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时间：2013-11-08
于光远
于光远一生追求革命和科学。他的学术兴趣兼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广泛涉猎人类知识的诸多学科研究，被学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陈益升
2013年9月26日午后，惊悉恩师于光远仙逝，心情十分悲痛，9月30日上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尽管还住在医院，但还是由夫人和友人陪同早早赶往北京医院，和导师见最后一面，以寄哀思。
恩师于光远一生追求革命和科学。他既是一位历经风雨磨难、富有良知的革命者，又是一位思想敏锐、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勤奋多产的科学大师；他的学术兴趣兼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广泛涉猎人类知识的诸多学科研究，被学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是20世纪兴起的新兴学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于光远先生就在中国积极倡导和开创这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期，他和龚育之首次联名招收四年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经过严格考试，我有幸成为两位先生的首批“入门弟子”之一。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于先生是在入学面试中。我与其他二十几位同学被分成两组同时面试，于光远和龚育之两位先生各主持一组。我被分配在于先生主持的那一组。
早在中学和大学时，我就读过于光远发表的一些文章，并且听人说过他的思想非常活跃，学识极其渊博。记得那场面试，先生提问，我随之禀答。他提的问题，海阔天空，妙趣横生，内容广涉哲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例如：客观规律能否被人消灭？《资本论》中所用的抽象法是什么？什么叫“无限”？地球是椭圆形的吗？对生命起源的看法？赫克尔《生命之谜》的主要内容？什么是最高和最低的动、植物？何谓微生物？等等。
这里，有些问题虽是我事前根本无法猜想和准备的，不管我回答得如何，先生总是耐心沉静地听着，让我把话讲完，亲切地加以启发和点拨，让我继续思考，再答，似乎是在进行课堂讨论。
1962年8月下旬，我正式接到被录取为北大自然辩证法专业四年制研究生的通知。长期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心中的喜悦难以自已。
在北大的两年（1962~1964年），于光远先生特别强调科学基础训练，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打好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凡是原来学自然科学的都要到哲学系学两年基础课；凡是原来学哲学的都要到理科一个系学两年自然科学基础课。刚开学时，原来学哲学的4人，都集中在物理系上课。由于座位紧张，有时与本科生发生“抢位子”的矛盾。于先生知道这种情况后，要我们写一份书面材料给他，转给周培源副校长。几天后，北大研究生办公室通知我和陆容安去周副校长家，他亲切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之后，告诉我们：“物理系已经帮助解决了座位问题，不必再为此事犯愁了。”周培源是于光远先生在清华念书时的老师。于先生和他的导师对这点小事如此关心备至，倒让我心里感到很不自在。
后来，由于首届研究生培养计划调整，于先生要求我们结合未来专业工作需要选定具体研究方向。因此，原来集中在物理系听课的4人，除留一人在物理系外，其他4人又分散到化学系、地质系和地理系。这样，首届8名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的具体研究方向就开始涉及到数、理、化、天、地、生等诸多学科领域。
这期间，有些同学对学习基础课不太安心，急于想发表文章。记得有一次先生对我说：“请转告同学们，头两年学习是打基础，后两年实习也是打基础，做点研究工作还是打基础。其实，研究生四年只是为将来工作打下一个初步基础。研究生期间，要扎扎实实把基础打好，不要急于写文章，发表文章。社会上有些人早先发表不少文章，由于基础不扎实，后来渐渐发表文章少了。你们要引以为戒。”
除了打基础，先生还经常召集我们开读书会或专题讨论会。记得1962年冬日的一天，傍晚时分他和龚育之一起造访我们居住的29斋。于先生听说在哲学系上课的4人正在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便要我们围绕该书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座谈。两位先生时而插话或提问，时而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气氛非常热烈。最后，于先生对我们说：“学习经典著作，要领会经典作家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要学会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读书会结束时，已近深夜。
头两年，于先生几乎每个月都约我们见面，有时在北大，有时在友谊宾馆，有时在导师家中书房。说到与先生见面，还有一件趣事：当时布票有限，北大校工会置办一批用降落伞布制作的衬衫，让教职员工和研究生选购。我们8个研究生每人一套。在面见先生时，大家都清一色地穿上，戏称“接见礼服”。于先生初见时感到奇怪，问清缘由后不禁开怀大笑，顿时讨论的气氛变得十分轻松融洽。
于光远和龚育之两位先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品德，但他们的个性和风格不尽相同——于先生开朗豪爽，耿直敢言；龚先生则严肃深沉，谦逊谨慎。于先生往往海阔天空、野马奔腾似的讲解一番，最后总是笑着对龚先生说，帮助“系统化”、“条理化”一下吧。龚先生即刻就把于老师讲解的意思经过“逻辑处理”，归纳成几条清晰而明确的观点。两位先生个性风格的差异和互补，使我们受益匪浅。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风雨来临前夕。5月3日下午，于先生风尘仆仆地来到哲学所小会议室，与研究组同仁和研究生们见面。在这次谈话中，于先生特别强调了搞“大部头”、“滚泥巴”的重要意义，说“它们是两项大实验，要求‘这两项大实验都要做，都要成功’”。他还谈到杂志出增刊发表批判文章、编辑工农兵自然辩证法文集等问题，并希望没有下乡“滚泥巴”，仍留在编辑部工作的同志也应该选择工厂搞“亦工亦研”。
这次见面，心胸坦荡的于先生又做起自我批评来，他自责道，“过去给人抬过轿子，当过代言人”；他还要写“思想日记”，经常“算算账”，清除“思想里的灰尘”。我们不难感受到先生当时的沉重心境。
没想到的是，与先生的这次会见，居然成为我们四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终结。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于先生从干校回京，等待重新恢复工作。在此期间，我们专程来到先生家中，师生重逢，感慨万分。
此后，我们经常参加于先生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参与他主持的相关课题研究，完成他交办的一些学术工作，也常请他为书稿作序或题词题字。
每年春节和生日，我们都会去拜见先生。师母说他知道我们要到家里看他，总是非常兴奋；还说他对我们这届研究生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感情很深。
2011年7月1日，我们去先生家提前为他庆祝生日，他非常高兴，我们临走时已在他家室内握手道别，可当我们上电梯后，不知何故电梯下行又上行重新回到他家的楼层，当电梯门打开时，却见坐在轮椅上的先生居然等在电梯门口，对我们笑着招手，顿时大家都乐了，我们下电梯再次与他握手道别。2012年7月5日，我们去北京医院。向他祝贺97岁生日。后来他身体一直欠佳，师母担心外来感染。2013年春节和生日，我们也就不便去面见，只能在心里祝愿他早日康复。想不到97岁那次生日会见，竟然成为我们和于老师的诀别！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趱少年。转眼间，我们考读于光远先生的研究生已经50余年，毕业也将近半个世纪。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崇高的思想、学识、语言、品格、风貌、情操，却是“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永远启示着我们。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科学学研究室原主任）
本文转自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