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克胜

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其实质是时人提出的众多建国方案之一，其他方案亦蕴藏着丰富历史线索和思想价值。相较革命，民国时期不少知识分子持改良主义立场，试图从解决具体问题出发，实现社会进步。社会学家吴景超（1901-1968）便是其中之一。在改良主义群体内部，相对于注意揭露和批判社会问题从而呼吁社会彻底改革的批判、解构型学者（如陈序经），吴景超属于那种总是试图寻求解决社会问题或改善社会情形可能途径的建设、建构型学者。[1]所有类型的知识分子都以他们的特有方式做出贡献，全面勾画历史全景需要看到每一种人在当时社会中所处位置。吴景超是建设型知识分子典范，他对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对于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设计，使我们一窥改良主义式建国方案，而且其频繁参与包含革命派在内各群体的思想论争，亦使我们明晰改良与革命式建国方案的分歧或各自的洞见和遮蔽，从而为检讨“革命”“改良”的学术史之争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思路。

2021年正逢吴景超诞辰两甲子，周忱、吕文浩、严飞等人在吴氏故里安徽歙县组织了一场座谈会。以此为契机，他们整理出版了这部集研究性与资料性于一身的纪念文集。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收录提交研讨会的学术论文以及此前近十年来发表过的代表性研究论文或纪念吴氏的文章，其中已刊论文大都有不同程度校订和增补，力求反映各位作者目前的认识水平。第二、三、四编属于研究资料，包括吴景超自述文章和时人对吴氏生平事迹、论著的评论。多层次内容编排，既缘于吴景超著述整理程度尚且不足，更因编者试图将本书作为研究吴氏再出发的基础。书中各文聚焦于中国出路问题（即书名所谓“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有力揭示了民国时期吴氏关于中西关系、城乡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思考。阅读全书，掩卷沉思，吴景超的前瞻与尴尬处境愈益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一 积极引进外资的经济思想

民国为半殖民地社会，外力强势侵入中国的同时不断面临合法性危机。国民革命兴起前后，反帝成为时代大潮。但帝国主义本是极其抽象而宽泛的名词，对于同一现象究竟属于需要抵制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还是可以接受的一般性列强在华行动，时人理解并非一致。本书所收王雪梅和王君柏两文注意到，吴景超1928年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积极肯定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2]一方面，吴氏赞同陈翰笙、费孝通等人有关西方商品涌入中国造成既有经济体系解体的判断，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一解体只是暂时现象，中国发展新机已现。具体来说，英美债权国有足够剩余资金可供投资，而中国所拥有的天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亦必将吸引图利资本。国际资本巨额输华，将会促进中国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从而使国人达到较高生活水平。因此吴景超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只应反对外国统治，不应反对国际主义。[3]这一观点自属无懈可击。但以后见之明观之，民国从开放中获得的收益有限，本国经济与人民生活所受冲击反而要大得多，所以现实中的排外情绪比较普遍。[4]这使实践反对“外国统治”时容易逾界，迈向反对“国际主义”。

除延续之前对国际资本的理论判断外，1937年吴景超还通过实地考察常州、无锡、上海等地三十几个工厂，认为一国工业化发展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利用外资。针对当时利用外资尤其允许外人在华设厂弊大于利的观点，吴景超做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利用外资的弊可用外交方法消除，利却有很多，诸如加速中国工业化，降低金融市场利率；为农民产品增加消费者；为工人增加就业机会；为政府增加税收等。总之，外资究竟促进中国资本发展抑或加剧殖民地化程度，关键在于中国人自身。[5]1948年讨论中国工业化资本来源时，吴景超仍坚持引进外资，却反对如苏联般强迫人民储蓄以筹集国内资本的方式，他认为这必使已在饥饿线上徘徊的中国民众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6]

但是，1920年代传入中国并对知识界产生极大影响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关外资输出及列强在华经济特权的认知，与吴景超观点大相径庭。尽管列宁与吴氏观察到同样现象，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已有大量资本剩余，这些必将输至落后国家谋求利润。但列宁将之上升到资本主义本质层面加以把握，“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水平，而是向外输出，以争夺经济领土的方式瓜分世界”。[7]在列宁及其追随者眼中，前述吴景超的认知无疑混淆了资本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相较而言，吴氏判断更为接近胡适。1925年，面对持有列宁式帝国主义论的陈独秀地质询，一向平和的胡适竟激动地反问：“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8]在胡看来，协定关税等不平等经济政策可以通过修约改变，而非陈氏所谓帝国主义国家的立国命脉。胡适这种与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相反的态度，是他在1925年遭到青年学生批判和反对的重要因素之一。[9]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至中国“一边倒”向苏联后的1951年，吴景超亦对自己的外资思想做了检讨和自我批评，“我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利用外资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没有重视苏联的经验，从苏联的经验中，得到自力更生的教训”。[10]

其实，民国时期吴景超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大致属于“胡适派学人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识，[11]而积极引进外资的看法更一度成为时代主流。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即抗日战争后期），无论共产党领导阶层还是国统区知识界，均认识到中国工业化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后者更对具体利用方式展开广泛讨论。[12]相对而言，更能体现吴景超独特思想贡献的是他关于解决乡村危机和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经济制度的设计方案。

二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整体视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危机及其解决方案成为时代热点。新近有研究指出，这一危机多有知识分子以都市眼光审视农村的想象成分。[13]有趣的是，虽然时人对农村问题的认知本于都市标准，但解决方案却大多忽视或主张削弱都市，而仅仅着眼于农村自身建设。也有研究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时大部分关注乡村的学者仍无法准确认识工业文明与农民离村的历史意义，故而将工业化带来的人口流动视为负面现象。[14]出人意料地是，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景超就已认识到当今学者所指出的这一观念误区，并对此有所澄清：“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误认为都市是农村的仇敌。他们认为都市对于农村，不但没有贡献，反可使农村的破产加深。这种误解，是应当矫正的”[15]。但另一方面，无论以都市为农村之敌，还是视农民离村为负面，这些观点确实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近代乡村危机一定程度上正是城乡背离化发展所致。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近代中国农民离村超前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带来资本、人才单方面流出等不少负面影响。[16]

不同于多数乡村建设论者，吴景超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方案。既有研究多认为这是“重工”（与“重农”相对）与强调西化。本书所收阎书钦、宣朝庆的论文指出，只有将这一观点置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思想中，才能完整把握其思路。[17]在吴景超看来，都市是一种兼有消费、生产能力的经济组织，对周围地区有服务及辐射能力，都市发展能够带动周边乡村在内区域的协同发展，美国都市芝加哥便是如此，不过中国都市发展水平较低，基本停留在都市经济前一阶段——市镇经济。吴氏进一步指出，当下中国乡村与都市人口比例过高才是国民生活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需要提高都市化水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推进都市化需要改良农业，提倡新式工业，发展机械运输，便利供给贸易，在此过程中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总之，吴景超的都市化方案并非单纯建设城市或救济乡村，而是试图发展城市的同时解决农民、农村问题。这一整体视野下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才是他对中国这类“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高，且农业谋生比例高）出路开的处方。对比现实，王君柏极言吴氏前瞻。他发现，2010年后我国才陆续有些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讨论，至于国家层面推动以城乡一体化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则更要到2014年以后了。[18]

马陵合意识到，吴景超所提方案是以社会学家的整体视野对现实经济进行工具化考量，归宿点仍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组织形态问题。这一观察颇有所见，但对吴氏方案的理解并不全面，仍将之视为“重工”，并认为未讨论造成农村危机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政治环境。[19]上文已有所辨析“重工”类的简化理解，此处仅讨论农村问题的外部环境。吴景超认为各地农村运动难以解决中国农民生计问题，原因在于兵匪、地权、交通、苛捐杂税等各种问题需要全国性政权来统一解决。为此，他提出中国目前最急切问题是实现实质统一，其次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而农民生计问题则隶属于后者。[20]而当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存亡问题成为第一要务后，吴景超便主张将他一向提倡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暂时置于国家工业化目标之下，建议立即发展国防工业及与之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21]由这两点可见，吴景超考虑农村问题时非常重视国内政治，这也是他整体视野的一部分。

至于是否忽略国际环境因素，则可从吴景超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导致国内工业难以发展的论述中略窥一二。他指出，面对英日等国的商品输出，中国只能以相同方式参与竞争，躲回农村只会坐以待毙。而所谓“帝国主义压迫”论实质是老工业国压迫新兴工业国，这一现象早已有之，但后发国家如德美日苏仍坚持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22]何况，中国工业化的困难绝不仅在“帝国主义压迫”，比如中国生丝输出衰退便由于自身生丝未改良，难以适应美国需要。[23]至于真正阻碍中国发展实业，进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因素，吴景超认为并非“帝国主义”或“封建残余”，而是中国自身人口过多。他指出即使中国实业发达如美国，个人所能分享到的红利也极其有限。[24]总之，吴景超的确较为淡化国际经济环境对农村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并非缺乏这方面思考。

除回应乡村建设派与革命派外，吴景超还与当时有关救济乡村或工业化的其他观点进行对话。首先，他批评了提倡农业的“归农运动”。吴景超认为，中国古代乃至欧美现在仍在流行的重农思想，主要因为此前技术不良，农业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以解决衣食问题，而当下农业革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农民减少，农产增加”现象，因此农民出路应在都市中寻求，而非再回农村。[25]其次，因欧美各国出现的劳资纠纷、大规模失业问题而质疑工业化的人，吴景超将之称为“因噎废食”派。他先从农业社会虽无失业但难以解决灾荒，而欧美失业期间其人民死亡率并未上升的角度进行批驳，进而指出工业化与失业、劳资冲突并无固定因果关系，已有欧洲国家进行调和劳资试验。[26]最后，吴景超也不赞同为发展工业先改进其农业基础的泛泛之谈。他具体指出不少工业如矿业无需农业作为原料，而且仅有农业原料，若无其他生产条件，工业也难以发展。[27]

综上可见，与不少时人相异，吴景超既能从中西比较视野中相信工业化、都市化代表着的现代化道路，又抵触对中国现代化困境过于简单的归因，而是在充分汲取世界前沿经验的同时，着力于对某一问题进行客观中立的综合性分析，强调能够加以改良的中国内部因素。这一思考方式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40年代提出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剥离，而同价格机制结合的经济方案的思想基础。

三 从美苏经济制度比较中设计中国发展道路

1948年，自由主义在中国出现了一次舆论高潮，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创办《新路》周刊。本书内卫春回、钟祥财、姜涛的三篇论文涉及《新路》时期的吴景超，整理其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该方案大致包括：认可生产资料公有制，但主张其与价格机制相结合；重视经济平等的同时不放弃经济自由，并强调分散经济权力的必要性。[28]具体来说，吴氏将财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消费资料，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难以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储蓄投资失衡、形成垄断或半垄断企业等弊端。与战后中国学界流行的计划经济思潮不同，[29]吴景超认为，计划经济将限制人民的消费、择业自由，亦无法达到生产要素合理分配，而且造成国家机关规模扩张，将给人民带来不必要负担。因此他主张，应将基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起来。此外，吴景超对经济平等的思索格外注意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 R. Hicks）提出的经济权力学说，认为经济平等不仅在于个人所得来源和具体收入差别小，还在于财产所有权、使用权之类经济权力平等。

钟祥财从吴景超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特点着手，指出吴氏战后经济主张“工具理性”色彩减弱，“价值理性”转浓，因崇尚经济自由而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分离的折中方案。[30]而卫春回则尝试从具体语境中分析“折中”形成原因。具言之，20世纪4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对传统自由主义有着重大修正，这是吴氏方案“社会主义”一面的原因；而哈耶克、希克斯等人及蒋硕杰（师从哈耶克）、刘大中、吴元黎等《新路》同仁自由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则是吴氏方案“自由主义”一面的原因。[31]这一解释比较侧重外来思想学说影响，有一定启发，但未从吴景超自身社会阅历和思想脉络中分析他为何接受重视经济自由的学说。笔者以为，这大概有两方面因素可以考虑。第一，青年时期吴景超即相信世界文明是一个，后来亦有“我们没有歧路”的说法，故而不觉得美苏制度之间是整体的截然两分；[32]第二，中年从政期间对政府权力集中于少数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切身感受，使他更认同经济权力分散机制。[33]

吴景超参与主编的《新路》周刊发刊词称，“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34]其宗旨在于超越时局纷争，专心研究具体问题。但在那个“不归杨，则归墨”的时代，该周刊不仅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还遭到中共及其支持者“左派”知识人反对。[35]不过，除试图避免牵涉政治纠纷以外，这一宗旨或还由于周刊所论的确不因主政党派不同而发生变化，反而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发展难题。本书中姜涛的论文就从长时段视角观察，发现《新路》周刊所论议题在20世纪中国不断“复现”：有关经济制度和现代化道路的探讨和土地、人口与工业化的分析，早在1930年代就已展开，而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途径、平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国家工业化需求之间矛盾等问题，中共建政之后依然需要面对。[36]换言之，《新路》既因聚焦现实问题，少谈主义而未见容于当局，却又因此能对相关问题进行无成见地深入讨论，这也是今日我们仍有必要重温吴景超及《新路》的原因。

四 结语

以上就笔者感受比较深刻，亦足以反映吴景超思维特征的三个议题结合原书各文加以讨论。当然，民国时期吴氏思想远不止这三方面。本书还对村落调查、历史研究、书评写作和家务社会化、民族性以及大学授课、办刊情形进行梳理。吴景超的前瞻在于较少强调中国特殊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提供更符合社会学、经济学学理的独家方案，尴尬在于这些答案既超前于当时实际的半殖民地社会与乡土中国，亦不大容于过去那个20年代中期以降主义先于问题的党国时代。

总体来看，本书虽是纪念文集，但所收学术论文不分畛域，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足以代表目前学界研究吴景超的现状。本书所收吴氏自述文章、时人对其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亦有利于我们增进对吴景超的整体认知。时间上本书集中于民国时期，仅有史料部分涉及当代史；研究领域上本书偏重吴景超经济思想（包含都市社会学），政治、社会（尤其人口、组织）思想方面研究偏少；从比较研究而言，已有吴景超同潘光旦、陈序经、费孝通在民族性、文化社会思想、乡土中国出路等方面比较，但由于吴氏研究范围极广，见解又独树一帜，仍有开拓比较研究的空间。[37]

此外，本书“编者说明”前的彩插提供了若干幅珍稀照片，并由编者加入准确而详细的图注，亦为本书增添光彩。彩插中有一幅吴景超孙子吴正喆题写的祖父青年时期格言，足以代表吴氏建设型知识分子本色，特加摘录，聊以呼应本书的纪念性：“人生最完满最快乐的生活，只是诚心悦意的加入社会去活动，使我所居的社会因为有我，可以向真美善的仙乡再进一步。”

注释：

[1] 刘集林：《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22，第109页。刘文还指出，吴景超这类建设型知识分子，亦与默顿所言科层组织知识分子类似。

[2] 王雪梅：《从芝加哥学派出发眺望“世界社区”——重读吴景超的<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王君柏：《如何理解吴景超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54-56、57-61页。

[3] 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游宝谅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第392-393页。

[4] 龙登高：《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误及其探源——基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考察》，《清史研究》2020年第11期。

[5]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17，第206-210页。

[6]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新路》1948年第1卷第7期，第4-5页。

[7] 列宁：《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7，第377页。

[8]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第97页。

[9] 赵埜均：《胡适的1925年——话语权势的争夺与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国史馆”馆刊》2020年第总67期。

[10] 吴景超：《从土地改革谈到抗美》，天津市土地改革参观团：《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第75页。

[11]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5，第597-602页。

[12] 参见卿定文《论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思想的初步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阎书钦《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3] 罗志田：《认识被化外的自我：后五四时期对乡村的关注和农村的问题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梁心：《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

[14] 李发根：《观念与阐释: 小农政治认知与转型期江南农民离村的叙事悖论》，《人文杂志》2019年第9期。

[15]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93页。

[16] 参见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第77页；罗志田《流动抑或纷扰：民国前期农民离村现象及时人的认知》，《澳门理工学报》2023年第1期。

[17] 阎书钦：《吴景超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转向》；宣朝庆、陈旭华：《以都市振兴乡村社会——吴景超都市社会学思想再思考》，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20-126、141-159页。

[18] 王君柏：《为什么要重温吴景超的“两类农村”与城乡一体化论》，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61-162页。

[19] 马陵合：《经济与社会之间：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初探》，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47-250页。

[20] 吴景超：《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1934年第84号。

[21]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17，第229页。

[22]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115-116页。

[23]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97页

[24]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122-123页。

[25]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72页

[26]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114-115页。

[27]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98页。

[28] 卫春回《试论1940年代后期吴景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91页。

[29] 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0] 钟祥财：《1949年以前吴景超的经济思想及其方法论特点》，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39-243页。

[31] 卫春回：《试论1940年代后期吴景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89-294页。

[32] 参见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游宝谅等译，第393页；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1934年第125期。

[33] 参见方慧容《社会、经济与政治之间：早期社会学者的徘徊与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第265-266页。

[34] 《发刊词》，《新路》1948年第1卷第1期。

[35]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潘光哲、欧阳哲生、张太原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第2卷》（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389-390页。

[36] 姜涛：《一份自我辩难的“蓝图初稿”——1948年<新路>群体的建国思考》，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21-324页。

[37] 最新研究诸如杨宇菲：《“社会之人”与“人之社会”——围绕吴景超与潘光旦回应家庭革命的思考》，《清华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1期；郝志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与“乡土重建”——吴景超与费孝通的争论及其启示》，《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杜月：《边缘人与始迁祖:吴景超与潘光旦论迁移》，《社会》2024年第4期；等。

（作者信息：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本文刊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社会史研究》第1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