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
摘 要：本文分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社会学院士评选的过程和背景，探讨了社会学家潘光旦为何在清华大学以高票获得院士提名资格，却在中央研究院的正式选举中以零票落选。潘光旦在其“人文生物学”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学说。相对于孙本文和陈达代表的主流派别，这套学说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属于少数派，在思想上与胡适派学人的左翼自由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对立，这些因素最终使他在学术精英评选中处于劣势。本文的发现有助于阐明潘光旦的学说在民国知识场域中的认可度，也为研究社会学界的网络关系与权势格局提供了案例。
关键词：潘光旦 保守主义 院士选举 中央研究院
一 潘光旦学术思想的保守倾向
潘光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全慰天，1999a）。他在美国学习时本科和硕士专业是生物学，其间曾有一年半时间专攻优生学，他的研究理路因而不同于大多数科班出身的社会学家（吕文浩，2009：49）。潘光旦（1994c：312）将自己的学问命名为“人文生物学”，“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人文生物学传承自西方社会学史上的生物学派，在解释社会现象时侧重进化论和遗传学的理论（田方萌，2023）。
西方的主流社会学遵循涂尔干提出的方法论，即根据社会事实解释社会现象。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领导的“综合学派”则从文化和心理角度解释社会现象，虽然他们自称并不轻视生物因素（孙本文，2011：259、274~275）,例如孙本文曾明确指出：“……我国人口品质问题的重要点，显然不是一种遗传问题，而是一种环境问题。”（孙本文，2012：348）但潘光旦（2015b：465）认为，这种环境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学界围绕人性形成原因展开的争论中，潘光旦独树一帜，批评孙本文等社会学家的环境论（吕文浩，2009：75~86）。
潘光旦对主流社会学的批评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在194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直斥社会学没有立足于人性之“点”，建立在人际关系的“线”和“面”上，因此“失诸空疏，甚至于竖立不稳”。他建议社会学者注意“人性的问题”，包括人的通性和个性，为此需要吸取生物学、遗传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潘光旦，2015c：497、499）。鉴于近年来不少研究评析过潘光旦的人文生物学，本文下面简要说明这一学说的政治和政策含义。
除了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学还包含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和反思，因而常常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作为民国年间活跃的知识分子，潘光旦经常发表长短不一的评论文章，借此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由于他参加过“新月派”文学团体，又属于西南联大教授群，很长时间里他都被研究者归入自由主义阵营，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也承认自己受到自由主义影响。然而，根据笔者对其言论的政治光谱分析，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田方萌，2019）。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古代经史（如王国维、钱穆和陈寅恪）和西方人文主义（如学衡派）。潘光旦虽然也维护传统文化和制度，他的保守主义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现代生物学。1926年，潘光旦发表《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一文，指出儒家哲学与社会生物学的相通之处，以科学的眼光为古代的家庭制度和选举制度辩护（潘光旦，2010）。他与当时引领风潮的胡适派学人虽然都有欧美留学背景，也都掌握了科学思想和方法，人文生物学的旨趣却大异于后者的反传统主义（章清，2004）。
抗战期间，潘光旦（2000c：310~311）曾经写道：“一味保守，主张复古，固然不合，但若认定前人的经验中确乎有一部分不因时代而转移的东西，从而加以维护，这种选择的保守还是对的。”他对中国的传统制度也持有选择性的保留态度：“我对于旧制度——若‘无后为大不孝’、‘女子无才是德’、‘婚姻父母主裁’、‘科举取士’等等——的根本态度，无非是一个谅字和一个允字。”（潘光旦，1993：289~290）潘光旦对传统婚姻的“谅”基于绵延种族的功能——这种制度有利于人口繁衍；他对科举取士的“允”则来自考试制度的优生功能——科举人才的家族婚配可以保证将优秀天赋传递给后代（潘光旦，1994b）。
潘光旦的保守主义也体现在他对于现代自由观和平等观的批评上。在一篇早期讨论中国优生问题的文章中，他指出传统家庭强调个人义务而非权利，“盖以严格之生物学观点立论，即以种族之竞存为前提，则个人之自由幸福，在势不能不退避一隅，或竟须作重大之牺牲”(潘光旦，2012：26)。既然个体存在的意义主要服务于种族壮大，潘光旦引申道：“……（个人）权利观念不打破，功能观念即无由产生，因为权利发乎个人，而功能才顾到全体，其立脚点完全相反：在国家政治里如此，社会生活里如此……”（潘光旦，1994a：425）
20世纪初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左倾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要求个人权利的平等，也提出了收入和地位平等的诉求。潘光旦对这些思潮亦有批评，他认为社会主义讲“环境万能”，“人类均等”，都不符合人类生物学的原理，因为遗传机制造成的个体与群体差异很难通过医疗、教育和慈善事业消除（潘光旦，2012：34~35）。既然人类不同的天性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收入和地位，社会不平等至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强求平等既失公道，又无效率（潘光旦，2008）。
在当时西方有关社会不平等的学术讨论中，偏向遗传论的学者大多属于保守派，偏向环境论的学者则大多属于进步派（Eysenck，1975：26）。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就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时人的看法：“当前社会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论’是进步和怀抱希望的，而‘遗传论’是‘保守’的……”（Sorokin，1959：330）潘光旦的保守主义体现了遗传论者典型的政治倾向，只是他在中国社会学界显得很另类。
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如何看待潘光旦的人文生物学？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涉及这一问题（吕文浩，2013：95~113；2016）。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社会学也是进行评选的学科之一，组织和参与社会学院士评选的学者包括潘光旦的友人、同事、同行和论敌，他们均在评选过程中表达了对潘光旦的态度和看法。本文尝试分析这次学术精英评选的过程和背景，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潘光旦在民国知识场域中的认可度，也有助于理解当时中国社会学的网络关系与权势格局。
二 首届院士选举的过程
1947年5月，中央研究院邀请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提名院士候选人。清华大学将各院系教授和副教授分为数理、生物和人文三组，再由教授会成员以通信方式投票互推候选人，校务会议根据互推结果拟定了提名名单。①在清华大学提名的人文组候选人中，潘光旦的得票数（15）明显高于该校另外三位社会学家——吴景超（10）、陈达（8）和吴泽霖（5）（郭金海，2014：156~157）。清华现存的档案材料中有一份由陈达签署的《人文组候选人拟提名单》，名单上的校内社会学家只有潘光旦和吴景超两人，他们由于得票较多首先获得提名，陈达和吴泽霖后来才被清华提名（清华大学档案馆，1947b）。
清华推选时的得票数在很大程度能够预测某位学者是否当选首届院士。获得14票以上的学者后来多被选为院士，如叶企孙（23）、陈寅恪（20）、冯友兰（19）、金岳霖（17）和华罗庚（15）（郭金海，2014：156~157）。然而，在1948年3月底的正式选举环节中，中研院评议会举行了匿名投票。陈达高票当选院士，潘光旦却以零票落选，表明中研院评议会对两人的评价与清华教授团存在很大反差（郭金海，2006：44~45）。这与中研院评议会人文组委员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1947年4月，在清华大学等科研机构公开提名之前，中研院评议会选出了选举筹备会委员。其中，人文组委员包括胡适、傅斯年、王世杰、陶孟和与李济五人，胡适任组长，王世杰、陶孟和二人负责拟定社会科学候选人的参考名单（郭金海，2008：327）。王世杰提出的名单包括四位社会学家（孙本文、陈达、吴景超和陶孟和）；陶孟和的名单包括六人（孙本文、陈达、潘光旦、费孝通、许烺光和吴景超）（郭金海，2014：140）。王世杰是国民政府的政要，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陶孟和时任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两人都将孙本文列在首位，或是没有提名潘光旦，或是将潘光旦列在其后，这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一般看法。
民国年间，侧重环境论的孙本文代表国内社会学界的主流，在介绍和整理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贡献最大（周晓虹，2012：1）。他不仅赢得了学术界的推崇，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②潘光旦代表的生物学派在国内则属于孤立的少数派。据孙本文观察，当时多数社会学者“鉴于环境影响的重要，视生物因素为比较的无足轻重，这是事实。国内特别重视生物遗传的学者唯潘光旦氏一人”③（孙本文，2011：264）。1940年，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二届评议员，全国共有21所高等院校的教师参与投票。在社会科学的候选人中，孙本文得到13票，潘光旦仅得1票，说明前者在学术界的影响远大于后者（郭金海，2009：406~407，410）。在考虑社会学院士候选人时，王世杰与陶孟和自然将潘光旦列在孙本文之后。
1947年6月，在各委员提出的参考名单和专家调查基础上，中研院选举筹备会制定了一份包含各学科院士候选人的参考名单，社会学类的候选人依次为陈达、陶孟和、孙本文、吴景超和潘光旦。然而，中研院社会学所在正式提名中只列出陶孟和、陈达、吴景超、潘光旦、费孝通和许烺光六人，孙本文被排除在外。当年10月举行的分组审查会议确定了社会学类五位最终候选人（陈达、陶孟和、潘光旦、凌纯声、吴景超），相较于6月拟定的参考名单，孙本文也被替换为代表民族学的凌纯声（刘集林，2023：136~137）。
刘集林（2023：140）认为，“……随着院士推选工作的深入与标准的明晰化，陶孟和对孙本文当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据他推测，孙本文虽然在学科建设方面贡献很大，但很少进行实证性的调查研究，陶孟和因而认为他难与其他候选人相匹。这一解释颇为牵强，因为最终候选人的名单并非陶孟和一人确定，他对孙本文态度的变化也许另有原因。目前笔者尚未看到说明其中缘由的可靠史料，不过根据一些有关的历史记录，孙本文出局也许与国民党内部朱家骅和陈立夫之间的派系斗争有关。由于孙本文与陈立夫一派合作较多，时任中研院院长的朱家骅很可能将孙本文看作投靠陈派的学者，并干预了院士选举的提名和人选（郭绪印，1992：598~601；刘集林，2023：139；陈长河，1991：127）。
无论原因如何，孙本文的出局使潘光旦等人当选的可能性增大。不过，1947年8月底，筹委会召开会议进行学科调整，将社会学的院士定额由原来的三人减为两人。作为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和评议人，陶孟和在社会学界资历最老（闻翔，2018），几乎必然当选。剩下一个名额的竞争实际在陈达和潘光旦之间展开，因为凌纯声在当时缺乏相应的实力与声望，吴景超虽然在王世杰和中研院的参考名单上排在潘光旦之前，但在最终候选人的名单上居于末位。
陈达于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劳工、移民和人口等实证研究，很少参与公共讨论，属于比较纯粹的学者（闻翔，2016：156~157）。他和陶孟和都属于社会调查派的代表人物（吕文浩，2008：93），陶孟和领导的社会学研究所因而在学术精英评选中首先推举他。例如，在1935年和1940年的两次中研院评议员选举中，陈达都被列入候选人名单或参考名单，虽然他两次均未当选（张剑，2022：447；张剑，2023：147）。在首届院士选举之前，无论在王世杰和陶孟和的提名中，还是在中研院的参考名单、正式提名与最终候选人的名单中，潘光旦都位于陈达之后，这已经预示了他的落选。
在1948年3月底举行院士选举前，11名未到会的中研院评议员通过通信方式先行投票。陶孟和获得11票，陈达得8票，潘光旦得5票，吴景超得2票。人文组评议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份包括33人的推荐名单，其中社会学类只有陶孟和与陈达。由于数理组和生物组的评议员也参加了人文组的选举，在隔行投票时大多听取了人文组评议员的意见，这份推荐名单很可能直接决定了选举结果。到会的25位评议员经过五轮投票（包括四次补选），宣布81人当选院士，包括陶孟和与陈达，潘光旦则在第一轮投票和之后的四轮补选中均得零票（郭金海，2014：227、231~232）。
潘光旦被排除出推荐名单，并非因为他在通信投票中得票较少，同样得到5票的吴敬恒和柳诒徴，得到4票的陈岱孙（陈总）和余嘉锡都得到了推荐，除陈岱孙外也都当选了院士。陈岱孙虽然落选，但由于被列入最后的推荐名单，在首轮选举中得到16票，大异于潘光旦的零票（郭金海，2014：222~223、227）。推荐名单应为人文组评议员集体讨论的结果，除了陶孟和与王世杰，其他评议员为何倾向陈达而非潘光旦？傅斯年的密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 傅斯年的密信
傅斯年是院士选举筹备会人文组的重要成员。1948年3月，他从美国给评议会寄回了一封密信，信中解释了他为何反对潘光旦当选：“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名，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此实不知科举者之谈也。苏州人容许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乃有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工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此学在中国既不发达，如求其次，则孙本文君似应列入。此君之书，甚有理解，其工夫非作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议将其列入候选名单。”（傅斯年，2002：348；沈卫威，2020）
1935年10月，潘光旦的论文《近代苏州的人才》发表于清华大学主办的期刊《社会科学》。他在文中指出：“他们（苏州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多少是有相当的智能做基础的。”潘光旦认为迁移到苏州的人口多是“优秀分子”，他们的品性也通过遗传带给了后代，苏州因而人才辈出（潘光旦，2000b：127、152）。在1947年与费孝通合作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结尾，潘光旦（2000a：124）依然坚持这种智能说，他赞同当时的心理学将八股文考试看作“智力测验”，智商较高的群体自然易于在科考中胜出。
傅斯年在密信中批评了潘光旦的智能论，认为孙本文的著作“甚有理解”，表明他支持后者的环境论。在傅斯年看来，苏州多出科举人才，主要不是因为当地人口智力水平较高，而是由于“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这种解释并非没有道理。王东杰（2016：77）在讨论四川科举时根据一些相关例证指出：“……能否在科考中胜出，不仅取决于考生的文化水平，还取决于录取标准。考官的喜好往往决定了考生能否中试，而这种喜好一旦为人接受，又成为一时风气所趋，无形中起到导向的作用。对于居住在信息不通的偏远地区的考生来说，因为不能及时捕捉到‘风向’，很容易落第。”这正是傅斯年所说的“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
不过，除了讨论苏州的科举人才，潘光旦还列举了当地文臣、学者和诗人等几大领域的人才，他们的涌现并不能由科举风气解释。研究科举人才的当代学者沈登苗也发现，明清科举巍科人物的地理分布与各领域人才高度相关，而且较为准确地预测了20世纪两院院士的地理分布（沈登苗，2015）。例如，在1955~2001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江苏籍院士的比例（19.2%）高于其他各省院士（Cao，2004：75）。其中苏州贡献最大，截至2021年，苏州籍两院院士共有121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苏雁，2022）。从科举到院士的人才延续现象应当归于一般性的遗传和文化因素，而非一时的考试风气。④2005年，一项对全国8~10岁儿童智商测验调查的结果表明，江苏少年的平均智商（109）高于全国大多数省份，高智商（大于130）群体的比例也在前列，这也佐证了潘光旦当年的解释（李颖等，2006：432）。
傅斯年在密信中批评了不止一人的学术问题，但都借助了他人的研究，只有对潘光旦的批评直接发自他本人。苏州人才只是潘光旦的优生学研究之一，傅斯年的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为何就这一点小题大做就值得深究。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偏向遗传论的学者大多倾向保守，偏向环境论的学者则倾向进步。相对于潘光旦的保守立场，傅斯年在政治上则倾向于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他对潘氏的批评也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解读。
傅斯年在民国末年虽然反共，其思想情感却有很激进的一面。1945年罗斯福总统逝世后，傅斯年在纪念文章中认为，美国的“新政”虽然不使用社会主义的说法，但“实在包含着不少温和的社会主义成分”。他在此文中还特别强调经济平等：“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傅斯年，2015b：435、437）
与傅斯年的新自由主义相对，潘光旦则发表了大量报刊文章，不时批评傅斯年等人的平等观：“夫平等论为求社会效率与社会公道而发者也；及其结果，平等之观念愈深遍，则社会效率愈低降，而社会不公道之迹愈显著……不考生物事实、不据人类经验而妄立社会学说之殃祸，我于平等论见之矣。”（潘光旦，2008：54、60~61）傅斯年将潘光旦的这些言论贬低为“二三小文”，并称“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说明他注意到了潘光旦的保守立场，虽然他此处的批评更在于文章发表的体裁。
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作家岳南曾对傅斯年的密信评论道：“傅斯年之所以抓其一点就敢于把潘光旦即将戴上的院士帽子革掉，恐怕与他对潘光旦的政治倾向和思想作风大不感冒更有干系。傅向来不把潘光旦，或与潘光旦相近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派人物视为同志、同类或同族，又因潘光旦等人在抗战后期经常于报纸上发表攻击国民政府的言论，还不自量力地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向正在交火开战的国共双方进行劝阻、威胁，招致傅氏更大的不满……”（岳南，2011：419）刘集林（2023：142）也认为，郭沫若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当选院士，因为他在国统区学术体制之外，而潘光旦则是体制内的反对派，因此遭到傅斯年的排斥。
潘光旦与傅斯年的政治倾向确实有异，却不在于前者“攻击国民政府”。20世纪40年代末，傅斯年也发表过不少批评国民政府及其要员的文章，他不会因此而贬低潘光旦（傅斯年，2015a）。以英国思想家拉斯基（Harold Laski）为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在民国末年的思想界中蔚成风气，作为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道路”，很多知识分子都推崇那种混合式的治国模式——“英美的政治民主”加上“苏联的经济民主”（许纪霖，1997：29、32）。潘光旦直接挑战了他们的政治信念，这才是他同傅斯年的思想对立之处。
傅斯年的左翼立场也见于当时中国其他自由主义者，潘光旦的学生和友人费孝通就是其中一位。在英国工党于1945年夏胜选后，傅斯年立即发表文章称赞工党的施政纲领（傅斯年，2015c：439~441）。费孝通像傅斯年一样看好英国工党的前景，还表达了与傅斯年类似的观点：“如果工党执政之后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政策：能把财富重行公平分配，……如果能这样，我们至少还可以希望经济民主是可以从政治民主中诞生；我们还可以希望一个平等和自由并驾齐驱的社会实现。”（费孝通，2015：134）
在1943年撰写的《遗产和遗传》一文中，费孝通批评了潘光旦的优生学。据他观察，民国时期的教育等环境条件还很恶劣，只有少数家庭才能负担昂贵的学费，个人的成就地位同遗传优劣没有“太密切的关系”，“……天分才智还不是一个人事业成败，享受厚薄的必要条件”（费孝通，1999：110）。这种侧重后天环境的解释与费孝通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一致，也类似于傅斯年针对苏州科举人才提出的考试风气之说。
根据现存的傅斯年遗札，他与潘光旦、孙本文和陈达都没有私交，只与吴景超进行过一些学术交流（傅斯年，2015d）。他之所以力挺陈达，可能是受到了陶孟和的影响。傅斯年的密信被院士选举筹备会以“极密件”分发给评议员“作为参考资料”，不过筹备会在印发此信时进行了技术处理，删去了有关潘氏的段落。因此，此信在潘光旦的落选中可能只是以间接方式起到了一定作用。郭金海（2014：213~214）据此推测，“……除傅斯年之外，其他评议员对于潘光旦的学术水准亦未予认可。”傅氏的密信写给五人，他们或为中研院领导，或为人文组委员。傅斯年的意见仍然可能通过他们影响其他评议员，最终使潘光旦以零票落选，这其中就包括身为人文组组长的胡适（刘集林，2023：141）。
四 胡适与潘光旦的思想分歧
早在1926年访问苏联时，胡适就在日记中表示考虑组织“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他列举的四条党纲之一即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胡适，2001a：239）。1926年7月，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刊出《我们对于西洋现代文明的态度》（以下简称《西洋》）一文，为西方现代的政治和文化风气辩护。他指出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新的政治信条，因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他还以肯定的口吻表示，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已很可观了”（胡适，1998：10~11）。像傅斯年一样，胡适在民国时期也属于左翼自由主义者，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些变化（罗志田，2000）。不过，他同潘光旦的思想分歧更多体现在传统观的对立，而非平等观的差异。
1927年5月，潘光旦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科学与“新宗教、新道德”》一文，批评了胡适在《西洋》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潘光旦认为西方的新道德与旧道德同样在科学上不成立，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潘光旦，2015a：42）。例如，胡适（1998：10）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构成了“博爱”这种新道德的基础。潘光旦则强调人类同情心的限度，直斥博爱为空想：“……就生物事实，人类经验和社会问题的前途而论，可知博爱不特从来没有做到，不特事实上做不到，且事理上也不宜做到。”（潘光旦，2015a：39~41）
胡适（1998：11~12）在《西洋》一文中还批评了“安贫乐道”的东方文化观，认为西方现代文化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潘光旦看来，胡适的论调是“不问背景、以古度今的议论”，他对此也表达了异议：“……自新达尔文主义发达以来，讲社会生物学的人，知道古时所讲的‘天’，所讲的‘命’，并非完全没有这个东西，释以今语，便是‘自然的限制’，便是‘遗传’。也知道古时所讲的‘止’，也并非完全没有这个东西，释以今语，便是个人的遗传与环境发生关系所得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地位。”（潘光旦，2015a：44）
两人的思想分歧还体现在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看法上，胡适主张个人主义，潘光旦则捍卫家庭价值。胡适等人曾在1929年组织“平社”，第一次聚会由潘光旦讲解他的优生学研究，胡适在日记中称赞道：“他（潘光旦）的根据很可靠，见解很透辟，条理很清晰。”（胡适，2001b：421）一年后，潘光旦以“人为选择与民族改良”为题再次演说，胡适在日记中评论道：“他的论文很好，但见解也不无稍偏之处。他反对个人主义，以为人类最高的理想是‘承先启后’，‘光前裕后’。然以欧洲比中国，我们殊不能说中国的传种主义的成绩优于欧洲不婚不娶的独身主义者。真能完成个人，也正是真能光前裕后也。”（胡适，2001b：738）
1935年，民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围绕“中国本位”问题的论战，胡适等中国学人都参与了讨论。潘光旦在争鸣中表示：“中国是一个常数Constant，世界文化潮流的动荡终究是一些变数Variables。我们决不能因变数的繁多而忘却了常数的存在。我们更应该以变的迁就常的；常的对于变的事物,虽宜乎不断的选择、吸收，以自求位育，但也不宜超越相当程度,使外界对于它的个性，发生怀疑、错认，甚至于根本不认识的危险。”（吕文浩，2009：256）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受到了潘光旦等人的批评，他后来也改用“充分世界化”的口号（胡适，2014：564~566）。不过，关于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应当西方化，两人的观点并没有弥合。
1926年，潘光旦从美国回到上海执教，他和胡适都加入了新月社，经常在一起聚会，被友人并称为“潘仙胡圣”。潘光旦的《优生概论》和《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两本著作也由新月书店首次出版（王燕妮，2006：34~35）。潘光旦因此被视为胡适的朋友，然而两人因为思想上的对立，之后渐行渐远。20世纪30年代，胡适和潘光旦先后在北平定居，却不再像在上海时期那样定期聚会。根据胡适日记的记录，两人在1934年后只见过一次，也没有书信往来（胡适，2001c：635）。
1947年5月，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以评议员身份向中研院提交的人文组拟提名单。在哲学等学科的提名人选之后，民族学与人文地理两项空缺，胡适在后面写着“想不出人名”。（胡适，2001d：656~657）潘光旦在民国时期发表过不少民族学的文章，他的优生学研究也涉及人文地理。胡适想不出候选人，可见他认为潘光旦在这两个领域尚未达到院士的水准。当年7月，他作为北大校长致信中研院院士选举筹备会，提交了该校的院士提名名单。这份名单没有单列社会学的被提名人，只在经济学人选中列出了陶孟和（沈卫威，2019a：10）。
1948年3月院士正式选举之前，胡适作为人文组组长亲自圈定了人文组的推荐名单（郭金海，2014：223~224）。他将潘光旦排除在外，很难说与两人关系的疏远没有关系。胡适同其他评议员一样未投他一票，转而支持陈达当选。相较于潘光旦，陈达属于具有国际声望的专家型学者，他的学术作品符合胡适欣赏的学术专精风格（田方萌，2024：43~45），基本不参与公共讨论的陈达同胡适也没有思想上的分歧，这些因素很可能使胡适更乐意支持他。
五 结论与反思
在中研院院士正式选举前的公开提名阶段，清华大学的提名人数（134人）仅次于中研院（155人）（郭金海，2014：167）。清华大学教师当选院士的人数（10人）在高校中仅次于北大（11人）（沈卫威，2014：21）。在全部被提名的13位社会学家中，清华提名了其中6人，中研院提名了7人，北大只提名1人（郭金海，2014：172）。进入最终候选人之列的五位社会学家有三人来自清华大学。因此，对于分析中研院首届社会学院士的选举过程，清华大学在提名阶段的投票结果很有参考价值，但尚未受到有关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潘光旦虽然属于社会学界的少数派，在清华学人群体中却有着很高的声望。他的同事陈达和吴景超都对优生学持肯定态度，两人的著述也都肯定了生物因素的重要性（陈达，1934：201~208；吴景超，1992）。潘光旦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和图书馆馆长（全慰天，1999a：2），与各系教授不时来往（潘光旦，2014：57、68、75、86），这些因素使他在清华提名院士候选人时得票较多。
中研院曾于1935年和1940年举行过两届评议员选举。1948年首届院士选举过后，潘光旦得到了陈寅恪、金岳霖、陈达、梁思成和冯友兰的提名，成为唯一被列为第三届评议员选举的社会学类候选人（郭金海，2014：267~268）。这五人当时都在清华任职，其中陈寅恪和冯友兰都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他们很可能在校内提名时就投票给潘光旦。在中研院30位第二届评议员中，陈寅恪、戴芳澜和陈桢三人来自清华大学（郭金海，2009：413~415）。前两人没有参加正式选举，也可能在通信投票环节支持了潘光旦(郭金海，2014：216)。
潘光旦在清华教授团互推提名中的呼声甚高，但在中研院评议会的选举中却以零票落选，说明他的“人文生物学”在这两个学术团体中的认可度反差很大，本文认为评议会人文组委员的构成决定了选举结果。负责社会科学院士提名的王世杰和陶孟和都将属于主流派的孙本文列前，而将少数派的潘光旦置后，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提出的参考名单也是如此。孙本文由于某种原因出局后，人文组中的四位成员都倾向于优先考虑陈达。陈达属于社会调查派的代表人物，与中研院的学术风格接近。此外，胡适和傅斯年与潘光旦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分歧可能使他们更乐于支持陈达当选，否则很难解释傅斯年为何在密信中小题大做，以及潘光旦为何以零票落选。
刘集林（2023：145）认为，中研院首届社会学院士的评选结果“说明当时评价社会学成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是否就种种现实社会问题展开扎实、科学的社会调查并结合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产生国际影响”。这项“基本的原则”与其说反映了民国学术界的共识，不如说体现了中研院评议会的标准。陶孟和与陈达虽然在实地调查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就理论性和原创性而言，他们著作很难说代表了当时社会学界的最高水平。⑤孙本文(2011：289~290）就将两人列入当时七类社会学者中的最后一类，清华大学最初也没有提名陈达作为院士候选人，而是提名了理论水平较高的孙本文、潘光旦和吴景超（清华大学档案馆，1947b）。
在分析社会学院士选举的过程后，刘集林总结道：“……随着评选工作的深入，评选院士的原则越来越明晰，候选人被逐渐淘汰的过程也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公平过程，并未出现以权势人物的个人好恶、政见之异而干扰、控制评选结果的现象。”（刘集林，2023：145）这一评价接近之前有关首届院士选举的研究结论，不过根据本文对社会学类院士评选的分析，这次选举亦有政治因素掺杂其中，并且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当然，笔者没有查找到傅斯年在民国年间公开批评潘光旦的文章，也没有看到胡适在院士选举期间针对几位社会学候选人的明确意见。如果未来有研究者发现了新的有关史料，本文的结论则需要修正。
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源于某些社会历史因素，不可能成为与现实社会分隔的自足体系。他在论述这类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思想时，列举了“社会科学思想”，也包括社会学在内（曼海姆，2002：120）。作为一门关注社会现实的学科，社会学在民国年间不可能只在学术世界中闭门发展，而不与当时的政局和思潮发生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潘光旦落选的案例更值得探究，因为他不仅是民国时期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
潘光旦虽然没有当选中研院首届院士，在民国末年上百位社会学学者的竞争中，他毕竟进入了最终候选人之列（孙本文，2011：317~320）。1948年11月，中研院曾准备组织第二届院士选举，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为此事起草的公函。假如1949年中研院再次举办院士评选，人文组虽然最多选举五人，但社会学很可能会分到一个名额（胡适，1996：1166~1167）。潘光旦也可能作为第三届评议员，参与选举并当选院士。在20世纪50年代的真实历史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选举取消了社会学的类别，陈达没有当选学部委员，陶孟和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入选（陈园园，2010）。即使保留了社会学，由于优生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全慰天，1999b），潘光旦也不可能当选。
* 感谢刘集林、金富军、罗力群、郭金海和卢阳旭等学者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 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教授会成员包括所有教授和副教授，共132人，其中32人休假或请假，实际参与投票者应为100人，见清华大学档案馆（1947a）。
②1942年，孙本文当选为教育部首批30名“部聘教授”之一，成为社会学界的唯一当选者，并在1947年被续聘，见沈卫威（2019b：75、88）。
③潘光旦（2012：34）也发现，美国社会学系的教授十之六七支持环境论，留学归国的中国社会学家绝大多数也接受了环境论。
④外在因素当然也会影响科举人才的分布，不过科举中的定额制度对江南考生的限制可能大过他们从考试风气中获得的优势，参见田方萌（2017：127）。
⑤社会学家赵承信就曾在1948年公开批评社会调查派：“……社会调查只能引起一般人注意社会问题而已，对于社会学理论方面尚未见到有什么贡献哩。”（吕文浩，200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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