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文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制造工程系就读。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满17周岁、很幼稚的孩子，到清华90周年校庆时，我在清华学习、工作、生活已50个年头。虽然1993年5月起我到原国家教委任职，1994年初不再兼任校长，但仍有少量精力指导博士生做一些研究工作，也一直住在清华。我这一生至今的经历是与学校半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休戚相关的。清华不仅教授我以知识，引领我走进科学殿堂之门；更重要的是培育我确立了人生的理想和目标，教育我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应有的品格。是清华培育了我，同时我以对清华的一片爱心，在这块土地上奉献了这一生最宝贵的年华。1990年毕业生离校作纪念册时要我题词，我写的“清华育我，我爱清华”正反映了我内心对清华的真情。
我进校时恰逢院系调整，清华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开始全盘学苏，改五年制。以培养工程师为目标的教学计划是很正规、严密、 要求很高的。加以“三大运动”及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正是能比较集中精力读书学习的好时期。清华严格要求的优良传统及一批学有专长教师对教学极为认真的态度，使我们受到难得的培养和训练。我入学时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当时数学相继由李欧、赵访熊老师执教，教物理的是夏学江老师，中国革命史由刘弄潮老师在大礼堂上大课，化学赵慕愚老师、理论力学万家璜老师、材料力学杜庆华老师、画法几何褚士全老师、机械零件郑林庆老师、金属切削原理金国藩老师、公差与配合梁晋文老师等等都是学术造诣精深，教学经验丰富的名师。除重视基础课外, 培养过程还重视实践环节的训练，机械系学生要有八周时间在校内工厂学习对机床、铸工、焊接等实际操作，三次到工厂生产实习，都有明确的要求。课程设计要求也很高, 例如我做过的一个课题是一台车床床头箱的整体设计，要完成全部零件图和总装图及设计说明书，有相当的难度。
由于既重基础课，又注重相关专业实际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训练，我们在40周年返校集会时， 谈起在校学习的收获，大家普遍感到毕业后能较快适应工作需要而又不怕改行。可以说五年紧张的学习不仅是扛了“猎枪”，也是带了一大袋“面包”离校的。但专业分得过细，有些专业课设置过多，有些内容也显得烦琐；虽然改了五年制，由于基础课也加强了，所以课时仍然十分紧张，导致学习负担过重; 完全按统一计划培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个人兴趣爱好和特长的培养和发展。
学校教师对教学重视及认真的态度，对培养我们的敬业精神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新清华”上报道过这样一个事例，说一个教师在授课前夜备课一直到凌晨两、三点，怕上床睡过头而上课迟到，他就坐在椅子上和衣而息，直至天明。我们都深深感受到广大清华教师在学校工作目的是为了培养青年，而不计较个人的名和利。校内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1928年后罗家伦来清华当校长，他瞧不起体育，认为体育部不能有教授，于是他将马约翰教授降职降薪，改定为教员，当时一些人看不过去，而马老却认为, 在清华工作是为了培养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他一如既往努力工作。不久马老带清华大学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了冠军，返校时同学们燃放爆竹，把马老从西门抬进来。罗家伦感到体育的意义，决定恢复马老的教授职务和原薪。像马老这样忠诚教育事业的崇高品质，代表着一代又一代清华教师所具有的优良传统。罗家伦的教训当然也是大学校长应该引以为戒的。
清华大学重视体育的传统在五、六十年代有了新的发展，“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50年的”口号就是那时由蒋南翔校长提出的。我进校时人瘦小、体质弱，开始3000米跑不下来，后来练到能经常从明斋前出发, 出南门沿校园西小路到西门进来，再在西操场跑一圈返回明斋。我3000米成绩也从15分以上提高到11分30秒。学校的体育工作不仅重视学生们的健身，而同时重视通过运动培养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及灵活敏捷的作风。校内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毕业后在工作中作出了很好的成绩，觉得在学期间参加“体育代表队”的训练是非常有益的。90年代初我任校长时，1935级的徐贤修学长（曾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返校时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林家翘在校时，门门功课都优秀，同学们都服气，但他身体不好，跑步总是落在后面。马约翰先生教他锻炼，并说只要坚持，身体会好起来的。林家翘照着做，并且十分认真，身体好起来了，体育成绩也有进步。到了期末马老给他一个 “优”，大家不服，说马老偏心。马老解释说，在体育上速度和各种技巧，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意志，是顽强精神的培养，林家翘虽然体质差，速度还不快，但他在体育锻炼的意志和精神上无愧是个优秀者，众人叹服。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财政还不富裕，但国家对大学发展还是十分关心，尽量为我们学习及生活创造良好条件。1952年院系调整后扩大招生，清华大学一下达到了6000人的规模，分出去的北航、北钢、石油等院校， 校园还在建设中，第一年也还在清华就读。学校后勤就显得紧张了。好在新建的西大饭厅已经落成，据说这个木结构建筑跨度之大，当时在远东也是有数的。我们几千名同学， 按每班8人一桌， 全部站着在那儿用餐，副食已由食堂分到每桌，主食在过道上排放着， 完全自选。一日三餐人流十分集中，蔚为壮观， 而秩序井然，未见发生过什么纠纷， 学生自觉及互助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到了周末这个大饭厅就成了“文化活动”场所，除了有时能请到京剧等演出外，通常是演电影，银幕在中央，每班划有一小块场地, 自己带着凳子，轮流在正面或反面观看。
学习生活是十分紧张的，晚自修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的“第一阅览室”，400人的大厅内， 安静得你可专心致志地钻研学习而忘掉一切，但毕竟座位有限，即使“吃饭十分钟，走路一阵风”也常常已经“客满”了。大一时我们住在化学馆东侧1952年临时修建的称为小飞机房的“一宿舍” ，24人合住的大房间用两道不到顶的隔断分割成三小间，每间八人。图书馆无座时， 多数同学就在宿舍自修，除周六晚上及星期日下午，同学们都自觉地安静学习，直到熄灯前的预备铃， 决不干扰他人。集体主义的精神和自觉的纪律观念就是在这样日常学习生活中自然地养成的。
清华大学历史上就有光荣的爱国传统。美国政府中的决策人在退还“庚子赔款”的“余额”而开办清华学堂时，主观上是为了通过“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然而，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清华的历史却是同中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独立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校在历史上不仅培养出一代代热爱祖国的学者、教授、工程师，也成长了一大批革命志士。闻一多先生有句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清华大学光荣传统的核心和精华。后来我们就把这句话，镌刻在闻先生纪念塑像的碑上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的具体行动就表现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国家建设有用人才。当时我们发奋图强的学习是和国家建设蓬勃兴起的时代特征紧密联系着的。记得当我们看到长春“一汽”造出了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的报道时，班上自发地组织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兴奋不已，纷纷发言、表态，下决心要学好本领，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1952年蒋南翔来请华当校长后逐步形成的一个办学特点，从总结“测专42 ”班级工作的经验，到争取“先进集体”活动的开展， 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我在1955年入党后不久就被选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开始“双肩”挑，这个开始对我今后在清华的成长和经历发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对辅导员要求很高，自己首先要做到“又红又专”， 工作、学习双重的压力都很大。由于环境的要求，迫使我逐渐养成珍惜时间，讲究效率，无论工作或学习都要拿得起放得下的习惯，就这点而言，几十年来受益非浅。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也为了促进我们的学习，校党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讲政治理论课，并要求我们在团委工作的一些主要干部，都要选一门课和一个班去当辅导教师。我当时选了为蒋南翔主讲的“哲学”大课作辅导。回忆起来，这段时间我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一批经典原著，理论水平及思想方法都有了提高。后来我无论是主要承担行政工作，还是有一段时间集中搞业务，包括到美国能较快地在研究工作中作出成绩，都深感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是认识社会和指导各项工作的强大武器，而且也是认识自然规律、指导学术研究的强有力的武器。这方面的基础主要就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
从当辅导员开始，事实上我就开始在清华大学工作了。无论做学生时受到的培养，或者在工作中学习提高，从“战斗中成长”，我在清华大学这块土地，在学校这个环境中受培育、得到提高，也同时作贡献。
实事求是地来分析学苏到文化革命前办学的经验教训和得失，不仅是对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表述及评价，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学校的建设和改革也是有益的借鉴。我国高等教育在解放前是十分落后的，全国高校总量相当有限，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从1935年制定学位法到1949年，全国只有232人取得硕士学位。清华从1925年建大学部到1948年，毕业生总量是5500余人（含西南联大时期的毕业生），再加上1911到1929年为止的各类留美预备生1280人，总共只有6700多人，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一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生总量。没有大批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需要及一些重大任务的完成是难以想象的。例如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就要数以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1991年八十周年校庆期间，我与学校一些领导和教师, 到四川深山沟搞两弹核心工程的基地, 去看望清华大学毕业生，一大批文化革命前毕业的工物等系校友, 在那儿一辈子默默无闻地作出重要贡献，他们说看到《共和国没有忘记》的纪录片时，他们都哭了。我们相聚交谈时的情景十分感动, 令我终生难忘。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们主要是从事探索创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实践, 那个时期所积累的一些宝贵的基本经验，至今对我们的办学仍然有指导意义。例如清华不仅重视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及能力的培养，还十分重视作为“全面素质的灵魂”思想道德教育以及体质的提高，把培养又红又专又健康的学生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 又如在50年代中，学校有前瞻性的按科技发展趋势及国家的需要，对当时称为“高精尖” 的学科专业进行系统布局;又如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方针指导下，提倡教师深入社会生产实际，努力结合国民经济需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经济建设直接作贡献。1958年开始在教学过程还开创了真刀真枪毕业设计, 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和能力。密云水库的设计与建设、合成氨科研成果的推广、设计与建成了第一座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的原子能实验反应堆、第一台数控机床及我国最早的电子计算机之一的制造等等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前，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走上了国家经济建设第一线，有的逐步走上企业甚至政府的领导岗位，在各条战线所发挥的作用已为社会和历史所公认。在当时大环境下， 学校的办学过程也不能不受到全局形势的影响，但清华的很多方面的工作仍坚持了从实际出发，按教育规律办事，从而减少及避免了某些消极影响及损失，这些重要经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文化大革命十年清华成了重灾区，受到了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社会上有一种担忧, 认为是清华、北大成了没落的“荣、宁两府”，成了“大英帝国”，认为从此要衰落了。而事实上在刘达同志来校主持工作以后，学校较快地实现了拨乱反正，坚持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经过恢复、整顿、调整，20多年来学校逐步由主要是多科性工业大学（也有少量理科专业）的格局, 发展为以理工科为主体的，有经管、人文、法律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并不断探索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在全球范围内科技迅速发展新形势相适应的办学道路。
1985年，我受命到学校任副校长，协助高景德校长负责科研、外事等工作。那个时候正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开始实施，科研拨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学校及时地通过多项改革及采取一系列措施，明确了面向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以应用研究为主体，基础研究及技术开发为两翼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了以核能工程、微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为代表的三大国家重点项目和研究基地；组织起来并通过竞争，使“七五”攻关等一大批科研任务得到落实；并争取到世界银行贷款，组建了一批跨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的科研工作，无论在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而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这方面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我个人体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能把分布在不同院、系的一大批有造诣、有特长，既了解国际科技前沿动态、又了解国家及社会需要的教师组织起来，找到能把科技前沿、国家需要及学校优势相结合的切入点，提出有竞争能力及前景的具体项目和课题。
1988年开始我接高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我深感我个人任期只是清华历史发展长河中非常短暂的瞬间。清华大学历史上所形成的好传统，以及历史上几个阶段发展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和成功的经验，应该成为学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宝贵财富。同时，深深感到学校工作不能满足在国内的领先地位，清华大学应该作出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地位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更大贡献，所以我们把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更明确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具体地制定各项工作的目标和措施。办好学校要遵循的一些基本的规律，其实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不变的，在不同时候我们所能做到的主要是看能否审时度势，结合实际去运用和实施。这些重要原则包括: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建设人才；衡量一个大学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是这个学校所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所作出的贡献；师资队伍建设是学校建设中最关键的任务；高水平的大学应该既是教育中心，也是科研工作的中心；科研工作不仅是学校直接服务社会为国家出作贡献，也是使教师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改进的必要基础；教育要为祖国现代化事业服务，努力适应和满足社会的变革和需要，但有关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的工作必须认真按教育本身规律办事；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不能仅仅限于列入教学计划的课堂、实验室等场所，创造具有浓厚学术气氛的校园环境陶冶青年学生是学校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而优良传统和学校风、学风的形成是历史上长期淀积的结果，我们今天的实践要努力为明天的优良传统增添新的内容。
我热爱清华的一草一木，熟悉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我为清华取得每一点一滴的进步和成绩而欣慰，为清华校友在社会作出贡献而自豪。我爱清华，我就要把那份热爱清华的情感倾注在对清华发展的奉献上，也希望学校广大教师和职工都能懂得培养有作为的年轻一代是我们清华最重要也是最光荣的使命，爱我们所培养的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是师德的灵魂，要能理解并抱有“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感情来对待我们的学生。办学校要办得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让学生对自己前途有信心。要不断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有更多机会利用在校的有利条件为今后工作及学习打好基础。
1994年初，在王大中接任校长的会议上我曾经说过，我个人一生的命运和学校的兴衰荣辱休戚与共，难解难分。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我希望当一名清华的教师能成为我一生工作的最后归宿。我居然能从1995年那场大手术后恢复过来,感觉恍如隔世，现在我已经从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在清华以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在培养人的岗位尽一点绵薄之力的愿望正在实现着。我愿意在争取2011年清华100周年时学校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宏伟目标中贡献一份力量。
（刊登于《世纪清华》之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第37－45页，此文写于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