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

摘要：梁启超晚年展开了丰富的学术活动，此前学界多认为梁氏晚年息影教育界、开启学者生涯，关注重点不再是政治。实际情形是，梁启超转向学术实乃政治失势后不得已的选择。如将梁氏晚年学术活动放入前后脉络，结合其函札与言论，联系梁启超早年万木草堂、湖南时务学堂、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等经历，聚焦梁启超的言行以及研究系旧人的活动，再细勘其晚年讲学主旨，勾勒其讲学的权势格局与相关反响，足以避开其故施的迷阵，在关系网络中剖白其心迹。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活动，先是要同胡适竞争；后则利用北洋旧人的关系进行教育布局，以讲学吸引青年培育人才，成就自己的“青年团”。与此同时，梁启超暗中与闻政局变动，多次出谋捉刀。在国民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梁氏甚至公开在清华课堂面对全校宣讲政治，可以说，讲学即政治。然而，这些努力由于北伐的迅速推进与梁氏身体状况的恶化，不得不戛然而止。梁启超四处讲学尽管扩充了影响力，在清华培育了不少英才，但也造成学术难免粗疏和身心日趋疲惫，绝非学术自立正途，随着形势的剧变与梁启超的去世，研究系重建政治势力的构想也化为泡影。

关键词：梁启超；胡适；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学；人格教育；政治

梁启超晚年展开了丰富的学术活动，此前学界多认为梁氏晚年息影教育界，开启学者生涯，关注重点不再是政治。胡适却有不同的观察，“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各大报纸纷纷开设副刊以便吸引青年，梁启超派所办两大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很多专栏，“也都延揽各大学的师生去投稿”，所有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结果便弄得知识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曾经跟梁启超互动密切的舒新城也注意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划时代的解放运动，梁先生等握着南北的两大言论机关——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鼓舞着一般青年，同时也想把握着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种新的势力。”报纸副刊是否有如此大影响力尚待考察，但当时新进各方都在全力争夺青年倒是不争的事实。

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梁启超晚年多次宣称自己不再参与政治，如欧游前夕，就与张东荪、黄群谈了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又曾对记者说：“余对政治，向来抱定要干便干，自己站在前线打仗，决不愿在幕后操纵”；又称“身在江海，久绝政闻”。事实果真如此吗？以下拟将梁氏晚年学术活动放入前后脉络，联系梁启超早年万木草堂、湖南时务学堂、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等经历，再细勘其晚年学术著述主旨与讲学活动，结合其函札与言行，重点关注梁启超与胡适的竞争、讲学活动的前后脉络及背后运作，期待不仅能加深对梁启超晚年学术活动的理解，也有助于理解北伐前后中国的政治、学术与教育。

梁启超

一、为何讲学

民初梁启超与北洋政府互动频繁，还曾躬身入局，护国运动后更是与冯国璋、段祺瑞关系密切，不少人对其参与政治不以为然。早在梁启超就职北洋内阁时，后来的国家主义派首领曾琦就曾建议梁氏不要与当局过从太密，“一时暂合而共谋，必难久处而无间”，“为我公计，不如退保潜势，益结人才，徐收众望，以俟时机，兼采日本西园寺、大隈侯之成法，于段内阁加以赞助可也。遂与共事，则殊不必。此非劝公取巧，盖欲免于陷阱，而求终有济于国事，非如此不为功也”。

1918年10月，袁思亮致信梁启超，指出他应当“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屏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

梁启超欧游归国途中，张君劢建议为了扩大影响，要办五种事业，其中之一就是办杂志与讲学，建议梁启超“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除了办杂志，“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旗帜鲜明方能吸引人才，要将杂志论调定为打破军阀，改进社会。

1920年10月15日，傅治致信张东荪，提出“政论发动，任公先生又热心大发，为之喜惧并集，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为议论行动之出发点，诚为妙着”，几经政变已无法收场，“政治运动须有基础，先生所谓非候青年团成立，不向一般国民说话，此即求基础之义”，认为梁启超随时与人协作的主张无法成就经久的团体，责梁功夫不够实，“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须知组党虽非其时，而团体则不可不早结”“望任公摆脱政治之泛运动，全力从事于此事，设科不必多，惟教授须最高手，藏书楼须极完备，须有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采，此为吾辈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间接关系）之重要基本，应早筹备”。这里的“最高手”，在研究系内部显然非梁启超莫属，强调与政治的“间接关系”，政治指向甚明。

对此，蒋百里说得更直白，办学“惟多乃能对于社会占势力，惟少乃能对学问占势力”，“第一要紧要把任公的活泼泼地一个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本”，“非任公自身出马，先冲出去不可”，但梁千万不要当校长，“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张东荪对此不以为然，强调“应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不限于固有师友，但求志趣相投者，“以教员之方法而养人材，亦为办学之目的也”。梁启超后续讲学，跟蒋的建言相近。

蒋方震

1921年11月26日，蒋百里致信梁启超谈创办一中学的重要性，“公学与东荪两者都嫌目标太大，此后不能保其无意外，吾辈对此只能取蔡鹤卿之于北京大学态度，而彼等之大本营，则在数年前人不注意之孔德学校也。任此事之人才，舒新城即最好，渠明年欲当学生，此着实为决胜的奇兵，震与东荪同心赞成”。此意见显然是蒋百里、张东荪与舒新城商议后的结果，对应蔡元培等人创设的孔德学校，打造研究系人才培育根据地，进而形成与北大媲美的政团力量渊薮。

舒新城很快致信梁启超，谈及为了多培育与发掘人才，一请梁“多在各校讲演，尤不可不到东南大学（每处只旁听数星期）”；二是舒“拟亲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大学读书，专门联络人才”，“欲举大事，只有师生与朋友可靠，然皆须有长久之时日。盖人为有感情之动物，相处既久，情意浃洽，纵有错误，亦可谅解”。他从中国公学风潮有感而发，共学社、讲学社“只能增加灯中之油，欲光大固须油多，但欲光能集聚，必不可不恃灯心。吾辈所缺者以灯心为最，而造灯心又以自己作灯心为不二法门”，亲自下场去吸引与招揽人才，入局做灯心。接到梁启超关于南开的计划，张东荪与舒新城“不觉跳跃欲狂”，“倘能照此步伐做去，则可以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

梁启超对舒新城之提议很赞赏，“新城当学生之议，愈思愈觉其妙”，后来专门到东南大学讲学。舒后来回忆，“他们当初虽不曾明白说要把中国公学作为政团的干部，但在下意识中希望要把它作为政团的基础，当是不能免的”，刻意抹去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但研究系将中国公学作为政团干部基地的目的非常明确。

舒新城

1921年11、12月间，梁启超又致信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书，称王赓来就美使馆欲其出掌清华征询意见，梁启超随即“与伯唐言，请告颜速发表，此着若办到，则新城所谓三窟外再得一窟，而此窟作用之大乃不可思议也。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吾一年来费力于此，似尚不虚，深可喜也”，其背后运作之力不可谓不大。并称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函请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又谈到张东荪来南开固然好，但需要给报馆找好接班人，“南开之局，非赶紧成就之不可，然吾辈人才如此缺乏，真令人急煞。闻湖南自修大学不易成立，能否将彼中良份子分一二位来此”，急迫之情溢于言表。伯唐指汪大燮。汪大燮与梁启超、熊希龄同为进步党首领，又曾名列所谓“第一流内阁”，过从甚密。

1921年前后，研究系各项计划迅速扩展，可以说观之令人眼忙，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其他人，都时常觉得人才匮乏，梁曾感叹“我所最感苦痛，是吾党人材缺乏，若贪多必至失败”，当时知名大学多名花有主，北大已经盘根错节，其他学校又不够有号召力。他先计划以南开大学为根据地，“南开事绝无问题，伯苓之着急过于我辈，每见必询消息，我几无以应之。昨日讲义完了时，彼又来问君劢行止……我已与彼言，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对于此事当经一次吾党会议后积极进行”，“我的计画对于南开文科，原定预算之外，由我设法为之岁募数千，（谅不难办到）则我辈对于此科之关系愈深，而基础愈固，（此科当然旁通于理、商两科，则根底植于全校矣。）此将来之关中河内也”，由他、张君劢、蒋百里、林志钧打头阵，张东荪第二批加入，“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其所益不已多耶？”范源廉也建议梁启超宜择一大学组织一科，养成人才。

梁启超曾计划在南开募捐设计文化学院，仅张謇捐了一千元，不了了之。他畅想的“将来之关中河内”——南开大学讲学趋于停滞，在该校三年培育全国大学文史两门教授的构想也成为泡影。

范源廉

中国公学则相对顺利。后来由于中国公学闹风潮，舒新城致信梁启超：“现拟将中学部组织变更，大致仿南开办法，暂分设教务训育两股，每股由专任教员一人负责，如此对学生处理事务之法人多”，新聘教员杨贤江、周予同、向大光、周鑫、陈衡，“此五人中杨、向及二周不但在社会上略负时望，且可为吾党用，弄风潮亦大有好处也”，还表示“在沪颇感人才困难，明年稍暇，决计赴南高、北高、北大作学生数月，或者当较有补益”，实践其做学生觅人才的计划。

对此，舒新城曾回忆：“我与梁王两先生以至东荪先生，并无历史上的关系，不过因文字因缘而相识，且相识的时间不久，而接触又多限于公事，在私生活之理解固然很少，思想上之理解亦不多，性行上则更大家茫然。只因当时‘他们要想办学校，我希望实行教育主张’的偶然条件下而结合；这结合只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最后的目的本来就相差的很远。”证以实情，可谓有些刻意隐瞒自己的深度参与，如其信中说“弄风潮亦大有好处”，更可以推断梁启超讲学的政治目的。

梁启超为何对初出茅庐的舒新城所说“愈思愈觉其妙”，其实更多植根于其早年经验。论及讲学，梁可谓渊源有自。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举人梁启超竟拜康有为为师，“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中西学俱讲，“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每人备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学生哪怕是一简短的问题，康有为都会作长篇批答，功课簿写完，还会存档，让后来者阅读，其中不乏非常异义可怪言论。又设蓄德录，每天学生依次传递，各人录入几句古人格言，随意志之所好，还要另纸贴在大堂板壁，用以发人深省，引起兴趣，“每隔三五个月，先生也拿去翻阅一次，借以验其个人思想之所趋向，不无补助”。由此培育了不少人才，康有为后来整个政治活动的班底都是此时奠定。此前痴迷于帖括之学的梁启超由此改弦易辙，对康氏五体投地，协助编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

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如法炮制。10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随时批答学生札记，还借题发挥，如说“《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甚至称“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这些激烈主张传播开来，一时沸沸扬扬，叶德辉对其进行逐条批驳。由于师生互动密切，培养了蔡锷、范源廉、杨树达等不少人才。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梁启超流亡日本，募款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除了时务学堂学生林圭、范源廉、蔡锷等人外，还有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冯自由、郑贯一等人，加上华侨子弟，共计30余人。当时梁与孙中山过从甚密，“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弟子“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排满甚烈的留学生戢翼翚、沈云翔等时常造访，俨然成一革命基地。后因故倒闭，改名东亚商业学校，学生有王宠惠、蒋尊簋、蒋百里等。东京办学，激发了少年人的血性，林圭等近二十人在唐才常汉口举事中死难，秦力山等人则转向革命。

梁启超从万木草堂受益，他在长沙、东京的办学经历也培植了不少人才，颇有助于其政治活动，护国战争蔡锷、蒋百里就是中坚力量，如果不是汉口举事死难过多，力量会更为可观。梁启超晚年的讲学，可以说继承了这一脉络，在具体手法上则进行了改进，以讲述中国学术、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为主，但注重师生互动、激发学生人格则跟此前并无二致。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初集）》

二、与胡适争胜

五四前后，胡适对梁启超的批评不少，以为梁启超意在与其竞争。当时就有人发现，当胡适暴得大名之后，梁启超甚至跟胡适隐然有竞争关系，反过来摹仿一般少年后进。

湘人李肖聃注意到，五四前后，“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而梁著《欧游心影录》，乃效胡体为俚语，于是士友失望。章士钊宣言于众曰：‘梁任公献媚小生，随风而靡。’盖伤其不自爱重，而欲闻动众也”。李肖聃致信梁启超批胡适 “但有小人之才，未得君子之道”，责梁“先生年辈在先，胜流所仰，群望主持正论，觉彼童昏，先生乃低首少年，降心儇子。赞杜陵为情圣，排儒家为媚君。粤皖二人，沆瀣一气，迎合浮薄，丧其平生”，作为后辈，李肖聃可谓相当不留情面。

李肖聃

1920年前后，胡适致信陈独秀，谈到梁启超与其的关联：

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连续几个反问句，一封如此充满火药味的信，可见至少在胡适眼中，梁启超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文化事业上都对其大量模仿，处处试图争胜，甚至“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梁启超的各种举动让胡适动了肝火。

梁启超不仅“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胡适的瑕疵，甚至还入室操戈。1922年3月4日，北大哲学社请梁启超在三院大礼堂讲演，讲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而且连讲两天，胡适认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他讲了两点多钟；讲完了我又说了几句话闭会。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翌日，梁启超又批评胡适讲孔子、庄子的不当，胡适在日记里称梁“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说梁启超“不通人情世故”，要知道从师友的反馈而言，梁平时为门生故旧考虑很周到，恰好是深通人情世故，这一“不通”，很大可能是为了争胜故意为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

当时为了吸引青年学生，学界名流与报刊时兴开列书目。1923年4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国学入门书目及读法，其附录《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对于胡适批评很重，认为胡适之所以犯错，“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最后不仅咄咄逼人地要求胡适解释为何没有在思想之部列入《易经》，甚至认为“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罣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梁的批评当然有一定道理，不过提出自己推荐书目时专门撰文来批判另一个学者所荐书目，显然欲打擂台。

1924年正月二十日，梁启超和胡适等在安徽会馆为戴震举行二百年生日纪念会，胡适担任主席，《晨报》特别印专刊，未曾想全部是梁启超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适之留下了十分钟，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特刊上记着：他的《戴东原传》是一昼夜赶成，《戴东原的哲学》是接连三十四点钟不睡觉写出。当时虽然震惊于这种生龙活虎一样的超人精力，看看文章里许多空白节目，也深有‘慢事急办’之感”。胡适所记自己的讲演时间稍长，“讲演者有梁任公等六人。我说了廿分钟”。胡适在纪念会召开前耗费不少时间写了《戴东原的哲学》。不要说文章留下许多空白节目之事，单是作为联合发起人，不仅自己包办了专刊全部版面，而且独占了绝大多数讲演时间，这显然不合常理，更不是梁启超的处事之道，在报刊和讲台上占据更多时间和空间，这也不失为某种学术竞争。

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周传儒晚年回忆，为了彰显梁启超跟不少名人关系很好，强调梁影响了不少人，称五四运动以后，“梁与胡适也很要好，互相影响。胡适考证《山海经》，梁也感兴趣。梁作戴东原百年纪念，也受胡影响。胡适主张白话文，梁也用白话文写作”。从其所举二人交往例证，明明是梁启超处处在受胡适影响，模仿胡适并与之争胜，用胡适的话说，“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与风头正盛的胡适进行角逐。

周传儒

1929年1月底，梁启超去世后，胡适前去吊唁，梁启超的门生故旧一时泪下，胡适也不觉落泪，当天在日记里称：“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又说“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这里的但书，考虑到此时国民党势头正盛，自由派势力受到严重挑战，胡适或许更多是物伤其类，语气也缓和不少，表示《墨经校释·序》“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

尽管胡适声称很敬佩梁启超的人格，盖棺论定，撰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认为梁“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或许勉强算得上梁启超一生最大贡献，所以挽联指出梁启超系“中国之新民”。这一评价看似赞誉，实则等于将梁启超晚年讲学与著述从学术史上一笔勾销。胡适还惋惜梁启超“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好在后来放弃了，“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这一评价带着某种成见，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带有“卫道”的色彩，不过彼此所守之道有所区别而已。梁启超去世多日后，胡适专门用一次日记详细估算了一下梁氏著述总字数，预计六百万字。

梁启超与胡适的这段交往，充分呈现了康有为曾批评的梁氏“流质易变”特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梁启超看到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旧貌换新颜，少年后进胡适风头大盛，转而模仿，试图超越，背后既是为了扩充学术影响，也是为了吸引青年。

胡适

三、作为讲学主阵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梁启超最初的讲学布局，相对于南开，清华大学（包括此前清华学校）并非关注焦点，后来才更趋重要，但是梁启超与清华甚有渊源。1914年11月5日，时任北洋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做了多次演讲，其中一次讲座名曰《君子》，梁氏引用《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清华学生都成为“名高任重”“望之俨然”的“真君子”，“即英人所谓劲德尔门(Gentleman)”，能见义勇为，不避艰险。演说词刊登在1914年11月10日《清华周刊》第二十期第一版，时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进校规，后来逐渐变为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后来又被编入清华大学校歌，在歌词中出现三次。清华大学的校训、校徽与校歌都源于梁启超的一次讲座，可以说，梁启超无形中深度参与了清华精神的塑造。

当时，公务缠身的梁启超常忙里偷闲到清华著书立说。1920年12月，梁开始到清华系统地讲授“国学小史”，不过这里的“国学”其实是中国学术的简称。1922年2月，梁启超被清华正式聘为讲师，讲授中国学术史等课程。1925年初，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梁应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

先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权势格局。

早在清末，王国维就对梁启超的学问不以为然，曾经批评梁著《汗德学说》“纰缪十且八九也”。可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前后，无论是声名还是年龄都大于王国维的梁启超在研究院内部给足了王氏面子，处处注意口头褒奖，出题要特意请教王氏意见，连与研究院学生谈话会的意见也要与王氏商量，梁启超甚至极力褒扬王国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称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王涉猎亦广“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甚至自己“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这当然是出于对王氏学问的敬重。不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权势版图，四大导师之中，王国维学问高但不管事；陈寅恪当时著述近乎为零，乃父陈三立与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曾共事，陈寅恪对梁启超以“世丈”相称，对梁启超相当尊重；而赵元任作为留学生，在研究院发言不多。梁启超在其中地位一目了然。

当时四大导师，论著述之多与声名之盛，非梁启超莫属。一贯谦称自己学问远逊于王国维也比不了后进陈寅恪的梁启超，其实才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领袖。从四大导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各种场合的活跃程度来看，梁启超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从《清华周刊》各种报道来看，四大导师中，梁启超出现的频率最高。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前，梁启超就经常与清华学生互动。1923年2月11日，梁启超在天津寓所对来访的清华学生记者说“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会教，教得好的人不一定都有学问”，批评美国教育倾向实利主义，“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和东西文化”，还表示自己近期筹备在天津办一文化学院，着力培养这种人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邀请，可以说与张君劢等的建议一拍即合，梁启超不久就职。梁启超在权衡整个教育权势时，曾说“我因此又起人才缺乏的感慨，假使吾党有人，则清华中文主任一席当然可以立刻到手，（该校极可笑，至今犹是西文、中文平分天下也。）我辈何必要校长，要此一席足矣，现在无人，只可置为后图耳（终须到手）”。言外之意，对于清华一切尽在掌握。梁启超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清华学校的命门掌握在外交部手中，他与当时北洋政府内阁实权人物汪大燮关系很近，有所计划会随时跟汪密商。

从梁启超函札可知，梁虽然不再任职，但与闻政治、布局教育充分调动了此前政界网络。

齐家莹著《清华人文学科年谱》

梁启超的“关中河内”最核心的南开构想未曾实现，清华后来居上，成为主阵地，他也相当投入，在清华各种场合，梁启超极为活跃。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在国学院主任吴宓宣布学生注意事项之后，作为重头戏，梁启超做了关于旧时书院的讲演。

1925年12月25日，梁启超应邀给清华政治学研究会演讲《政治家之修养》，对于时局颇悲观，无政治可言，“有志研究政治学者，愈不得不讲修养，以为将来运用之预备，以期一洗从前之积弊，而造成政治界上一新纪元”，须在学时、才能与德操方面下功夫，而才能又包括组织、执行、著述、演讲，现代政治重在得民，重视著述、演讲才能取得民众同情。

1926年5月7日，梁启超在清华学生举行的“国耻纪念会”上讲演，首先表示身体欠佳，该学期“把日子都在病院时过完了”，号召“要乘超然的态度，以国家为大前提，组织一个大团结”“咬牙吞泪拼着性命往前干”。9月8日，清华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由梁启超讲演。10月底，研究院举行本学年首次茶话会，校长曹云祥与四大导师到会。梁启超发表长篇讲演，从研究院宗旨谈到树立智仁勇三者并重的学风，要学生“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中做第一流人物。

曹云祥

1927年2月16日，国学研究院新学期开课。梁启超面对日趋激烈的形势，暂停讲授“历史研究法”，改讲从历史到现实，第五讲为经济制度改革新问题，梁认为此题对于现实极为重要，故性质公开，除本院学生必须听讲外，大学部及旧制学生均可旁听。6月1日，举行清华国学研究院第2届学生毕业典礼。梁启超在即将散会之际致辞，称赞学生们的研究成绩，“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

当时，梁启超每个暑假会邀清华学生游北海公园，是年6月30日，梁启超偕研究院学生再游北海，回忆了当年主持时务学堂的经历，时务学堂学生少，大家感情融洽；课程简单，学生往往专习一科，“精神非常团结”；对于做人尤其注意，几十人共了不少患难，好似结成了一个人。可惜不少人在汉口唐才常起事时遇难。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将来是什么样人谁也不能料定的”，以诸葛亮、胡林翼为例，“当修养着，自己认清自己的责任”。梁启超对当时学校束缚人才颇不满，号召诸生“在事上磨炼”，求知与做人打成一片。还就如何为人与治学提出两点建议：做人，要在社会上造成不逐时流的新人；做学问，要在学术界上造成适应新潮的国学。“我在清华的目的如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已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使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最后要求同学之间互相切磋，“相观而善”，“一方面可以找朋友，一方面可以造朋友”，找朋友造朋友之说，不由得让人想起舒新城前面所说当学生的提法。

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冯国瑞忆旧诗有“新会（梁任公师）海宁（王静安师）与义宁（陈寅恪师），王陆经筵说义利”之说。梁启超所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被列为清华周刊丛书第一种出版。在当时不少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的眼中，梁启超也是最活跃，被当作精神领袖。

梁启超在清华非常注重与学生互动，其讲学颇受欢迎，梁实秋当时是清华本科生，就听过梁启超讲“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演讲时的梁启超“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纷，光芒四射”。讲演预先整整齐齐写在宽大宣纸稿纸上，书法秀丽，十分美观。声音沉着有力，有时又洪亮激亢，“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分三次讲完后，“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梁启超讲学反响以清华最佳，其他各校不尽如人意，除了人事纠葛与学术路数因素，可能与梁氏在清华的准备较为充分有关。

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

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可谓勤奋，短短三四年内，指导范围含“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等近二十种，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十余部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梁启超的读书札记，强调追慕先贤，培养人格。《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最初题为传记研究，他认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以人为中心，“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格。知道过去能造历史的人物，素养如何，可以随他学去，使志气日益提高”；“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梁启超善于启发学生，待人热情，设法资助学生，培育了吴其昌、刘节、姜亮夫、谢国桢、王力、陈守实、高亨、杨鸿烈、何士骥、周传儒等知名学者，张荫麟、潘光旦等也受到其很多指点等，皆在学术界享有盛名。

周传儒参与公费留学考试，当时李济是中美董事会留学考试委员，周录取后去见李，“他说自己误以为我的卷子是杨鸿烈的。他说看我的文章腔调像清华研究院出来的，尤其像杨鸿烈的笔调”。既然都是出自梁启超门下，而且文章腔调很像，而且可以被当作“清华研究院出来的”，这就说明梁启超的文风深深影响了清华研究院的学生。

张朋园先生曾经统计，梁启超1921年10月10日至1925年在各地做了不下于五十次讲学。其实，如算上后来几年，估计梁启超各地讲学不下一百次。相对于其所重点经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在其他学校的讲学反响不一，从当时各地听众的反响看，与梁实秋的观感迥异，其他学校听众觉得梁启超已经呈现老态，口音过重，甚至有其他苛责。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在梁启超担任校董的北师大，当时校长范源廉、国文系系主任杨树达是梁时务学堂弟子，可是影响日趋减弱。梁讲授“中国文化史”“国文教学法”，分别定为文史两系必修课、全校公选课。梁启超北平公开演讲往往有一两千听众，“在师大照例用风雨操场，窗子内外都挤满了人”。文化史最初在风雨操场。几次开讲后，旁听者越来越少，移到特别教室。某次，师大和清华篮球赛，学生被吸引到球场，稀稀落落仅三四十人听讲，梁颇为不快，感慨学生不是要跟他做学问，“只是要看看梁启超，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有的看一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也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可是出来了蔡松坡、范源廉、杨树达等，一个顶一个!”

再来看梁启超在清华之外的讲学主旨。

1926年12月12日，北京学术讲演会邀请梁启超讲演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在梁看来，“际此险象环生、政治混乱之时，所属望者，唯在一般青年”，青年要深自造就，成为有用之人，必须注重精神修养，途径则是博览群书，不要偏向偏宗教和玄学。类似演讲，梁启超后来又讲了一次，认为时局艰难，青年应勇于承担，如要替社会做事，须多预备本钱，磨练心力，养成人格。“扎硬寨，打死仗”“待到一旦临大事，好整以暇，游刃有余，不过将修养所得的表现出来罢了”。

正如1923年梁启超在创设文化学院时所说他“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故设一机关“培养将来热心兹业之青年”。

纵览梁启超晚年数百次讲学及文章，如《人生目的何在》《最苦与最乐》《意志之磨炼》《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学问之趣味》《美术与生活》《为学与做人》《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失望与有为》《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知命与努力》等等，多强调时局危急，以王阳明、曾国藩等先贤的人格与事功为榜样，激发兴趣，铸造人格，磨练意志，进而在关键时刻能够从容应对危局，刷新政治意味甚浓。

曾国藩像

四、“免不了再替国家出一场大汗”

尽管梁启超晚年宣告不再参与政治，转向讲学，实则利用与黎元洪、汪大燮、熊希龄等人的关系，随时与闻政治，充当夹袋中人。这些政治运作与其讲学同时进行。针对时局，蒋百里建议梁不要直接出面，“暗中须设法竭力促动之”，利用北洋旧人，“不宜直接言之，宜间接促动之，最好心知其意而表面上变一种形式以诱导之，乃至交通系之倒阁运动，亦未始不可借之以打破局面”“此时时局之文似可多做”，顺便言及中国公学进展。

联省自治、湘鄂战事、国民大会等甚嚣尘上之时，梁启超虽未一直公开出面，但幕后却深度参与，常替人捉刀，如“数日内曾为人捉刀作数文”；“吾不愿直接参预（吾始终未一次列席），但事多与闻，捉刀之文不少。此等事于大局无甚裨益，但亦仍须鼓舞之，使助呐喊耳”；连日与黎元洪、熊希龄“诸人常集议，故于前敌事略有所闻，且曾捉刀作数文”。1922年2月，中日山东交涉，梁启超致信籍亮侪建议用委员制，由汪大燮担任委员长，“弟本欲谒元首密陈（已告宗孟属代达）”。

熊希龄

舒新城计划创设新学校，拟邀林长民、汪大燮、熊希龄等进步党旧人为经济董事。梁启超期望讲学社第三年经费在汪大燮任内支付。

1923年1月底，梁启超自南京讲学归来，在天津养病，记者问梁为何对时局不表态？梁本有很多话，无奈医生禁止，不由得连声叹息，“现在魑魅魍魉白昼横行之局面”，非笔舌所能挽救，法律完全破产，“最可痛者，是做出种种实证，告诉世界人，以中国人不能行代议政治。从今日以后，真可以说议会制度完全破产了！”说时极为愤慨。

1924年2月2日，梁启超致信张东荪，认为势力不够，时局危急，“吾辈本已立战线上，初不因人，都中斗者似无力，或当俟再受绝对的摧残后，方有办法耳。今日之事，须练有劲旅乃能作战。吾辈须以奋斗中坚队自任，但此为数年后事也”。

张东荪

1926年5月，梁启超谈到政治活动，认为“中国现在并没有政治”，青年“有志气有魄力，便自己造出十年后的政治土台，在自己土台上活动，如其不然，准教活动一百回上一百回当”。这显然是针对日趋激烈的群众运动。

1927年1月，国家主义派势头正盛，梁启超认为国内党派“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但对其中一支“主张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结果还是一党专制，还是剥夺人的自由”很不赞成，“但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折衷一下方有合作余地。并问留学的儿子该团体在国外如何，“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

其实，国家主义派曾琦很早就与梁启超有联系，周传儒回忆，1925年前后更是到北京见梁启超，试图组织第三党，推梁与章太炎为南北首领，梁未答应。丁文江对国家主义派并不看好，说梁“不能跟这些青年人胡闹，否则在北方也立不住脚。国民党、共产党都不赞成”，否则梁没法出书，生活没着落。曾后来还找过梁，梁推迟了，以无名氏名义赠送了三千元活动经费，曾回赠一个半人长铜狮给梁，因为铜狮是醒狮派的党标。梁启超主持《新民丛报》时曾经长期以雄狮为封面元素。这里或许是周传儒对于时间有所误记，按照梁启超家书，到1927年年初，梁对国家主义派依然看好。

曾琦

大约同时，梁启超的出处面临挑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后者想请梁出山结一种大同盟，“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张君劢等极端赞成，丁文江、林志钧极端反对。“赞成派认为这回事情比洪宪更重大万倍，断断不能旁观；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种理由”，反对派还认为梁身体支撑不了，性格也不适宜政党活动。梁倍感痛苦，表示自己“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但完全置身事外又良心不安，弄得整日失眠。他决定还得参与政治，连续两三周在储才馆、清华讲演，认为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要著书发表政治主张，但绝不加入团体，“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丁文江等曾劝他完全不谈政治，专做学术工作，但是梁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对时局已有打算，“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梁启超表示迟疑的缘由，除了对政党政治失去信心，其实更多是“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这一封信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复杂的政治心态。

随着北伐迅速推进，连梁启超之子梁思永、梁思忠都变得激进，这让梁震惊。形势危急，梁忧心忡忡，“举国中无一戡定大难之人”，南方知识阶层希望他来负责，梁“自审亦一无把握，所以不敢挑起担子”，非常痛苦，表示“只好暂时冷静看一看再说”。1927年10月，其子表示会加入政团，梁启超让其相机决定，“时势逼人，早晚怕免不了再替国家出一场大汗”。此前润物细无声的讲学缓不济急，必须公开在课堂上面对全校以政治鼓动学生了。

孙中山去世，梁启超在《晨报》惋惜孙“为目的不择手段”，引起青年反感。有一老辈对梁容若说：“政治上为目的不择手段，发挥最尽致的是梁任公一派。宣统年间，为了反对袁世凯，就结连比袁更落伍的载涛、载泽一派亲贵；民国二三年，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议会多数，就协助袁世凯解散国会；民国六年，为了他的对德参战案，国会不能通过，就再度促成代议政体的毁灭。”

孙中山

公开从事政治显然不现实，梁启超认同梁思忠的话，“我断不至于在这个档口出来做什么政治活动”，但良心与形势不容许旁观，决定“于最近期间内发表我政治上全部的具体主张，现在先在清华讲堂上讲起，分经济制度问题、政治组织问题、社会组织问题、教育问题四项”。每周一晚在旧礼堂讲演，已讲两回，颇有反响，“第二次比前一次听众增加，内中国民党员乃至共产党员听了，（研究院便有共产党二人，国民党七、八人。）像都首肯。现在同学颇有人想自组织一精神最紧密之团体（周传儒、方壮猷等），一面讲学，一面作政治运动，我只好听他们做去再看”。

“一面讲学，一面作政治运动”，这是梁启超所期待的讲学效应。周传儒、方壮猷等正是梁刻意培育的青年人才，所谓组织团体，张君劢等的筹划可以说逐渐成为现实。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参与政治的情况有待讨论，但从梁启超此函可见应当介入颇深。一面说已经绝意政治，一面又赞同学生做政治运动，还觉得议会政治已经破产，对一党专制又极为反感，梁启超的政见可谓一团矛盾，但是以讲学的方式讲政治，在危急关头图穷匕见，用恽代英话说就是“造党”。

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政治形势的剧烈演变，已经不太可能静候梁启超开出他拟想的方子了。

本文作者著《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

五、余论

周善培在回顾辛亥革命时说：“不但今人难于批判古人，就在同一时代，不在局中，也难于批判局中。必要身在局中，不但了解内容，并且了解全面，经过分析、综合，再加以乘除之后，再下批判，或者比较正确一点。”这一论断颇适于研判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活动。面对梁启超这种复杂历史人物，不仅要看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不仅要看他公开言行，还要看私下言行，也要注意其关系紧密者的言行，进而前后左右言行拼接起来，方才可以理解梁启超。

梁启超晚年多次宣言今后将不过问政治，表示要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不过往往言犹在耳，又很快投身政治。与其说是梁启超远离政治、不再倾心政治，不如说是他在政治失势之后，公开提倡政治已经不再那么有公信力。当时在北师大听过梁启超讲座的梁容若就“觉得护国战役以后，任公先生的政治主张，逐渐灰色，他的同派政客的活动，有纵横捭阖，因利乘便的倾向罢了”。曾任袁世凯秘书的大莲法师也说梁“单独搞政治总是捭阖不定，而且多疑多变”，甚至不如乃师康有为。如前所述，由于有前车之鉴，丁文江就很反对梁启超参与政党政治。不过，不喜欢政党政治是一回事，喜欢参与政治又是另一回事。

丁文江

既然入阁经验颇为失败，再做冯妇显然会适得其反，梁启超在北洋旧人黎元洪、汪大燮、熊希龄等人助力下，以文化教育事业为入手处，先是与胡适等风头大盛的北大领袖展开文化竞争；后是利用既有政治网络，全力在南北教育界深入布局，四处讲学，试图培养“青年团”，刷新政治。与此同时，梁时常暗中与闻政局变动，多次出谋捉刀。套用中体西用的话说，梁启超的讲学活动可谓讲学为用政治为体，岂不闻“有来学无往教”，欲求名山事业，闭门著述足矣，大可不必凄凄惶惶于讲学之途。

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先秦政治思想》。有人就其晚年“殊不喜康梁二字连为一词，闲谈中往往露其意”，“叩询其故。先生反问曰：尔以为予之事功，尽于戊戌之一役乎？”梁不经意间的不喜，正透露出对于晚年政治活动的自负。随着国内形势激化，梁启超在清华暂停招牌课程《历史研究法》，改开针对全校的“历史与现实”，最终卸掉了讲学的外衣。人近五十之年，要脱离其数十年赖以成名的政治生活谈何容易，综合梁启超多方言行可见，讲学即政治。

梁启超晚年讲学，扩充了学术影响力，在清华培育了不少人才，但是毕竟年过五旬，拼命撰文、四处讲学尽管赢得了一些青年，也对身心健康构成了负担。如果从学术本身而言，如此奔波，议题过多，显然不是学术研究正途。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蓝文徵提及梁病重自知不起，“每当朋友或学生去看他，总是深切痛悔，一生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以致没有一两篇可以传世的文章；常因此躺在病床上流泪”，这一追悔，可谓讲学醉翁之意不在酒所结下的苦果，政学之间的天人交战对其学术本身构成了反向作用力。

梁启超书法联

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政治运转的形式与逻辑发生了剧变，慢节奏、士绅化的温和政治已经无法应对快节奏、群众化的激进政治。由戊戌变法这场政治运动暴得大名的梁启超，在国民革命这场更为壮大的政治运动里备感困惑、忧虑乃至被迫隐遁，以讲学来培育人才、再造政团、刷新政治的构想也化为泡影。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作者：谭徐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