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3年08月14日
胡适与周作人的交谊，始于“五·四”运动，终于“七·七”事变。在此期间，两人诗文往还，留下许多诗篇，“诗生活”可谓鲜活生动，至今读来还意趣盎然。1917年初，在家乡绍兴教书的周作人，首先从其兄鲁迅寄来的《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对其中“今日当以白话文为正宗”的主张大为赞许。4月间，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又从文科学长陈独秀处得知留美青年胡适的若干详情。9月，胡适应聘进北大，在一偶然场合，与周作人初遇，其时周33岁，胡26岁。此后，两人同为文科教授，不时相遇于马神庙的教员休息室“卯字号”，又在12月共同参加小说研究组活动。这一年，只是两人相遇、相识的开端，真正的友谊始于1919年。
1919:小河里的乡愁
1919年初，在有关妇女、儿童问题的讨论中，胡、周两人就“贞操问题”、“老子与儿子”等敏感话题迭发新论，一时惊世骇俗。与此同时，胡适还热衷“诗体解放”，尝试着创作白话新诗，虽应者寥寥，却笃志独行。周作人对此大为感佩，尽管自知非诗人者流，竟也陆续发表数十首新诗，投身于胡适所倡行的白话诗“实验”之中。其间，胡对周的长诗“小河”尤为激赏，赞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认为全诗观点细密，思想深沉凝练，其诗意诗旨不是旧体词调表达得出来的。胡适将其刊于《新青年》1919年二月号卷首，以示赞赏与倡导。
除夕流水帐
这首长诗，如今看起来，着实算不得周作人的杰作，比之其杂文、小品文上的成就而言，逊色不少。全诗充斥着新文化运动前夕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曾有过的“乡愁”概念，平铺直叙的独白或虚拟对白，以分行而成的“诗行”格式之外，并无十分卓越的思想特色与新诗技法。胡适之所以对其激赏，无非是出于一种惺惺相惜似的“英雄所见略同”，无非是对一贯沉稳低调的周作人能对白话诗有如此的积极回应感到鼓舞。为此，《新青年》卷首，理应表达这种新文化的创举，理应展现这种敢于“一反常态”式的革命性文学。当然，这也充分表达了胡适对二人友谊的一种热望。只要反过来看一看一年前(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胡适自己写的那首“除夕”，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对周作人的这首长诗如此激赏。胡适的诗句纯是白话，一清二白的流水帐，写来跟普通人家唠家常一样，并无太多深意。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在除夕的传统佳节里，在当时代的语言环境中，用这样的白话文表达了毫无诗意可言的叙事结构，说明了胡适对传统诗学的摒弃，或是表达了生活本身对诗学的调侃等等。这样的引申看似无可厚非，似乎很能把握五四运动前夕的某种文化氛围，实则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自以为是罢了。《除夕》这首诗完全就是当年一场北大教授年夜饭的流水帐，诗中的字句无论怎么深挖细察，也不过是归国的洋博士看到天津的雪梨价昂于市，在京城人家中充作时鲜佳品，由此想到家乡安徽的雪梨还在闭塞的乡村里贱卖，多少有些感慨时事，莫名的怀乡罢了。
合力改订《尝试集》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是新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尝试集》中充满了种种新旧文化的冲突与矛盾，展示出了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该书一经出版，争议不断，毁誉参半。或亦正因如此，吸纳或批判来自各个层面关于《尝试集》的种种意见，成为胡适在这一时期“诗生活”的重点。《尝试集》初版之后，于同年9月再版，在再版中，胡适又增加了六篇诗作，同时又增加了一篇长达14页的再版自序，详细地评述了初版本的得失及其所坚持的“白话诗”理念;至1922年10月第四版时，《尝试集》已非当初的《尝试集》，胡适做了大量的增删。这些大量增删改订的背后，或许，也正是胡适与周作人等友朋之间的“诗生活”使然。至于对周作人等对其诗集的这番删改，胡适又是怎么看的呢?时隔近40年后，在1959年5月16日这天，他在台北谈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尝试集》，当时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都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这段文字见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其中所称“朋友”就是指周作人等———当年参与改订诗集的诸位。事实上，《尝试集》一共三编并附《去国集》;第一编尚未脱胎于旧体诗，第二、三编则属自由诗体的大胆革新。胡适首倡白话文学，并努力进行试验，这本诗集正是其1916年以来白话诗尝试成果之汇集。如果说这是一本看似特立独行、单打独斗的弄潮之作;那么当年胡适驾驶的这一叶孤舟之上，与他同行同志的，还有周作人等友朋。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战斗，一叶孤舟之上的“诗生活”仍旧有友情滋润，依然有周作人的携手共进。1920年代，胡、周二人的交谊还在继续，只是关于白话诗歌之间的酬唱往还告一段落。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学术研究，似乎不再那么诗兴勃发了。当然，胡适的“文学健将”气质仍在漫延，二人原本以诗示好的交谊，差一点成了交恶。原来，在1925年秋，胡适于武昌大学发表演说，对《诗经》中一些诗句作了大胆的新解释。周作人闻知后，旋即在《晨报副刊》撰文，不客气地指出胡的错处，批评胡对《诗经》句句求解其意的方法，是“还中着传统之毒”，甚而以“武断”、“专制”等语相讥，语气苛严，大有批判之意。胡适也自知白话诗闹腾之后，再来新解《诗经》也实在有些力不从心，返归书斋重新定位研究方向，也就罢了。胡、周二人并未因此再来一场“论战”，交情还在，交谊似乎还可以再继续。
自寿诗中茶与酒
到了1930年代，胡、周二人在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上实际已经分道扬镳，道不同不相与谋。只是同在北大共事，加之昔日交情还不至于破裂，交往还是有的。周作人到1934年1月13日为50虚岁，他按照中国的传统做寿“做虚不做实”的习俗，用南朝志明和尚“牛山体”的打油诗体式，于1月13日吟咏自己的五十大寿，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宅吃苦茶。
诗的大意说自己前世为出家和尚，今世却是人世间的居士，已到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闲来无事就在街头听人谈鬼，窗下画蛇;玩骨董，种胡麻;若问这是为什么，请到寒舍一面品尝苦茶，一面听我闲聊罢。此诗表现了周作人五十虚龄时的心态与情态，可谓其后半生人生态度的一份宣言书。又过了两天，旧历15日(公历是16日)才是周作人真正的生日，他在家设五桌酒席宴请亲友，当日，他又用13日做的诗的原韵写了一首: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1月17日，胡适按照周作人原诗的“家麻”韵，学着古人酬唱和诗的模样，也写了一首“古体诗”。虽是“古体”，可格式之内的文字通俗明白，这对于一贯提倡白话文学，一贯标榜现代文学的胡适而言，可谓旧瓶装新酒，仍是新文化做派。诗云: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这首诗里，胡适调侃周作人，说他舍不得拿绍兴酒招待客人，只能泡苦茶装装样子。“吃肉应防嚼朋友”，则又使用了一个典故，来自周作人祖父梦后不敢吃肉，怀疑是故人回报的周家传说。当然，这也可见胡、周二人的交谊深厚，交情一般的友人不可能知道这些家族典故，更不可能信手拈来。第二天，胡适兴趣不减，又再依前韵和了一首五言诗，诗云:老夫不在家，也不着袈裟。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这首诗不是写周作人的，实际上是胡适自说自话，给自己的自画像。但从诗中自况的一番景象，可以看到，与周作人的心态志趣是完全相反的。周氏在恬静淡漠的书斋生活中，俨然是位枯坐的老僧;而胡适依旧是爱憎分明、直来直去的新文化先锋、新文学斗士。“人间专打鬼”之句，表明了胡适的新文化立场，即要说人话，不要说鬼话;要大力推进现代性，而不是一味地怀古、复古，装神弄鬼搞复辟。“不敢充幽默”之句，表明了胡适的新文学立场，即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小品文创作相反，与其追捧的“幽默文学”之道不同，始终强调文学的通俗明白，且具备现代性的批判眼光，而不是一己之趣味、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周作人收到和诗后，2月2日又作(为适兄再续八句)，诗云:双圈大眼晴，高轩破汽车。从头说人话，煞手揍王巴。文丐叫连天，诗翁满地爬。至今新八股，不敢过胡家。
周作人的续诗，在略微的调侃中，还是表达了对胡适的赞赏。3月5日，周作人又给胡适写信，抄送了他的“五十自寿诗”，以作留念。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收到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韵答之:
肯为黎涡斥朱子，先生大可着袈裟。笑他制欲如擒虎，那个闲情学弄蛇。
绝代人才一丘貉，无多禅理几斤麻。谁人会得寻常意，请到寒家喝盏茶。”
胡适日记中的这首诗，没有再寄给周作人。胡、周二人的此次自寿诗酬唱，算是轻松收场。从这首诗中，还是能看到，胡对周的某种期许，还是能体会到，胡对周的某种惋惜。胡期许的是，周能在书斋生活中，继续为新文学、新文人贡献力量，只要能“斥朱子”，“着袈裟”也不妨。胡惋惜的是，周的才识与能力绝高，却极可能在自怡自得的书斋生活中，逐渐丧失斗智，于当初二人共许的新文化运动而言渐行渐远渐无声迹。“制欲”与“闲情”，在胡看来，皆是斗志衰退、人将暮年的表现吧。
王小二过年
1935年12月25日，胡适又收到了周作人的新年贺信。胡适迅即写了一首贺新年的诗，以示同贺新年之意。诗云: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强梁还不死，委曲怎能全。羡煞知堂老，关门尚学仙。
胡适在写好诗句的信笺末尾，添写了几行字，“知堂先生寄示新年好，戏和一首，博先生一笑。适之，廿四·十二·廿五”。从行文的语气来看，调侃中亦有劝慰，似乎已经理解并认同了周作人此时此地的心态与做派。他用了一个“王小二”的典故来自况，也向周间接说明了时局的纷乱与危险。“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说的虽然是个人境遇，实际上也反映了整个国家时局状况。以“王小二”自况的胡适，也自然有当时的困境与苦衷。
原来，自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杂志以来，胡适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与政治理解，积极参与抨击时政、人权启蒙的工作，先后在杂志中撰写了1309篇文章之多。这本中国现代政论杂志，前两年的经费完全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不但经费筹措要担经济风险，还有“因言获罪”的政治风险。这本杂志标榜“独立”精神，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胡适在杂志中倡行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时局之下，实际上也是两头不讨好的特立独行，“一年不如一年”的困境再所难免。以胡适为首的一帮新派知识分子，自掏腰包去自谈国事，在周作人看来，这就是“不务正业”，以荒废自己的学术生涯为代价去冒险，得不偿失。事实上，胡适的半部“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等一系列尚未完稿的学术著述，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投身政治运动之后所无法弥补的缺憾。另一方面，周作人怡然自得的书斋生活，在胡适看来也是“学仙”式的自娱自乐，这种生活隔绝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自由精神，也完全抛弃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普世情怀，并不值得倡导。当然，胡适认定的自由主义精神与政治变革之路，是不会因为这些学术上的缺憾和友人的悖离而却步的，所以才有了“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的自嘲兼自勉之句。经过一番走出书斋的论政生涯，历经种种困窘与不堪后，胡适也有着自己的清醒与坚持。他当然也知道，千百年来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始终不曾改变，包括曾奋起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事兼友人周作人也不例外，但胡适做不到委曲求全式的退让与幻想，所以胡适也只得说“羡煞知堂老，关门尚学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七月八日，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离开北平，随后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当年九月至十二月就去了美国，作非正式的外交工作。他见过罗斯福，力争中国抗战获得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并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演讲。至此，胡、周二人天海两隔，通讯中断，再也没有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心情，去诗文往还、倾诉心怀了。
苦住庵说梦
1938年8月4日，胡适在伦敦作八行诗《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希望周作人即刻离开北平，不要同流合污做了汉奸。诗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曾自比为苦雨庵中的老僧，胡适希望他到昆明去，所以说“飘然一杖天南行”。胡适担心周作人沦为汉奸，所以有“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话。末句表达了胡适对老朋友的思念。怕日本人审查，胡适用了“藏晖”的名字，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留学美国日记时所用“斋号”。在北平的周作人接到胡适信后，9月21日做了一首白话诗答“藏晖”，9月23日又附写了信札，直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或许是为了躲过日军的审查，他并不写胡适或胡适之先生收，而是请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当时，已有消息传出，称胡适将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胡安定”是胡适曾用过的别号，知道的人极少，但若胡适本人在使馆中，就一定能收到这封信。周作人将这首诗命名为“苦住庵吟”，诗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从先前的“苦雨斋”到如今的“苦住庵”，周作人算是苦到家了，也算是苦不堪言。留在北平“苦住”的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不得不为全家老小生计着想，只得如此“苦住”而已。“老僧始终是个老僧”，还是一贯的与世无涉、自成一统的面目，与当年“躲进小楼成一统，关他冬夏与春秋”的鲁迅俨然是同一层级的坚定。周氏兄弟的立场，显然无须南迁的友人们太过担心，诗中已说得明白如画。写毕，周作人附注云:“廿七年九月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不过，又似乎担心一首诗说明不了具体问题，随后又附写了一封信札，将他如何如何、如之奈何的苦衷种种一一说明，他在信中写道:
藏晖兄:廿七年九月廿三日、北平二十日得前月四日惠寄新诗，忻感无似。即写一首奉答，别纸写上，乞赐览。近日公超暑假北来，述孟真意与兄相同，但弟交系累多，不能离平，此情形孟邻知之较详。弟夫妇只二人，小儿去年北大亦已毕业，本来行止不成问题，唯小女因婿往陕携其二儿寄居此间，又舍弟之妻儿四人亦向来同住，在上海人学时髦，对其家属已有两年不寄一字来，因此敝庵中人口不少，弟若离开则两处需用，更不能支矣。募化米面，尊处译事本是大一份，而近来打六折，又迁香港，想将停顿，神话之本文及研究、神话论已成三十万言，注释繁重只成一章已有二万字，大约注释全部亦当有十馀万言。夏中因病中止，希望本年内成之，了却一桩多年心愿。九日起往司徒氏义塾担任两课国文，每星期去一天计四小时，但不能抵译会米面之半，亦慰情胜无耳。前四十年有人为算命，当中举人，计当教负多年正是学老师之地位，若祭酒司业那有此福分承受，况弟已过知命之年，此当已知之矣。匆匆顺颂近安信中提到的“公超”、“孟真”、“孟邻”、“司徒氏”四人，即叶公超、傅斯年、蒋梦麟、司徒雷登。所谓“尊处译事”及“译会”，系指胡适曾任董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1934年1月出版的《希腊拟曲》，实际上就是该会翻译丛书计划之一，因胡适的力荐，周作人为该会特约译书作者之一。信中反复表达的周氏无法离开北平的苦衷及家居生活的艰苦，虽属自我表白，情状却几近求助。信末又述算命旧事，辗转表达出他只会做教书匠，绝不会涉足政界之意，已近知命之年，不会自毁名誉。这封信相当于《苦住庵吟》的进一步“笺释”，苦水泛滥，周作人没有作吃黄连的哑巴，把苦水都倒给胡适一观。前一首诗尾，钤有“知惭愧”印章一枚;后一首信札，钤有“冷暖自知”印章一枚，从“知惭愧”到“冷暖自知”，周作人的诗心文胆与生涯抉择，基本已经浮露端倪。当然，此时周、胡二人的交往还仍是诗文酬唱、友谊第一的。
1939:无人认得胡安定
1939年元旦，“抗日锄奸团”的刺杀行动使周作人险些丧命。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汪伪
势力控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聘书，这是所谓其“伪职”生涯的开端。1月14日，他又写了一首打油诗，不知道是为了新任馆长的纪念，还是续写遇刺后的心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诗云:
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
首句的“忍过事堪喜”，出自周作人很喜欢的唐代杜牧《遣兴》一诗。原诗如此:“镜弄白髭须，如何作老夫。浮生长勿勿，儿小且呜呜。忍过事堪喜，泰来忧胜无。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可以看到，周诗的写作背景及其心态，与杜牧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境如出一辙，遇刺脱险后的“泰来忧胜无”，获聘图书馆馆长的“忍过事堪喜”，已经让周自以为悟得了人生三昧———“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周作人此刻茶酒通吃，既陶醉亦清醒，俨然已经参透世内尘外诸事。于是，他又将这两首颇能体现身心强健的打油诗，和他遇刺后硬硬朗朗地站在八道湾居所前拍摄的照片，一并寄给了胡适。这封信仍然是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但周作人的这封装有两首诗和照片的信件，与先前的写有《苦住庵吟》的那封信寄到华盛顿中国使馆后，因为谁也不认识这位“胡安定”，都先后被丢在了一边，无从投递。直到1939年12月13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之后，再次回到华盛顿大使馆，才收到华美协进社孟治先生转来的周作人两次寄来的诗和照片。为此，胡适又写了一首《无人认得胡安定》感怀，诗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这首诗后来也辗转寄到了周作人手中，搁在周氏旧箧中，恍恍二十余年过去。直到香港友人鲍耀明提及胡适逝世，他才又将这一页小诗清理出来，睹物思人一番之后，索性又转赠给了鲍氏。他特别在信笺空白处加注“胡适之君诗”，再钤上一枚“岂明经手”的印章，以示郑重说明。这首小诗，即是胡、周二人最后的诗文酬唱。除了惘然之外，了无兴味。在此之后，还有抗战胜利后周以“汉奸罪”入狱，俞平伯写信向胡求助的轶事;胡适以北大校长名义向法院开具证明，确认周在沦陷期间保护校产;以及后来胡适力劝周不要留在大陆，应赴台湾的轶事等等，虽仍是旧交情谊使然之下的“义举”，但或也只是就事论事的一些情理中事。胡、周二人天各一方，停留在记忆中的旧日情谊或许还在，但毕竟交往难再，难以再续前缘，更不会再有诗文酬唱那么纯粹，那么富于闲适气质的“雅事”了。就这样，胡、周二人的“诗生活”，从1919至1939年，整整二十年间，在向前还是向后的抉择中，渗透着各自的诗意，贯穿着各自的情意。当然，“诗言志”仍是中国诗的基本主题，胡、周二人的二十年“诗生活”，无论是白话诗还是打油诗种种，都皆可作公共知识分子们志趣的剪影，皆可作他们在时代生存境遇中的一册存照。千百年来文人们的诗文酬唱，说到底不过是抒写自己的“斯文惆怅”罢了，胡适与周作人也不例外。只不过胡适惆怅的是国家兴亡，而周作人惆怅的只是儿啼妇语，各有各的惆怅，最终二人是否一解愁怀，我们只能探究，而无法定论。那个猝死于台湾“中研院”酒会中的胡适，与猝死于大陆自家厕所里的周作人，也只是留下了这么一点“诗生活”的纪录，让后来者继续因之酬唱，继续为之惆怅罢了。
(本文摘自《民国笑忘书》，肖伊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