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明
【按：近来从家庭旧档中看到清华图书馆老馆员唐贯方的一份自述材料《历史补充》，内容涉及抗战时期清华图书南迁事。唐贯方是当年清华图书南迁的亲历者，所记所述当为第一手材料，具有真实可靠性。现据此材料对图书南迁及其后续工作做一综述，亦可见一代清华人在神圣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份责任担当。——笔者】
南 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伸向我华北。华北危急！北平爱国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发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清华当局也于是年11月，将一部分贵重图书装箱，运往正在筹建中的湖南长沙清华分校以应变。图书装箱工作在晚上图书馆底层紧张而热烈地进行，共装箱417件，在夜幕掩盖下运到清华园火车站上车，沿平汉路南下至汉口，暂存于上海储蓄银行第一仓库。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奉命南迁，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合组国立临时大学。此时有着16年馆龄的清华图书馆馆员唐贯方正值暑假南下探亲，闻讯立即北返，途中接到学校指令，让他赶赴长沙参加临时大学图书馆筹建工作。他无法顾及留在已沦陷的北平的母亲、姨母、妻子和子女共8人，只身前往长沙受命。随后，日寇侵略战火逼近武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云南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又派他和一位化学系助教张光世赶赴汉口，抢在武汉沦陷前，将存放在银行仓库的图书仪器运往四川。
入 川
入川须走长江水道，经三峡，越急流，过险滩，还受潮汐影响。当他们随船押运图书仪器行至入川第一站宜昌时，遇上史称“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时华东战火蔓延，大批机关团体、工商企业、人员物资，以及大量难民，急涌入川，被堵在这里。民生轮船公司船只有限，无法很快疏通。上有日机轰炸，下有难民涌动，码头一片混乱。张光世先去了重庆，留下唐贯方候船。他身披雨衣，带上工具，日夜巡视码头，守护书箱。一当有了船只，立即组织人力搬箱上船，历时4个月，将书箱全部运完。
对于这段抢运经历，唐贯方在解放后个人自述《历史补充》中这样写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先到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工作，后调清华办事处。当时时局日紧，学校派我与张光世（化学系助教，现不知何处）前去汉口，将以前寄存的图书仪器400箱，随轮押运四川。到宜昌之后，张先去重庆，我留宜昌，历四个月才将书运完。到重庆与董树屏（现在清华动力系教授）和土木系助教（周姓，记不清楚名字不知何往）和张等将全部图书仪器寄存仓库，准备全部运昆明。因为运输困难，先将全部仪器运完，然后由学校挑选一部分图书运昆应用。陆续运出200余箱后，我们先后离渝，其余的善本书由张光世运存北碚，后被日寇炸毁。”（注：张光世后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经济部长。）
学校将未能即刻运往昆明的图书，暂存在重庆北碚中央工业试验所，并购得一片山地，刨土凿洞，做藏书用。1940年6月24日，日机轰炸北碚，扔下燃烧弹。由于管理疏忽，大量图书放在地上屋内，中弹燃烧，200余箱图书化为灰烬，全部宋元版善本无存，只留下1000余残卷，成了“焚余书”。
为弄清战时图书损失情况，唐贯方1945年对北碚被炸有过一个专门调查，损失如下：“损失按箱数计算：1935年由北京运往汉口，1938年春又由汉口运往四川北碚，共417箱，途中无损，其中西文193箱，中文224箱。北碚遭受轰炸后（按，此处应为“遭受轰炸前”），1938年——1939年，将书分两批运往昆明，共120箱，其中西文95箱，中文25箱。（北碚遭受轰炸后），总计损失297箱，其中西文98箱，中文199箱，占总数71.22%”
本以为经此千辛万苦运至后方的图书资料能够得到安全保存，不料还是没能逃过日寇的魔爪，蒙此浩劫，损失惨重，令人痛心不已！罪恶的战争岂止是国家民族的厄运，也给包括图书古籍在内的文化遗产带来沉重的灾难。
驻 足
图书运到昆明后，学校决定将书借存西南联大图书馆和一些院系，供联大师生教学使用。清华办事处下设图书部，由唐贯方、刘中藩、郑殿祥、沈刚如、夏邦彦、马文珍等负责拆箱，给图书重新编号、注册、移交，总计不下7000余册。此时，日寇已经占领安南（今越南），抵近云南边境，不断派飞机对昆明进行轰炸骚扰。人们毎遇日机来袭，就赶往郊外疏散躲避，来不及走的，就在住地临时防空洞里躲一躲。他们就在这紧张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1940年10月13日，日机又来轰炸了，翠湖一带被炸，殃及西仓坡，唐贯方和马文珍没有疏散，仍在办公楼里工作，工友老李在室外送水，来不及躲进防空洞，不幸被炸身亡。
对这一悲惨事件，马文珍晚年回忆道：“在一次日寇飞机入侵时，唐贯方先生和我正在翠湖边上的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工作，工友老李提着水壶也在往防空洞那边走。一瞬间，炸弹从日寇的飞机上投掷下来，老李以身殉职，唐公与我则无恙。”
此时的后方，正像马文珍诗中所说，“余火硝烟绕翠湖，后方前线两模糊。一片残阳红似血，坚守空楼整理书。”后方和前方一样遭受到入侵者的猖狂肆虐，这里有抵抗，有流血，有牺牲。在这一轮多达28次的日寇对昆明的空袭中，清华图书又一次遭到浩劫，损失惨重。1941年8月一次日寇空袭中，西南联大图书库被毁，内有清华名贵图书甚多，悉成灰烬。令人痛惜的是，人们为守护图书付出了血的代价！
为安全计，学校决定将劫后的图书疏散到郊外农村安置。兵分两路，一路将人文和社会科学类图书送到北郊岗头村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供研究人员使用。研究生有任继愈、王永兴、王玉哲等。副所长郑天挺在给任继愈论文写的序中证实，他们的研究工作充分利用了清华的图书。另一路将理工类图书送到西北郊大普吉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金属、航空、无线电、农业4所均在这里），供研究人员专用，就此成立一个小型图书馆。
图书馆由唐贯方、马文珍、尹宇萍（云南青年）组成，在教务长潘光旦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们以南迁图书为基础，将来昆后新购的国内外新书并入。共登录藏书西文3857册，中文961册。房屋两间，小间为编目室，大间由一排房子打通后形成，既是藏书室，也是阅览室，一室两用，并在入门处开辟一阅报处，供读者阅报、交谈、休息用。值得一提的是清华有连续订阅欧美一流科技刊物的历史，值此战争时期，一方面要设法将投递失散的书刊追回，另一方面要保持书刊订阅不间断。运输很困难，一些书刊甚至要通过“驼峰”空运辗转运到，实属难得。他们为研究人员能够保持和世界先进学术水平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 归
抗日战争进到1945年，胜利在望。学校奉命调查图书资料在战争中的损失情况，准备向日寇索赔。此时，已经陷入敌手的清华图书馆惨遭破坏，贵重书刊已被日寇掠夺，中文杂志已被焚毁，其余大部分已被分解至别处，“于是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矣！”（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要查清损失情况，须先查清现有在昆存书情况。由于图书运昆后经过多次分发，散于各处，一时难以查清，调查工作进展缓慢。时任西南联大常委会代理常委的叶企孙了解此一情况，向梅贻琦校长提出，派唐贯方接手完成此项调查。唐贯方深入校内各系、所、室进行查询，终于完成一份清华图书战时受损清单，如下：
“按册数计算。以战前清华图书藏书量为基数。战前已有中文书226,043 册，运昆明12,974册，损失213,069册（善本10,074册，普通202,995册）；中文杂志7,644册，运昆明330册，损失7,314册。西文书74,064册，运昆明12,060册（内有善本308册），损失62,004册（善本624册，普通61,380册）；西文杂志25,117册，运昆明568册，损失24,609册。总计损失中西文书275,073册，占总数91.65%，中西文杂志31,923册，占总数97.44%。”
两组数字，触目惊心！战火毁掉书籍91.65%，杂志97.44%，这是对日寇侵略罪行的控诉。劫后尚存书籍9.35%，杂志2.56%，它诉说着清华人抗日意志的坚贞。清华图书战时南迁，颠沛流离，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在后方云南这块土地驻足，以顽强的生存和战斗，用信息、知识、智慧支撑着西南联大的弦歌不辍，维系着中华文脉的历史传承。图书南迁是一部流浪史，也是一段文教战线的抗战史。唐贯方参与了这项庄严而繁重的工作，见证了清华图书南迁的全历程。
1946年，清华胜利复员，他们将这批南迁图书运回北平。
唐贯方回顾图书南迁的历程，在他的《历史补充》中动情地写道：“我一生服务清华。清华的图书大部分经我采购。我装箱南运，我押运入川，我转运昆明，我经手整理装箱运回北京，到北京之后又经过拆箱。我对清华图书馆有密切的关系。”话语中流露他对学校的深情，表达他对工作的负责担当。
反 馈
唐贯方走上图书馆大道从未停息。就在他负责管理大普吉清华图书馆时，1940年受聘参与创建云南省立昆明图书馆，1945年受聘担任云南省留美预备班图书室管理员，为预备班学员提供学习资料和信息。这主要出于有关领导人对工作的需要和对他的信任，也使他得以借此机会得到一些“兼差”收入，以填补战时困难生活的不足。他一肩两挑，在做好大普吉清华图书馆工作的同时，努力做好昆明图书馆工作，以回报云南人民的关照。
对于这段经历，他在《历史补充》中这样写道：“1943年，云南教育厅长龚自知筹办云南省立昆明图书馆。抗战时生活困难，潘光旦（现民族学院教授）介绍我去。龚自兼馆长，我兼任阅览部主任，一切事务令我策划。该馆共有二十余人，均兼差，不到馆，不办事，始终不知是谁。当时办事的连我五人，由我领导，一个联大毕业女生许静，办编目，其余二女同志、一男同志（姓名记不清）办理阅览事宜。我是三、五到馆办事，月领米一担，车马费法币100元，直到1946年复校前辞职的。”
“1945年，云南省政府办云南留美预备班，借云南省立图书馆一部分为校址，并要利用该馆图书。班主任系清华秘书长沈履（现在北大心理系教授），他介绍我兼任该班图书管理员，月支车马费100元（确数记不清），做了一年，1946年初结束。”
昆明图书馆建成后，龚自知兼任馆长，唐贯方兼任阅览部主任，为一现代图书馆，后更名为志舟图书馆——志舟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字号——以表对龙云的纪念。1949年省立志舟图书馆与座落在翠湖的省立昆华图书馆合并成省立志舟图书馆，把省立昆华图书馆改名为省立志舟图书馆翠湖分馆，由著名学者姜亮夫出任省立志舟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志舟图书馆几经调整，成为今日云南省图书馆。唐贯方以能参与云南图书馆的创建而庆幸，又以能得到云南朋友的支持与合作而欣慰，并以感激之心寄予云南人民一片真情。
荣 休
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复员北平，唐贯方即将北返。龚厅长挽留他继续在昆明图书馆工作，并以副馆长职位相许。唐贯方舍不下他那深厚的清华情缘，婉拒了龚厅长的盛意，最终携带全家离开了美丽的春城，绕道广东家乡，带上因战事而分离的子女，回到战云密布的北方，回到百孔千疮的清华园，继续他一生默默奉献的清华图书馆工作。
1947年4月29日，清华大学举行建校三十六周年校庆。这是抗战胜利回到清华园后第一次举行的校庆。校方对“服务坚贞，年资久远”的教职工进行表彰。唐贯方作为职员代表，和陈福田教授等其他9位代表获得提名，由校长在校庆大会上宣布，表彰他们对学校发展建设做出贡献。
到了1948年，唐贯方在清华服务整27年（1921-1948），学校赠予他一面《为人表率》锦旗以表彰，落款为“清华大学全体学生敬献”。为人表率，这份出自学生的心意，即是“为人师表”，蕴涵尊师重道的深意。唐贯方以自己的行为表现，最终得到莘莘学子的尊重和师从，是他一生的至高荣誉。
唐贯方1948年受表彰照
1996年12月3日，唐贯方走完他平凡而笃实的一生，步他所尊崇的祖辈唐国安、唐孟伦的后尘，服务清华，终老清华，享年95岁。
（完）
唐绍明 2025 年 8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