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新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3年07月03日
简·奥斯丁在中国
2013年是《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出版200周年。它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的六本小说中最流行的一部，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将其列入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包括沃尔特·司各特、安东尼·特洛罗普、乔治·艾略特、勃朗宁夫人、E. M. 福斯特等，都对简·奥斯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托·巴·麦考莱认为，“作家当中其手法最接近于莎士比亚这位大师的，无疑就要数简·奥斯丁了。”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曾说，在英国作家中，“唯独莎士比亚与简·奥斯丁是经久不衰”。简·奥斯丁的爱好者被称为“简迷”（Janite）。截至目前，她的作品在中国已经被全部翻译出版，当然也因此有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中国“简迷”。
那么简·奥斯丁是何时、如何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的呢？也就是说简·奥斯丁及其作品在中国是如何传播，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在1949年以前，简·奥斯丁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三个路径：译介（专业或学术传播）、教学（组织传播）和出版（大众传播）。作为一种组织传播方式，教学传播是指大学英文系（包括外文系、西洋文学系在内）的老师将简·奥斯丁及其作品纳入相关课程（比如英国文学史、英国小说选读、欧洲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内容，并撰写或者编译出版相应的教材、参考书等。笔者在溯源简·奥斯丁何时进入我国的基础上，以吴宓讲授的相关课程为例，探讨简·奥斯丁及其作品在我国的教学传播途径及其传播效果。
1923年，吴宓与妻女在南京
简·奥斯丁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考证
从时间上看，简·奥斯丁本人及其作品的传播顺序是：介绍（1908）、教学（1921）、出版（1935），从文学界到教学界，再到大众读者中去。
但是，关于简·奥斯丁本人及其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时间，目前的大多论述语焉不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主编的“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李宪瑜著）对“简·奥斯丁翻译”有专节论述。其中提到：
当时中国文坛更乐于接受的是笔锋犀利的批判现实主义，因此，她的作品并没有出现比较热烈的翻译情形：翻译的作品不多，同时也没有著名译者加入。不过，由于《傲慢与偏见》在当时的许多大学里都用作英文课本，因而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对此并不陌生。
这段论述的前半段话提到了简·奥斯丁作品翻译的不佳情形及其原因，而后半段话则与本文的论述主题密切相关：它进入了我国大学的教学内容体系。本书作者李宪瑜没有点出译介的最早时间。而黄梅2012年初发表的《新中国六十年奥斯丁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的摘要中则说：“国内对简·奥斯丁的译介和评述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说法过于武断了，也没指出具体的出处，说服力不够。
据笔者的考证，简·奥斯丁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时间有可能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该年刊刻的《苏格兰游学指南》提到：在苏格兰大学入学考试的教科书中，1907年英文文法指定的四本书中有一本是“Miss Fusten's Emma”。其他三本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斯蒂文生的《金银岛》、卡莱尔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西学东渐记·游美洲日记·随使法国记·苏格兰游学指南》）笔者认为，“Fusten”当为“Austen”之误。因为，两个单词仅一个字母之差，而奥斯丁终身未婚，正应称为“Miss”，“Emma”只能是她的作品《爱玛》，其他英国作家没有同名的小说。
此后到了1917年（民国六年），也就是简·奥斯丁去世100周年，才有专门的著作提到她本人及其作品。这一年4月，中华民国教育部下属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魏易翻译出版了《泰西名小说家略传》。魏易（1880—1930），林纾的“林译小说”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毕业于上海梵王渡学院（即圣约翰大学前身）。他和林纾合译的欧美作品达五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黑奴吁天录》，他也曾独译过狄更斯的《二城故事》（即《双城记》）等作品。
魏易在序中指出该书是“民国五年四月”完稿，但译稿来自何书不详。其中提到：
迦茵奥士丁者，英国小说家之一也。……其生平最著名之小说四种Sense and Sensibility；Pride Prijudice；Mansfied Park；Emma均于此脱稿。……Northanger abbey及Persuasion两书，皆于千八百十八年出版。
文中的“Pride Prijudice”为“Pride and Prejudice”之误；“Mansfied Park”为“Mansfield Park”之误。书的最后有所改正。本段提到了简·奥斯丁的六部小说，但没有任何译名。本书后附录的《泰西小说沿革简说》又一次提到：
与司各德同时而于小说界另辟一途径者，则为茄因奥士丁女士（Jane austen生一七七五年，卒一八一七年）氏不以文学见长，而能以家常琐事，轻描淡写，自成一派，此派为从前小说界所无，自氏创始以后，附和者众，至今小说界犹宗祀之。其书最著名者为Sense and Sensibility、Pride and Prejudice等两种，氏之小说，能感人于不觉，其移风易俗之功，洵非细也。
本段提到了“Sense and Sensibility”和“Pride and Prejudice”是她最著名的两本小说。和上一段对应的就是，作者的译名为“迦茵（或者茄因）奥士丁”。
据笔者所见，目前国内再也没有比这更早的译介来源了。
简·奥斯丁及其作品的教学传播
按时间顺序来看，陈源、吴宓、叶公超(或者其学生)在其相关著述中都提到了他们三人对简·奥斯丁及其作品的教学传播活动，而且涉及的主要是《傲慢与偏见》这本书。有关的课程主要是“大一英文”、“英国小说”等，前者是作家及其作品介绍，后者是原著选读。按说文学史特别是“英国文学史”类课程中应该也有相关内容，但暂时没有任何证明材料。限于篇幅，以下主要以吴宓先生的相关教学传播活动为例。
国内较早把简·奥斯丁及其作品纳入大学课程教学体系的是吴宓先生。吴宓毕业于哈佛大学文学系，获得硕士学位。1921年学成回国之后，他曾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主要在外文系任教，也在中文系兼课。主要讲授的课程有：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英国小说、文学与人生、翻译术、中西诗之比较，等等。
吴宓对简·奥斯丁及其作品的教学传播活动，主要体现在他前期开设的“英国小说”和后期开设的“文学与人生”两门课程当中，文学史类课程是否有此内容，有待考证。
1. “英国小说”
据吴宓晚年自撰的年谱，1921年9月，回国不久的吴宓在东南大学英文系（后改为西洋文学系）开了四门课：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其中英语系三年级必修的“英国小说”一门，全学年讲读小说四部：（1）Goldsmith撰之“The Vicar of Wakefield”。（2）Jane Austen撰之“Pride and Prejudice”。（3）Charles Dickens撰之“David Copperfield”。（4）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撰之“Vanity Fair”。在“Pride and Prejudice”之后特意注明“后杨缤译为《傲慢与偏见》”。对照《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1924》，1921年9月14日至17日之记载如下：
十四日晨，由图书馆借来书籍若干册。自是晨起，终日伏案，撰作所授四科之讲义。撮其大旨，作为表解。Outlines印出多份，以备颁给学生。……十七日晨，编撰竣事，即送交张士一君核阅发印。
吴宓备课所借的书籍是什么，没有说明，只能说明学生开学时能拿到这四门课的讲义，核阅发印的是英文系主任张士一教授。吴宓要讲读的四本英国小说，是学生自购，还是从图书馆借阅，还是发给学生的讲义中有相关内容，也没有说明。从教学内容来看，“英国小说”应该叫“英国小说选讲”才对。
吴宓从1918起在哈佛大学从导师白璧德教授攻读比较文学硕士，1921年暑假学成归国，他在求学时代学的很多内容自然会成为以后的教学内容。吴宓1918年9月24日的日记就提到他留学时的一个学期学了四门课，其中之一是“English Novel from Richardson to Scott（英文小说：从理查生到司各特——引者注）”，按说应该有简·奥斯丁的小说，但未提及。同年9月26日的日记又提到，“《英文小说》一课，每次须读书约二三百页，每星期读毕二书，近读Richardson's Pamela及Clarissa二书，甚喜之。以为颇肖《石头记也》。”从这可以看出，其阅读量是非常大的。该课程的任课老师梅那迪博士给吴宓开的书单是70本书，他在清华学校才读过其中的10本。（李继凯，刘瑞春：《追忆吴宓》）
因为求学期间有这么大的阅读量，开学之前又有了充分的备课，吴宓才有信心开好这门课。包括“英国小说”在内的四门课在东南大学连开三年（1921—1923）：1922年，“（四）英国小说，本系三年级必修。所讲读之四部小说，同上学期。”1923年，“宓授课，同上学年。”（《吴宓自编年谱》）
1923年10月，吴宓在《学衡》杂志第22期上发表了《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共计15类60种。第11类“英国文学名著”罗列了11位英国作家的11部作品，其中有“Jane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吴宓自述发表该书目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考学：“常见今之学生欲研究西洋文学者，往往奔千里，投考数校，费时二三载而不得研究之机会。吾愿其各自择地安居，以旅行枉费之资，照此单分期购书，自行潜心研读，必有事半功倍之实益。”
1925年初，吴宓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并在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授课。同年4月15日，其日记记载：
下午授《英文小说》（二小时）。书如下：
1.Tom Jones。2.Vanity Fair。3.Pride and Prejudice。4.Richard Feverel。5.Old Wives' Tale。6.Main Street。
与四年前相比，此次开课在数量上增加了两本小说。在六本小说中，“Main Street”（《大街》）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作品。题目也相应从“英国小说”改为“英文小说”。两次开课唯一相同的教学内容就是“Pride and Prejudice”了。这充分证明了吴宓对该小说的喜爱程度。
1949年以后，吴宓还曾经开设过“英国小说”课程。据他的学生江家骏回忆，1950年，吴宓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的同时，还在重庆大学外文系兼课，为二年级讲授“英国小说”，为四年级讲授“欧洲文学史”。其中“英国小说”的授课内容还仍然有《傲慢与偏见》和《名利场》。吴宓在西南联合大学的高足许国璋认为，江家骏作为吴宓的学生和助手，“能随时向他请教，真是有福气啊！”
2. “文学与人生”
在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专业时，吴宓就深受导师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影响，而在自身的教学研究和人生历练当中，他逐渐认识到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教育读者，指导人生”。“通过文学来研究做人的道理”成了他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的目的所在。吴宓在大纲中指出“本学程研究人生与文学之精义，及二者间之关系。清华大学全校各系三年级、四年级、研究生，每周2学时，须修全年4学分。”吴宓要求，“凡选修本学程之学生，皆应参加课堂中之讨论。而须先读教授指定之中西文学名著若干篇，以为讨论之根据。”据他的高足李赋宁回忆，“吴先生最喜欢引用小说中的人和事来说明人生的道理，因为小说最接近生活，也最全面地反映了生活。”（吴宓著，王岷源译：《文学与人生》）这是他一贯的教学风格。
1936年—1937年，吴宓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各开设一次“文学与人生”课程，并为之编选了很长的“课程应读书目”，外国小说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提到了《傲慢与偏见》一书：
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1813)
杨缤译：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二册）
杨缤翻译此书也和吴宓极有关系。1928年刚刚入学燕京大学英文系不久，杨缤就翻译了《傲慢与偏见》，但1935年此书才被商务印书馆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而早在1932年春天，吴宓就为之校阅并写了序言，其中提到：“英国奥斯登女士Jane Austen（1775—1816）所撰《傲慢与偏见》（Price and Prejudice）小说，夙称名著，学校多采用为课本，以此书造句工细，能以繁密复杂之意思，委曲表达之极为明显，学生由是得所模仿，且能启发其心灵也。”
杨缤和吴宓都把作者翻译成“奥斯登”。不知为何，两人都把作者的卒年1817年错认为“1816年”，实为不应该。吴宓在序中点出了《傲慢与偏见》被许多国内高校采用为课本的理由。在此，我们不得而知的是：到底是哪些高校的哪些老师讲授的哪些课程将其纳入了教学内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杨缤第一次提出了《傲慢与偏见》这个至今通行的译名，吴宓尽管一直将该小说纳入他的教学内容，但在此之前一直没有翻译该小说及其作者的名字。
在该书的后记中，杨缤对吴宓表示了“真诚的谢意”，因为“吴先生初读此稿，是在燕京大学英文系教授翻译的时候，彼时承先生鼓励，劝我尽快把它校完拿去出版，又亲自逐句对校，才使本书得有今日的形式。”撰写时间为“1935年2月26日”。
吴宓在燕京大学英文系兼职讲授“翻译术”课程期间，杨缤作为他的学生，请他校读译稿，他不仅大加鼓励，而且认真校阅，完善了译稿，功不可没。而此书能够得以翻译，还不能不提到当时任燕京大学英文系主任的包贵思（Grace M. Boynton）教授。据萧乾回忆，1929年他在燕京国文专修班上学时，曾旁听过包贵思讲的“英国小说”和“英国诗歌”两门课。“杨缤是她最喜欢的得意门生。教英国小说史时，包贵思讲得最起劲的是简·奥斯汀”。（萧乾：《杨刚与包贵思——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杨缤在《傲慢与偏见》正文之前、吴宓序之后还插进了导读性的《撷茵奥斯登传》，该文的参考文献除了《剑桥大学英国文学史》、《大英百科全书》、《英国名人传略》、《英国文学简史》四种外，还有《燕京大学十八世纪文学班讲义》（美国Miss Grace Boynton 编）。正是包贵思和吴宓的教学传播活动，才导致了他们的学生杨缤翻译该书，这是教学传播效果最好的说明了。
在“文学与人生”的课程设置中，吴宓非常重视《傲慢与偏见》一书的社会功用。据《文学与人生》一书所载，他认为《傲慢与偏见》能够帮助学生“谙悉世事”，属于《公民教育与文学：文学之功用》章节的第10个方面：
E.G. Jane 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VERSUS Charlotte Bronte“Jane Eyre”.
比如：J.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对比C.勃朗特《简爱》。
不仅于此，在《人性之研究》章节部分又一次提到：
8.评论；说教——
（2）Ridiculously make trite and useless moral reflections or remarks. E. G. In“Pride and Prejudice”，Mary is always moralizing.
可笑地发表一些陈腐无用的有关道德的感想和评论。例：在《傲慢与偏见》中，玛丽总是在说教。
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玛丽是班奈特家五姊妹中的老四，喜欢读书，不活泼，爱卖弄学问，比较迂腐。
除了1936年、1937年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之外，吴宓在1940年—1941年和1942年—1943年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以及1946年—1948年于武汉大学任教期间都开设过此课程。在教学的基础上，他一直在丰富自己的课程讲义，到1948年写成，但没能分发给学生，更未及时出版。可惜的是，此讲义在“文革”期间被人借走未还，后人无缘得见其精彩。清华版《文学与人生》只是根据他早年学生的听课笔记编译而成，未免不够完善、精致。
3. 其他课程
1945年9月起，吴宓在成都燕京大学开设了一门名为“约翰逊博士”的选修课，课上有一个名为程佳因的新闻系女同学，是吴宓女儿吴学淑的中学、大学同学，也是吴宓的清华同学程树仁的女儿。在授课期间，吴宓和程佳因互有通信。《吴宓书信集》收了吴宓给程佳因的十封英文通信。这些信的内容，有的涉及课程的内容，有些谈到的只是私人的事情。
从第一到第三封信，抬头都是“Dear Miss Cheng”，到第四封是“Dear Chiayin”，第五封仍是“Dear Miss Cheng”，从第六到第十封，抬头换成了“Dear Jane”。从此可以看出，吴宓对程佳因的称呼越来越亲密，而第九封信的最后提到：as I do regard you as Ethel's friend & as "my daughter".（我确实将你视为学淑的朋友和“我的女儿”）。
有称呼变化的是第四封信（1945年10月3日），见第一段：
Dear Chiayin:
I like to address you as "Jane", not only for phonetic reasons, but with the literary association of Jane Austen whose reputation has grown higher in the last 20 or 30 years—not Jane Eyre, which book(together with its Authoress)I never liked. By the way, the late Mr.林纾, had translated that novel with the title《迦因小传》, rendering Jane into 迦因, the last sounding exactly as your given name.
在信中，吴宓喜欢称呼程佳因“Jane”（简），不只是因为她的名字“Chiayin”和“Jane”语音相似，更是因为联想到了“Jane Austen”（简·奥斯丁），并不是Jane Eyre（《简·爱》）。这本书及其作者，他都不喜欢。
吴宓还说已故的林纾先生曾把Jane Eyre翻译出来，名为《迦因小传》，无非是想说明“Jane”译成“迦因”，这两个名字的音极为相似。但是吴宓在此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迦因”应为“迦茵”；二是《迦茵小传》的原著是哈葛德的Joan Haste，并不是Jane Eyre。
在此，我们并不是要探讨吴宓和程佳因关系的亲密程度，只是说明吴宓在其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也会涉及简·奥斯丁及其作品。
当然，除了吴宓先生，叶公超、陈源两位先生也把简·奥斯丁本人及其作品纳入了自己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甚至有了翻译《傲慢与偏见》的打算。但是对他们的教学活动能找到的史料不如吴宓的多，也不如吴宓的教学实例典型。吴宓的教学效果可谓显著，杨缤翻译《傲慢与偏见》并且畅销就是明证。值得一提的是，奥斯丁第二本小说的翻译出版则要到1949年了，那就是刘重德在正风出版社出版的《爱玛》。在此之前，其他四部的翻译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