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映林 时间：2011-02-27
考入北大成为胡适、陈独秀的学生
五四运动被称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政治事件。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五四之初是被称之为“五四事件”的，“五四运动”这一叫法最早出自北大学生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年），号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夏，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秋季开学时，罗家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这一年罗家伦20岁。很巧，大罗家伦6岁的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给外文系学生开设英国文学、亚洲文学名著，之后又开设西洋哲学史、欧洲文学名著等。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胡适的住所便是学生们聚谈的地方之一。除胡适的住所外，学生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一个是北大一院二楼的的国文教员休息室，这里的核心人物是胡适、陈独秀的同道钱玄同，另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核心人物当是李大钊莫属了。在这两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繁琐的礼节和客套，大家在这两个地方特别随便，一进屋子就辩论，互相诘难，所以，每到下午三点以后，这两个地方总是人满为患。大家辩论的话题，最初一个阶段就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是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不满《新青年》的有些文章，决定要创办一份刊物。1918年11月，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人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决心大家集资办一份刊物，不够请求校方支持。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大家推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得销路大增。
罗家伦当年为《新潮》创刊号写的社论，其中的一些言论，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如他在社论中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说得多好！这段话到有些像《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了。
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在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遭到守旧人物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一篇长论《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的攻击。他还和胡适共同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
当胡适撰文鼓动解放妇女时，罗家伦正担任《新潮》总编辑。在第二卷的五期中，罗家伦共发表了22篇文章，抨击社会弊病，其中的《妇女解放》是呼应胡适主张的。保守人物江瀚看到《新潮》上的文章后，拿了几份杂志去找总统徐世昌，说现在青年人，思想至此，那还了得。徐世昌于是拿了《新潮》交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傅增湘给蔡元培发了专函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要蔡元培辞退两个支持学生的教员：胡适、陈独秀，辞退《新潮》的两个学生编辑：傅斯年、罗家伦。在那时，这师生4个人被旧派人物目为北大“四凶” 。蔡元培给坚决人顶了回去。
1919年4月胡适的美国老师杜威来华讲学，次年来到北大作长期讲学，胡适担任口译，罗家伦则是负责笔记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北大的三年，罗家伦深受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
中国的学生运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有记载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的太学生反宦官黑暗统治的请愿活动引发了“党锢”，中有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请愿要求起用抗金领袖李纲演绎了著名的“东京保卫战”，晚有康梁的“公车上书”推进了“变法维新” ……在五四发生之前一年，北京学生就有过一次学潮热身。
1918年5月，有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北大学生赴中南海新华门请愿和抗议，于是，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示威游行，后由于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接见了请愿学生，亲自向学生详细解释条约内容，再加上各校校长劝说，才偃息鼓。但这为时三天的学运成为第二年五四运动的热身。这次学潮中的活跃分子，如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方豪等，大多是一年后五四运动的重要骨干。
五四运动前一阵，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跃跃欲试，一致决定5月7日“国耻日” 那天一致行动，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立既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当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第二天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活动。罗家伦的任务是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一把推开门，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仅有一百多字，不长，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难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道：（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通告慷慨激昂，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字里行间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国民众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不过，宣言中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八个字是1949年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把五四运动完全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要证据。12年后罗家伦回忆，起草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宣言》写好后就由狄福鼎送交由北大教员李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厂”赶印，原定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一点，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才赶印出来2万份。学生们就带着这2万份传单、举着小白旗走上了街头，在示威游行途中，不时有市民加入进来。在五四示威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几件事，一是有300名高等警官学校的学生，二是有人数不多却让人满怀敬意的女学生，三是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两幅特别惹人的标语：一幅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头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一幅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润芝所撰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阿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见了后让人心潮澎湃，激奋不已。
当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的警察拦阻不许进入，学生队伍推举罗家伦、江绍原四名代表入内向美英等使馆递交了英文声明书。离开东交民巷后，游行队伍受到军警阻挠，愤怒的学生们高呼“我们去除国贼吧！”这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是决定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
所以，这时急忙阻拦游行队伍，劝同学们不要去，但根本劝阻不了，也控制不了当时那种在高昂情绪下形成的局面。傅斯年只好举着大旗带领大家向东单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前进。而上百名巡警则跟随着队伍行进，到了赵家楼，曹府大门紧闭，内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罗家伦回忆说，他亲眼见到是一个叫蔡镇瀛的学生首先翻墙进了院内（究竟是谁第一个翻进曹宅，当事人的回忆有五种说法），紧随着就有十几名学生几乎相差无多同时翻进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许德珩、杨振声、陈荩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他们将大门打开，愤怒的学生们蜂涌而入，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 ，“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一边四处搜索。曹汝霖一看学生冲了进来，仓促间，躲进一间专门放置箱子的小房内。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时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暂住在曹宅。5月4日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章宗祥，总理钱能训与曹汝霖（交通总长，但此时是由曾毓隽代理）、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作陪。席间，接到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天安门外有千余名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吴炳湘在电话中说，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因为学生将要游行。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散席后，钱能训邀请曹、章、陆到他办公室，并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禁止学生游行。吴炳湘报告说，段芝贵（首都卫戍司令，段祺瑞族叔，皖系一派的）要出兵弹压，如果这样，即由他去办，我就不问了。由于两派的矛盾，钱能训两边劝、说好话都无效果，陆、曹、章见状，遂告辞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就到了。
学生进了院子后，曹汝霖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掩蔽在锅炉房。在呼喊和冲砸中，北大学生江绍原撕了一块红绸被条，挥舞着大喊“胜利了！胜利了！”就在曹家被学生冲砸得七零八落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和另一名同学点燃了衣被（另有人说是匡互生点的火，但匡本人却只说放火是同学们“以泄一时的忿怒” ，回避了点火人。出现不同说法，是有原因的，一是大多数同学，尤其是学运领袖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都不赞同有过激的非理性行动；另一方面，一旦纵火就成了刑事案，授人以柄，军警可以理直气壮地抓人、追究刑事责任。于是造成了不同说法。），大火烧了起来。傅斯年趁机把一本记载着许多学生团体代表名单的日记簿扔进火里。章宗祥觉察到起火，慌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来，被学生抓了个现，用拆下来的铁床棍子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家伦事后说，章宗祥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说，主要是被学生一棍子打在脑壳上所致。学生们也有点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实际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当时就下令抓人。结果，在曹宅中没有来得及撤出32名学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决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罢课，同时，接受狄福鼎建议作为策略，统一口径，就说游行回来后因游行疲劳过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学郭钦光，是在曹宅被曹家用人殴打致死的，气愤之中，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学生们还煞有介事的为郭钦光举办了追悼仪式，郭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 。这件事也激起了无数不明真相的公众对政府的义愤。
当晚，罗家伦赶到各报馆介绍解释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情况。
5月5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段锡朋为会长。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那天担任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的罗家伦在会上报告说，学生运动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商人和新闻界的支持。会上，推举他为北京学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 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学潮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哨的情况下，冒险将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政府这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了。迫于强大的压力，6月5日，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检讨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5月26日，上海的《星期评论》发表了罗家伦以笔名“毅”写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 、“民族自决的精神”。胡适说，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词的和五四运动精神的。这期间，罗家伦陆续发表了近20篇专文、讲话和演说，谈五四运动。
1920年5月1日，已经临近毕业，罗家伦写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全面检讨了五四运动的得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加，民众势力的发展；并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但是，也暴露出学生运动的弱点：“学生万能”的观点所导致的无力感，长期荒废学业造成学术的停顿，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落于形式的窠臼。甚至表示，由于参加学潮，耽误了自己的学术，使得想译的几部书都未能完成，不免懊悔。
对五四运动，罗家伦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是重要骨干，起了很大作用，被称为五四健将。整个五四运动，其实是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为首的“新潮社” 和以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为重要骨干的“国民杂志社”一批人掀起来的。没有他们，五四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出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这样的非理性行动，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五四之后两年，国民杂志社中不少激进人物都走进了重视和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党行列，如张国焘、邓中夏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罗家伦深受胡适的影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启明运动合而为一的运动”。因此，对五四运动中出现的非理性行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不以为然。早在1919年1月发行的《新潮》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一面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
在赞赏俄国革命的同时，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明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抱他这样看法的学生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当五四学生运动越出原定设想的范围后，他就很少抛头露面了。在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急速左转时，罗家伦他们开始走上了由胡适指引的用文章呼吁说理方式的道路，认同“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这正是罗家伦对参加五四表示懊悔的思想根源。然而，对于一个才22岁的青年来说，也非一时就可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在五四以后的一个阶段里，罗家伦还时不时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学术道路三者之间徘徊，在行动上总是表现出倾向革命，在反省时又总是将自己拉回到学术研究。当他留学欧美，在那种环境中，他确实是从思想上“告别革命” 。但这种徘徊并未完全从他心底消失，而这一点残存的“徘徊”正是他回国后忽而从政、忽而从教的心理根源。
五四一周年时，罗家伦为《晨报》主编了《五四周年专号》，征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专文。后来，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指1918年5月的请愿活动）。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了一种以气节相标榜的态度，有意去撄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以及受朝鲜1919年“三·一”运动的鼓舞。“第五，因为受欧战以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孑民所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讲演）。”
1931年，罗家伦总结五四的影响，有三条：“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成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势力。”最后，罗家伦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全部归结为蔡元培。在他看来，没有蔡元培，这一切都不可能，他说“将来写这个时代历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
抗日战争时期，罗家伦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五四’运动也不例外。” 诚如斯言。
在他的晚年，1967年，已经古稀的罗家伦最后一次回顾了五四，写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他说：“‘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美国历史学教授Vera Schwarcg在她研究中国“五四”运动的专著中说：“‘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所留下的最独特的遗风，是他们对启蒙事业的执著和对思想解放的憧憬。”她的观点与罗家伦的认识是否一致呢？这已不用笔者回答了。
今年五四，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大学，总理对北大学子们说：“纪念‘五四’运动，首先要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注释略。）
本文转自民国春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