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殷望（1961电机）
刘曾复学长是我续弦老伴刘祖荷的堂伯，对我而言，似谓“姻伯”。从第一次登门认亲到他病逝的近10年间，我每年都要随祖荷到府上拜望一二次，每次都相谈甚欢且获益良多。他给我们留下的突出印象始终如一且深刻鲜明，这就是：他贵为一个享有盛誉的名人大家，却极为谦和、平易、淡定、纯朴。所谓“卓越从来不务名”，这或许是真正的名人应该达到而许多名人又难以达到的一种人生竟境。
首次拜见 三个“没想到”
“刘曾复”三个字，在当代我国生理学界和京剧艺术界，早已是最为人们熟悉的名字之一，是人称听之“如雷贯耳”的名人。但由于隔行如隔山，又加上我孤陋寡闻，对这个名字竟全然不知。结识祖荷后，虽然知道了她有个堂伯是清华校友、医学院教授，对京剧颇有研究，但对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不甚了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带着祖荷去同几位“聊友”见面，其中有两位是京剧爱好者。一位是力学系资深教授吴明德，乃清华教工京剧队名角，人称“清华园的刁德一”；另一位是老清华校史（包括京剧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当二位得知刘曾复是祖荷的堂伯，竟然以惊喜的口吻说：“啊！这老爷子可是个大名人！”并竖起大姆指，称赞他是京剧研究的“NO.1！”他俩的神情和评价，连祖荷也感意外。
2003年盛夏的一天，我随祖荷去登门认亲，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名人大伯，并留下了三点“没想到”的印象：一是没想到生活如此简朴。他住在北医三院一栋老式板楼的“小三间”职工宿舍，建筑面积仅60多平米，一间稍大的房间由照顾他的三女儿住着，他自己的卧室兼书房只有十来平米，另一间房改成了客厅，屋里和家具都很老旧。当天，他穿着一件中式对襟白布褂和一条有点发皱的黑布长裤,脚踏黑布鞋，很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没有一点我想像中的名人“大腕”的形象。他不煙不酒，习惯于粗茶淡饭，崇尚朴素节俭，而且十分知足。他两次主动说：“现在退休了，有国家养着，什么也不愁，可好啦！”二是没想到身体如此健康。当年他已90岁高龄，看上去只有60多岁。不仅面色红润，身板挺拔，声音洪亮,精神矍烁；而且还当场演示了走边、云手、踢腿等京剧练功动作，并将一条腿踢放在方桌上，其身手之敏捷灵柔令我惊叹不已。三是没想到态度如此谦和。在交谈中，他回忆起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习生活，说得最多的是自己的种种“不足”和感谢母校的培肓之恩，而对自己的成就则轻描淡写，甚至有意叉开。只是在谈及“文革”中搞突然袭击“考教授”的闹剧时，才自我宽慰地笑了笑说：“我考了80多分，总算没给母校丢脸！”这次拜见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对待晚辈极为真诚亲切，平易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是一位慈眉善目且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可敬可亲的老人。
在结婚的头两年，我偕祖荷又多次登门拜见，以期更多更深地了解其人其事，并想写篇文章投给《清华校友通讯》，介绍一下这位知名校友，以補校志中漏列之憾。针对我的这种想法，大伯伯还专门回了一封信，说：“清华人才辈出，我只不过一个很一般的毕业生，没有什么可以介绍之处。”后由黄延复、吴明德二位学长通过采访和查阅有关资料，撰写了长文《刘曾复教授事略》（惜未正式发表），对他的求学经历和养成的全面素质、在生理学和京剧研究上的突出成就、教育与学术思想的特点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和评述。黄兄托我将该文稿寄呈请他审改校正，他做了一些修改，并嘱我向作者“代致意”，还在结尾空白处特意用小字写了一句：“一生工作平凡，无善可述！曾复”。从他亲笔写的这两封信以及每一次接触交谈中，我深切感受到他那种“卓越从来不务名”的思想境界。有一次，当我请教他的长寿“秘诀”时，他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点，即“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乃养生之要。”
杏林梨园，两界大名家
刘曾复这个名字，在生理学界和京剧艺术界，都被赞誉为“卓然大家”。他穿越并融合科学、艺术于一身，既“杏林”生色又“梨园”增辉，比一般名人更具传奇特色，是一位少有的“跨大界”、“复合型”的独特人才。前几年，作者冷风在《人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京城票界三元老》的文章，第一个介绍的就是“跨界票友刘曾复”。文章开头一段写道：“在中国近两百年的京剧长河中，知史识宝能文善画或者六场通透的票友很多，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没能脱出文史与文艺的圈子。而似刘曾复这样，能够‘吃着科学的饭，唱着京剧的板，写着戏曲的书，画着舞台的脸’的杰出票友绝无仅有，且他的‘通理识文’无疑都达到一流境界。”他的本职是生理学教授，却又应聘任中国戏曲学院首届京剧研究生班导师、北京戏曲艺术学院顾问、中国戏曲家协会顾问等学术兼职。其人生似乎贯穿着两条外分而内连的“平行线”：一条是生理学，他一生的事业；一条是京剧研究，他一生的爱好。二者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他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时取得功成名就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一，生理学方面。
1937年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到北平协和医院生理学系实习了4年；1943～1945年在北平中国大学生理系任讲师；1945～1959年，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学教研室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0年后，奉调至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任生理学教授、生理学教研组主任；1987年后任该校生物医学工程系系主任（同年退休后返聘），1990年后任该系名誉主任，后升格为院任名誉院长。在此期间，他还兼任北京生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北京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等学术职务。可以说，他毕业耕耘在生理学教学、科研第一线，为生理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是在国内外同行学界享有很高学术地位和声誉的著名生理学家。
他亲自或与人合编了医学院用的《生理学实验指导》、护士学校用的《解剖生理学》、药学院用的《人体解剖生理学》、《神经生理概要及术语注释》等书籍，为广大从医的学子和业者提供了实用性的参考书。他先后进行过普通生理学、调节生理学、电生理学、整合生理学、定量生理学等方面课题的研究，发表过40多篇论文，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首都医科大学在他逝世后发布的《刘曾复先生生平》中指出：“他以开阔眼界和前瞻思维，积极倡导与推动生物学控制论、生物医学工程等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在‘整合生理学’和‘定量生理学’有独创性贡献，所倡导的定量分析法正在被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生理控制系统研究中”。
第二，京剧研究方面。
《刘曾复先生生平》指出：“刘曾复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生理学家，亦是我国著名的京剧研究家，是当代研究谭鑫培、余淑岩、杨小楼、梅兰芳等前辈京剧大师的最权威专家。刘曾复先生不但通晓唱念做打等各门表演艺术，还精于脸谱绘画，旁及编剧、制曲、服装、舞美、道具等各方面，是极其罕见的京剧通才，为表演界、学术界及戏曲爱好者公认为当代京剧泰斗。”著名学者靳飞在题为《梨园旧艺妙通神》的怀念文章中（载2012年7月7日《北京晚报》），称他为“当世中国京剧研究的最高权威者”，认为“刘曾老之于京剧界，堪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他的逝世，套用‘国葬’的概念，理所当然应是京剧‘剧葬’规格，倾天下所有京剧人为之举哀。”还指出：“刘曾老从未在京剧的专门机构任过职，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专家地位，职业演员都争相向他请益，凡经他指点过，即具有了以正宗自居的资格，是可以骄人的资本。”“从中国文化传统言之，刘曾老便是当之无愧的国家级京剧艺术的传承者，他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誉。”这些极高的评价，说明了他在京剧艺术界的独特地位。
大伯伯出自名门，其父与梨园伶人颇多来往，与其中的一些名角交谊甚厚，这就为他自幼结缘京剧创造了条件。他在专著《京剧新序》（修订本）的“楔子”中，回忆了自己“听戏与学戏”的精彩过程：从儿时“大人带去看戏，平时讲戏，直接、间接使我对京剧产生兴趣”，到听过不少名角（如梅兰芳、杨小楼、余淑岩等）好戏和很多老唱片的京剧唱段并“跟着学唱”，再到25岁时师从王荣山（老麒麟童）“真正学戏”，“使我进入京剧之门”以及恩师过世后“常向王凤卿先生请教”，等等。“总之，以一字为师的标准来说，我听戏、学戏当中，平生我至少跟七八十位学过，对各位我都一一铭感不忘，铭刻在心。”其中，对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的京剧（当时称“平剧”）学唱活动（他是学生京戏业余团体“六院票房”的骨干成员之一）有以下一段具体记述：
1932年我考上清华大学，一件使我惊讶的事是课程中有溥侗（红豆馆主）开设的昆曲选修课。此外，学校里教职员工、家属、学生中不少人很爱昆曲、京剧，认真学习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了研究戏中念字规范，选修了王力老师的中国音韵学课程，一方面满足理学院学生（我是学生物学的）必须选读文学院课程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打下我学习京剧字韵的学术基础。在大学几年中，我向真正会戏的同学请教，结合听唱片，开始学“谭（鑫培）派”和“余（淑岩）派”的老生唱腔，一步一步地学板眼、念字，跟胡琴练唱。那时年轻胆壮的同学互相标榜，这个是“马（连良）派”，那个是“言（菊朋）派”，那个又是“余（淑岩）派”，还有“梅（兰芳）派”、“程（砚秋）派”、“荀（慧生）派”等等，都好像很内行了。我个人也自以为是地登台大唱老生戏，自负唱时念字用湖北四声字调，掌握了谭、余老生艺术的真谛，这样一直到我大学毕业，这真是夜郎自大之极。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当年清华园的学习生活和课余文化活动十分生动活跃。这段经历对他后来同时成为生理学和京剧两界名家皆不可或缺。据一些专家的评述，他在京剧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似可概之为三：
一是说戏传艺。由于他自幼“敏而好学”，记忆超群，通过长期听戏学戏和名家亲传，对京剧唱念做打等诸般技艺了然于胸且钻研通透，仅能说会演的老生戏就达一百多出。学者靳飞在怀念文章中写道：“为什么如孙岳、于魁智、王佩瑜等几代京剧演员都要找刘曾老学戏，因为他能说戏！连唱腔带身段，包括锣鼓点、穿戴，全行、全知道。更令人称道的是，他不仅知道，既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甚至知道其所以不然。”所以，有不少人把他称为京剧界的“活字典”。而且，他素以助人为乐，凡行内行外有人向其求教，总是毫无保留有问必答，从不藏私。因此，很多当红名角和名伶之后，都以与其同席切蹉为荣，登门求教者更是络绎不绝。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台特别邀请他录制了一批京剧经典唱段，作为重要戏曲资料保存。他还录制了100余出传统经典老生戏（其中不少剧目濒临失传，他的演唱为海内孤本）连唱带念的说戏录音，无偿捐赠给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等单位。这些珍贵资料已成为当今舞台演出和研究的范本，也使得那些无缘“实授”的梨园内行如获至宝。
二是立说“传心”。学者靳飞在上述怀念文章中指出：“刘曾老在京剧领域的贡献，可以集中概括为‘传艺’与‘传心’”。所谓“传心”，“便是指刘曾老化用近代理科的方法，传达中国传统戏剧审美之心”。作者认为，时下的很多戏剧作品，多是在西方戏剧理论指导下完成导、表、演及评价的，我们需要重新构筑中国戏剧理论的话语体系，而刘曾老的文论专著《京剧新序》和《京剧说苑》“即是当代中国戏剧理论之作的典范”。“刘曾老并不排斥西方文明，反之，他把其中一些理科研究、叙述方法借鉴到京剧研究之中”，“力求把表演方面不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部分，尝试用语言文字叙述出来，”这“是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中罕见或就是未见的。这是刘曾老的发明。”“他的著作无处不在告诉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看戏的，怎样写戏的,怎样演戏的。他至少是完成了自己的理论架构，是一位出色的中国话语体系里的京剧理论家”。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联想到大伯伯在2006年6月2日写给我的信中谈到，他的京剧研究思想“与前苏联所主张的斯坦尼斯拉斯基有不同，在今天与一批京剧理论家的观点仍很不同”，引起了我探究其“自成一说”的兴趣。于是我网购了一本《京剧新序》（修订本）拜读，虽然我是一个纯粹的外行，有不少专业内容难以读懂，也难以完全领悟其深妙，但这部大著对京剧体系、京剧艺术、先贤语注、名家论赞（共四章）的评析与阐述，确有独到见解和鲜明特色，其哲思和文采令人赞叹。除自己著书立说外，他还参与撰写《中国戏曲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京剧史》、《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等重要史科大著，为积存历史文献，传承京剧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绝学传世。由于自幼有随名角阎岚秋“去各戏院后台嬉游”之便，他在“接触京剧之始”就首先目睹了许多伶人“勾脸”的过程，并对京剧脸谱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当时的著名“花脸”钱金福的“勾脸”技艺，从旁观到熟记到募练渐至了如指掌，实际上成了“钱派脸谱”（人称“天下一品”）除其子外唯一的“外行传人”，为后来在京剧脸谱研绘方面自成“绝学”打下了基础。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脸谱艺术的研究即已独步四海，其考证之深入、刻画之精准、水平之高超，广为行家所称道。梅兰芳先生在1961年7月口述文章《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里就说到：“四年前，有朋友介绍医学院教授刘曾复同志来谈，他研究脸谱有二十多年，掌握了各派勾法的特点，我曾借读他的著作，确有独到之处，将来在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可以向他请教。”他撰有《京剧净角脸谱图记》、《钱派脸谱》、《京剧脸谱刍议》、《京剧脸谱记问》、《浅淡秦腔脸谱》等一系列高质量的艺术论文。特别是《京剧脸谱图说》（收录400余幅）、《京剧脸谱大观》（收录666余幅）、《京剧脸谱梦华》、《京剧面谱艺概》（收录全部脸谱1236帧）等四部专著，堪称精美珍品，为中华民族文化留下一笔宝贵资料。他的脸谱研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他的手绘脸谱妙笔传神，各尽其态，成为京剧界、美术界争相临摹的范本，不仅被国内多家研究院与博物馆收藏，而且被英、德、加、美等多国著名博物馆或大学收藏，端士、德国、日本专门出版了介绍他脸谱作品的书籍，还在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会纪念邮票并被制成工艺品。可以说，他的脸谱绝学已经走向世界，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株“奇葩”,绽放在人类文化遗产的百花园中。
为人为学，三大“最亮点”
他一生的为人为学堪称楷模，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且最值得学习借鉴的有四个方面，似可概称为三大“最亮点”。
一是“学而不厌”、追求新知的好学精神。他把“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的古训，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不仅常挂在嘴边，而且还作为题词赠予学生。作为我国老一辈生理学家，他以广知博学著称业内，不仅精通生理学，而且博通生物学等相关诸学科以及文、史、哲等诸领域的知识，是一位通理识文的博学者。他曾经说：“为了能理解生理学的发展情况，辨识生理学的前途方向，多年来我总是不断地补习功课。我补习数学、物理学、物理化学、电子学、计算原理、系统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等。我还要注意哲学、历史、社会学中有关生理学的事。”⑤直到晚年，他还经常补习数学，他曾对我说过：数学是他“退休后的好友”，不仅可以增加知识，还可以陶冶性情，以免急躁。
他还善于从学习他人论著之中获取真知。比如，上初一时，他看到一本《戏学汇考》，“此书是按科学思想所写的巨册指导学习、研究京剧的新式著作。我跟着表哥看，从中学到一些京剧的唱腔、身段、板眼、锣鼓、行头和名称，虽然并不真懂，但还是有助于我对京剧艺术的了解。”又如，1937年，他“无意中”见到一本外国人写的英文书《戏剧之精华》，内有33出英译的京剧剧本。他回忆说：该书“导论中的理论使我很受教益”，“今天，21世纪开始，对于京剧艺术的认识和改造，仍可以从这本英文书中的资料吸取经验。当时，此书的内容加强了我对京剧的喜爱，提高了我对京剧的了解。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西洋戏剧的喜爱。我当年在清华大一英文课所读的沙士比亚原作Julius Caesar，受益甚大，至今有用。”正是由于他一生好学勤学善学，才得以造就学贯中西并兼通文理的高超学养。
二是前瞻后顾、触类旁通的治学之道。作为我国著名生理学家，他不仅具有许多老一辈科学家所共有的诸如爱国、敬业、勤奋、严谨、求实、求新等道德风范和学术特质；而且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治学之道，并似可用他在言论和著述中经常提及的“前瞻后顾”、“触类旁通”八个字加以概述。这八个字可谓言简意赅，内涵深广,蕴有志存高远、辨向重术、传承创新、文理结合、学科交叉等治学要义。他说：“工作以后，我的一个经验是为了跟上学术进展，应该不时对生理学进行前瞻与回顾。1985年第一期《生物学通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生理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前瞻——学说实验和计算机在生理研究中的作用》，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前瞻后顾”的治学理念。他首先指出：“生理学的进步，在研究方法上，要靠学说和实验的合理应用”，接着从系统的历史回顾中阐述了二者的作用；然后强调：“今天的生理学，由于电子学和计算科学的新发展和应用，不少生理学工作者在思想和方法上产生了‘战略性’的变化，在工作中更合理和更有效地发挥学说和实验的作用”；认为：“今天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机不可失的时刻”，“未来的生理学工作者将会愈来愈能显示他们能够就用机算机的能力”；希望“今后的生理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放宽眼界，大展才能，站在新的基础之上，作出新的贡献。”此后生理学的进步和发展，证实了他的前瞻预见。
在他“触类旁通”的治学理念中，特别突出且频繁强调的是“整合”的观点。他曾对我说过：“我的生理学工作是在整合生理学思想主导下的工作，与分子生物学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他晚年撰写了一篇带有自我学术研究经验总结的文章《宜学、宜写、宜忆》，在“触类旁通”的小标题下写道：“京剧和生理学，似乎是毫不相关的的事，但是对我来说，学京剧和生理学都使人受到思想和行为上的教育，特别是客观地认识自身方面的教育”，“生理学研究讲‘整合’，京剧演唱讲究‘整’，都是大系统，艺术与科学之间，没有不能超越的鸿沟。不同门类的学问只要潜心去做，彼此就能触类旁通。可引申一步，学习哲学、历史、社会科学、系统科学，对任何学术研究、工作都是必要的。”读了这段文字，使我想起老清华“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的学术传统。可以说，他特别注重的“整合”思想，与其母校倡导的三个“会通”是一脉相承、高度契合的。他的治学之道不乏真知灼见，对于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均富有现实和长远的借鉴意义。
三是行义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作业横跨科学与艺术的两界大名家，他的业绩和成就令人惊羡，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但最令人赞佩和景仰的还是他的行义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对此，仅举一例就足以证明。他一生“吃着科学的饭”，又早在1987年就已退休，凭着一个大学教授的薪金收入，自然只能过着俭朴甚至略显清贫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被称之为京剧界的“通天教主”，他的众多著述（包括音像资料）特别是手绘脸谱，堪称珍藏极品，如果待价而沽，都是现成的“发财致富”的资本。所以，在起初几次拜访中，我就留下了一个疑问：凭借他的京剧研究成果和“名人效应”，按照当前合理合法的付酬标准，他完全可以加入“名人兼富人”的行列，何至于现时的生活条件连我这个不是名人的普通教授也不如呢？
后来，从阅读介绍他的文章以及他的小女儿刘祖敬的“解惑”中，方才解开“谜团”。原来他早就许下了一个“承诺”：“不挣京剧的钱”！而且“一诺千金”，始终恪守不渝。因此，他的诸项艺术兼职，都是义务性质；他录制的一批珍贵京剧说唱音像资料，都是无偿捐赠；他应邀去电台、电视台作访谈嘉宾或外出讲学，往往只要求解决交通食宿，从不另索高酬；对众多登门请益者，则有问必答，义务讲授；等等。有一次，我去探访时，看到客厅里摆着一摞新书，一看是刚刚送来的他的精印大本巨著《京剧脸谱艺概》，该书由香港方面出资、中国书店出版社印制，收有全部脸谱1236帧，售价人民币1.2万元。当时我想，出这本书不论是稿费还是版税，应该有一笔不菲的收入，但是祖敬后来告诉我，她父亲只要了几套书而已。这在“以金钱物质为重”的当今世界，特显得与众不同，甚至令人匪夷所思！像大伯伯这样的其人其事，乍一听反倒疑是“奇闻”一件，在当今的“名人圈”里，不说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了。一句“不挣京剧的钱”的承诺之言和坚持兑现承诺之行，就像“一滴水可以照射阳光”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他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和无私奉献的道德高峰。
行文至此，我除了向大伯伯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之外，我还想向他的四个女儿诚表敬意！因为她们没有把名人父亲当作“摇钱树”，而是听从他的教诲，尊重他的意愿，支持他的做法，也同样难能可贵。所谓“孝者，顺也”，她们是真正的孝女。她们虽然未能继承一笔可观的物质遗产，但却拥有着一笔丰厚而永恒的精神财富！
从首次拜见开始，我就断言，凭着大伯伯现有的状态和心态，他肯定可以长命百岁。还曾对他说，等他百岁大寿时，一定和亲友们设盛宴隆重庆贺。他当时笑而谢之，也显得颇有信心。2011年4月中，他本来已答应参加百年校庆活动，但在临近时又电话告知，由于近来身体不适，“不想添麻烦”，终未成行。事后，我受校友会之托，给他送去了一袋纪念品，他非常高兴，言谈之间充满了对母校的热爱之情。当时，我看他气色尚好。谈锋也健，心想身体应无大碍，而他本人也感觉良好。岂料，半年之后他竟查出了食道癌！在治病期间，我们曾到家里和医院探望，看到他仍是那样淡定、乐观，其精气神不像是个绝症病人。但是，经过8个多月的顽强抗争，终未能如愿。2012年6月27日早晨7时许，这位被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名人寿星与世长辞，享年99年。
6月30日晚，我和祖荷应约赶到友谊医院，会同伯伯的家属和一帮弟子，为他布置灵堂，并受校友会孙哲同志嘱托，以清华校友会的名义，为这位杰出老校友敬送了一个鲜花花篮，我和祖荷也敬献了一个，我在挽带上写下了“大伯伯，我们永远怀念你”几个字，以寄托对他老人家的深切哀思。次日一早，遵照他的遗愿，就在医院一间不大的告别室里，举行了一个极为简短的告别仪式。当我凝视着他仰卧在鲜花丛中安详如睡的面容，聆听着播放的他生前录制的京剧老生唱腔，回忆起与他欢聚笑谈的一幕幕情景，深深感到：此生有缘结识这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为人为学的导师，乃莫大的荣幸！从他的精彩人生中，我学到了诸多成才育人之道，也领悟到一些人生的真谛。百年清华和莘莘学子，理应为有这样一位杰出校友而骄傲，他的杰出成就和高风亮节，将永远启迪和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