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庆明

摘要：1915年创办的《清华学报》，作为促进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形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110年的时间，《清华学报》历经了现代世界与中国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和转变关头，在AI时代来临导致文科危机论流行的今天，她又面临着一个转变的“时刻”。然而，以历史学的目光审视这次新技术革命给文科带来的冲击，无论是过去二百年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还是现代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历程皆表明，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给人文学科知识生产带来的是功能更便捷强大的工具，而非取代人成为需要“人文之思”的文科知识生产者。

关键词：《清华学报》；中国学术；现代性；文科危机论；人工智能

清华大学学报创办距今整整110年。在这百年间，世界与中国均经历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在学术方面，自晚清开始的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在此时陆续涌现的学术机构和平台的促动下初呈勃发之势。1915年《清华学报》的诞生，是此一进程里的重要标识。新生的《清华学报》以清华大学聚集的雄厚学术力量为基础，引介新知，刊发大量载入后世学术史的清华学者研究成果，构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学科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时间的流动以及其间现实的巨变，也给在中国兴起与成型仅百余年的人文社科学术带来极大的影响，当下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革命即是其中之一，它引发的文科危机论流行国内外。本文以历史学为例亦以之为据，挂一漏万简略谈谈目前的“文科危机”论。

《清华学报》创刊号

一、《清华学报》：中国现代学术形成之重要平台

《清华学报》是一本创刊于1915年12月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距今整整110年。正是这110年的时间，不仅见证了中国大历史的翻覆与巨变，也见证了历史学学术与学科本身的成长、演进和顿挫。

这份以大学为主体创办的学术期刊，是中国最早的高校学报之一，其宗旨是“交换知识”“阐发学理”“传播学术”“促进交流”。 《清华学报》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提出：“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方今学理日新，文化日进，凡足以资考镜者几于美不胜收，且人之好学谁不如我。苟以此册与各界各校所出之伟著，互相交换，互相观摩，则此后诸君子之学识，日以增进，而本报亦继长增高，益求完备。学报之称，庶能名副其实欤！”

杨恩湛

然而，如今再次遍览其早期篇目，置于包括学术在内的各个方面正在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界，这份学术期刊践行的诚然是当时学人的学术理想，即为中国引介和传播新学新知。但时间经过110年的沉淀，以今人之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了解，他们在当时的“事业”，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基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例，在早期《清华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张荫麟、闻一多、马寅初、王力、冯友兰、钱穆、蒋廷黻、金岳霖、贺麟、顾颉刚、吴晗、叶企孙、张岱年、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陈梦家、梅贻琦等一众人文及社科大师。可以说，他们是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诸多现代学科的开创者或先行者，在各学科的学术史上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华学报》作为早期为数不多的发表、传播和交流平台，因此在中国学术现代性的形成中扮演了不容轻忽的角色！

冯立昇、邓亮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的开源——〈清华学报〉选萃》

时间均匀流动，时代历经鼎革。在世界，110年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亚非拉的非殖民化、欧美的深度工业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轰轰烈烈的全球化……在中国，今日110周年的《清华学报》在1948年之前走过了一波三折的旅程，随后又见证了新中国从独立到富强的历史。如同中国在20世纪初逐步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一样，《清华学报》自身也不可避免地随着时代环境历经沉浮变化。在正经历新一轮技术变革引发的剧烈变动的当下，今天人文重新日趋隆兴的清华大学及深具人文色彩和情怀的《清华大学学报》，又面临着具有历史分界意义的“时刻”，即正在来临的数智时代对知识生产和平台传播的挑战。此时此刻，距离当时清华学术群贤们参与引入创制的现代性人文学术也仅百年左右。

随着21世纪数字时代的急速降临，尤其是近数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加速迭代更新，“文科消失论”在民间舆论场里沸沸扬扬，不时成为万众关注的热点。国内外众多知名高校纷纷削减或裁撤文科专业，减少文科招生，引起难以胜数的对文科未来的忧虑、迷茫和焦虑。在这轮新兴的文科消失论当中，历史学所受到的冲击是双重的：首先在“技”的层面，历史学作为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专业研究方式和手段受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的影响势在难免；其次在“道”的层面，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属性浓厚的基础学科，与针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实用学科不同，其功能主要在于国族历史还原、身份认同塑造以及教化资政，其重在思维与观念的层面，知识之于社会的直接应用性不强，史学研究素来便是一个小众的职业，专业的史学知识相对于大众略嫌“高冷”。因此，虽然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兴起不过百余年，但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变之时，不时盘桓在中国史学界的史学危机论也再次响起。

这些声音，正是专业的史学研究工作者在时代环境与思想氛围传承转变之际对本学科的省思。他们思考更多的是为何产生所谓的“史学危机论”，史学面对变化时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应该如何，譬如孙江在新近的文章中谈到，AI技术给史学研究的进一步科学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史学的人文属性依然是我们需要坚守的价值，所以既要“拥抱”AI的工具价值，又要“抵抗”AI给史学伦理价值带来的挑战。

二、大历史的考察：过去三次科技革命冲击的基本评估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历史学这门学科放在人类现代历史和史学史的框架里进行考察，或能更清楚地看到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这轮新技术革命（我们姑且认为这次技术革新是现代史上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否真的威胁到历史学这门古老学问的存亡。

历史是一条均匀流动的时间之河，虽其间的节奏有缓有急。我们对“现在”的迷茫，是因为我们身处水流之中，无法确知水流的状况；我们对“未来”的焦虑，是因为“未来”未来，无法把握水流将流向何方。但是对“过去”（past）——也就是 “已然”的现实，我们通过回顾、发掘，可以部分地“还原”我们“现在”来时走过的路（即所谓的“历史”），从中察知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进程中某些具有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然后据此推测未来的走向。

自1800年前后迄今的人类近现代文明史，包括新近的人工智能革命在内，共发生过四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人文社科知识生产概莫能外。因此，对当前AI来临时代文科面临的“危亡论”，我们不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顾“过去”的经验，从中窥知或预测当前的变革对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未来的影响。第一次技术革命是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以蒸汽动力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带来了所谓的“蒸汽时代”；第二次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一系列电机发明为标志的“电气时代”；第三次是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电子时代”；第四次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智能时代”。众所周知，真正的人类文明史主要分为两阶段：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这四次革命开创了人类工业文明形态，贯穿着人类工业文明历程并将之以加速度推向前进。

工业革命时代的火车

每一次科技革命来临之际，都会对人类既有的社会现实和观念世界产生极大的冲击，跟我们现在一样都会让当时的人们产生迷茫、焦虑和抵抗。但我们今天站在时间之流后面回望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同时极大地影响和形塑了我们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可以说，19世纪中期之后现代学科的兴起细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技术手段和观念认识的结果，其中理所当然包括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科学、理性、进步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百余年的时间，就成为现代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科学几乎成为一种主义！

在这种主流观念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每个阶段，以纯人文的历史学科为例，从认识论到方法论方面都极力向科学靠拢，以获得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总是尝试利用数学方法和不失时机借用技术工具，让历史学显得科学：19世纪中期之后在欧洲兴盛一时的兰克史学大力标榜客观；20世纪20年代后史学家们对统计学方法的引入；更不用说20世纪5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这个新技术很快就被应用于史学研究当中，从而产生了闻名遐迩、至今依然未衰的“计量史学”。计量史学令20世纪中期的经济史和人口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延伸渗透到其他诸多史学领域，如书籍报刊史。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甚至说道：“当今的史学是计量式、统计式和结构式的史学……叙事史和人物传记实际上已被宣判了死刑。”他甚至断言，此后的历史学家要么是程序员，要么什么都不是，只有计量史学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他早在1975年就写出了一本叙事性极高的畅销书《蒙塔尤》，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法国南部一个小村庄的生死爱欲）。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通过回顾过去每次科技革命给生产方式和观念带来的冲击，我们从历史的经验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今天实际上面临着相似的情形。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和拓展，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开发，各种技术在以可见的速度扑向并改变着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之外，同时也渗透到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思考方式当中，帮助人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自莫能外，尤其是Chatgpt及其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由于能够自主学习并生成非常具有逻辑性的内容，从而令人们的认知世界产生了极大震荡，这也是导致国内许多学术期刊今年纷纷出台在来稿论文中AI规范/防范使用条款声明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是现代世界人类追求技术进步的本能冲动叠加工业时代民族国家间的竞逐，在新技术革命发生之际对发展科技产生强烈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是觉得不久将来的AI会取代人生产知识和思想，这催生了当前甚嚣尘上的“文科无用论”。但哪一次新一轮科技革命降临之初，不是产生相似的影响，不是给人们心态带来相似的冲击震荡？这次有所不同的是，科技之于人类，不像以往那样极大延伸或解放手与脚，而是直接地触及“思与想”的层面：能够取代人进行推理、思考和创造，而这正是人类创造了文明及其意义（价值伦理规则）的根本依凭。但如果说人工智能未来会取代人类，能够取代人类在知识生产尤其是人文方面的研究，不免显得为时过早，听上去颇有点危言耸听。我们承认，人工智能有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它能够海量搜集学习人类已有的知识创造，并模仿人的思维方式进行逻辑分层归纳，因为它汲取的是人类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知识（包括最高级的知识），所以乍看上去它的逻辑能力令人惊艳。但它无论看上去怎么聪明，都必须依靠人类过往已生产出的知识即语料库，需要遵循人类设计的指令。

要言之，跟过去的历次变革一样，当今的人工智能势必并正在对人文知识生产产生极大的影响，它提供更便捷的研究手段，催生新的研究进路，改变人类在回望过去历史图景时的视域和认识，但绝不会让拓展人类思想边界和价值伦理的文科变得无用乃至被取代。相反，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更需要思维和价值。当下的所谓文科危机，其根源毋宁说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科技催化并以之来衡量的人类社会，在文科的设置和教育模式方面不尽合理，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三、史学史的演变：研究对象、视野和方法的迭代更新

以过去历史的经验观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引发极大的心理和观念震荡，新近正在发生的一切表明这次也没例外。针对当前的“史学危机”忧虑，我们可把目光转移到这个学科本身的历史来看，事实上，自历史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之后不久，它就不断的处于所谓的危机当中！

众所周知，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19世纪成立的，这个世纪也被后人称作历史学的世纪。当时兰克学派的影响力在西欧一时风头无两。兰克倡导的研究范式——重视档案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主张史家应秉持批判的态度去伪存真，据实直书做到不偏不倚，这与科技革命接踵而来并取得巨大成功而带来的思想信仰和氛围正相投契。更重要的是，他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让学生得以占据当时欧洲重要大学的教席，将这种治史主张广为传播。但即便如此，这门极力向科学靠拢的学科仍然很快面临危机，冲击波来自陆续兴起的新学科。首先是社会学，它对历史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后者沉迷于故纸堆，迂腐无知的追逐细枝末节，堆砌的东西犹如破布条一般琐碎无用，毫无洞察力。社会学倡导通过调查和严谨的数据证据揭示社会结构和规律，强调理论阐释和因果关系的研究。接下来是20世纪的心理学、统计学等，这些新学科开辟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路径，是依靠档案复原历史导致研究对象仅限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的历史学所没有的。递及20世纪50年代，如前所述，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再次让专业的研究者对历史学过去的研究方式及其价值产生怀疑，直至当下随着AI时代来临再次复现的文科“危亡论”。

兰克像

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文科并未消亡，历史学并未湮没。恰恰相反，历史学在不断发展，日趋繁荣。那么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历史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是人类文明知识积累和思想进步不可或缺的要素；直接原因则是这些学科自身的调适和变革能力。看看历史学，每当它遭遇到所谓危机的时刻就进行实时的变革，不断汲取其他学科提出的新对象、新视野、新方法，运用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工具、新技术。

在新学科纷纷涌现、人类视界不断拓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遇挑战的历史学科革新就在其内部及时启动了。德国的卡尔·兰普勒希特提出“文化史学”的概念，声言历史关照到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在法国，先有亨利·贝尔的《综合历史评论》，强调历史研究应该使用跨学科的综合方法；紧接着就有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边陲小城斯特拉斯堡创办了《年鉴》杂志，倡导和践行“总体史”研究，他们吸纳了新兴学科开辟的新视野，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心理学领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新史学》，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主张史学研究对象应该向新领域拓展，史学家在叙述事件表象的同时要深挖根源以揭示因果规律。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

递及20世纪5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再次对历史学研究产生冲击和影响。史学研究也因此顺应时势的变化，迅速将新出现的计算机纳为己用。过去注重材料搜集和以定性研究的历史学并未因新技术的到来而没落，相反在新技术的辅助下，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象和成果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其中的经济史和人口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计量史学”呈一时之盛，计量方法在被引入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也开辟了诸如“书籍报刊史”等新领域。继后的20世纪60、70年代，讲求研究历史隐晦、断裂之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又给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同样地，历史学也未因此而遭到削弱，它再次将后现代主义理论开辟的新视界纳为己用，使得史学领域得到了新的扩展和生机。

罗德里克·弗拉德著《计量史学方法导论》

直至此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初现，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文科、对历史学未来的隐忧。但通观过去科技革命冲击及其他诸因素影响之后历史学的表现，借鉴过去的历史经验，或许我们可以断定，人工智能给历史学带来的是新的更强大更便捷的工具，而非是历史学的毁灭者和取代者。今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已在密集的探索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助力学者们的研究工作。随着新技术工具的不断开发、学者对技术应用日趋熟谙，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逻辑判断能力，更有可能促进史学研究走向新的繁荣。

小结

通过回顾大历史和学科史，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即现代世界每一轮科技革命，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但作为构建和创造人类社会观念、价值和论题的人文社会科学，并未因新技术的变革而消失，相反，新技术的变革给它带来的是新的工具、新的方向和新的发展。今天同样如是，正在来临的人工智能工具，能够帮助学者处理海量的档案文献，在难以胜数的文献材料中辨识出联系和规律，挖掘文本中的语言概念变迁，对学者研究工作进行检验和校正，这些都是研究者个体难以承受和完成的任务。在未来的研究中，它作为有用的工具将极大的延伸人的能力，它的存在和功用也会极大地拓展我们观察历史、认识历史的视角。对于依靠人类已有的知识和文本为食料、需要执行人类的指令进行工作的人工智能，在可见的未来，我们无须担忧它替代它无法替代的东西，尤其是需要人文之思、关乎人类文明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作者：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