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映林 时间：2011-04-17
罗家伦于清华大学厥功至伟，有筚路蓝缕开拓之功。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他与傅斯年都是陈独秀、胡适的高足，是五四运动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五四宣言》的起草者，也是“五四运动”一词的首创者，是最早提出“五四精神”的人。1920年秋罗家伦离开北大赴欧美，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26年春留学欧洲时首倡有计划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回国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于1928年初秋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
担纲清华大学首任校长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收复北京，张作霖退往关外，北洋政府垮台。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蒋介石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北京收复后，北洋政府控制清华的历史一并结束。然而，却上演了外交部和大学院（由教育部改制而组建的主管全国教育的机构）争夺清华控制权的争斗。先是6月11日，两部门联合致电当时的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委他“暂代校务”，听候接管。一星期后，大学院宣布要“统一全国教育学术机构”，接管北平各高等院校，声称清华亦在其内。外交部却坚持清华学校建校时的隶属关系，仍旧由外交部来管辖该校。7月17日，外交部的官员来到清华，准备接管。大学院则于第二天也派员前来清华“视察”。双方互不相让。而此时各方想要谋取清华校长一职的就有30多人。经过一番争执后，大学院和外交部达成一致：一、将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二、由大学院和外交部共同组成新的校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由大学院院长（恢复教育部后为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是年8月29日，31岁的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认为按国内大学体制，清华大学前面应冠以“国立”二字，可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深恐美国方面不高兴，而不赞同，但在罗家伦看来，清华是否国立，意义重大，是涉及到国家教育主权和教育独立的大是大非问题，非坚持冠以“国立” 二字无以体现。经过努力，罗的提议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得以在国务会议通过。9月18日，罗家伦一身戎装，佩戴着少将军衔，带了一个秘书到校就职，在庄严的典礼中，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成立。从这天起，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的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对这一变化除罗家伦内心坚定要将其改造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外，当年的清华师生无一人料到清华日后在中国大学教育中的崇高地位。
当时30多人争清华大学校长一职，最后却由刚过而立之年的罗家伦担纲，不免使人疑窦丛生。然而，由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到是蒋介石所用得人，成就了日后清华一世英名。人们一提起清华，首先想到的就是梅贻琦。这是因为梅任职时间长，且声望太高所致，再加上罗家伦与国民党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让世人对罗家伦的评价迷失了公正，使得大陆民众于清华只知梅贻琦而不知罗家伦。而筚路蓝缕奠定清华发展基石的正是罗家伦，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自然不可否认，但梅贻琦是“萧规曹随” 顺势发展，开拓之功则在罗家伦。例如，梅贻琦有一句教育界耳熟能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没有大师，当然就不是大学，至少不是一所好大学。罗家伦在这句名言出现之前就已身行力践。后面我们讲要说到。这里并无贬低梅贻琦之意。梅到台湾后在新竹重建清华，使得清华精神得以延续，其功则非罗家伦所能及。对罗家伦能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据罗家伦长女罗久芳说，是源于蔡元培。1926年夏，罗家伦从海外归来前，已决心接受东南大学聘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去实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庞大计划。然而，这一计划还未能成行，罗一回到国内就被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请去了，先任参议，旋任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少将委员长，再任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的教育处长，追随蒋介石参加北伐，在济南“五三”惨案中不惧日寇威胁，捍卫民族尊严，深为蒋所重。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特别重视大学校长的人选，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何况传承着民族文化重任的大学，前清翰林出身的蔡元培重视校长人选，也就不奇怪了。待到国民政府接收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在北大就为蔡元培所熟悉的学生领袖，又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罗家伦就迅速进入了蔡元培的视野中；而罗家伦国民革命军北伐司令部的少将身份，就在蒋介石的眼皮下工作，既为蒋所熟悉，其办事能力也为蒋所欣赏，蔡元培的提名自然恰当好处，二者一结合，罗家伦成为首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感到吃惊不已的到是外交部长王正廷，压根没有想到有着少将军衔的现役军人罗家伦来当校长。罗家伦日后回顾说：“北平收复，华北大局粗定以后，国民政府自然想到整理北平的高等教育。当时王正廷任外交部长，他以前在北平政府时代，亦担任过这个职务，深知道清华是外交部部长的一个财源，也是外交部的一个禁脔，哪里肯放松，仍旧要清华归外交部主管。政府里面有人不赞成，他不得已，而提出一个由外交部会同大学院共管的办法。他要外交部参加的理由，是因为清华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的，似乎外交部不参加，美国就不答应的样子。这种拿洋人来吓中国人的手段，是当年办洋务的人挟外力以自重的惯技。他突如其来的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他荷包里的清华大学校长人选，他误以为蔡先生是老好先生，不会持任何异议的。那知道蔡先生对于大学校长问题看得特别郑重，立刻拒绝，并且说人选问题，他已经决定了，要找我去。这是对王正廷一个晴天霹雳，是他想不到的。其实这件事我事前也不知道。那时候王正廷还是新投到国民政府方面来，而蔡先生是元老，他不敢违抗，也就忍下去了。”可以说，清华大学校长一职，觊觎者不少，由罗家伦出长虽是“黑马”到是无惊无险。不过，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用冯友兰的话说，是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们震于北伐的声威，所以都欢迎罗家伦来。何况罗家伦曾经的“五四”学生运动领袖，虽说事过景迁，然而人们还记忆犹新。这四点是爆出罗家伦这匹“黑马”的主要因素。
罗家伦革故鼎新整顿清华
罗家伦走马上任，没有自己的班底，只带了一个秘书到清华，之后，就将留美同学杨振声、冯友兰从燕京大学“挖”了过来，由杨振声任教务长，冯友兰任秘书长（遂后改文学院长），这四个人组成了清华大学的首届领导班子。对此，冯友兰有段回忆，说“那时候，北方处于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凡是南边来的人，都非常欢迎。司徒雷登也看到将来是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的，北大、清华又是邻居，不敢得罪罗家伦，而且要特别表示好意，就答应放杨振声和我离开燕京。”既然清华教授和学子们“震于北伐的声威”，罗家伦也就利用北伐余威对清华旧制度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确实收到成效。罗家伦整顿清华，是软件硬件“两件并举”，成效卓著。
主校伊始，罗家伦宣布要在清华实现“四化”：学术化、民主化、廉洁化、军事化。具体要求，军事化要求学生每天上早操，实行军事训练，对全校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还请来一个曾做过骑兵团长的马大队长担任军训教官。平时，学生在路上见到校长都要立正敬礼。每逢军训时，罗家伦和教务长都一身戎装，脚蹬镶有马刺的皮靴进行检阅。这当中还有一个穿军服引来的小插曲。有一次研究戏剧的张彭春应邀到清华演讲，张调侃说“你们的教务长写信叫我来讲，并且说‘你必得答应，你若是不答应我，我就不答应你了’。我一看信，可把我吓坏了，因为他是穿着军装的，若是一个穿军装的人不答应，我可受不了！我没有办法，只有答应他了。”这个小故事实际上反映了外界上对清华学生穿军装、搞军训的一种认识。在清华当时来说，也确是如此。学生每天早上6点上早操，搞军训，开始之时还觉得新鲜，有点兴趣。可是夏天一过，入秋后天气渐渐变冷，上早操的学生越来越少，罗家伦下了一道死命令，说如果早操无故缺席，缺席一次记小过一次。照校规：三次小过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开除学藉。下了这道命名后，学生们还是抵制，并讥讽他是“地地道道的政客”。著名哲学家张岱年1928年夏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报考清华大学，录取入学后被严格的军训的吓怕了，就退学上北京师范大学去了。后来罗家伦自己也觉得不行，只好不了了之。这件事对罗家伦很有负面影响，因为罗的鼻子大，由军事化引发的不满，学生背后讥刺他是“罗大鼻子”。两年后清华发生“驱罗、倒罗” ，其因之一不乏是军事化惹的祸。军事化是彻底失败了，而另三化到是颇有成效。其中又以学术化、民主化最为显著。
当时清华有诸多不合情理的怪事情，一个是官本位，表现为管理人员的地位比教师地位高，工资也是如此。连称呼都与其他学校不同，人家称“教职员”，清华称“职教员”。罗家伦主校后立即就将这种怪现象纠正过来：办法是给教师发新聘书，提高工资；给管理人员发委任状，降低工资，对此不满可以立即走人。
二是校内人分三六九等，罗家伦进清华时，清华分“西学部”和“国学部”两部分，实际上是将教师划分华籍教员、华籍西文教员和美欧籍教员三类。最初美国教员占全体教员一半以上，他们在传播现代文明、促进清华“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等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可他们在校内享有特殊待遇，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由游美学务处委托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招聘，招来的教师其中多数为中学教师和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教学效果不佳，但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外籍教师在校内地位高于华籍教师，工资是国内教师的1——4倍，在校内有专门的居住区，是设施讲究的西式洋房，被称之为“美国地”（今北院），而国内教师则住简陋的中式平房。罗家伦来校后就决心改变洋籍教师的特权，实现一视同仁。这时正巧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教音乐的荷兰籍男教师在上钢琴课时，对女生性骚扰，罗趁势将他解聘。有人担心合同未到期，又是洋教授，会由此引发国际交涉，但罗家伦态度异常坚决。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纠纷，罗家伦给该国公使写了封信，说明委由。通过这件事，学校里的外国教师那种趾高气扬的气焰一下子就给打了下去，不再以高人一等自居。
第三个怪现象是清华只重视“西方学问”的课程，轻视“中国学问” 的课程，久之学生都深受影响。据闻一多说，他那班有一次上中文课，老师讲《史记·项羽本纪》，一学生不用心听，教师恼了，罚那位同学出去，这个学生不服，就靠在墙上不走。先生喝问：“你站在哪里干什么！”那个同学回答道：“我在这里作‘壁上观’。”全班同学都失声笑了起来，那位老师也给搞得啼笑皆非。罗家伦让教务处提高中文课的要求，将中西学科放到同等重要位置，逐渐扭转了原先的“重西轻中”的风气。
四是不招女生。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向来不招女生，罗家伦要推行民主化，当然得讲平等，开放女禁，于是到校的那年秋季招生，罗家伦在招生简章上大笔一挥加了4个字：“男女兼收”。他说：“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 这年招到了15个女生。从此改变了清华不招女生的习俗。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手里顺利实现了男女同校。
过去所收学生只要进了清华，毕业后即可留学美国，罗家伦宣布停止旧制毕业生派遣留美的办法，而以公开考试的办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赴美深造。不仅留美学生的质量得到了保障，而且促进了学习。竟管引起骚动，但很快就为大家接受了。
“学术化”即“学术独立”， 是罗家伦治校“四化”之中最主要的宗旨。罗家伦海外五所名牌大学的留学经历，使得他对大学教育的普世价值规律有深刻认识。民国时期，国内诸多大学，基本都是依据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设计的制度框架，按照世界大学通行的原则建校和运行的。在学校的基本制度方面，虽有“中体西用”的局限，如校长是由政府任命而非选举，但在大学的微观制度和文化方面，则基本保持了与世界大学通例比较一致的“学术共同体”特征，校内管理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将其精神主旨民主、科学、自由、理性贯穿于学校管理、教学与学术研究之中。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治理最有成效的也是在这一方面。罗家伦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罗执掌清华两年，坚定不移推行“教授治校”、“教学自主”、“学术独立”。校行政当局和教授会的代表组成“评议会”，决定学校的重大事项，制定校规章制度，重要措施必须由评议会审议，才能执行，罗家伦很尊重评议会，与教授会有不同意见时，都要放到评议会充分协商。教授会人员从教授中磷选产生。日常事务则由校务会决议执行。校务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四个学院院长组成。院长由教授会提名、举出二人为候选人，由校长就其中选定一人，加以聘任。一个大学的领导班子不过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总务长三、四人而已。这在我们今天想都不敢想的事。换句话说，民国时期，各高校领导班子无一不是这样的，那有哪些叠床架屋的管理机构？这种“教授治校”形式各校大同小异，但精神和内里基本一致，一直持续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俄为师”时才被强行中止，从此以后国内高等学校教育的普世价值规律的理念不复存在。
清华在罗家伦来之前还有一个怪现象，校政基本为美籍教师所把持，中国的学校由外籍教师把持，中国的校长成为傀儡，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清华学校成立之初，教务长胡敦复因主张学生多读理工科课程，与一位美籍教师主张多读英文和美国文学、美国史地的意见发生分歧，事情闹到中国外交部，美国公使出面干预，结果胡敦复被迫辞职。此后清华学校的教学计划就只能按照美国教师的意见办理，一些校政没有美籍教师的首肯和支持就无法贯彻。有些美国教师还充当传教士，在校内搞“圣经班”、“主日礼拜”，发展教徒。罗家伦到后，将这些陋习、不正常的情形或通过相应行政程序、外交沟通或改变，或废止。之后，再也没发生校务、教学、学生社会活动由美籍教师主宰之事了。多年来，清华校内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终因罗家伦的努力整顿而终止了。
罗家伦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而他接掌清华时，学校师资良莠不齐，不乏滥竽充数者。罗家伦宣布一律重新聘用，未收到聘书的请主动走人。清华当时的55位教师，仅有18位教师接到聘书。如此大调整，自然引来不满与抗议，罗家伦顶住了压力不为所动。之后罗家伦执掌中大时也是如法炮制，遭到攻击。而在十几名外籍教师中，也不乏滥竽充数者。美国教授史密斯负责教英文和拉丁文，没水平，上课从不讲解，让这个学生读一段课文，让另一个学生读另一段课文，一堂课就这样蒙混过去了，长年累月不加改变。学生气得骂他“老饭桶”。在清华混了多年，没有一任校长敢解聘他。罗家伦不买这个账，通知他，不再续聘。此公大吵大闹，不肯离去，罗家伦毫不妥协。无法可施，他又提出要清华提供自己回美国的路费，罗家伦说，没有此先例，拒绝了。没有办法，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清华。另一美籍生理学教师，在清华热衷于传道，医术不行，教学效果极差，学生讥讽他是“不救肉体，专救灵魂，使更多的灵魂早升天界”的人，罗家伦毫不客气地将其解聘。当时被罗家伦解聘的共有6名外籍教授。这批人闹到美国公使馆，要求罗家伦续聘。美国公使马慕瑞找到罗家伦，希望重新考虑。罗家伦回答说：“公使先生，请注意一点，就是若留这些人在清华，也绝不是美国人的光荣，因为他们绝对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这位公使到是通情达理，表示理解。与此同时，罗家伦开始引进人才，一口气网罗了30多位真才实学者。如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化学家张子高……。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强化了教授阵容。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还很得意，他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这些大师不少是在罗家伦任上聘请来的。有些名教授，则是罗家伦亲自请来的。为了网罗一流师资，甚至于不惜挖他人墙脚。我们从罗家伦聘请蒋廷黼来清华任教一事中，可以窥见罗家伦是如何的思贤若渴。蒋当时在南开大学执掌历史系，是南开的台柱子，深受张伯苓校长倚重。罗家伦去请蒋廷黼时，被蒋一口回绝。罗家伦说动不了蒋，就采取“耍无赖”的办法，赖在蒋家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实在无法只得答应了。想当年，蔡元培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时，陈正在午睡，蔡元培就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外面等，感动了陈，这才演绎了影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了“北大精神”。罗家伦与乃师比起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罗家伦的爱才，刘文典一事也是一个经典。刘原是北大教授，那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1928年8月，他辞别北大回老家任安徽大学校长，那时正是蒋介石的二期北伐阶段，安大闹学潮，刘一如在北大的立场态度，宽容维护学生，蒋介石不高兴了，觉得影响后方稳定，坐船途经安庆时专门召见刘文典，见面时蒋对刘说，学生闹事，是有共产党在里面唆使，让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为首的闹事学生。刘毫不客气地将其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争执中，刘骂蒋介石：“你就是新军阀！” 蒋介石气恼之极，以“治校不严”的罪名，将刘关了起来。经蔡元培、陈立夫说情，蒋以“即日离皖”为台阶，释放了刘。刘又回到北大继续做他的教授，罗家伦听说此事后，将刘文典请到清华，任代理中文系主任。刘文典能不尽力？如此，哪会有几十年后钱学森讲的“中国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影响”，哪会有“钱学森之问” ！什么是合格的大学校长？蔡元培、罗家伦的做法赛过一打宣言。大学教育一旦被统一，必然被“管死”，教授们没有了追求教学自主、学术独立的条件，也就失去了大学必须具有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一个模式培育出来的人怎么可能有创新？自然是人云亦云。
罗家伦在清华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四化”是软件建设，对硬件建设罗也是用心做的。扩充图书馆，一次性就投入105万元，大量采购仪器、图书，规定今后每年经费的20%用于购置图书资料。故宫博物馆出售明清档案，论斤卖，清华每次都是几百斤、几百斤的收购。不仅增加了藏书、教学设备，而且改变了清华过去主要藏西文图书的偏向，1929年罗家伦回杭州省亲，遇见一位藏书家杨老先生，交谈中杨表示愿意出让自己丰华堂的全部藏书，包括其中的善本书。罗家伦立即电请图书馆主任洪范五南下，与杨先生商量价钱收购。结果买下杨先生的全部藏书，共计38000册。丰华堂杨氏藏书至今大部分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这批书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最珍贵的大批古籍之一。使得清华图书馆成为与北平（京）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鼎足而立的三大图书馆之一。这期间还修建了生物馆、气象台。罗家伦重视校刊，将每周一期仅有一小张的校刊改为每周三期。将每年2册的学报改为季刊，一年4期。支持学生办刊物，组织学生团体，活跃校内学术空气。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奠基性贡献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奠基性贡献，有两项，一是解决了清华教育经费由不懂教育的外交部官僚控制的问题。这一畸形现象主要是由于其经费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致。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总长、外交次长与美国驻华公使三人共同组成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三人中外交部占了二人，故外交部对于这笔基金基本上是可以运用自如的。所以，外交部始终不肯放弃清华的管辖权。这种体制成为清华发展的瓶颈，要破除这种体制，必须解决清华基金的独立。但这牵涉到中央部门的利益，虽弊端丛生，但解决问题的阻力极大。罗家伦在档案中发现，清华基金400万元，其中200万元被买了公债，但这200万元的公债而且是永远不会中签还本的，因为一中签便被外交部换走。一两个月内银行倒账四五十万元，有的第一天存进，第二天就被倒走。因此，清华400万的基金，实际上仅有200万元，即使那200万元清华也根本无法随时可用。然而罗家伦有关保证清华基金安全的提议只要一提出就被否决。罗家伦决心采取智取，他以退为进，首先以辞职表示抗议，同时亲自撰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将清华基金保管积弊、贪污舞弊和公债生意之下的损失，以及与外交部大学院共管制度下学校发展的困难详细敷陈，交予上海各报同时登载，叶楚伧主持的《民国日报》更以一版全文刊登，引起朝野震惊，在广泛的舆论支持下，外交部深感压力。为了实现最佳解决方案，罗家伦还亲访美国公使马慕瑞做工作，希望将基金直接交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终于得到美国公使马慕瑞的理解和赞成。罗家伦之所以要将清华基金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出于三个考虑，如直截了当转由清华管，阻力肯定很大，这是一。二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在中美两国已具有很高的历史信用，容易被各方所接受，至少是美方不会反对。三是罗家伦的北大老师胡适等都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成员。1929年4月30日，行政院训令外交部、教育部将这项基金移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8月2日交接清楚，风雨飘摇的清华基金，从此摆脱了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面，得以安全与增长，终于实至名归，为清华所享了。清华经费问题的妥善解决，罗家伦功莫大焉。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奠基性贡献的第二方面，是将清华纳入国立大学管理体制，解决了美籍教师（后面实乃美国公使）干预学校校政、将教学主权收回中方，使清华得以沿着大学教育正常轨道上运行。清华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时，行政院会议已决定由大学院和外交部共同组成新的校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罗家伦要改变这样的隶属关系，意识到教育部长为避免争权之嫌，不愿与外交部长直接冲突，极可能采取折中办法而于事无补。但罗家伦贯彻清华发展之念，决心已定，怎么办？罗家伦遂巧妙地绕过行政院，先后向教育、外交两部长均不出席的更高一级的国务会议成员戴季陶、陈果夫说项，由他们二人联名提案，为了万无一失，罗家伦又找到国务会议的另两名成员孙科、谭延闿申诉，说明理由，请求在国务会议上予以支持。在取得他们的赞同后，罗家伦又找到蒋介石，终获成功。1929年5月10日，国民政府第28次会议顺利通过由罗家伦设计，戴季陶、陈果夫出面提出的议案，从此，清华在行政系统上真正纳入到国立大学的正轨，从制度上清除了阻碍清华大学发展的束缚和羁绊。对此，陈寅恪有一段很公正的评价：“志希在清华，使清华正式成为一所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解陈寅恪的为人，谁都知道，陈寅恪是轻易不会给予这样高的评价。
那时，对这两件事关清华独立发展的大事能否实现，罗家伦心里还是犯嘀咕的，然而，认准了是对的、有益的事情，罗家伦绝不退缩。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可以不考虑个人利益，也可以图个人的安逸，做一个不费力且有名誉的大学校长，但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抱定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为了清华基金和办学的独立，他说：“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关系的正常化。” 这时的罗家伦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学者，不是一位尸位素餐的官僚，为此，他得罪了不少官员。然而，这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他说：“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当实现了这两件事之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道：“清华事总算圆满解决，此系公理胜利。我去固光荣，我回亦不失面子……到外交部董事会确是恨死我了。将来有机会自亦拼命。但是世上的事，总是斗争的，不过我与彼有公私之别耳……为个人精神安慰计，我视回校为畏途。但为始终贯彻政策计，我亦可牺牲个人安逸。”信不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作秀，从中不难看出一位文化人的品质与追求。（注释略。）
本文转自民国春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