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端伟
清华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汪鸾翔先生是我的爷爷。他在1962年逝世，那时我已经快30岁了。但是我和爷爷一起生活大概也就是七、八年的光景，那是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期。最近我整理爷爷的遗物，对爷爷才有了比较多的了解。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很多小时候的记忆。这些记忆有的已经很淡薄了，所以要赶快记录下来。为了真实，我主要是零零星星地写下我的亲身感受。
小的时候我家是五口人，爸爸、妈妈、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奶奶长的什么模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奶奶爱打牌，常和一些亲戚的女眷在家里打麻将。后来奶奶去世了。奶奶去世后还常和我家走动的亲友有刘家、孙家、沈家、殷家、傅家等等。
在我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听说爷爷要回来了，在这之前他一直都在外边做事谋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记得冬天的一个晚上，天已经黑了，我的爸爸陪同一位身材不太高的老人走进了我们的家，老人披着一件黑色的大氅，长的比较清瘦，脸上颧骨比较突出，鼻梁高耸，两眼炯炯有神，白色的胡须飘在胸前，显得很威严，这就是我对爷爷的第一印象。
我的爷爷说话缓慢，语调低沉有力，带有较重的鼻音。我爸爸和我三叔还有我，说话的声调都和爷爷一样，很多人说，如果不是面对面，很难分辨出是谁在讲话。我爷爷的说话有一点乡音。我爷爷幼年时生长在广西桂林，桂林官话与当时的北方官话很接近，所以语音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家从我爷爷这辈起迁到北京居住，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我们家人的发音也都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不是带儿音的北京话。记得爷爷常常咏诗，不是朗诵而是咏，就是吟诵。咏诗时，有腔有调，有时高亢，也有低回，拖着长长的余音，好像是咏叹调，非常好听，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咏诗了。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爷爷的书多。我们家一直是租房住，从我出生起就住在南城兵马司中横街九号。这是一所很大的宅院，分三路两进，中路是两进的四合院，不临街，我们家就在四合院后边一进的五间大北房里。西边的一路临街，由南到北分三个小院，南端的小院有通往胡同的大门，和通往中路四合院的门。西路中间和靠北的小院通往我们家的住房。这两个小院里有八间房，八间房里都曾存放了我爷爷的书画等物。东边一路是花园，有北房五间，也曾存放了爷爷的大量书物。爷爷的卧室大概有二十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藤椅和一个书桌外，其余就是书柜和书架。到处都是书和画稿，床上也堆了半床的书。只留下半米多宽的地方可以躺卧。在爷爷的屋里行走都要侧身而行。其实这些书大概不到爷爷藏书的十分之一。爷爷不是一个藏书家，没有什么贵重的藏书，只是喜欢看书，喜欢买书，古今中外、文理各科的书都看，所以留存了很多书。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境困难了，西路小院中的六间房退租了，书物等都集中在两间房子里，我记得书物大多放在原为装进口汽油桶的大木箱里，箱子有一米多长，约一米宽、半米多高，一摞三、四个，直抵房顶。1946年我的二叔一家来北京，为了腾房，大量的书物都被收破烂的小贩收去了。其中有三套原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原来是我的爷爷准备给每个儿子一套传家用的，厚厚的道林纸书页，厚厚的硬皮，按废纸的价钱卖了，小贩还抱怨硬纸皮不值钱。还有整箱的铅印的讲义和书报，也有线装书，都按废纸的价钱卖了。1949年底，我家搬到了清华大学西院住宅区内，原来花园内的五间房子里的存书也大部散去了。在清华大学住宅内，只有两间东房堆放爷爷的书物。1966年东房让别人家住用了，书物又流散了一部分。1978年我的爸爸把家里上千册的书籍大部分捐献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在捐献前，我留下了几本我感兴趣的书，其中有：《芥子园画谱》《说文解字》《京师坊巷志》《皇朝輿地略》《古文观止》和《无邪堂答问》等。《无邪堂答问》是爷爷的老师与学生的问答记录，其中第四卷都是对爷爷的问答，内容包含了多方面的问题。这些大概是我们家保留的爷爷存书的全部了。幸好，我家还保存了爷爷的几十本日记、经过爷爷初步整理的十几册诗集以及大量的散篇手稿，这些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我已开始整理这些宝贵的遗物了。
我家里还曾存有很多动植物标本和科学仪器，那都是爷爷购置的。据我的记忆，有黄鼠狼、猫头鹰、绿毛的野鸭等大型标本七八件，还有玻璃瓶子里泡着的蛇、壁虎等标本十多瓶，还有几大摞夹在册页里的植物标本，还有矿物标本。有一盒矿物标本让我在1952年捐赠给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了。还有一个蒸汽机的模型，加水点火就可以运转起来。
还有一个显微镜，和一些显微镜标本。我上初小的时候，爷爷就让我用这显微镜看了植物细胞等标本。爷爷还用空白的载玻璃和盖玻璃，自己制作洋葱细胞的样本让我观看。这些都是要到高小或初中才能学到的知识，我在家里，早早地在爷爷的指导下，已经学会了。这个显微镜现在还存在我的家里。
还有一个老式的木盒照相机，没有快门，靠手动打开镜头前的镜头盖曝光，然后再用镜头盖遮住镜头。底片是玻璃板的。我爷爷曾用这个照相机照过很多相片。1946年时还存有两木箱的玻璃底片，后来也当废玻璃卖了，不知销毁了多少宝贵的历史资料，很是可惜了。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总是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不断地写写画画。当时我们家住在北房五间内，中间一间有户门，是吃饭的地方。西边两间是我和爸爸、妈妈、姐、弟住的房间，爷爷住在东边的一间。我每天早上去学校，下午放学后才回家。回家后还要写作业，很少到爷爷的房间去。1946年起爷爷又搬到了花园里住。1949年底，爷爷搬到了清华大学住，我在学校宿舍住，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和爷爷的见面机会就更少了。我就记得爷爷参加了北京当时非常著名的稊园诗社，每个月都有课题要做。和一些写旧诗的人也常有书信往来。也有几个朋友常来家里学画画，或者讨教旧文学。
爷爷擅长中国山水画，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作画，屋里、书桌上、床上堆满了已画好的或未画好的画作。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画作已经流散或损毁了，现在我手中存留的爷爷画作已经很少了。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要求爷爷为我画一幅画，爷爷就给我和我的弟弟各画了一幅小画。在我上中学时爷爷为我画了一幅画，1959年我结婚时爷爷又为我画了一幅画，题款是“佳实累累”。这些爷爷的画作我都珍藏着。
爷爷还会刻图章，有一套刻图章用的刻刀。我上小学时，每个小学生都有一块黑色的石板，用石笔（一种很软的滑石）在石板上写字，涂掉后，再重写。在给我买来做石笔的石料中有两块方方正正的，正好可以做印章。爷爷在其中的一块上用篆字写了我的名字“端伟”二字，我就自己刻了我的第一个印章。爷爷帮我修整了一下，还有意地敲掉了一个角，说是要做古，显得印章很古朴。爷爷还用另一块石料刻了阳文的“端伟”二字，在侧边还刻下了“癸未冬日 公严”几个字，这是1943年的事了。我现在还珍藏着这两方印章。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的晚年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我小学二、三年级前，家里可以说是过着小康的生活。租住的房屋还比较宽敞，有很多房间可以堆放书物。当时人工的费用也很低，家里有两三个佣人做饭和打扫卫生。而在以后，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掠夺中国的大量粮食和各种物产进行侵略战争，当时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的口粮都是配给的，只有发霉的小米、高粱、玉米面，还有一段时间只有由各种霉坏的杂粮混在一起磨的面粉，叫做“混合面”，这种混合面黑黑的，吃起来牙碜，有苦涩的霉味，实在难以下咽。1945年抗战胜利前，偶尔可以在黑市上买到一点白米、白面，我们就特地为爷爷蒸上一小碗米饭，改善一点爷爷的生活。1945年以后，以及解放后，生活总算比较平稳，只是还比较艰苦。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爷爷已经九十高龄，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很大的影响。家里的细粮首先保证爷爷的饭食。当时政府照顾老人，爷爷每天可以买到一瓶牛奶。在1961年曾孙女出生后，由于母奶不足，一时又买不到牛奶，有一段时间爷爷不得不把每天的牛奶让给曾孙女了。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爷爷在92岁高龄时去世了。如果当时有像现在这样的优越条件，爷爷活过一百岁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