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立  时间：2013年06月26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笔者翻阅民国报刊，在《学校新闻》1937年第64期上读到《曹禺先生来信 关于他在中大的讲演》，不见于《曹禺全集》，当为佚简。现照录如下：

    编辑先生：

    承惠寄《学校新闻》第六十三号一册，十分感谢！不过，贵刊所载鄙人在中大演讲，与当时实情大有出入：

    第一、当时只是闲谈，并无这样吓人的题目，如“中国话剧应走的路线”。

    第二、我并没有提起任何剧团来批评，所谓“南国剧社”的记载，不确；提到“四十年代”说他们演出的戏“是给有闲有钱的人看了消遣的”更不确。（相反地，我以为“四十年代”在南京的几次完美的演出，有些戏决不为“有闲有钱，只图消遣”的观众所喜的。）

    至于说到“第一次在中国上演话剧的是‘南国剧社’，这位代我投稿的先生确实杜撰得太离奇了。其他，或删或改，或添或误，尤其是语气上的恣肆，都令人莫名其妙。诚恳地希望先生能把这封信刊登出来，免滋误会。再三拜托。匆匆，敬颂   撰安！

    曹禺谨启     六月十日

    查《学校新闻》1937年第63期，刊有《中国话剧应走的路线——在中央大学文艺研究会讲》，署名曹禺。从这封佚简可知，曹禺先生确实在中央大学文艺研究会做了演讲，按他自己谦虚的说法是“闲谈”，只是当时并无“中国话剧应走的路线”这样“吓人的题目”而已，并且“闲谈”的记录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

    虽然这份演讲记录稿记录失实，但我们仍能从中读出曹禺先生对当时中国话剧得与失的整体评判。曹禺先生认为中国当时的话剧虽有进步，但仍有不少弊端。他说中国的话剧“虽说渐渐接近现实，但不深刻，仅是表面的接近，而不是真正的打动；仅能把部分的社会问题搬上舞台，却没有把整个的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不能普遍，不是娱乐品”，“不能普遍化，就是不能大众化”，“没有中国底土气”，“还太抽象化，观念化”，“不能和中国现在的真正环境，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没有完全把西洋技巧学习过来，加以运用”。应该说，曹禺先生的这些剧论对当时中国话剧发展问题的诊断是“一语中的”，即使今天看来，也并未失去其价值。中国话剧的本土化、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仍是所有话剧研究者需要不断研究的课题。

    曹禺先生说“第一次在中国上演话剧的是‘南国剧社’”这个说法“杜撰得离奇”。据郭富民的《插图中国话剧史》知，第一次在中国上演的话剧应该是1908年王钟声和任天知合演的《迦因小传》（《迦因小传》是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由任天知据包天笑译文改编为剧本）。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也曾回忆，《迦因小传》演出的地点是在上海广东路上的春仙茶园，他说“这一次《迦因小传》，才把话剧的输廓做像了。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第一次演话剧，是什么戏？就应当说：是这一出《迦因小传》。虽不能称十分美满，总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成功。以前种种，都不成话剧（甚至可称话柄）。到了这一出《迦因小传》，刚像了话剧的型。”曹聚仁在《上海春秋》写有《王钟声与任天知——从〈黑天吁天录〉到〈迦因小传〉》也赞同徐半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