”《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在远东人民中扩大》；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16周年，撰写新华社社论《救国必先灭蒋》。
1947年9月21日，胡乔木随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从朱官寨出发，到达佳县张家崖，23日到达神泉堡。在神泉堡住下后，工作相对不那么紧张。胡乔木还是发挥他的笔杆子的作用。
10月6日，胡乔木遵毛泽东嘱咐，起草毛泽东、朱德致斯大林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贺电。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两个重要文告，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统一规定。训令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10月30日，新华社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中国和亚洲——美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反动派的仇敌》。11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胡乔木写的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揭露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并对该盟人员进行迫害的行径。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四处重要修改。在文章最后增加了一段对民盟说的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1]332
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长篇社论，毛泽东加上正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11月7日发表。文章指出，“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一切觉悟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怀抱更光明更热烈的希望，对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战斗意志，和对于人类解放事业必然胜利的更伟大的信心。”“十月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打开了帝国主义统治的第一个缺口，树立了社会主义乐园的第一座灯塔”，“资本主义的旧秩序已经丧失生命力和希望，已经一天比一天破碎和糜烂了”，“只有十月革命所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一个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才能够帮助各国人民得到解放和正义，才能够抵抗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腐化和反动，才能够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光明前途”。“十月革命是科学的胜利，这个科学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来三十年各国人民斗争的历史，从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于反动势力的纸老虎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在社论最后，增加了一段联系中国革命现实、坚信必将打倒一切敌人建立新中国的话：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此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获有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其彻底打倒。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华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1]337－338。
1947年11月20日，胡乔木随毛泽东离开阎家峁，到达佳县乌龙铺。后经米脂县申家硷，于22日下午到达米脂县杨家沟。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毅、陆定一、习仲勋、马明芳、李井泉、李维汉、李克农、李涛。胡乔木也正式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十二月会议一结束，29日，胡乔木就为中央起草了致中央工委、各局、各分局、各兵团首长等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扩大会议简报》，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十二月会议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十二月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经过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后，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蒋介石阵营内部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
1947年即将过去，毛泽东召集随他一起转战陕北的几个大队负责人辞旧迎新，他高兴地对大家说：“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个年。”1948年元旦这一天，胡乔木和周恩来、彭德怀、叶子龙等一起吃饺子，共享新年到来和革命不断胜利的喜悦。
1948年3月21日，胡乔木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离开杨家沟，向东转移。3月23日，从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的临县三交镇(与中央后委会合)、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和岢岚、五寨、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中央机关4月13日到达城南庄后，稍事休整，胡乔木即随周恩来、任弼时于4月23日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他们一行65人分乘八辆汽车，于第二天凌晨到达。受到先期到达那里的中央工委领导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的热情欢迎。
从1947年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以后，新华社就成为兼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项职能的中央新闻机构。1948年4月到西柏坡后，党中央任命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5月9日，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正式宣布合并，又任命胡乔木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从此，胡乔木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此文刊登于第三版。本文引述据此。
②党级委员会由王稼祥、博古、凯丰、余光生和胡乔木组成。
③这篇社论收入《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蒋介石广播演说，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附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版。
⑤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指出：“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之入骨髓，必欲消灭之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⑥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 278、279。胡乔木在编自己的文集时，凡毛泽东阅改时所加的文字，都用黑体字标明。本书此处及以下引文均照录。
⑦七律·有思(作于1982年6月)，见《胡乔木诗词集》，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98页。
⑧据档案。
⑨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312页。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秘密讲演录是人民解放军在“鲁西大捷”中缴获的。
【参考文献】
[1]胡乔木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63.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02.
[4]毛泽东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5.
本文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