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宇 赵美

提  要：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直接参与下，由周恩来主持，并经外交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等多部门协同运作，委托清华大学建立的当代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该班发端于中国和东欧五国交换留学生的动议，中外双方就学习内容与期限、生源资质、生活待遇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形成了建国初期留学生教学与管理的雏形。1950年9月，清华专修班正式成立，至1952年秋季转入北京大学之前，实有教职员工17人，学生36名。其行政管理分为3个层面：政府层面为东欧来华留学生工作组，由相关部委人员组成；学校层面为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由校内知名学者组成；机构层面即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在行政级别上与“系”平级，由邓懿主持具体教学工作。清华专修班的工作原则有二，一为“分工合作”，二为“民主集中”。回首望去，清华专修班的建立不仅培养了一批知华友华的外国学生，而且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在中国乃至世界汉语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关键词：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组织架构；国际中文教育

一、引言

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以下简称清华专修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组建的当代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发端于中国和东欧五国交换留学生的计划。1950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教育部：

我国和捷、波、匈、保、罗五国交换留学生一案，由外交部向各该国驻华大使馆交涉结果，已得各该国政府的同意。……对于此项来华学生头一年的语言训练工作，请你部计划办理。（李滔2000：289）

又据清华校史：

9月11日……教育部委托本校负责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派遣来华学习的35名学生的第一学年语文训练事宜。（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2011：186）

11月8日下午二时，教育部召开座谈会，外交部苏欧司东欧科科长吴青向与会者汇报了交换留学生的谈判经过：

最先由捷克向我提出，后由总理指定文委、外交部、教育部各一人组成三人小组^[1] ，拟定计划。主动向波、捷、匈、保、罗五国提出交换留学生：我们派出的去学三年，他们派来的学四年，主要皆为学习语言、政治、经济情况及历史。对他们派来的学生第一年在清华设华语专修班、第二年即可在各大学学习。^[2]

以上文字交代了清华专修班建立的几个基本史实，即：（1）该班是由中国政府主导而建立的；（2）办学主体是清华大学；（3）生源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五国，数量为35人；（4）学习时长为一年；（5）学习内容为中国语文。

对此，笔者尚存以下几点疑问：（1）专修班为什么开设在清华大学？（2）既然生源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没有苏联？（3）究竟谁是负责人？周培源还是邓懿？（4）为什么称之为“中国语文”而不是中文、汉语或华语？（5）为什么是“班”而不是“系”？（6）清华专修班究竟有多少学生？

带着诸多疑惑，笔者从一手史料及相关文献入手，走访知情者，试图对该班的组建过程、名称演变及行政架构进行一一考证，以期还原其历史面貌，为正确认识该班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提供客观而真实的依据。

[1] 三人小组成员即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冯乃超、外交部伍修权、教育部黄新民。见李滔（2000：81～82）。

[2]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38页。

二、关于清华专修班的缘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在与各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迅速就互派留学生事宜进行了接洽。当年12月16日至转年2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其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与之谈及互换留学生事宜，双方约定由捷政府提出详细方案。1950年4月，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致电教育部，告知捷驻苏大使转告该国教育部的计划：

捷克教育部建议设立研究中捷两国历史及语文之交换留学生奖学金各10名。（李滔2000：76）

1950年1月，波兰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毕罗奇（Jan Jerzy Piankowski）就交换留学生之事致函中国外交部。1月14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致函教育部：

关于交换留学生问题，拟请贵部从速研究、准备具体材料，以便进行商谈，并希望随时与本部交际处联系，以便邀约波代办商谈。（李滔2000：75）

5月1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就留学生派遣问题向中央政府提交请示报告：

关于派遣留学生，……（二）捷克斯诺伐克提出互相交换十名留学生（学语言、历史）……。（三）波兰向我国提出互相交换十名（学语言、历史），此事急需决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2005：174～175）

5月15日，刘少奇批示：

与波捷两国交换留学生各十名立即可办。（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2005：174）

6月16日，毛泽东批示：

请周照少奇意见，酌办。（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2005：175）

周恩来、朱德、陈云均签阅了这份报告。同时，刘少奇还批示：

派苏留学生在补贴问题未解决前暂时不办。（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2005：174）

由此可见，最早提出与中国交换留学生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作为友好国家，中方亦和苏联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因补贴问题而搁置。刘少奇的批示恰好解释了我们此前对于清华专修班没有苏联留学生的疑惑。

又据清华专修班罗马尼亚留学生罗明（Romulus Budura，1931～2021）回忆：

1950年6月，罗马尼亚领导人也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信。周恩来总理在信中说，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中国和罗马尼亚双方互派留学生，以熟悉对方国家的语言与文化。（孔寒冰2016：20）

致信罗马尼亚说明此时中国政府已经从最初的被动转为主动，并得到了罗马尼亚等国的积极回应。6月25日，在政务院召集的专门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责成文化教育委员会、外交部、教育部组成专门小组，亦即吴青所言三人小组，拟订与有关国家互派留学生的计划。会上决定：

除了与波兰、捷克互换留学生10名外，并主动的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朝鲜等国，提出各交换留学生5名，与以上六国交换的留学生，各有5名以学习语言、历史、政治、经济为主……（李滔2000：81～82）

至此，中国政府在与捷、波议定互换留学生的基础上，又主动提出了与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朝鲜交换留学生的意向。此后不久，文化教育委员会制订了招收留学生的计划，并经主任郭沫若于7月10日签署，呈送周恩来：

一、交换留学生的国家为捷克、波兰（以上两国已向我国建议交换）、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上四国由外交部向各该国驻华大使建议交换）等六国。

二、学生人数。除捷克、波兰各交换10名外，其余四国各交换5名，共计40名。

……

六、来我国的上述各国留学生，由外交部组织半年至一年的华语训练班教育之，训练完毕后分送各国立大学听课。（李滔2000：76～77）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与朝鲜交换留学生计划暂时搁置。7月28日，吴青向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席拉德提出了中方的具体意见：

2.希望罗马尼亚派来中国的留学生，最好也是大学毕业生，且懂英文，他们来中国学习中国文、中国历史、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等为主，最少需要四年；第一年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学生一起集中住在清华大学，入为他们特设的语文班，第二年可由他们自由选择或入中国的马列学院或入一般的大学。

3.中国政府将供给罗马尼亚来中国的五名学生在留学期间全部学费、书籍、住宿、饭费、医疗费，发给中国衣服，及有组织的旅行费；第一年为他们特设西菜厨房，供给西菜，此外发给每人每月零用钱相当于200斤小米。

4.希望罗马尼亚的学生能在9月25日以前到达北京；从罗马尼亚来北京的路费，请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自理。（李滔2000：81）

外交部还特别说明：

我与捷、波、保、匈等四国驻华使馆所谈交换留学生条件，基本上与罗马尼亚相同。（李滔2000：80）

有了与捷、波谈判的经验，中方在与罗方交涉过程中，已经可以就生源资质、学习期限、生活待遇及留学费用等问题提出相对具体的意见，初现留学生管理模式的雏形。就在外交部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协商之际，教育部也在物色承担此项任务的教育机构。最终，教育部将目光锁定在了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3]想起了访美时曾在赵元任家邂逅的邓懿^[4]：

一九五〇年七月下旬教育部决定在清华设立中国语文专修班的时候，教务长周培源同志便约定邓懿同志担任教学工作，并由邓懿拟一计划送教育部批准。^[5]

邓懿（1994）对此回忆道：

五〇年七、八月，我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因为高教部说秋季开学时就要有留学生进校，清华拨给语文班几间二院 的空房子，地点虽好，但本身破旧，非要好好清扫才行。记得开始时没有人手，我亲自到庶务科之类的地方，把墩布、扫帚等工具扛回二院。

邓懿，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读研，后因战事中断学业；1937年在北平一家美国人创办的中文学校教中文^[6]；1943年8月～1944年12月担任哈佛大学ASTP^[7]中文项目助教，在赵元任的指导下训练美军士兵的听说能力；1944～1945年任哈佛汉英字典编撰处编辑；1945～1946年任美国麻省康桥业余学校中国语文教员。回国后，邓懿曾于1948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负责印度学生的语言教学，印度汉学家、驻华大使白春晖（Vasant V. Paranjpe，？～2010）便是邓懿此时的学生^[8]；周培源邀约之时，她正在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华侨“国文”（肖钟1987；邓懿1994；周一良2002；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可见在进入专修班之前，邓懿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如果说在赵家邂逅周培源纯属偶然的话，那么以扎实的功底走上中文讲台则是邓懿生命中的必然。

[3] 周培源（1902～1993），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

[4] 邓懿（1914～2000），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讲师兼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副教授、副主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教授。当代中国汉语教育事业奠基人。

[5] 见《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总结》（以下简称《清华专修班总结》），1952年7月25日，载《基础汉语教学资料（1950～1952）》，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资料室藏。

[6] 据笔者推断应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美国军人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1883～1946）、外交官范宣德（John C. Vincent，1900～1972）、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汉语教育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1911～2009）等都曾在此学习。

[7] ASTP即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军队特别训练项目）的缩写。

[8] 据邓懿三子周启锐回忆。

1950年8月3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向教育部下达文件，就交换学生的具体工作发出指令：

我国学生于9月中出国，外国学生亦将于此期间来华。对于此项来华学生头一年的语言训练工作，请你部计划办理。（李滔2000：289）

清华修史，以1950年9月为专修班成立的时间节点（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40），虽未说明具体依据，但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理由可以作为支撑：其一，清华大学聘请了专修班的第一位专职教师邓懿，薪资为小米705斤，起薪日期为这一年的9月1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2005：1046）。其二，教育部于9月4日向清华大学下达了关于积极筹备东欧五国35名来华学生语文训练的通知：

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五国交换留学生35人，将于9月中旬陆续来至我国，对于此项来华学生头一年的语言训练工作，交由你校积极筹备……（李滔2000：289）

其三，9月18日，清华大学成立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旨在指导专修班的各项教学管理工作。

由此可见，清华专修班是建政初期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与朱德、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等领导人的直接参与下，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并经外交部、文化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团中央与全国学联等多部门协同运作，委托清华大学建立的当代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与历史上汉字文化圈和西方人汉语学习的个人行为或宗教团体、商业机构、外交使团的组织行为不同，也与清朝政府拒绝西方人学习汉语、民国政府放任自流的语言传播政策有别，清华专修班的建立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以国与国的邦交友好为出发点，以对外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积极主动的国家行为。

三、关于清华专修班名称的解读

对于这样一个教学机构，中央各部委在最初议定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而是笼统地称之为“语文班”“华语培训班”“华语专修班”或“外籍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9]，此后各种史料中出现的名称或长或短有近十种，随意而不规范。1951年8月1日，教育部发文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暂行规程已经第三次东欧交换生工作组会议修改通过，并经我部批准，兹将原件配发，系即公布施行。”^[10]此前文件上图章^[11]与班名不一致的问题终于引起了清华校务委员会的注意。8月2日，校务委员会委员胡祖炽^[12]提议：“该班图章上所用名称应与正式名称符合。”周培源批示道：“名称现已确定，前发该班戳记应予更换。”^[13]9月，该班在新提交给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的两份工作报告^[14]上，署名与戳记已经统一为“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标志着清华大学在该班行政管理的规范化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不知为何，转年10月，清华大学着手将有关财务文件移交北京大学并为此呈文教育部时，使用的说明文字仍然是“华文专修班”。^[15]

“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包含了4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清华大学”，指的是办学主体。彼时京城高校可分为3类，即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教育部在选择承办高校时，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因无行政管辖权而不在考虑之中，此其一。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宣告解放。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是北平最早被接管的高校，这个时间不仅早于开国大典，也早于北平和平解放，此其二。1949年5月4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主席叶企孙及委员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等人都与新生政权有着程度不同的密切关系，此其三。清华大学自1931年开设俄文课程，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未曾中断，师资力量雄厚；北大虽然自1920年开设俄文课，却在1931～1952年间取消了该课程，这对计划中的苏联与东欧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此其四。就办学规模而言，1949年清华共有教师309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2011：172），北大则为864人（王学珍2021：41），相比之下，前者更便于管理，此其五。起步于游美学堂的清华大学，常年浸润在欧风美雨之下，具有较为丰富的留学管理经验，师生普遍外语水平较高，是一块十分有利的背景板，此其六。清华大学由此成为专修班承办学校的首选。

第二是“东欧交换生”，指的是上述东欧五国来华学生，其中，罗马尼亚5人，保加利亚5人，匈牙利5人，波兰10人；捷克斯洛伐克原计划10人，实际抵达8人，共33人。此外专修班还有3名留苏的中国学生^[16]，笔者此前考证为张玛娅^[17]、苏罗莎^[18]和黄健^[19]（施正宇，等2022），后在相关文件中得到印证^[20]。他们均为中共烈士子弟，其中张玛娅、苏罗莎在苏联出生，黄健两岁随母赴苏，都不会汉语。因此，专修班一共有学生36名。

第三是“中国语文”，指的是教学内容。“语文”之称始见于1949年蒋仲仁起草的《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及叶圣陶起草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他们以“语文”取代民国时期小学“国语”、中学“国文”课程的提议随即为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所采纳，1950年全国中小学课本以及课程名称统一改为“语文”（叶圣陶1986：126～131；刘国正2009）。以“中国语文”来标明当代中国第一个汉语教学机构的教学内容，说明决策者们并未意识到母语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的本质区别。

第四是“专修班”，指的是不同于一般“院”“系”的教学研修机构。通常一所大学院、系的设置意味着一个个发展成熟且相对独立的学科，清华大学没有草率地将这一项目归入中文系，说明校务委员会已经认识到两者之间的不同；以“班”名之，又表明对外国留学生的语言教学还只是预科教育，它既不是本科教育，也不是一个可以独立的专业或学科。

[9] “外籍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见于北京语言大学档案馆公布的一张馆藏照片中悬挂于清华校内的横幅上，见北京语言大学微信公众号，《光影中的北语校史》，https://mp.weixin.qq.com/s/l4eiNQ0E25K_x-pvkbrdog。

[10]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7页。

[11] 1951年6月和7月的档案均出现“清华大学中国语文专修班（北京）”字样的红色图章。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07、114页。

[12] 胡祖炽（？～1986），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讲师，校务委员会委员。

[13]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7页。

[14]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23页。

[15]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00～102页。

[16] 见《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总结》，1952年7月25日，载《基础汉语教学资料（1950～1952）》，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资料室藏；及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98页。

[17] 张玛娅（1926～1976），毕业于苏联莫斯科电器工程技术学院，先后任职于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和七机部（航天工业部前身）。

[18] 苏罗莎（1928～2014），又名罗莎，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无线电通信工程学院，后任职于七机部。

[19] 黄健（1927～2010），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体育专科学院，后任中国国家田径队总教练。

[20]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98页。

四、关于清华专修班的行政架构

清华专修班的行政架构分为3个层面，详见图1。

图1 清华专修班行政架构图

清华专修班行政架构的第一个层面是东欧来华留学生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1951年3月22日，外交部召集有关各方开会商讨，与会者有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团中央秘书长高棠^[21]，文委参事赵沨，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专员吴青、副科长苏丹，根据会议内容拟定了《关于加强对东欧交换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协议（草案）》：

为了加强中央教育部、外交部、团中央、全国学联在东欧交换来华留学生（以下简称交换生）管理工作中的联系，由教育部黄新民、李洵，外交部：吴青、苏丹，团中央：钱大卫，全国学联谢邦定，清华大学李广田、盛澄华 等同志组成“东欧来华留学生工作组”，由教育部每月召开定期会议一次。（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54）

[21] 即荣高棠（1912～2006）。

这份文件规定了工作组的主要工作：

1.检查教学计划及管理制度执行之情形。

2.反映交换生学习，思想情况。

3.讨论一些较重大问题（如政治报告及文化，社会活动计划等）就上列各项取得协议后，各单位分别报请领导上批准后执行。（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54）

清华专修班无论教学内容、学生状况还是各种重大事项，均在工作组管辖的职权之内。各个部门的职责不同，分工亦有所不同，例如教育部：

主责留学生管理工作：1.于每学期开始前，批准清华大学交换生教学计划，并后 得各有关使馆之同意后，宣布执行。2.定期检查教学计划及管理制度之执行。3.按期将交换生之成绩单分送有关国家使馆。4.定期征求各有关部门及交换生之意见。（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55）

外交部、团中央、全国学联与清华大学间的一切联系，应通过教育部进行。（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56）

上述文件不止一次地强调各部门与清华大学的联系应经过教育部，而教育部黄新民处长“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总理打电话”（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64），这说明周总理对专修班的情况了如指掌。不仅如此，清华专修班制定的教学计划还需要征得各东欧国家驻华使馆的同意，学生的成绩单也要分送各个使馆，说明该班的组建，已不单单是中国政府一家的国家行为了，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国与国之间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国际行为，这一点在工作组中外交部的职责里亦能得到体现：

外交部在交换生管理工作问题上，应与各有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一定的经常联系，并随时将联系情况告知教育部及有关部门。

各部门与有关国家驻华使馆的联系应经过外交部进行。（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55～56）

团中央与全国学联负责安排东欧学生的课外活动，旨在将友谊的种子深植于青年学子的心中，为国与国之间世代和平友好奠定基石：

配合中央教育部加强对交换生的思想指导及活跃其政治文化生活，负责组织周末文娱、政治社会活动及参观旅行，并促进交换生与中国青年与学生之间亲密友好关系之建立。（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55）

清华专修班行政架构的第二个层面是清华大学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起初，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兼教务长周培源承担起了组建专修班的任务。根据工作组的分工，清华大学需要做的事情不少：

清华大学每两月应向教育部作书面综合报告一次（包括交换生成绩单）。并将副本抄至外交部（教育部转）。每月举行师生座谈会一次，由教育部派专员列席，必要时并得邀请外交部、团中央派员列席。（清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2011：55）

但是，周培源不仅仅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物理系教授，兼任清华校内多个委员会主任之职；作为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还有各种社会兼职，不可避免地成了社会活动家，这给专修班的工作带来了一些问题：

周教务长出国参加和平大会，教务处方面似乎无人负责，许多有关教学方面的工作（如招聘教员等）陷于停顿。^[21]

事实上，仅1950年6～12月，周培源参加的国际会议就有3个，另有教育部及全国性的会议两个（孟庆勋2015）。为此，清华大学于1950年9月18日专门成立了指导委员会，成员由吕叔湘^[22]（主席）、陈新民^[23]、邓懿、杨业治^[24]、李广田、潘光旦^[25]、费孝通^[26]等7人组成，用以改善因周培源缺席而带来的被动局面。七名委员中，除邓懿外，其余皆为清华教授，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有的还担任着校、系行政职务或地位较高的社会兼职，如此豪华的学术阵容足以说明清华大学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指导委员会成立后的五六个月内，开了五六次会，平均每月一次，主要解决的是增聘助教之事，属行政范畴；只有一次是讨论教学计划。1951年1月以后，指导委员会便因召集困难而不再开会。其间邓懿以专修班专职教师兼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承担起教学与行政管理工作，是清华专修班的实际负责人。邓懿遇有重大问题则向吕叔湘请示，吕叔湘再与校方商洽。此后未见该委员会行使职责的记载，何时解散亦无从知晓。由此可见，1951年1月之后指导委员会形同虚设。平心而论，清华校方成立指导委员会的初衷可嘉，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难遂人愿，如何对汉语教学进行指导，是时代留给清华大学的一道难题。

清华专修班是该行政架构的第三个层面，是对东欧来华学生进行语言教学、实施行政管理的核心机构。从行政级别上看，清华专修班并非“班级”，而是与“系”平级的单位。这一点在该班并入北京大学时得到了确认：

该班定为甲种系（等于中文系），其教学行政费均按我部直属高等学校额定经费开支标准计算。^[27]

学界普遍认为周培源是清华专修班的主任，但遍查相关档案文献，未见任命文件。该班负责人先后有以下4位：一是吕叔湘，以指导委员会主任之职行使管理职责，时间是1950年9月18日～1951年1月。吕叔湘1月请辞，并于4月23日获得批准。二是李广田，清华大学批准吕叔湘辞职的同时任命李广田为该委员会主任，盛澄华为副主任。未见李广田卸任的记录。三是盛澄华，1951年9月，清华校务委员会任命其为专修班主任。翌年2月，盛澄华因病请假。盛澄华是唯一一位正式任命的清华专修班主任。四是邓懿，尽管吕叔湘、李广田、盛澄华有过短暂的履职，但从始至终，邓懿都是清华专修班教学工作的实际负责人。这一点可以和《清华专修班总结》里的记载相印证：

五一年四月^[28]增聘教授一人（盛澄华）为班主任、领导全班工作；但自五二年二月起因病请假，所遗职务由邓懿代理。

专修班另有教职员工如下：

讲师二人（邓懿、王还）、助教四人（杜荣、熊毅、傅惟慈、焦庞颙）、教学助理二人（陈承运、张维）、生活助理二人（冯忆罗、钟梫）兼教学翻译工作和行政助理一人（黄克冰）。……此外尚有厨工三人，负责学生膳食。工友一人负责油印、清洁等杂项工作。^[29]

[21] 见《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总结》，1952年7月25日，载《基础汉语教学资料（1950～1952）》，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资料室藏。

[22] 吕叔湘（1904～1998），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23] 陈新民（1912～1992），时任清华大学化学工程学系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曾任哈佛ASTP项目中文助教（赵元任，等2022：636）。

[24] 杨业治（1908～2003），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德语专业主任。

[25] 潘光旦（1899～1967），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教授，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

[26] 费孝通（1910～2005），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据齐家莹（1999）《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383页记载，清华大学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第7位成员为费孝通，但《清华专修班总结》中为钱伟长。又据《费孝通年谱》记载，1951年6月费孝通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笔者据此推测，费孝通曾于1950年9月至1951年6月担任清华大学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成员，后由钱伟长接替。详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20卷（书信 诗作 年谱 索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27]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97页。

[28] 1951年4月应为任命盛澄华为外籍学生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的时间。

[29] 见《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总结》，1952年7月25日，《基础汉语教学资料（1950～1952）》，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资料室藏。

据此，清华专修班教职员工共16人。但清华大学1952年2月的花名册上，专修班人数为17人。

① 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2005：737～738）。

② 邓懿祖籍四川成都。

③ 应为“梫”字。

专修班的工作原则有二，一是“分工合作”。根据这一原则，专修班对工作人员的职责做了具体规定，例如班主任盛澄华的职责：

领导全班教学、行政及生活管理工作，包括掌握与估计情况，拟定教学、行政与生活管理等的工作计划，主持会议并领导讨论，作出决定，协助执行，验查工作，总结经验。班主任对教务长负责，并代表学校出席教育部每月召开的工作组会议。^[30]

讲师邓懿、王还的职责：

1.依据我班两年教学计划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向班主任提出该级具体教学计划，经班务会议决定后，负责执行。2.主编该级读本及文法教材并担任该课程。3.领导助教工作。4.定期向班主任汇报情况。^[31]

助教杜荣、熊毅、傅惟慈和焦庞颙的职责：

在负责教师指导下担任该级会话、造句及作文、习字等课，协助编印讲义及其他与教学有关工作。^[32]

行政助理黄克冰的职责：

掌握财务、图书、资料、特种采购，并协助公文处理，会议记录、行政工作的内外联系及其他有关行政事务工作。^[33]

专修班后又增加了书记（秘书）杨学金，即清华名册上的第17人，负责财务工作。^[34]生活助理冯忆罗、钟梫的职责：

1.讲义译成俄文及讲义中的俄文打字。2.课堂，会议及报告等翻译工作。3.生活管理，包括伙食、医疗、文娱、反映学员学习与生活情况。4.学员工作上的内外联系。^[35]

除此之外，专修班还有负责学生膳食的厨工3人，负责油印、清洁的工友一人，这与表1中4位普通工的人数是吻合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国瑜曾经提到在梁思成、林徽因家做客的一个细节：“梁、林家有下午四时喝午茶的英国习惯……他家有个厨师叫奎顺，会做西点……”（赵炳时，陈衍庆1996：21）此奎顺与名册上的奎顺应是同一个人。笔者由此推测，4位普通工中，年纪稍长的刘乐亭、刘子荣与奎顺同为会做西点的厨工。另据钟梫回忆（崔希亮2010：63）：

中国语文专修班刚开始上课时用的是油印的教材，邓懿一写出来，我们就连夜刻蜡版，油印，第二天早上学生拿到的经常是油墨未干的。

笔者推断，名册上最后一位普通工邓增寿应该是负责油印的工友，1952年时23岁，很可能尚未成家，居住在二院工友室，便于连夜油印教材，同时兼顾日常清扫。

专修班的第二个工作原则是“民主集中”，体现这一原则的方式便是“会议制度”，包括班务会议、师生会议、教学研讨会、生活管理工作会议、各国小组长会议。各种会议辐射专修班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班务会议“由班主任主持，暂定每月一次，由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必要时得邀各国小组长列席。班务会议听取班主任有关班内工作的总结报告，讨论并决定班内有关教学与行政上的原则问题，是班内的最高决策机构”^[36]。至此，清华专修班的行政架构搭建完毕。无论是政府官员、清华校方还是班内教职员工，大家勠力同心，各司其职，勤勉其责，直至转入北京大学。

[30]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25页。

[31]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25页。

[32]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25～126页。

[33]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26页。

[34] 见《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朝鲜组工作汇报及东欧一、二年级工作教学汇报》，1953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207 009-017（017）。

[35] 见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1950～1952年，第126页。

[36] 见《本班内部暂行工作条例》，1951年9月，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2011，第126页。

五、关于清华专修班的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方面为冷战的阴云所笼罩，国际生存空间逼仄，处境窘困；另一方面因缺乏对外交往的经验，如何开展对外合作交流、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成了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未几，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中国政府领导人意识到语言学习与文明互惠是世界各国都能接受且十分需要的文化交流突破口，而清华专修班的建立正是中国政府对外文化交流从零开始，从初期被动走向积极主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专修班培养的学生，除1人中途回国以外，其余都顺利通过了语言关，进入北京大学等高校继续专业深造。他们毕业回国后，大都进入了高等院校、外交部、新闻机构和商业机构，成为了驻华大使、外交官、翻译家、汉学家和中国通，为中国语言与文化的传播、为所在国的对华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组建清华专修班的最初构想，也实现了新生政权中外教育交流零的突破。在传播汉语与中华文明的同时，增强彼此间的信任与尊重，拓展国际生存的空间，是清华专修班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专修班搬迁到燕园，又因朝鲜、蒙古等国学生的加入而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61年7月，北大专修班转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外非洲留学生办公室合并成外国留学生办公室。1962年该办公室独立成为“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964年^[37]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中国唯一一所具有国际影响的以留学生汉语教育为主要任务的高等学校。回首望去，清华专修班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教授外国留学生汉语的专门机构，也是当代国际中文教育的源头，是当代中国汉语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汉语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成功案例之一。

尽管清华专修班是中国政府从邦交友好、文化交流的层面来筹建的，但从性质看，它与20世纪50年代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汉字简化方案》与《汉语拼音方案》一道，成为这一时期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受众较少、辐射较远而鲜为人知。此时此刻，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正蓄势待发，假以时日，一飞冲天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37] 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的时间有1964年和1965年两个说法。据“北京语言大学纪事（1962—2012）编委会”（2012：22～27），1964年6月5日，高教部通过了《关于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的发展方向和校舍、校名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并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陆定一副总理。6月12日，周总理批示：“许明（周总理的秘书），待议。”但6月起学校的各项文件已经开始使用“北京语言学院”校名。1965年1月9日，国务院批准了高教部的请示报告。周总理在《关于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的发展方向和校舍、校名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第二次批示：“同意更改名称……”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

作者介绍：施正宇，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中文教育；赵美，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中文教育

（原文刊载于《语言战略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