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富军

1925年，在校长曹云祥、教务长张彭春领导下，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教育独立与学术自主迈出一大步。作为新生事务，大学部成立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部分师生对张彭春主导设计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部组织与学制等存在争议。张彭春辞职后，继任教务长的梅贻琦对大学部进行了改革完善，稳定了教学秩序，初步奠定了此后教育教学的基础。

1926年4月19日，梅贻琦在教授会上被选为教务长，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位选举产生的教务长。

这次教授会由曹云祥校长主席，选举朱君毅为临时书记。与会者对会议程序进行周密设计，慎重地通过选举办法。陈福田提议、赵师轼附议，以超过半数为满足开会法定人数。余日宣提议、赵元任附议，选举教务长时，第一次第二次过半数即可，这一提议被通过。接着，余日宣提议、赵元任附议，选举教务长，第一次第二次须过三分之二以上，第三次投票过半数即可。这一提议也被通过。之后，虞振镛提议、钱崇澍附议，第三次投票，候补人选为两人。这一提议也被通过。陈福田提出采用无记名投票，也获通过。

第二次投票，梅贻琦得27票，孟宪承得12票，戴志骞得7票，赵元任得3票。第二次得票最多前两名梅贻琦、孟宪承进入下一轮投票。第三次投票，梅贻琦得33票，孟宪承得15票。梅贻琦当选为教务长。由票数可见梅贻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票数差距之大反映出多数人对梅贻琦期望之殷。

由于此时清华已没有副校长，因此，教务长梅贻琦成为清华的二号人物。

梅贻琦是在学校发展出现困难的背景下出任教务长的。

首先，大学部成立刚半年，张彭春领导的改革受挫，部分学生要求退学，教师中也有不少批评声音。

其次，大学部、国学研究院与原有留美预备部三部共存、分别管理，在资源分配、课程体系、学生管理等方面存在矛盾。

第三，往前回溯，也有大学部筹备中各种矛盾的积累。据钱端升回忆：主张“改大”的是1923-1924年左右归国的清华毕业生，即所谓少壮派；教师中的老一辈担心大学部成立后被淘汰，故不积极。当时清华教员中三大台柱，即物理教授梅贻琦、化学教授杨光弼、生物教授虞振庸。三人中梅、杨赞成，虞反对。梅贻琦对改办大学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矛盾并未随着大学部成立而消失。

正由于谦恭克己、虚心谨慎的人品与作风、对成立大学部积极态度，梅贻琦被选为教务长，直面这些矛盾和困难，继续推进改大工作。

据1926年4月15日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规定，教务长职权为：

一、召集各系主任会议办理左列事项：

甲、编制全校课程

乙、考核学生成绩

丙、主持招考及毕业事项

丁、汇审各系预算

二、施行学生训育

三、指导学生事业

在梅贻琦看来，学校发展的重点在教学。他说：“清华发展的根本问题须看财政情形如何以为定”。“清华行政各部分现已发展到相当地步，将来可不再扩充；现在要竭力发展的就是教学部分——多聘好教员，增加教学设备，此为将来发展的主要点。”

依照《大纲》授权，梅贻琦任教务长后兢兢业业、不负众望，对大学部组织、学制以及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使大学部的组织、学制、课程、教学都更趋完善。

一、修订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表述

建校初期，清华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方针。1913年后，清华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这种表述，与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相适应。但从长远看，仅满足于培养合格留美人才显然不够，与清华自1916年开始的改办大学的目标与愿景也不一致。1923年秋，校长曹云祥坦陈：“清华之弱点，则为缺乏久远之教育方针，以为设施标准。”

1923年11月1日，教务长张彭春在教职员会议上宣读课程委员会报告，明确提出“清华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第一次明确了清华人才培养的目标，并在会上获得通过。

在这个目标里，有两个关键词“领袖人才”与“试验学校”，乍一提出，为避免望文生义引起误解，张彭春专门做了解释。

张彭春强调“领袖人才”不是指特权而是尽更多责任。他说：

“领袖人材”四个字，尤其容易教人误解，以为作领袖是一种权利，是要自居高位去驱使别的人。但我们所谓领袖却不是这样。我们所希望造成的领袖，乃是比寻常人能作多而且好的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是要特别的有效率。然而他们并不是超人，也不是混来一个洋翰林的头衔并侈然自足的。

对这一培养目标，有学生积极响应：

清华学校自从开办以来，虽然总隐有“为国储才”的意思，然而那纯然是隐藏的，总未能明白宣布出来（以前就无所谓教育方针），不能指示学生都向着这条路走，却是一件憾事。本学期自从张教务长任事以来，对于本校学制、教育方针与计画诸点，均力求有具体的确定，所组织的课程委员会又能积极进行，所以结果在上星期四日教职员会议中，对于新课程的讨论，第一件竟能将教育方针确定为“造就领袖人才”（参观本期新闻），这是一件何等可贺的事情！从此清华学校犹如造了一个大指南针一样，无论教职员学生都知道向那一条道前进了！

但校内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1926年4月，庄泽宣指出：

说到改革的步骤，我以为最紧要最先应当做的是教育方针。……办一个中国式的大学养成国内领袖人才，这也是我所赞成的。不过我以为中国式的大学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要养成国内各种领袖人才，也决非几年之内清华所能办得到的。

对“领袖人才”提法，梅贻琦也有所保留。他不赞成陈义过高而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宁可认为在当时缺少大学的中国，各大学学生都富有领袖责任，而非专责清华。他说：

至有谓清华教育系为造就领袖人才者，此说固不必专指清华而言，因在中国今日大学如此之少，其各校学生将来在社会皆立于特殊地位，即皆当负领袖的责任。故造就领袖人才，可谓为各大学设立之宗旨。但领袖之造成，要在研究真实学问，不可空说空想。

客观上，不同学校定位不同、层次有别，不可能也不应该千篇一律。对此，梅贻琦说：

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造就专门人材，以供社会建设之用。此目的约无以异于他大学，但各校因处境之不同，或主张有别，则其所取途径亦自各异。清华之设大学，其一切计画，亦以应时代与环境之需要以求达此目的而已。

可见，梅贻琦避免使用“领袖人才”提法，是不希望将清华与其他学校隔离甚至“对立”起来，从而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猜疑。

“领袖人才”之外，清华学校发展目标另一个关键词是“试验学校”。张彭春解释：

“试验学校“四个字也很容易惹起疑问。但我们要知道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是模仿外国。以为能办到与外国高等教育同样的地步方算高等教育。但是中国人不是没有文化的民族。外国的高等教育，若不经一番改造，断不会在中国适用的。我们应当根本反对这种模仿的思想，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清华在今日教育界占有特别的地位。第一，清华不是完全的国立学校。制度上、办事上，很有自由伸缩之余地。第二，清华的经费比较别校略为丰富。所以这改造中国高等教育的试验，当然非清华担任不可。

这就是我们要清华作一个试验学校的意义。我们去担任这领路的试验的责任，必须有两个根本的观念：一、我们的方法不必与中国或外国已有的方法相同；二、我们的办法又不可与国内的情形相去太远。否则我们试验的结果别人不能采取，那就太不经济了。

在张彭春看来，“试验学校”意在反对照搬西方教育模式，强调全面看待中西方教育的优缺点，扬长避短，“专心去造成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但无意中，又强调清华在国内学校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因而“改造中国高等教育的试验，当然非清华担任不可。”

尽管张彭春用意良美，但正如张彭春自己也承认这样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因此，在张彭春辞职后，梅贻琦不再使用“清华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这一表述，而代之以中性表述。1927年12月，梅贻琦指出：“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为造就专门人材，以供社会建设之用。”

1965年，昔年少壮派重要人物钱端升评论：

关于清华培养领袖人才，也可以说是学校的一个方针。清华优越感很厉害，认为我们得天独厚，要做社会领袖，学校领导也常如此给学生讲，美国教员也常这样讲。清华学生想当领袖，这一点还与美国想当世界领袖有关。十九世纪末，美国已有优越感，但还未表现出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公然表现出来了。十九世纪美国的传教士只讲天堂上帝，与英国、加拿大的传教士无异。到二十世纪以后，美传教士就讲具体的天堂是美国，美国比耶稣还高，宣扬美国第一。过去留英学生看不起留美生，而留美生则说美国比英国高明。美国想当世界的领袖。清华学生是留美的，所以更觉得自己了不起。

这段话是梅贻琦任教务长近40年以后的评论，有助于理解梅贻琦为何弃用“领袖人才”的表述。

此后，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梅贻琦说：清华大学“不仅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个，同时亦当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可见，梅贻琦虽然弃用了张彭春拟定的表述，但坚持培养优秀人才、追求把清华建设成为世界著名大学的目标没有变化。

二、调整大学部组织与学制

1925年，大学部成立，“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张彭春设计的大学部分为普通与专门两科。张彭春任留美预备部主任兼普通科主任，负责制定普通科课程方案。专门科课程则在专门科主任庄泽宣领导下制定。由于大学部刚成立，所以课程设计最紧迫的在于普通科。

张彭春留学美国，对美国高等教育有较深了解。在教育理念上，他主张中西融合，不迷信美国“制度”，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教育中有益的内容。在设计大学部培养方案时，他注意贯彻通识教育理念，同时借鉴中国传统学徒制/书院制。普通科重在基础，专门科重在精深研究。

大学部培学制为4-6年，分为普通和专门两段。其中“普通训练为期两年或三年；专门训练之期限视其门类之性质而定，亦约两年或两年以上。”普通科不分系，教学上“重综合的观察”，即学习一些普通的基础课程，学习期满后由学校发给修业证书与成绩单，“学生或入本校所设之各项专门训练，或转学他校，或外出就事，一听其便。”专门科基础与理论、研究与实践并重，分三类：1、文理类；2、应用社会科学类，如商业、新闻业、教育及法政等；3、应用自然科学类，如农业、工程等。学生成绩合格后，发给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普通科学生如愿意继续升入本校专门科，需要经过一次入学考试。

张彭春设计的分阶段培养计划，充分体现了通识教育理念。但存在一个大的不足，那就是普通科培养目标不明确，与国内一般大学不相衔接，学生反映普通科“不文不理”，年限太长，学了没用又无兴趣。沈有鼎指出：“大学部现行之课程制度，其症结果何在乎？一言以蔽之：其所谓‘普通’者不普通，而所谓‘专门’者不专门也。”“大学部现行课程，属‘普通训练’者过多；实行之结果，能令学者博而不精，阻碍其兴趣与天才之自然发展，而使视求学为畏途，是固非教育之旨也。”“大学部现行课程，属‘专门训练’者，成分太少，选习太不自由。结果，非延长年限，虚费时光，即潦草毕业，实行自杀。”同时，普通科不能直升专门科，相当于大学期间还有一次淘汰，这与其他大学迥异。

张彭春的大学部方案，在教师中有不同意见。很多学生也不支持，到1927年12月，入学后申请退学休学的达30人。

张彭春离校后，针对这些问题，在梅贻琦主持下，大学部在管理和组织体系上都进行了重大调整：取消普通科与专门科两段培养体系，设立学系。梅贻琦指出：设立学系兼顾重要性、已有基础、办学条件等多种因素。他说：

就社会之需要言，各科人材，当皆为重要，但各系有为他校所已办，而成绩优良无须更设者，有因科门之性质不宜设立于清华者，亦有因一时设备难周须逐渐开办者，故本校现定有十系之专修学程。此十系计为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心理学系、工程学系。十系之属于普通所谓文理科者，为前列之八系；其属于职工专修者，则有教育与工程二系。盖其他各系暂时未能设立之原因，不外以上所述之一。然商业系附于经济系，心理则与教育合组，至农业不设专修学程者，因近查农业大学及专门学校之毕业生，多不适于改良农事之工作，使供与求不能洽合，故农系暂不设专修学程而致力于农业问题之研究。

经过讨论，大学部设立17个学系，其中开出课程的有11个系，即：国文、西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工程。暂未开出课程的有6个系：哲学、社会学、东方语言、数学、体育、音乐。规定“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学士学位。”取消普通科、专门科两段式培养，学制由原来4-6年明确为四年制。

至此，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基本完成。

东方语言、音乐与农业等三系虽然成立并有专任教师，但没有招生。因此，1928年5月4日，学校教授会通过梅贻琦提出取消三系的方针：1.取消东方语言学系及音乐学系，其有关于二系课程事项由教务长处理，所需款额列入“不列系”学科预算。2.取消农学系改设农事推广委员会，每年以款额若干办理：（1）本校农事试验；（2）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办农业试验场；（3）与燕京大学及香山慈幼院合组农事讲习所。

由于政治形势剧变，东方语言、音乐、农业等三系取消，以及农事讲习所创办，直到北伐胜利后、罗家伦任校长以后才逐渐实现。

三、重构课程体系

课程调整与完善是教务长重要职责。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成立，学校架构和行政部门调整基本完成后，梅贻琦认为：“清华行政各部分现已发展到相当地步，将来可不再扩充；现在要竭力发展的就是教学部分。”

具体而言，原有留美预备部由于已停止招收新生，已有学生逐年递减，1929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留美预备部自然取消。因此，梅贻琦对留美预备部课程不做变更。他要竭力发展的教学部分，主要是大学部的课程改革，协调、组织各系制定学程，同时并保障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落实在各系学程中。

与设立学系相适应，在1926年4月8日教职员第9次会议上，通过赵元任的“本校学程以学系为单位”的提议。同时，学校将“普通训练”的时间缩短为一年。这就意味着每个系不但都要制定各自四年的课程方案，还要相互协调，合作制定第一年“普通训练”课程。

对于大学教育，梅贻琦认为：

大学教育者，乃吾人一生教育进程之一段，为进修高深学问之门径，为启发原有智力之工具，故本校课程组织之目的，重在给予诸生以基本训练，俾于毕业后，或欲入社会服务，或更继续作研究工作，皆得有相当的豫备；其方法则注重于指导启发，而务免除灌输式之教法。盖大学学生，已届成年时期，应脱离中小学生之习惯，而了解学问，须自求自得之理。各自用功，然后教师加以指导，则可事半功倍。不然，倘在大学而犹偷安依赖，敷衍了事，恐终难成功。

对于新的课程体系，梅贻琦认为：

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联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连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学生自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于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

课程设计，除了按照知识体系发展历史及难度的由浅入深外，也照顾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兼顾不同资质的学生选修。梅贻琦指出：

各课程皆以学分计算其成绩；而学分定有最低与最高限度，以予天资聪慧、学力较高，与禀赋鲁钝、学力稍低者，以伸缩发展之余地。大学一年级学生，无论文实各科，都有必修功课，即国文、英文、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是也。（农、工科学生因本科基本学科须早学者，则社会科学可于第二或第三年级时修完之。）

可见，梅贻琦秉持的仍是通识教育理念，这点与张彭春并无本质区别。由此，以学系为单位的课程体系仍是在通识教育理念主导下设计完成。以学科特点看似极为鲜明的工程学系课程设计，尤其体现出通识教育的理念。梅贻琦指出：

工程系学科之组织，亦有与外间不同者。盖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材，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是以本校设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为原则。凡工程学之基本知识，或属于机械，或关乎电理，或为土木建筑之要义，使学生皆得有确切的了解，及运用之能力，俾将来在社会遇凡关工程问题，皆能有相当的应付；且工程事业往往一事关系数门，非简单属于某一门者，在今日中国之工商界中，能邀致数专家以经业一事者甚少，大多数则只聘一工程师而望其无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学程中，认普通之基本训练较若干繁细之专门研究为重要也。

在梅贻琦领导下，11个学系分别制定课程计划，并在校刊上公布，听取师生意见。在此后的执行中，不断完善。

在组织各系制定学程同时，作为教务长，梅贻琦推动对大学部通选课进行调整完善。例如，1927年9月，大学部对二年级英文课做出调整。

查本年大学部二年级英文课程原分四组，其中甲组系为专修西洋文学系课程者而设，其余三组则为其他各系学生而设。兹为便利选择教材，俾各适所用起见。将乙、丙、丁三组另行分配。凡专修自然科学及工程者统入乙组上课，凡专修社会科学者入丙、丁两组上课。兹将乙、丙、丁三组学生名单列左，望于下星期起即按照规定之组上课可也。

梅贻琦一面主持制定各系学程，一面注意做好解释工作，他召集学生开会，面对面讲解课程设置意图、总则，并辅导学生选课。据清华校刊报道：

本校现有十七学系，其中十一学系已设专修课程。因此项课程之编排，极称繁复，且所包括之科目又甚众多，欲使新生了解，自非以相当之解说不可。故教务长已于本月七日上午召集大一级新生，复于是日下午召集大二级插班生为之解说学程总则，及选课手续云。

大学部原来培养计划基本单位为学时，学程中规定每门课的“单位”指学生每周在该课程应投入时间，包含上课及自修，一个单位约为三小时。至于课内与课外时间比例，教师可斟酌自定。随着新的课程体系建立，学时制也改为学分制。

四、辅导学生专业选择

专业选择对学生而言是一个重要问题。梅贻琦任教务长时，清华学校已经开办15年，留美预备部课程体系虽有不足，但可说较为成熟。1925年成立的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则属于新生事物。国学研究院实行一年制研究生教育，课程以导师为中心，师生均少，相对来说虽属草创时期，但较为简单。因此，学生问题仍集中于大学部。

大学部从原来普通与专门两段式教育到设立各学系实行四年一贯制本科教育，建立以学系为单位的课程体系，学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系。

在成熟的培养体系内，选系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学生在进校时已经明确，学生选课也不过是常规的教学环节。在清华，梅贻琦任教务长后，由于对大学部组织与课程体系进行重大调整，大一新生面临着选系、选课等问题。此外，大学部第一次招生，只看考试成绩而无学历限制，故而学生之间学历差别较大。有三三制高中毕业的，有四年旧制中学毕业的，也有个别上过大学一二年和一个只读过初三的。

学生选系、选课既关系到学生培养方案执行，也关系学校课程资源分配。梅贻琦既尊重学生的选择，视选课为学生权利，但同时也加强管理，做好教学资源的调整，顺利地完成了过渡。

为了帮助学生选系，梅贻琦提请举行系列演讲，邀请大学部各系主任对大一学生进行选系演讲，“将各学系学程内容、将来计画，以及关系选习各该系学科应有之预备等等，分次讲演，以为诸生等择业之指导。”

讲座最初在1926-1927年度春季学期举行，名为“大学一年级选科讲演”，安排如下：

时间	主讲人
2月21日	吴 在 钱崇澍
2月23日	叶企孙 朱彬元
2月28日	杨光弼 朱君毅
3月2日	陆懋德 周永德
3月7日	吴 宓 虞振镛
3月9日	钱端升

梅贻琦注意总结工作经验，不断改进对学生选系的指导。1926年6月，《清华周刊》报道：

新大学同学之在校者，现为七十余人。刻下已经选定下年所学课程者，已有六十人左右，尚有十数同学迟迟未将选科单交进。教务长梅先生以为选科似是学生一种权利。盖教务处将视同学所选科目及各科人数，而定将来课程及将开之班。故已于本月六日出示告知该部同学，最晚于八日上午必定将选单交进。否则学校因办事关系，绝不再待，课程班次一经排定，迟缓同学只有就此范围选读矣！

在1927-1928年度，这个系列演讲改名为“修学指导演讲”，时间也从一学期扩展为一学年。

修学指导演讲从1927年秋季开始，“本学年内学校将为新生举行修学指导演讲。此项演讲，略带教课性质，每次举行，学生必须前往听讲；惟不给学分。至演讲题目及人员等等，闻已由教务长编排就绪，不日即可发表；演讲时间定为每星期一下午四时举行。”

1927-1928学年度秋季学期演讲如下：

1927-1928学年度春季学期演讲如下：

修学指导系列演讲第一讲和最后一讲都由梅贻琦担任。在1927年9月26日第一次演讲中，梅贻琦演讲题目为“清华校史及现在的教育方针”。梅贻琦强调“本校课程组织之目的，重在给予诸生以基本训练，俾于毕业后，或欲入社会服务，或更继续作研究工作，皆得有相当的豫备；其方法则注重于指导启发，而务免除灌输式之教法。”清华学生已界成年，应各自用功，自求自得之理。

在1928年3月22日最后一次演讲中，梅贻琦对选系、毕业考试标准、缺课旷课分别等学生关心的问题做了详细解答。

从“大学一年级选科讲演”改名为“修学指导演讲”，顾名思义，辅导范围有所扩大，内容看大体上分两类。

第一类，也就是春季学期系列演讲，着重于对学生学习有重要影响的环境、资源、学习方法、生活等介绍。这是在上年度系列演讲基础上新增的内容。

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在讲座中介绍了中外图书馆发展史，以及国内图书馆发展历史与现状，最后介绍了清华学校图书馆收藏、借阅、管理等。

唐钺演讲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段讲读书目的，计分（一）记忆文字，（二）了解意思，（三）学习著作方法，（四）探求著作精神四种。第二阶段讲读书应有的数事，即为（一）健全的身体，（二）适宜的环境，（三）起首时要格外努力，（四）对于所读之书要有兴趣等等。第三阶段讲记忆文字的方法。第四阶段讲了解意思的方法。第五阶段讲如何学习著作方法。第六阶段讲如何探求著作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重视学生身心健康，增加了体育和校园卫生、个人卫生等方面内容。梅贻琦认为：体育不是简单锦标主义，而是身心健康、适应工作需要。“清华自近七八年以来，已舍其选手锦标之目的，而注意于各个学生之健康。观一二球队比赛之胜负，固无以知一般学生体育之如何，故必使在校各个学生，皆得受相当之训练，使其体力增长，能应将来做事之需要，而毋为心知之累，斯为体育之真目的，斯为在校学生人人必须注意之工作。”

因此，梅贻琦特意请体育部郝更生作了题为“体育与人生”的讲座。郝更生首先讲述体育发展历史，其次讲了体育理论，“略称体育所以促成智识之实现，更所以辅助事业之成功，故惟精究体育，始能知行合一。又吾人参加各种团体运动，俾获互助公正努力服从等良好精神，所以练习体育，亦为锻炼人格之一道。再吾人受体育训练后，身体健全，思想敏捷，此则均可用于吾人将来职业中，其得益之大，当可想见。”郝更生认为，提倡体育有两大目的：狭义的为造成个人之健康，广义的为实施人种的改良。

在28次演讲中，梅贻琦安排了12次请校医梅贻琳讲健康与卫生，充分体现了梅贻琦对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视。

第二类，也就是春季学期系列讲座，主要是各系、各专业介绍，实际上也是专业选择指导。“本学期之修学指导演讲，前六次均为择业指导，于大一诸生下学年选入专系至关重要。”

各系主任大体都围绕学系和专业基本情况介绍、学科发展史、学系发展计划、对个人能力要求、社会需求、就业前景等内容展开。既让学生了解了学系和专业，也了解了社会对各专业要求及未来发展空间，不啻为择业预习，对于学生了解自己、选择专业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大学部学生顺利渡过因组织、学制、课程等重大调整带来的困惑。

五、聘请教师

大学部成立后，必然带来师资的需求。大学部部分师资来自原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院。但主要师资需要新聘。一则原有师资不敷使用，二则原有部分教师难以达到大学课程教学要求。

1923年2月上旬，胡适接受《清华周刊》关于清华改办大学问题采访，赞成清华改办大学，并对国学部教员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他说：

欲办大学必须有计画，有了计画，便须作公开的讨论。我看清华至少该办成文科和理科。……欲办文科，则国学最为要紧。在中国办大学，国学是最主要的。聘请国学教授又是极困难的问题。譬如《中国历史》一门，国中即无几个合格的教授人才。清华既有大学之议，现在便该开始罗致有名的学者来充教授之职。清华现在的教授，国学部恐颇少合格者，（至于西文部如谭唐、罗伯森等则是研究有素，当可胜任。）……要聘好的国学教授，先要定一个标准。国学教授绝非只是什么“举人”“进士”“师爷”“幕僚”便能担任的，请不到合格教授，大学终是办不好。

在批评国学部同时，胡适还表示：“理科注重在设备，关于这一门，我是外行，清华物理教授梅先生等必能妥为擘划。”

1923年9月，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孟宪承对来访的清华学生贺麟指责“我看清华下学期新聘的国文教员尚有前清举人翰林之属，以这种旧人物来作国文教员，足见清华的国文，还没有上轨道。”显然，孟宪承这点基本是胡适观点的翻版。胡、孟二人观察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的观点。

1924年初，毕业赴美留学的翟桓在《清华周刊》发文指出：

我现在才知道在清华读书和在美国读是有这样大的分别！至少我敢说：清华的文科功课大半是不彀格的。我看美国大学教授的诚恳勤谨的态度、好学不倦的精神，我真要替母校一部分教员羞死！教我英国史的一位老教授已经有二十六年的经验，但他对我们说：“我的教授法每年都有点改变，我无时不想如何可使我的学生花最少的时间得最大的益处。……但是我敢说一句大话：在我班上读过历史的学生无论在那一个大学校里，历史是不会考不及格的。……”清华教员谁肯下这种苦功，谁敢说这句大话。改良清华应先从改变清华教授的态度起，改办大学乃是第二个问题。

梅贻琦深知教师水平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1927年4月，梅贻琦指出：“多聘好教员，增加教学设备，此为将来发展的主要点。”

梅贻琦深知教师对学校的重要性，极为重视师资建设，数年后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典礼上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他任教务长后，1926年9月，新聘和续聘教授有：国文学系左霈、朱洪、汪鸾翔、吴在、李奎耀、陈鲁成、杨树达、戴元龄，西洋文学系王文显、朱传霖、吴可读、施美士、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温德、张杰民、翟孟生、楼光来、谭唐、谭唐夫人，哲学系金岳霖，历史学系陆懋德、麻伦，数学系熊庆来、郑之蕃，物理学系梅贻琦，化学系梁传玲、高崇熙、赵学海，生物学系刘崇乐、钱崇澍，教育心理学系朱君毅、邱椿、唐钺，政治学系余日宣、郑麐、钱端升，经济学系朱彬元、蔡竞平，社会学系陈达，工程学系周永德、笪远纶、潘文焕、钱昌祚、罗邦杰，农业系虞振镛、周景福，军事体育学系曹霖生、马约翰，音乐系林美德、海门斯，另有袁复礼等。

1927年9月，新聘和续聘教授有：西洋文学系毕莲，历史学系孔繁霱、朱希祖，物理学系方光圻，化学系沈镇南，生物学系寿振璜，政治学系苏尚骥、杨光泩，经济学系刘驷业、陈岱孙，工程学系杜光祖、吴毓骧，等等。

新聘教师一方面增强师资水平，同事，梅贻琦也注意改善队伍结构。清华是一所“自我意识”较强的学校，教师聘任倾向于本校出身的人，1927年在职的67位教师中，清华出身、非清华出身、外籍教师分别为34人（51%）、26人（39%）、7人（10%）。这种情况到罗家伦任校长后有很大变化。1928-1930年间，先后到清华任教的84位教师中，清华出身、非清华出身、外籍教师分别为33人（39%）、47人（56%）、4人（5%）。从整个教师阵容看，罗家伦不但提升了教师队伍整体水准，还改造了教师来源结构，使得教师队伍更加多元与开放。但也因在短期内大刀阔斧改革，也给教师队伍的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待梅贻琦任校长后，逐渐使得清华出身与非清华出身教师比例接近，分别占49%和45%，趋于平衡。

1927年入校的大学部二级学生王信忠回忆：

我们学校的学术水准，在清华大学初成立的二、三年间，教学的水准仍不脱偏重英文及留美预备的训练，但很快的积极充实师资，改善教学内容，我们的母校就变成国内的一流大学了。尤其是自罗家伦先生接任校长后，增聘了很多国内有名的教授，积极扩充研究设备，在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北平沦陷前，我们已是世界一流的文理法工农的综合大学。

从回顾历史角度看，王信忠的观察是实事求是的。的确，相对罗家伦校长大刀阔斧及此后梅贻琦长校后的增聘名师，1926-1927年大学部师资改善并不突出。但应该说，大学部师资的充实与水平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说，曹云祥与张彭春开其头，梅贻琦（教务长）、罗家伦、梅贻琦（校长）等继续努力，最终形成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师云集、名师荟萃的盛况。

六、完善大学培养体系

梅贻琦关爱学生。学生甫一如入校，梅贻琦鉴于“彼等到校伊始，对于本校历史及一切设施等等，尚未明悉，允宜由师长善为指导，方能使彼等于品行学问，易收进益之效。”请十余位教授担任新生指导员。1927年9月6日，教务处公布新生指导员及学生名单，将113名新生按照每名教授指导9名或8名学生分组。梅贻琦与余日宣、郑之蕃、朱自清、叶企孙、吴宓等13名教授分任指导员。

梅贻琦此举，意在增强师生互动，帮助大一新生顺利实现中学到大学学习、生活等转变。

大学部学生选定系以后，日常学习、考核等管理制度，都要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在梅贻琦领导下，清华学校逐渐建立了一套本科教育教学体系。

1927年9月5日，梅贻琦主持制定《大学部学生改选科目规则》公布。

（一）凡欲请求改课者须先查时间表有无冲突然后明白填写。

（二）未经批准以前须仍照原选之科目上课。

（三）改课日期自九月七日至二十一日止。

（四）在改课期限以后不得再请更改或取消某科，凡自由不上课者该科即以劣等论

（五）凡二、三年级学生请求改课者须先征求系主任意见。

9月6日，梅贻琦主持制定、教授会通过的《学生选课规则及开班办法》中修改的两条规定公布。

（一）凡新旧制学生上学年成绩平均为上等而每科成绩至低为下等者，得在下学年内多选习四学分或二成绩时之学科。

（二）本年已设课程中倘有学生四人选习者可变通办法，准许开班。

针对学生缺课管理，1928年2月9日，教务处发布规则。

（一）凡学生一学期内于某科缺课（无论因何事故）时数满该科上课总时数三分之一者，由注册部通知该科教授给予劣等，该生不得参与学期考试。

（二）凡学生一学期内无故缺课在各科之总时数（体育在内）满十六次时，由注册部给以警告；满二十次时报告教务长酌与训诫。

（三）凡学生缺课者，自本学期起每日由注册部发出通知单，置于各该生信箱内，俾得周知以免错误。

再如，对于一学年课程、上学期课程成绩不及格情形，1928年2月9日，教务长布告称：

查本校学科多为一年学程，成绩考核当以全年为准。前经与各系主任商定，凡学生习一年的学科在上学期得劣等者准于下学期继续修习，但上学期所缺工作应由学生分请各该科教授指示补足之，本年上学期得劣等者，本学期皆以准随班上课，至上期工作应如何补足，望各生迅即商请各该科教授订定办法为要。

再体育各班上学期得劣等或未有成绩者，亦应照此办理，望各生注意。

1928年3月8日，学校教授会议教授会通过《大学部学生毕业考试规则》。

1.毕业考试以学生所专修之学科为准。其目的应注重于各学科相互的关系及其通贯的了解，而不注重于片段的知识。

2.考试时期定于第四学年之五月第一星期内举行。

3.拟定试题及评判结果应由各专修系之教授、讲师公同商决。

4.此项考试可分为两次举行，以三小时为限。

在选课、考试之外，还有一些诸如课间教室管理等问题，作为教务长、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梅贻琦也妥善予以处理。

1926年11月，一位教师下课后尚未离开教室，但下一堂课学生已进教室。一位学生屡次喧闹且对教师有无礼言行，这位教师要学校严办学生。11月17日，梅贻琦为此专门出台布告：

教师上课在未退出教室之前，他班学生本不应擅自出入，即有为预备下一时之功课须入教室者，亦应安静入座，不得高声谈笑以扰及在室师生之讲论。近查有少数学生忽视此点，殊属非是。既妨他人之学业，又损个人之行检。此后务当切戒以自重而无妨他人为要。

同时，梅贻琦委托钱昌祚做教师工作，从轻处分学生。11月23日，学校给予学生记大过处分。

梅贻琦任教务长后，在前任教务长张彭春工作基础上，在组织建设、课程体系、学生管理等各方面继续建立健全大学部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梅贻琦对学生的关爱也渗透在对制度的执行中，体现为充满温情的管理。徐铸成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

1926年，徐铸成借同学文凭，考入大学部政治学系，用名“徐锡华”。甫一入校，钟灵毓秀的清华园、中西兼有的精美建筑让徐铸成陶醉。徐铸成感到清华“真是辽旷无际，建筑则崇楼杰阁，美轮美奂，设备完美而西化，恍如置身中西合璧之大观园。”“我从小为穷学生，一旦处身此环境，仿佛刘阮上天台矣。”“总之，在我看来，天堂般的环境，神仙般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徐铸成曾经求学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校长致函清华，揭发徐铸成借用他人文凭投考清华之事，要求清华严肃处理。

梅贻琦作为教务长负责处理此事。身为学校管理者，他必须依章办事。但是作为教师，他又要保护学生。面对矛盾，梅贻琦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梅贻琦答复第三师范校长：该生投考时之照片与入学时核对无误；且该生入学后品学兼优，似不应追究。言下之意，希望该示范校长宽大为怀，不再追究，给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出路。无奈第三师范校长覆函气势汹汹，并附有徐铸成与徐锡华两人照片，声称如再不开除，将向教育部控告。

无奈之下，梅贻琦替徐铸成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徐铸成回忆“月涵先生并温言慰勉，谓人生难免无挫折，要有再接再厉，屡扑屡起之决心。言毕，出示一写就之致南开张伯苓先生介绍信，并言：‘伯苓先生为我中学老校长。我恳介你去南开学习半年，明夏再来清华插入二年级。’”梅贻琦的温言劝慰，与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校长必欲致青年于死地适成鲜明对照，其委曲爱护青年之苦心，让徐铸成大为感动，不禁“热泪潸然而下”。翌日，徐铸成便“洒泪告别清华园”。“在天堂只逗留半年，就一跤跌回了人间。”

离开清华后，由于“南开所费不赀，父亲又收入甚菲，断无力供应，不得不重违梅月涵先生之好意。”徐铸成考入河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以后又走上新闻之路，终成为我国一代著名记者、记者与新闻评论家。

徐铸成回忆“我在清华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以后对她还很眷恋，关心她的一动一静。”他以温润的文字深情回忆了在清华学习与生活，以及对教务长梅贻琦的衷心感谢。

梅贻琦对学生爱护，也超越党派和主义。朱理治参加共产党，被捕后梅贻琦打电报保朱理治，说这个学生很好，“安心读书，绝不务外。”

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前夕，北方局势剧烈震动。部分学生担心局势而提出转学申请。梅贻琦指示注册部开具学生成绩证书以兹证明。同时告知转学生“凡欲转学他校者，在请领成绩证书后，倘下学年仍欲回校，须至迟于开学前两星期以前来函声请，待复信准许后方得回校，以清手续。”为转学学生留有退路，充分体现了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

梅贻琦任教务长后，直面大学部发展遇到的种种难题，审慎稳妥地一一解决。待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清华学校被国民政府接管并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8-1931年，尽管有政局丕变、社会动荡、学校改名、学潮频仍、人事更替等各种因素，但清华的教学并未有波动，根本原因就在于1926-1928年间在梅贻琦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如果说张彭春对大学部成立有奠基之功，梅贻琦则对大学部组织变更、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学生培养等各项工作接续完善，居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