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两篇值得“发掘”的“佚文”

作者:杭起义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9年02月27日

    自称“同学如弟”的钱锺书先生,于乙丑(1985年)四月为徐燕谋诗集补写序言时说:“昔同寓湘西山间,僭为君诗作长序,稿既仅剩烬余,序亦勿免摧烧,余自存底本又佚去”,遂“奋笔更为之序”,“聊志吾二人之交情云尔”(《〈徐燕谋诗草〉序》。以下凡引钱著,均只注作品名)。其实原序“尚在人间”。据郑朝宗先生说,1942年他曾有幸读到原序,因“酷爱其文字之美”,特将之抄录下来,原题为《徐燕谋诗序》,落款时间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故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的《钱锺书集》十种之一《人生边上的边上》,收有钱先生的“补序”和郑先生的“抄序”两篇。

  钱先生为徐燕谋同一诗集所撰写的“两篇”序言,因齐归文集,已广为人知,而他为徐燕谋在1949年前编纂的两本大学英语教材所作的两篇英文序言,却未收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钱锺书英文文集》。范旭仑先生曾撰文指出《钱锺书英文文集》编辑六类问题之二“失收”,就包括没有收录“钱先生序徐燕谋所编两部选本”(范旭仑《〈钱锺书英文文集〉的编辑错误》,《博览群书》2006年第1期)。故两序虽属已刊稿,却颇类佚文,有必要加以“发掘”。

  徐燕谋编纂的第一本“大学教本”《现代英文选》,于民国35年(1946年)8月由上海龙门出版公司初版,同年11月二版,次年7月增订。参与“选注者”谢大任(1899-1994),江苏苏州人,医学英语及拉丁语专家、教授,与徐燕谋在光华大学同事。《现代英文选》共选编英文30篇,如迪斯尼(Dorothy Cameron Disney)的《勇气》(AQuestion of Courage)、萨基(Saki)的《敞开的窗户》(The Open Window)等。钱先生的序言写于1946年7月14日。

  钱先生在序中说,编写教材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编纂者因疏忽而未选或收录而欠当,都容易受到责难。而本书能做到两全齐美,兼顾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和作者的代表作品,可见谢、任两位先生选稿审慎,才华出众。所以,这部优秀教材如同精心调制的“文学沙拉”,适合大学新生的不同口味。钱先生还特别以毕尔勃姆(MaxBeer?bohm)的《送行》(SeeingPeopleOff)和莫利(ChristopherMorley)的《论门》(OnDoors)两篇文章为例,说它们都是经典之作,具有让人一见如故的魅力。“新相知”而“如故人”,是钱先生谈文论艺时的常用语(《〈史传通说〉序》)。

  由此可见,在钱先生看来,编辑的口味或文艺鉴赏力非常重要,这与翻译不同:翻译“只像开水煮过的杨梅,不够味道”(《谈中国诗》),而编辑是将原汁原味的“水果”配制成“沙拉”;“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林纾的翻译》),而好的编辑却能赢得读者与作者双方的褒扬,并成就了自己。

  徐燕谋编纂的第二本“大学教本”《现代英国名家文选》,于民国36年(1947年)8月初版,出版者为严幼芝,地址与龙门出版公司一样:上海茂名北路300弄3号。严幼芝(1990-1988),江苏东台人,龙门书局的创始人,民族实业家、出版家。他肄业于大同大学,1930年发明了化学制版法,在上海创办龙门书局。参与“编著者”有谢大任和周缵武。周缵武(1906-1992),江苏宜兴人,华东师范大学英语教授,也曾任教于湖南国师和光华大学,与钱先生、徐燕谋为同事。

  《现代英国名家文选》编选了罗素、萧伯纳、毛姆、伍尔夫等人的作品40篇,只保留了《现代英文选》中的比尔博姆(MaxBeerbohm)、科勒律治(MaryE.Coleridge)、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和本内特(ArnoldBennett)四位作家,并且他们四位入选的作品并不相同。书后依次附有注释、作者小传(按字母顺序)和三篇文论。文论分别是:弗里曼(JohnFreeman)的《英国散文家》,本森(A.C.Benson)的《散文家的艺术》和克拉顿-布洛克(ArthurCluttonBrock)的《英国散文的缺陷》。钱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间是1947年7月。

  这篇序言较前一篇内容更丰富一些。首先是谈编辑的价值。他说,英法作家们都有个一贯的主张:一个理念之父或观念的发现者,与其说是其创造者,毋宁说是其推广者。因为身为作品推广者的编辑,能够让更多的人分享文学之脍炙,并使艺术之乐趣得以广泛蔓延。这让人想起钱先生致夏志清教授一封信里的类似表达:“我不仅是您发现的,而且差不多就是您的创造物。”(海龙《钱锺书致夏志清的英文信》,2018年1月18日《文汇报》)钱先生因《围城》受到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而说的(《〈围城〉重印前记》)。所以,王德威教授也曾说:“钱锺书今天在欧美汉学界享盛名,绝对与受夏志清的品题有关。”(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9页)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的推广者与其创造者应享有同等尊重的资格。其次谈选文,称许它们避免了当时高校教材中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冗长乏味和盛行的廉价快餐两个极端,很好地满足了学生轻松阅读和认真研究的双重需要。当然,以上两点都嘉赞了编辑的功绩。最后是谈注释,认为它们能够为读者理解文本提供帮助,彰显出“文学侦探”的卓越技巧。

  2006年,复旦大学为纪念徐燕谋先生诞生一百周年,重印了《现代英国名家文选》。新版增添了徐先生弟子陆谷孙先生的序言一篇,体例上也稍作调整,如将每篇选文的作者小传置于篇首,注释置于文末,以方便读者的阅读。陆先生的序言除了沉痛的回忆之外,还有由衷的感叹。他说,由于思想观念的变化,徐燕谋师辈们身上那种理想主义者高雅的艺术品位,已不复被承继,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者“时尚”的现实需求。因此,《现代英国名家文选》曲高和寡,不再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陆先生一语成谶,连同钱先生的精美序言亦有湮没之虞。

  然而,学贯中西的钱先生当年已有光华大学、西南联大、蓝田国师等高校教学经历,又曾历任多种中英文刊物的编辑或主编(钱之俊《钱锺书的编辑工作》),所以两篇前后相继的序文可谓是知言者的有感而发。其篇幅简短,而意味隽永,精辟之见启人神智,不特具史料价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