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宇燕 来源：《华夏时报》 时间：2013年11月6日
1999年5月13日，宗璞先生打电话给我，说熊先生携夫人来华，中国美术馆要给他举办画展，命我下班后带上《永远的清华园》已基本定型的文章目录赴燕南园，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熊先生。
在这之前，《名家》杂志刚好登了一篇文章《熊庆来和杨振宁两家的友谊》。其实这题目起得并不准确。熊庆来比杨振宁高了一辈，他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才是同事，后者为老清华算学系的教授。熊庆来是系主任。只不过因为熊庆来、杨振宁都是家族中最著名的人物，作者才起了这么个名字以吸引读者。在后来收入《永远的清华园》一书的《父亲的回忆》中，杨武之先生曾说，少年杨振宁与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画幻灯片，杨负责幻灯机。显出二人在文、理上各自的特长。
在同龄的老清华子弟中，熊秉明固然不及杨振宁名播中外，但他的文艺哲学也是独树一帜的，国内读者对他了解日深。他之所以提出要将清华子弟回忆父辈的文章结集成书，是因为他像一块磁铁，凝聚着一大批老清华子弟如俞润民、杨振宁，乃至当年西院的老朋友邓稼先的足迹。这本书里处处可见跌宕岁月里人们保持的友情。
站在客厅里的77岁的画家是矮小清瘦健朗的，眼睛很大、眉头似无奈地微皱，好像总在探询什么。你不能想象3年后他会因突发脑溢血在巴黎撒手人寰。他在上世纪40年代去了法国，永远留在那里。他的面部线条还是不大像我们印象里放诞不拘的艺术家，他时时体现出一种有鲜明标志性的来自清华、留于血液的风格，这是一种既清白又务实的气质。我看到坐在沙发上的他直望着墙上冯友兰先生手书禅诗“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望月披云笑一声”。忽然他绽出一个极愉悦的笑容，因这时熊夫人正在说这一年是他的“展览年”。
是的，正是在1999年，在中国，熊先生办了巡回雕塑展。后来，在一个读书类电视节目中，我看到他去了云南。故乡为他举办了座谈会。熊先生对云南的感情是深的，他的雕塑中就有云南的牛。他说：“昆明人的面型我熟极了，那上面的起伏，是我从小徜徉游乐其间的山丘平野，我简直可以闭着眼睛在那里奔驰跳跃，而不至于跌仆。”但在屏幕上间离的，拘束的热烘烘的气氛映衬下，我突然产生一种固执的主观印象：熊先生很孤独。这个场面令我想起那日在绿荫掩映的宗璞先生客厅里，听到某些清华园里并肩长大的“准兄弟姐妹”已是院士时他那一刻复杂的表情。他那一辈的清华子弟，无论家长是文科还是理科教授，大部分学了理工。一个是美，一个是善。选择哪个？这里有时代的因素，也是意识形态与实用领域在现实生活中较量的结果。摄像机远远追随熊先生来到一条小河边，他忽然不由分说地招呼夫人快来看一束平常的野花：“是香的！你闻。”他兴奋得像个小孩。夫人就着他的手嗅了一嗅。只有在这个瞬间艺术家式的不管不顾的笑的生命力才完全焕发出来，远覆在其他东西的上面。
这个片子里还出现了熊秉明在法国学画时的同窗吴冠中。他谈到当年两人在回国与否上发生的争执和分歧。出身贫寒的吴选择回国，历尽苦难，却终在民族的土地上开拓了一方绚丽天地；有贵族气的熊秉明则选择留在法国，他的作品体现出一个画家独特的气质。
那日是在勺园用的晚餐，精干的熊太太细心到执拗的地步，连着换了两张桌子。饭后金乌西沉，熊先生的背影在暮色里略显蹒跚。初夏是北京最美的时节，四下里浮动着青春的光辉。燕园里有很多古物。燕南园右手两个驼碑大龟分伏在路口左右，宗璞先生考证它们不是龟，而是龙生九子的一种，一代一代的孩子曾骑在它们的脖颈上，留下值得回忆的照片。走到这里时，熊先生忽然谈到一个话题：化学家张子高的一个儿子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为爱自杀的。一时四下里悄然无声，只有脚边芳草的清芬在空气中流淌。我想到农学家虞振镛之女，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虞佩曹，即开篇提及的那位老人家发表的一篇短文，大旨回忆在昆明的艰苦时期，体育教授马约翰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得了病，成日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她是他的同龄人，前去探望，彼此都没说什么话，不久男孩子就去世了。以前品读虞女士的文字，总觉得这位慈祥的老人家神似奥斯汀，可那一时又觉得她很“茨威格”。老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都是何等宏大的叙事话语，而在这些话语巨大的翅膀后面，曾经有些细微平凡的生命，他们如流星般悄然划过。他们没有机会留下什么，似乎也不想留下什么。只有很少的举重若轻的回忆文字，带着淡淡的血痕，传出时代的风韵，体现出对这些生命深厚的同情……
这些文字却往往没有能够流传。
在夕阳最后一抹余晖的映照下，我看见熊先生望向夫人的目光充满爱意。在异乡，她是他的知己，也是他的厨师、司机、秘书，甚至园丁。熊先生对她的倚赖程度很深，连签合同也要她先审阅。熊先生说她是自己生命的支柱。宗璞先生亦感慨道，在父亲晚年，自己也身兼“几大职务”，本应作静心笔端的林黛玉，却当了多年王熙凤。最后众人来到五四大讲堂前，彼时它刚刚落成。柔和的春风弥弥散散地吹过来。仰望这雄伟的建筑，熊先生夫妇饱含深情，异口同声地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
在《永远的清华园》出版后，我曾撰书评《清华之风》，发表于《中华读书报》。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熊秉明选择了文艺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托付（而不仅仅是爱好）。与物理学家获得的热烈掌声相比，这条路无疑是寂寞而荆棘遍地的。背道而驰的熊秉明，有着孤独探索的目光。这目光使我想到弗罗斯特的诗：‘我选择了少人行走的一条，这就造成了一切的差异。’然而，对知识分子，对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有着哲学背景和形象思维的他却看得深刻与生动。他看出了矛盾，也看出了高明。”宗璞先生命我寄与熊先生。不久熊先生发来一个热情的传真，他说很喜欢。
回忆是琐碎的，却带着光彩。陶渊明曾叹息“一世易朝市”。今日重温流逝的岁月，翻开书仔细数一数，方惊觉，已有十几位作者随风归去了。我想我对陶渊明是有些懂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