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洲
游国恩、闻一多两位先生同庚，皆生于1899年。他们曾三度共事，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探究中，建立起深厚的君子之谊。闻先生现存书信215封，集中收于《闻一多全集》第12卷，其中致游国恩先生的有8封。这些信函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更见证了两位先生的友谊。
游国恩先生早年熟读经史及《文选》等传统经典，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1922年入北京大学后，很快便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大学二年级，开始研究楚辞，撰写了《楚辞的起源》，并在《国学月报》1925年第2期上发表。随后又发表了论文《荀卿考》《陶潜年纪辨疑》及专著《楚辞概论》，由此奠定了一生的学术走向。尤其是《楚辞概论》的出版，使其一举成名，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将《楚辞概论》列入参考书目，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部被后人誉为“楚辞研究史上传统观点和现代方法之间的分水岭式的著作”（沈玉成、高路明：《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游国恩》，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确立了游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1928年8月，闻一多先生就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延揽人才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通过《楚辞概论》，闻先生深知游先生在《楚辞》研究方面的实力，便有意邀请他到武大任教。从他们的求学时间及经历来看，二人之前并没有交集，原本不相识。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胡适之。胡适先生1917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是校内风云人物，是年轻学子敬慕的导师，时在北大读书的游国恩，曾登门请教。胡适在1923年12月12日曾记“陆侃如与游国恩来谈”（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联经出版社，2004年）。正是通过胡适，闻一多联系到游国恩，聘请他出任武大教职（此据游宝谅女士讲述）。1929年8月，游国恩先生到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讲授《楚辞》和中国文学史。据现有资料，这是闻、游二先生订交之始。
1930年6月，由于人事等方面的原因，闻一多先生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离开武大之后，暂时住在家里，没有做事。常和武大同人游国恩先生通信”（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其时，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9月，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1958年秋，迁至济南）即将完成筹备工作，经蔡元培先生推荐，1930年5月，杨振声被任命为校长。杨振声效法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科学民主、学术自由，并打破门户之见，选贤任能。他亲赴上海，延揽人才，面请闻一多和梁实秋到青岛任教。梁实秋有《忆杨今甫》一文，生动地回忆了杨振声游说他们二人的情景。8月，闻先生携眷至青岛。9月，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闻先生受聘为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此时，闻先生仍念念不忘在武汉大学的游先生，向其发出邀请。游先生接受了邀请，1931年，到青岛大学任讲师。此外，老舍、沈从文、丁山、洪深、方令孺、陈梦家、萧涤非等众多时彦，也先后到校任教。小鱼山畔一时名家云集，初步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学术声誉。
在青岛，两位先生再度共事，并同住一座楼。闻住楼上，游住楼下，两人得以“早晚谈论《楚辞》《诗经》”（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1932年夏，受学潮等影响，闻先生离开青岛，8月，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游先生则继续在青岛大学任教，直至1936年。
在暌违之后的数年间，两位先生的学术交流并未中断，而时常书信往返，讨论学术问题，并互寄自己的文稿。可惜的，现在能够看到就只有这区区八封，而游先生的信，则未见踪影（以下所引闻先生致游先生信，均出自《闻一多全集》）。
1933年夏，游先生本有计划到北平看望闻先生，闻先生接信后十分兴奋，于7月2日回信说：“阔别经年，屡承垂问，私心感慰，曷可言状。……弟下年讲授《楚辞》，故近来颇致力于此书。间有弋获，而难疑处尤多。屡欲修书奉质，苦于无着手处。今得悉大驾即将北来，曷胜欣忭！惟盼将大著中有关《楚辞》之手稿尽量携带，藉便拜诵。他无所需也。兄来平后，当然下榻敝处，有种种方便，亦不待言。”闻先生盼望与游先生相见，共同探讨楚辞的心情，跃然纸上。尤可注意的是，闻先生信中希望游先生来京后住家中以便讨论，更见二人关系之无间。
遗憾的是，由于京汉铁路中断，游先生半路折回青岛。期盼中的闻先生在等待二十多天后，于7月26日再次致函游先生云：“久候不来，亦无消息，望眼欲穿矣。平中日来凉爽，宜游厂肆，宜游北海，啜茗长谈。何日命驾？仍盼早示，勿孤负此大好天时也。”再后来，闻先生接游先生信，知其已返青岛，释念之余，将刚读过的朱一栋《群书札记》中论《楚词》的十馀条，一一抄出，并告知游先生：“大著似未采及此书，不知贵校有此书否？如一时不易觅得，弟可代为录出寄上也。”1933年11月2日，在致游先生信中，闻先生再次提到《群书札记》一书，云：“《群书札记》论《骚》各条，已着人迻录，俟竣功后，即当奉上。”
楚辞和《诗经》，是闻先生用力较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与游先生交流最多的话题。1933年9月7日，闻先生在致游先生信中说道：“近读《诗》《骚》，好标新义，然自惟学识肤浅，时时惧其说之邻于妄，不敢自信，质之高明，倘有以教我乎。”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楚辞研究，之所以成为游、闻二先生通信中的主要话题之一，这与闻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无关系。
闻先生留美时所修为美术专业，1925年回国受聘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教职，这是其一生服务教育的开始。在美专，闻先生教授美术史，并专心于新诗创作，是“新月派”的中坚力量。闻先生真正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始于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刘烜教授认为：“在当时人的印象里，闻一多是一个新诗人，而武汉大学当时有一种习惯势力，认为中文系的教师会写新诗不算有学问，要从清代的朴学那一套下手，通了文字、音韵、训诂，才算有学问。这种气氛，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闻一多也开始在这些方面下苦功夫。”（刘烜：《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929年8月，游国恩先生到武汉大学任教，就“曾建议先生也进行楚辞研究”（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
游、闻二先生探讨《楚辞》相互启发，从他们的著作中也能得到证明。费振刚先生在《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文中指出：“在闻一多先生《楚辞》研究著作中，可以发现多处引用游国恩先生的说法。”如在《天问释天》中说：“女歧即九子母，本星名也。余友游国恩引《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以释此文，最为特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离骚解诂》中也有两处引用了游国恩先生的说法。以上游国恩先生的说法，现在均可以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中找到，但当时均未刊行，所以闻一多先生要特别标出。”（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可以说，在闻一多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道路上，游国恩先生是重要的同行者，而其《楚辞》研究，更与游先生等的建议和启发不无关系。闻先生在1942年出版的《楚辞校补·引言》中写道：“我应当感谢两位朋友：游泽承（国恩）和许骏斋（维遹）两先生。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骏斋最热心鼓励我校勘它。没有他们，这本书是不会产生的。”（《闻一多全集》）在1936年3月17日致游先生的信中，闻先生也说道：“敦煌旧抄骞公《楚辞音》残卷，内有郭景纯《楚辞注》数则，并洪氏未引之释文一则，诚希世宝笈也。近托人从巴黎觅得之影片已寄到，拟为写一较详尽之跋文。嘱草方始，奋兴至极。本意拟跋成后，寄呈尊览，不意手札亦到，欣慰何似！弟与《楚辞》结不解缘矣，亦与兄结不解缘矣。《楚辞》到，兄函亦到，此中殆有感应之理乎？斯亦奇矣！”
1936年，游国恩先生辞去山东大学教职，接受武昌华中大学聘请，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随学校迁至云南大理县喜洲镇。1942年，应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邀请，到昆明任联大及北大教授。在西南联大，游先生与闻先生再度聚首共事，交往更加密切。当时联大的几位文科教授，经常轮流做东餐叙，朱自清、浦江清等先生在日记中多有记录。闻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的论文答辩等，游先生也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更为直接。
闻先生致游先生的信，不仅反映了他们学术上的交往，也显示了他们笃厚的私谊。1938年6月15日，闻一多致信三哥闻家骢，告知“游国恩兄拟携眷迁黔”，途经长沙，让其接家眷到长沙，以便与游先生同行至贵阳。战火纷飞中，闻先生将家眷托付游先生照顾，足见其信任。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以推知，从青岛分别，直至1942年在昆明重新聚首，这段时间内，两位先生仍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1936年3月17日，闻一多致游国恩的信中也提到：“兄就华聘，极好。敝校迟早将迁长沙，湘鄂咫尺之遥，良晤弥易，思之不禁抃跃。”从这封信的日期可以推知，游先生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就告知闻先生应聘华中大学之事。
1946年6月，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遇害。时游先生已离开昆明，正在北还途中，从报上得知此消息，游先生非常激愤，当即打电报给还在昆明的长女游珏和女婿马汉麟，要他们前去看望、安慰闻一多先生夫人，并代表他参加闻先生的殡礼。闻先生是游珏与马汉麟的证婚人。
游、闻两位先生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除了共同的学术志向，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他们身上都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子，对社会和国家都有深深的责任感，因而心灵是相通的。他们虽生逢乱世，但追求真理，探究学问的意志始终没有改变。作为学者，他们是以自己深厚的学养，通过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来报效社会的。只是，由于个性的差异，他们的生活道路及人生际遇各有不同。
从外在上看，两位先生的性格差别确实较大。闻先生才华外露，热情似火。他多年的好友温德教授认为他“就是一包热情”（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而游先生，则性情内敛，立身厚重端方，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但是，游先生又绝非不闻窗外之事的迂儒，同样有满腔的爱国热忱。这一点，两位先生表现形式各异，但本质上并无区别。教学之外，闻先生从书斋走向了社会，从诗人、学者，最后变为民主斗士。他是以自己似火的热情，去影响着周围的学生及民众，激发人们去追求光明。而游先生则更多地沉潜于学术，以精深的学术成果，回报社会。
1945年3月间，游先生应邀撰写《屈原》一书，在《题记》中，他夫子自道：“最后我有点感想。回忆十年前，在一个岛上教书，讲授《楚辞》。那时候正是日本加紧侵略华北的时候。平津不必说，我就亲眼看见日本浪人捣毁胶海关。他们公开的偷运白银和白面，种种不法行为，闹得不成样子。我真的在替国家担忧。我那时讲《楚辞》，的确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游国恩：《屈原》，见《游国恩楚辞论著集》）在《导言》中，游先生认为：“（屈原）他的死决非徒然，而确有重于泰山。他的文章并非单在替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在击起救亡的大鼓，大声疾呼，唤起国人的迷梦，使他们一致奋起，以拯救垂亡的宗国。”（同上）游先生这些话，虽然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也能真切地反映出他对国家民族强烈的使命感。
抗战军兴，播迁西南时，游先生也时常牵挂时局。游宝谅说：“在喜洲四年，正是日寇大举侵华，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先生忧心国事，经常写作旧诗，将忧愤之情寄托于诗篇。”（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学谱》，见《游国恩楚辞论著集》）在大理时，游国恩还留心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撰写了多篇关于西南民族的考察论文，如《火把节考》《说洱海》等。
1944年暑假，大理县欲以现代方法重修县志，游国恩、罗常培、郑天挺等先生受聘参加，并于当年七八月间赴大理实地考察。游先生负责文徵、宗教、人物、名胜等方面的修纂，利用有关资料，他写下了《白古通考》《南诏德化碑校勘记》《夷族令节考》等论文。当时，交通、食宿等各方面条件极为艰苦，8月11日，游先生突发盲肠炎，急送大理治疗，住院很长时间，才得痊愈（郑天挺：《郑天挺西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游先生这些论文，对发掘和弘扬西南民族古老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都产生于抗战时期，其中自然包含着一种家国情怀。
而闻一多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是以“民主斗士”而为大众所熟知，但本质上，他仍是一个学者。王瑶先生在闻先生身边学习、工作达十二年之久，对闻先生的做人和治学，知之甚深。他回忆说：“闻先生是诗人、学者，他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创作、研究、教学。……闻先生自己是不以战士自居的，他严肃地工作——写文章，讲演，刻钢板，跑路；他是用全生命来投身于他所认定的事业的，终于用他的‘行义’，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诗。”（王瑶：《念闻一多先生》，见《闻一多研究四十年》）
中国古代的士人向有身在书斋、心忧天下的爱国传统，游、闻两位先生身上都流淌着这种血液。这也使得他们友谊的纽带更加牢固，也更加纯粹。曹道衡、沈玉成回忆说：“五十年代，闻先生已成为学术界政治上的旗帜，先生也时常在谈学术问题的时候提到闻先生，但极少涉及和闻先生之间的交谊。”（曹道衡、沈玉成：《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编后记》，中华书局，1989年）曹、沈二位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就学北大，亲炙于游先生，他们对两位先生交往，所知都极为有限，外人就更无从得知了。然而，对这段友谊，游先生自己是没身难忘的。1978年6月17日，游先生在散步时遇见刘烜教授，“得知江青曾经辱骂闻一多，拄着拐杖，仗义执言，痛加呼叱。他准备系统回忆和闻先生的交往，以纪念闻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年谱》，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而遗憾的是，一个多星期后，游先生猝然仙逝，未能实现这一心愿。
今天，作为后学，不佞只能借助有限的资料，对两位先生的交谊，作简单的钩沉。虽挂一漏万，隔靴搔痒，但敬意在其中焉。这份敬意，既是献给两位先生的，也是献给他们那一代学人的。他们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既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中的多数人，仍葆有中国传统士人的君子风范，又有开阔的现代视野，求实求真，把学术研究与家国情怀结合起来。他们固然是学人中的个案，但也是一个群体的写照。他们的君子风范，斯文长在，是值得后人长久回味的一种宝贵财富。
谨以此纪念游国恩先生、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附记：
2019年恰值游国恩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几年来，业师费振刚先生对这个日子一直念兹在兹，希望能拿出一部学术著作以为纪念，或者能有其他什么形式，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情意。但费师自己也已是耄耋老人，身体所限，实难从心。费师长期师从游先生，并一起主编影响甚广的《中国文学史》。1970年代末，费师也曾协助季镇淮先生，整理闻一多未刊书稿，并随季先生参加了许多次纪念闻一多的学术活动。对于游先生与闻先生的友谊，费师多有耳闻，也多次和我言及此事。2019年11月23-24日，清华大学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藉此之机，我根据有限的资料，梳理了游、闻二先生的交往，意在表达对两位前辈学者的纪念和敬意，并弥补业师的一点遗憾。本文是在会议发言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承蒙游宝谅女士接受电话采访，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原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0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