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石山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3年7月24日
“今为实际生活所需，如不得已而接受此项实利，则最紧要之条件，是必需让我担负工作，不能由思成代劳顶替。
与思成细商之后决定，用我自己工作到一半的旧稿，用我驾轻就熟之题材，用半年可完之体裁，限制每日工作之时间，作图解及翻检笨重书籍时，由思成帮忙，则接受，不然，仍以卖物为较好之出路，少一良心问题。”
这是林徽因给傅斯年的一通信，不全，无上下款。查梁从诫编的两卷本《林徽因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陈学勇编的三卷本《林徽因文存》(四川人民出版社)，均未收入。时下出版的多种《林徽因传》亦未提及。说是一通遗札，当无大谬。
此信见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印制发行的三卷本《傅斯年遗札》第1273页(第三卷)。系傅斯年给朱家骅、杭立武信中所引录。
抗战期间，傅斯年有一项义举，如今已广为人知又广为称道。这便是，1942年4月18日致信朱家骅，希望朱能与陈布雷相商，由陈便中向蒋介石进言，特批一笔款项接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同日也写信给兼任中研院评议会秘书长，与陈布雷关系更深一层的翁文灏。后来还是翁文灏这边起了作用。同年9月底，蒋介石批下两万元款项，翁接到后即转傅斯年。《翁文灏日记》有中此记载。不久前央视播出的多集《梁思成林徽因》电视片中，有傅斯年领款的收据。
还要补充一笔的是，傅斯年这次请最高当局拨款救济，名义上是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两人，实际上该说是为梁思成、梁思永两个家庭。两家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不同在于两家都是因病致贫，而病的主体有明显的差异。梁思永家，是丈夫梁思永病重，而梁思成家，是妻子林徽因病重。还有一个不同是，梁思永是史语所的专职研究员，梁思成只是个兼任研究员(每月有补助款)。说到这儿，不妨将话挑明，傅斯年这次请求最高当局开恩救济，名分上是为二梁，实际上侧重在梁思成，而梁思成这边，林徽因又占了更多的分量。此事我有专文论述，读者朋友权且相信。这并不是说他拿梁思成作了幌子，他要接济梁思永自有办法，不必费这么大的力气，担这么大的风险。
傅斯年这次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可说是前一义举的后续行为，也可说是另一义举。宗旨是，本其既有之思路，为林徽因的经济状况，谋一彻底之解决。
前信写于1942年4月18日，此信写于5月5日，相距不过十几天。以此推测，或许是傅氏觉得，直接请最高当局拨款难度太大，不可凭恃，或者是觉得纵然最高当局答应了，也不妨再为林徽因谋一更为圆满的济贫办法。
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林徽因安排个工作，每月有固定薪饷。
当年中国有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管理着一大笔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余额，还有个中英庚款基金会董事会，管理着一大笔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余额，杭立武就是这个董事会的总干事。前面说傅斯年呈请蒋介石拨专款救济二梁兄弟，分别致信朱家骅和翁文灏，后来是翁这边起了作用，言下之意，朱那边没有动静。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只能说两人办事风格不同，路径不同。极有可能，朱觉得让蒋介石拨专款的可能性不大，或者操作起来难度大些，还不如自己来想办法。他的办法便是请杭立武在英国的庚款基金里设个名目，给二梁以切实的帮助。看这封信的开头部分，朱杭二人已有个办法，专门用来帮助梁思成家庭，傅斯年认为不尽妥善，提出他的一个办法。
这就要细说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了。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先立个前提与标准，第二部分说林徽因完全符合这个前提和标准。
第一部分说，贵基金会过去也办理“科学研究补助”的事，后来局势变动，遂成兼职，不免有许多弊病，他曾主张竭力整顿。五十年来，中国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文学者，总数不会超过一二百人，基金会的补助，应当重点放在他们身上。若能这样，就是旧办法有所改变，“转为得要，但看人选之如何耳”。像近期对陈寅恪的补助，就是最恰当的，“故可佩也”。又怕给朱杭二人造成拿林徽因比陈寅恪的印象，赶紧补上一句:“弟详言此意，不专为徽因嫂一人事而发，似可为贵会方针之一也。”
第二部分就“图穷匕首见”了。大概中英基金会的资助项目，是以著述为立项依凭，杭立武问过林是否有著作的意向，身体状况又如何，傅信一起首便说:“事实上徽因嫂旧有《中国之建筑》一稿，将过半矣。彼在病中初未间断各事，如写文艺作品之类，如尽舍他事，专成此稿，事既可行，转于病有益。”接下来说，正好今天徽因嫂来一信，即上引之信，意在可看出林的心志与品格。且说，他将杭立武信上所开列的补助人员名单看过，觉得林徽因受补助一事，当在前列。
与此信同时，将林徽因的研究计划、他与李济的推荐书，一并奉上。
他与李济的推荐书，也是一封给朱家骅与杭立武的信。信中说到对林徽因的具体安排。所在机构为营造学社，指导人为刘敦桢(士能)，每月待遇:“准以林女士以往之资历成绩，在国内实为美术史与建筑学之地位，拟请给以最高之待遇，即立武先生近示一般办法中三百八十元之数”。起薪时间:“因弟等久劝其屏除其他工作，完成旧稿。彼自上月已开始，似可由四月份或五月份支给。”
这第二部分，有没有夸饰不实之词，就不必深究了。成全人不光须在行为上，也须在言辞上。几十年后，我们看到的只有一种淳正的感情，深厚的责任。再就是，此人有“傅大炮”的绰号，更让人感到亲切可敬。
从《傅斯年遗札》后来披露的信息看，此事没有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