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俊  来源：中国科学报  时间：2013-08-23

    张煦 1913年11月6日出生于江苏无锡，著名通信工程学家。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分别于1937年和1940年获得哈佛大学科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受聘担任战时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1949年至1956年任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系教授；1956年至1978年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授；1978年调回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院士）。长期致力于通信理论及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当后人循着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轨迹回望时，便会赫然发现张煦那从未真正远离前沿的身影。 

■本报记者 郝俊 

    在智能手机如影随形的今天，人们恐怕只有在怀旧时，才会想起还有无线电报、半导体收音机、寻呼机等发明也曾风靡一时，引领潮流。 

    然而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他不仅目睹了几乎所有类型的通信手段，更对其中的原理和技术了然于胸。不仅如此，在今日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各种通信方式中，只要稍加仔细寻找，便能发现他在其中留下的身影。 

    他就是我国信息与通信学科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通信界元勋”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张煦。 

    “无线电之父”的无形激励 

    熟识张煦的人都知道，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曾常年压放着一个外国人的标准照。照片中的人英姿飒爽，发型、着装以及拍摄风格，都表明他来自上个世纪。谈起这个人，张煦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照片中人物正是鼎鼎大名的“无线电之父”、意大利人威廉·马可尼。与这位通信领域“教父级”人物的一面之缘，深刻影响了张煦的一生，马可尼也由此成为他事业和精神追求的永恒标杆。 

    时空倒转至1933年12月间阴冷冬日里的上海，马可尼即将来访的消息轰动一时。而作为中国最早涉足无线电研究与教学的上海交通大学，成为马可尼此行的必经之地。当时正在交大就读的张煦和其他电机系同学一起，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欢迎仪式的全过程。 

    “在我们研究通信工程的人眼里，马可尼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当我读书时能亲眼见到他，他就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激动啊。”那天发生的每一幕，都让张煦永生难忘。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欢迎马可尼的致辞中说，无线电的发明将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受益无穷，他勉励在场青年学子奋发图强，迎头赶上。为了纪念马可尼造访交大，当年工程馆前的草坪上树起一根被命名为“马可尼铜柱”的纪念物，马可尼本人亲手为其奠基。

     离开上海前，马可尼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当时报刊曾作如此引述：“贵国地大民众，无线电最有用处，望贵国人士深明此意，联络民众，交换情感，可造成一强大无匹之国家。” 

    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改变了世界，他让信息迅速跨越大洋进行传播成为可能；而马可尼到访交大，其散发出的科学精神和魅力，则瞬间感染了一个20岁的中国青年。很快，张煦在宿舍里贴上了一张马可尼的大幅照片，以此激励自己像他一样奋发有为，心中萌生出对无线电事业的向往。 

    3年后的1936年，张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赴美留学，通信工程学科是他的不二之选，专攻方兴未艾的长途电话通信方向。他的求学生涯，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在美留学4年，张煦一直是同学眼中的“拼命张郎”，他给自己立下“四不”原则——不抽烟、不饮酒、不打牌、不跳舞，还告诫自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形成了他此后奉行一生的座右铭：“High Thinking, Low Living”，译为中文便是“勤奋思考，简单生活”。 

    张煦保留着用榜样的力量来激励自己的习惯。来到美国，他在宿舍里张挂起3个人的大幅照片——除了无线电发明人马可尼，又多了电报发明人莫尔斯、电话发明人贝尔。 

    张煦也喜欢中外名家所说的各种格言警句，他认为这能让一个人专于修身、勤于治学，鞭策自己不断进取。直到晚年，他还总是在学术报告PPT的最后一页，展示自己那句著名的座右铭——“High Thinking, Low Living”，以此勉励青年学子勤奋学习、简朴生活。 

    正是在不间断的自我激励下，张煦在留美求学期间掌握了世界通信科技的前沿动态，并为他此后开创我国的通信科研和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紧跟前沿的领跑者 

    194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带着从美国学到的先进通信理论和技术，满怀报国之志的张煦回到祖国。一年后，他受聘前往母校交通大学任教，从此开启了一生科教事业的漫长旅程。 

    回国之初，张煦将自己在美国求学期间形成的一套设计实验报告编纂成《电信网络设计》一书出版，供通信领域同仁学习参考。登上交大讲台，他主持讲授无线电工程、长途电话工程、无线电理论等课程，开创中国通信科教事业之先河。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通信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每隔几年就会有极具颠覆性的技术新突破出现。而在当时各种条件都较为落后的中国，紧跟通信科技的演变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当后人循着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轨迹回望时，便会赫然发现张煦那从未真正远离前沿的身影。 

    上世纪50年代，张煦编著出版《长途电话工程》、《无线电工程》、《多路载波电话》等教材和科技参考书，促进新中国建立后的载波通信技术发展。为响应当时“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号召，他还前往上海通信设备厂讲解载波机与长途电话设计原理，直接服务于生产一线。 

    而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半导体技术日渐成熟、产品已达实用化阶段时，受命调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任教的张煦率先开设“晶体管电路”课程，他所编著出版的《晶体管电路分析》与《载波机中晶体管电路计算原理》，成为我国在该领域填补空白的首批教材，从而加快了我国通信载波机从电子管式向晶体管式过渡的进程。 

    随后，数字通信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锋芒初露，大有替代传统模拟通信之趋势。审时度势的张煦转而讲授数据传输，并翻译出版了《数据通信原理》、《数据传输》、《通信传输系统》等著作。 

    年过花甲，张煦也从未停止对国外科技发展最新趋势的关注和引介。上世纪80年代，光纤通信在发达国家迅速兴起，张煦希望这一新技术能够尽早“为我所用”，他为研究生专门开设光纤通信原理课程，并很快编撰出版相关专著。 

    1988年，张煦领衔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通信合理结构”课题组，提出了“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专题研究报告并上报国务院，由此引发了中国电信领域的新一轮快速发展。 

    在从事通信科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几十年里，无论是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还是教材更新，载波通信设备的换代还是模拟通信向数字通信的过渡，无论是微波通信与光通信的融合还是电通信走向光通信成网，处处都能看到张煦用心走过的足迹，他始终引领着我国通信事业前行的脚步。 

    张煦早年的学生评价说，张煦对新中国自行培养第一、第二代通信工作者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之无愧的“元勋”   

    与他在学术上永远紧跟时代“潮流”不同，张煦对于生活的要求却至为“古朴”，一双老式的中国布鞋、一身半旧的中山装，是他几十年不变的“行头”。 

    生活中克勤克俭的张煦，对自己挂念的万千学子则是关怀备至。上世纪90年代起，他捐出自己的院士津贴和部分稿费收入，在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设立“张煦奖学金”，资助那些成绩优异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有意思的是，他在奖学金设立之初曾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同学不许在本科阶段谈恋爱，这一时成为校园中流传的趣谈。 

    到了晚年，张煦也会时常回首往昔，他称之为“忆旧”，并且认为老年忆旧大有好处：对学术工作的进取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都会起到强烈的鼓舞作用。 

    在张煦的“忆旧”中，一些尘封往事被唤醒。他想起了自己青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一位好友，他们同于193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同一个研究院工作，又同于1936年赴美前往不同大学深造，1940年同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这位同学留美研究，我回国工作，两人分别了，远隔重洋，失去联系”。 

    多年后的一天，张煦从报纸上得知，“这位好友”居然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获得了诸多崇高荣誉。分别40年后好友前来访华，他们才有机会再次互通电话。 

    张煦笔下的“这位好友”，就是著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1996年底，张煦给远在美国的吴健雄夫妇寄去新年贺卡，并附上一篇题为《勤能补拙，跑完万里长途》的文章。 

    他在那篇文章里写道：“在科学道路的万米赛跑中，我和这位老同学从同一起点出发，但老同学跑得飞快，首先到达终点，取得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而我呢，远远落在后面，得不到什么奖牌，但受到跑在前面的老同学影响，鼓足勇气，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决心跑完万米全程。这叫做运动员风格（Sportsmanship）。” 

    在“科学赛道”上半个多世纪地奋力奔跑，张煦先后培养出近千名高级科研和教育人才，翻译、著述近900万字。 

    1997年7月7日，香港《文汇报》曾整版刊登张煦的科研事迹和照片，被誉为“光纤之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高锟曾评价说，张煦对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不遗余力，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通信界元勋”。（原标题《张煦院士的“科学万米跑”》） 

本文转自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