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北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9年08月02日
一九九一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一个作家，因为作品，掀动了一座城。在中国除了鲁迅、沈从文等作家之外，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做到呢？评论家唐湜在很早就说过：汪曾祺的这些关于故乡的作品，“是一章旧文化传统、旧生活传统的抒情诗”。
汪曾祺的文学地理，也像福克纳“像邮票那样大小的”那个奥克斯福小镇，也只是高邮城东大街不出方圆一公里的地方。纵观汪曾祺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他描写故乡高邮旧事的记忆，那里的乡俗人情。早在1982年汪曾祺的一个亲戚（表弟）兼业余评论家杨汝絅就撰文指出：汪曾祺早期的《复仇》是有趣的尝试，但试一下就可以了。《黄油烙饼》《寂寞与温暖》，写反右、写饥荒，也是一个历史的侧影，但是《异秉》《受戒》《大淖记事》，还有《岁寒三友》，才是真正的汪派，才是不可替代的。他又说：汪曾祺发掘了名不见经传的苏北小城高邮特有的魅力，愈是写出它的个性，就愈有普遍意义。
就是说，上面点出的写高邮的篇什，再加上后来《晚饭花集》里的大部（当然还包括他写高邮的散文），这才是汪曾祺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或者说，汪曾祺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这里。
这个观点在1989年由北京、台北两地同时进行的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上（这是汪曾祺仅有一次作品研讨会），也得到了强调。学者李国涛指出：汪曾祺写得最出色的还是家乡高邮的那些作品，这部分作品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
《受戒》中的菩提庵
最近我连续去了高邮，一次是随《北京青年报》青睐高邮寻访团，一次陪深圳电视台拍摄汪曾祺文化专题片，因为采访深入，使我受益匪浅，弥补了我过去许多次去高邮的空白，两次去了《受戒》中小英子和明子的庵赵庄，虽然历经沧桑，变化很大，但人情和风貌大致还是如此。庵赵庄菩提庵（现改名叫慧园寺）现任住持智隆（在家名赵久海）是个有趣的老人。他今年已八十六岁，可精神矍铄，非常开朗豁达，真正是人情通透。庵赵庄在高邮的东北，距县城也只有十多华里，过去去庵赵庄是可以从大淖坐船的，正如汪曾祺所写小英子送明子去受戒，走的是水路。而现在打个车半小时就到了。第一次去庵赵庄时，那天正是小雨，由高邮的姚维儒先生陪着，也算是为寻访团先打个前站。找到庙里，智隆出门去给人家做佛事去了。他的老伴周志英在寺里——智隆结过两次婚，前后有五个孩子。他原先是出家的，后来还了俗，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出家。——周志英今年已七十六岁（她有两个女儿），正倚在门框上，看着院子里一堆被雨淋着的油菜秆（油菜籽在秆子上）发愁，她说：再下这油菜籽就没用了，又没有办法搬到屋子里去。我见那一大堆的油菜秆，怎么也没法搬到屋子里去。院子中间的洼地已经有雨水积渚，可雨也没有立即停下的意思。我前后转转，因规制太小，实在不像个法严庄重的古刹，倒更像乡间的一个平常人家。门口依然有一条河，正如《受戒》中所言：
荸荠庵（菩提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
这一条河现在似乎更像一口池塘，水也不是那种撩人的清澈。院内倒是栽了两棵松树，还不见苍老。正中一只不大的铜香炉。前殿东西各有厢房。西边一间有两张大床，一个超薄电视机，一张大桌。桌上的墙上挂有两个镜框，里头夹满了照片。一个镜框里是两张大照片，或者是智隆和老婆的。另一个则是智隆参加各种法会的照片，其中一张在甘肃某寺受戒大会上的尤为引人注目，说明智隆是正式受过戒的（是有执照的僧人，可以随庙挂单的）。
“他去哪里做佛事去了？”我问。
周志英已进到了东厢的厨房：“给马棚的一户人家。”
“远吗？”
“不远，就在运河的下面。”
我对姚维儒说，去找他吧。于是我们又上了出租车，在雨中去马棚。果然，只向北走了不多会儿，我们就找到了。
智隆是个胖子，可腰板挺直，声如洪钟，相貌真是堂堂。我上面说他人情通透，一点没错。他们一行有五六个僧人，都围在一张桌前，合做一台佛事。在这一群人中，也有智隆的儿子。我忘了问法号，只记得告诉我今年也六十七岁了。
见面略寒暄几句，就说到正题，我说：汪曾祺你知道吧。
他哈哈笑说：知道知道，许多人来找过。我问他记忆中的菩提庵是什么样子。我找出一张纸，他当即给画了个草图：标注为1933年记得的慧园寺。上有佛堂、土地庙、大佛、七如来、小塔骨、字纸库……
我说，北京一个寻访团要来，都是记者，想了解当年菩提庵的一些事情，你到时给介绍介绍。
他一听北京来的，还是记者，说：这个我怕讲不好。又稍顿了顿，他忽然说：“怎么讲？你给我写个稿子吧？”
我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我不成了你的秘书了？”其他五六个僧人，也都笑了起来。
隔了两天，我果然又随寻访团来到菩提庵。这一回是个大晴天了，阳光极好。智隆前前后后跑着，回答着各种古怪问题。因为在家（寺就是家），他只穿了一件老头衫，女儿见着，找过一件僧衫给他披上。他乖乖地伸出胳膊，给女儿套，果然，僧衫一穿，像个出家人了。
在寺内的墙边，立着几块残破的石头。我走过去，仔细看上面的字，因蒙了很厚的灰尘，我找出纸来擦拭，见上面写着：
□□□于光绪十年契买朱生甫本里民田一百□□□，值银七百四十七两零六分，以为该庵僧道人食用香火……
寻访团里不知谁提议读《受戒》，于是一群人，便坐在寺外的围墙下的香樟树下，一人一段，从“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始，一个接一个念下去。
智隆见这一群人坐下读书，他过来对我说，你们没事，我有事去了？
我连忙说，好好好，多有麻烦。您先忙去。
寺中安静了下来，于是一群男女，带着各自的乡音，抑扬顿挫地照着书念了起来（汪先生若有灵，肯定忍不住要笑了起来）。声音沿着寺院浅黄的围墙，飘向了乡村的天空，散布在这夏日的苏北乡村的田野上。田野中成熟的小麦，在阳光下闪着金黄，一片一片伸向远方，碧蓝的天空下，有几棵孤立的树立于田间，真是一幅油画。
智隆对我说的“有事”，其实他是跑到村头小卖部那里修电动三轮去了。我们返回的时候，从村头过，我见他正趴在地下，起劲地“捣鼓”他的三轮。我想这三轮，大约是他的“专车”，出门做佛事，要带许多“家伙”，没有个“车”是不行的。
我坐在大巴车内，窗户是密封的，没有办法同他打个招呼。我望着他勾着身子的背影，忽然有点感动。这个老人让人感到十分亲切。他不像个僧人，像一个普通的爷爷。
邵家“茶炉子”
东大街仍住着小说中的人物
竺家巷里人家
东大街的寻访则更有趣了。我二十天之内，三次重走东大街。可以说，汪曾祺在《晚饭花集》里写故乡的部分，都是在这条不长的古老的小街上。那天下午，陪深圳电视台去草巷口拍摄，那里的一个百年老浴室至今还在。有一块基石，上面刻有“玉堂池”三字。在此之前，我曾与高邮籍作家王树兴专门到这里洗了一把澡。街坊说，汪曾祺小时候就在这里洗澡（我们洗一把，也算沾沾汪老头的灵气）。草巷口与汪家所在的科甲巷和竺家巷只一街之隔，距离也只二三百米。过去人家，洗澡必去浴室。汪曾祺小时候在此洗澡，是再合情理不过。拍摄这天，巷子里居住的老街坊（多为老人）都倚在门框上看热闹。随便问一问，一个答八十七了，一个答八十一了。巷口一个老太，指着隔两三个门的一个：她九十一了。
“写的是我家诶！”
“认识，认识，写的就是×××。”
“汪家祖传眼科，他父亲还给我看过眼睛呢！”
当问起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时，这些老人一个一个抢着说着自己知道的故事。是的，汪曾祺小说《异秉》中的王二，《徒》中的高北溟女儿女婿高雪和汪厚基，都住在这条巷子里。
姚维儒先生为我手绘了《汪曾祺故乡足迹图》。姚先生年届古稀，是高邮土生土长的人。小时候也住在东大街上，对这一片非常熟悉。其实说“足迹”，也就是汪曾祺十九岁离开故乡之前的足迹。汪先生笔下的人物：王玉英、侉奶奶、李三、叶三、金大力、李花脸、八千岁、陈小手、大凤二凤三凤……笔下的地名：越塘、螺蛳坝、臭河边、承天寺、阴城……都在这页图册上。几十年来，我已反反复复在这条街上走过多次，但也没有这一次走得仔细和深入。
汪先生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汪先生又说过：
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菰蒲深处》自序）。
其实都是有原型的（他真是一个不会编故事的作家，老老实实写下自己熟悉的生活），但是这些原型都经过了汪先生的思考和升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生活，一下子让你写成小说这样的好事。正因为汪曾祺作品的真，笔下才实。他的作品，事情真，情感真，语言真。几乎可以说，几十年来，经过那么多读者，特别是家乡熟悉他笔下人物和故事的读者的阅读，还没有一个人指出过汪先生笔下的虚妄与不实。也可以说，这才是汪先生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或者说魅力之一吧。
在高邮，汪曾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们在高邮见到的人，都能说出一两件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故事。汪曾祺真正可以说是属于高邮的。他是一个有家园的作家。他的家园，当然是高邮。
一个作家，因为作品，掀动了一座城。在中国除了鲁迅、沈从文等作家之外，还有多少作家能够做到呢？评论家唐湜在很早就说过：汪曾祺的这些关于故乡的作品，“是一章旧文化传统、旧生活传统的抒情诗”。
沈从文先生也早就说过：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从文在1941年给施蛰存的信中，谈及昆明的一些人事，也曾写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沈先生真是眼力深厚，果然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