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明德

    朱自清1925年9月4日写给胡适的书信，一开始他就感谢“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在朱自清这里肯定是情真意切。然而，事实上这年暑期清华学校设立了大学部，大学部负责人请胡适推荐教授，胡适推荐了俞平伯。俞平伯出于多种考虑，决定暂时不出城去清华教书，他转荐了朱自清。朱自清此时已经在江浙一带过了五年的飘荡生活，满心欢喜地开始了他服务于清华的历程。所以，这封写给胡适的书信末一段就写着：“我于一日由平伯家移此，日内常开会商议新大学进行事宜；九日开课。”

    在清华，朱自清有了教学、研究的稳定工作，同时，对于美好环境本就欣赏的他，对该校舍务部的两位同事工余侍弄的菊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还热情邀请留法研习绘画刚刚归国的二十七岁青年孙福熙前来进行绘画创作。孙福熙发牢骚说：“回到中国，事事不合心意，虽然我相信这是我偷懒之故，但总觉得在中国的花鸟与在中国的人一样的不易亲近，是个大原因。”自“承佩弦兄之邀，我第一次游清华学校，在与澳青君一公君三人殷情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象，我在回国途中渴望的中国式的风景中的中国式人情，到此最浓厚的体味了；而且他们兼有法国富有的活泼与喜悦，这也是我回国后第一次遇见的”。

    “一公君”即朱自清《悼何一公君》中的何一公，他1926年12月30日去世，生前为清华学生，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朱自清等人提供的机会，让孙福熙与“清华园之菊”的两位培植者“结了极好的感情”，乃至在创作菊花绘画62种之后，“凡提清华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见清华了”。而那两位工余侍弄菊花的同事，即杨寿卿和鲁璧光，他们的菊花被孙福熙用工笔细描的文字写在《清华园之菊》中，该文写于1926年12月29日，初收1927年7月开明书店印行的孙福熙散文集《北京乎》。

    杨寿卿“三代种菊”，他“幼时就种花，因为他的父亲是爱花的”。孙福熙六千字的《清华园之菊》，写了绘事，但更多的是记录杨寿卿和鲁璧光培植多样菊花的奇妙过程，如将菊花的上半截与向日葵的下半截嫁接，“开来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

    根据孙福熙《清华园之菊》末尾的写作年月和末段首句“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及朱自清前引致胡适的书信和孙福熙《北京乎》的出书年月，朱自清介绍孙福熙来清华园画菊花的时间，就是1926年菊花盛开的中秋节前后。

    但查阅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11月印行的《朱自清年谱》，在1926年秋天却没有这事的记载。不巧朱自清日记也没有留下这一年的，好在朱自清的《悼何一公君》中写及“有一回，孙春台到清华来画菊花，住了一礼拜”，应该就是这年的中秋节前后一周。

    在2004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叶圣陶年谱长编》“1927年1月17日”项下，找得朱自清与孙福熙同桌共餐的载录：“朱自清由京来沪，将返白马湖迎眷。中午与王伯祥、夏丏尊、章雪村、李石岑、周予同、郑振铎、胡愈之、孙春台在新有天宴之。”其中“孙春台”就是孙福熙，“春台”是字，也写作“春苔”。

    （原文刊载于《今晚报》2020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