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晨
内容提要：借助数字技术并经人工比对，可从大量数字文献和数据库中收集到晚清民国清华选派的绝大多数留美学生的工作信息。该工作不仅为系统研究清华留美学生职业获得与发展建立数据基础，也为突破量化史学主要依靠结构性史料的局限提供了示例。分析清华留美学生多个时间节点的职业信息可知，他们回国初期主要在学校和实业部门工作，在实现“学以致用”的同时，初期职业较一般留学生更具专业性，后期职业则多有变动。其职业变动与国家局势颇为相关，“学以报国”的倾向更为明显。与此同时，留美学生群体的聚集性也逐步显现，同学关系在个人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清华留美学生职业发展的基础是重视客观选拔和系统培养，强调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相结合，可为后世提供借鉴。
近代风起云涌的留学运动对中国的发展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晚清以降，囿于国力不竞、学术未新，内忧外患绵延不断，国家转型任重道远。因种种改革举措的推行多依赖现代知识与学说的引入，留学之风由此日盛。朝野各方不仅期盼学生能走出去，学有所成，还需要他们返回来，学以致用。举凡近代中国的重要转变，如政治上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教育上从科举取士转为遍设新学，经济上从小农生产进至工业初兴，留学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留学运动的研究不能只讨论前期的“造材”，更要关注后期的“用材”。
一、 研究对象、资料与方法
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这不仅将中国学生的留学方向引向美国，使得“留美学运再度振起”，更被视为“整个20世纪中国留学运动中最有影响和最为成功的”。1926年，最早一批清华留美学生归国报效已十年有余，时任校长曹云祥颇为自信地指出，清华一校所资助的留美学生，不仅在各类留学生中规模日显，且“其所贡献，已足注意矣”。从1909年初创到1944年最后一次选派留美学生，清华始终坚持培养、选拔和资助留美学生，留学生覆盖面之广、类型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和人数之众，在国内高校中极为突出。
如此重要的留学群体已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1974年，王树槐《庚子赔款》一书首次系统研究了庚子退款的议定过程、退款用途以及使用情况，在“美国的退款”一节，对庚款留美学生的籍贯、专业、用费、成就等方面进行统计。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和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两书，在深入分析清华发展历程的同时，也讨论了清华留美学生的基本状况。沈希珍的论文《清华留美学生之研究——以留美预备部为对象》以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为研究对象，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该群体的留学状况和回国后的就业动向。
关于清华留美学生的研究，数量和质量均已十分可观，但仍有讨论的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多未覆盖学生整体。沈希珍的论文考察对象集中于1912—1929年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对职业获得的分析主要依靠1937年《清华同学录》中的职业记载。该材料提供了900多位清华留美学生1936年前后的职业，但记载覆盖不全，遗漏约40%的留美学生，且很多人已归国多年，无法反映初期职业的获得状况。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留美学生职业分布的分析多是静态的，对其动态变化关注不够。同时多围绕部分个案下结论，研究的说服力不足。如沈希珍在讨论清华留美学生职业状况时，主要依靠的是321份留美学生传记和数十位个体的记录，对群体状况统计和分析不足，未能充分呈现其职业生涯的动态变化。
清华留美学生群体规模较大。自1909年第一次考选到1944年最后一次招考留美公费生，清华共选派1417位留美学生。其中可分为两个时段。一是1909—1929年，游美学务处（1909—1911）、清华学校（1911—1928）共考选并资送1285位留美学生，具体类型包括考选留美生、预备部毕业生、选派幼年生、留美专科男生和专科女生，不包括津贴生。二是1928—1944年，清华共招收6批132位公费考选留美学生。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后，1933—1936年先后招收4批共93名留美公费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的留美公费生招考一度暂停。1941年、1944年，已并入西南联大的清华在昆明先后招收2批共39名公费留美学生。1909—1944年清华选派留美学生的具体数量参见图1。
职业生涯是个人“长时段”的“大历史”，研究者能否尽量获取不同时间节点信息，形成连贯的数据链，对研究的效果影响甚大。而面对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完全依靠人力来获取较全面的数据链，存在很大难度。过往历史学者收集、整理和分析史料的工具有限，所能依靠的往往只有人工，限制了清华留美学生群体系统、连贯的职业信息获取。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渗透到各研究领域，历史学家的工具箱更为丰富，得以拓展研究的边界。本研究首先依靠1937年《清华同学录》和此后历年清华公费考选生名单，建立完整的清华留美学生名单；然后根据1917—1948年多种《清华同学录》资料，尽可能拓展每一位留美学生的职业信息；再利用python语言编写爬虫程序，在各类开放文献数据库中检索每位留美学生信息，收集后进行人工比对，确认各项信息一致后再输入数据库。每一位留美学生在数据库中的信息可分为两张表格，一张是基本信息表，一张是职业信息表，其中包含的变量信息参见表1、表2。
数字技术的优势之一是效率高，这为突破单一结构性史料的记载局限，依靠技术手段收集和分析群体多节点关键性信息提供了可能性。爬虫程序在各数据平台按照给定姓名查找信息，先后自动检索到11529条潜在信息。通过人工比对，确认其中来自3928种不同材料的9112条确为研究所需，占比79.04%。机器与人工配合的路径高效地实现了研究目标，1356位约96%的留美学生由此具备至少1项职业信息，相比《清华同学录》只有6成学生的职业记录是一个很大提高。没有采集到职业信息的留美同学共61位,其中多数可能没有职业，如30位同学或亡于留美期间，或亡于归国后不久；有3位留学期间已有精神问题。不能确认是否有工作但未采集到信息的只有26人，占全部1417位留美学生约1.8%。此外，511位留美学生追踪到10个以上职业信息，占全部1417位留美学生36%；追踪到3个以上职业信息的留美学生1172位，占全部留美学生83%（图2）。
二、 学以致用：清华留美学生的归国与初职
北京政府之财力拮据为世人所熟知，军阀挪用财政经费用于整军备战似乎是一种常态。尽管教育经费整体有限，北京政府在官费留学上却有相当的投入，留学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占比很高，政府对留学的重视可见一斑。政府“造材”之目的当然在于“用材”。1909年至1911年，游美学务处选派三批学生赴美。1913年，北京政府设立驻美留学生经理员，第一任经理员由清华游美学务监督黄鼎兼任，管理教育部和各省留美学生。1916年教育部《管理留美学生事务规程》规定：“官费生毕业后，除核准实习者外，应于两个月内启程回国。” 1919年《清华学校选派学生赴美游学章程》规定：“学生毕业或期满后，如未经准予展限年期或往他处调查者，应即向监督处领取川资回国”，学生如因等船或其他原因不能在毕业当月归国，“惟毕业后之第二月必须起程”，与前述规定基本一致。1933年后，清华不仅要求公费留美学生期满归国，还要求“依政府分配于指定机关服务三年”。
清华的办学背景也强化了学生们的归国使命感。清华学堂第一任会办范源廉在开学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认清华事业之由来，为国耻上有生命之一大纪念，对于美人退款兴学，感与愧并，唯有教者、学者、游者、居者通力兴国雪耻。” 1918级留美学生李济说：“一般说来留学的人都想学点什么，以备回国服务；很少（我不能说没有）预备在美国居住下去。” 1925年刊登在《清华周刊》上的一段学生自白，充分反映了清华学生的内心感受：
我们所享的权利，是现在中国青年所能享的天字第一号的权利，是国人忍气吞声，由血汁酬报所供给的权利。中国的现状，是外受强邻欺侮，内感国贼横行的现状，是今日不急起收拾，迟即不及收拾的现状。因此清华学生对于本国之现状，不得不由澈底究竟之了解；留学时不得不老老实实的学一门到家的学问。要有一番报德的心，要立一个为国的志。
1914年后，留美学生开始陆续归国。各年份《清华同学录》等资料虽记载了多数同学在美毕业或取得学位的时间，但没有具体的归国信息。通过对数据库中留美学生职业记录的检索发现，有1347位清华留美学生有国内工作经历，约占95%。可知绝大多数清华留美学生确实回国参与建设，很多学生在取得最高学位后的当年或次年即回国，另有部分在美实习工作两三年后回国，总体符合前述规定。
归国是职业选择的第一步，初始职业（下文简称初职）的获得是更关键的第二步。初职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巨大，在职业和社会分层研究先驱布劳（Peter M.Blau）和邓肯（Otis Dudley Duncan）看来，个人的初职、教育与父亲的教育、职业是影响职业生涯的四大决定因素。数据库中记录的留美学生的职业，有一部分并非实际从事的职业，而是身份或社会兼职，主要包括院士、学部委员、科学社等团体的职务以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这些虚职约占所有职业记载的14%。本研究主要关注实职，暂未分析虚职。受史料限制，有179位留美学生的回国时间不详。为此，本文将他们最后学位的取得时间视为近似的归国时间。若这一时间也不详，则通过“出国时间+留学年限”来推测其归国时间。确定归国时间后，将其与数据库中每位学生首个实职时间进行比较，凡能确定为推测回国时间5年内的职业，即认定为初职。从表3可知，有1006位清华留美学生在数据库中记录的第一实职是在回国5年内。
根据留美归国学生职业状况并参考当代行业分类标准，可将清华留美学生的职业划分为党政军、学校、实业、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五大行业。统计表明，清华留美学生初职在五大行业的分布很不均衡。有682位留美学生初职在学校，占比约50.9%；有404位留美学生初职在实业，占比约30.2%；211位留美学生初职在党政军部门，占比约15.8%。三大行业中的留美学生总计1297人，占比达96.9%，是学生归国后的基本就业方向。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人数很少，占比均不足2%。
学校是清华留美学生归国后最重要的初职去向。在全部27年中，有20个年份占比最高的初职为学校。尽管清华留美学生入职的各类学校有150余所之多，但主要是办学成效好、知名度高的大学，如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大学、复旦大学、协和医学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大同大学等。仅有少数留美学生的初职是中等以下学校，且分布很零散，包括北京汇文、上海浦东、无锡南菁和重庆广益等民国著名中学，各有1人；唯有南开中学是例外，有4人之多。
实业是清华留美学生的第二大初职去向。404位留美学生的初职为实业，其中有45位入职国外公司，359人为国内机构。国内机构中，清华留美学生相对集中于铁路系统的各个路局以及资源委员会下属的矿业单位，其他实业类别则较为分散。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结合清华留美学生的具体职业状况，本文将留美学生的实业工作分为制造、金融、交通运输业、采矿、卫生、文体、建筑、电力等类别。统计结果表明（表4），从事制造业的人数最多，共66人，占比1838%；其次是金融、交通运输业、采矿等行业。制造业本身涵盖的行业范围比较广，包括纺织与颜料、机械与电器设备、化学化工、金属冶炼、水泥制造、汽车制造、船舶制造、航空发动机制造与维修等，每个具体行业的人数都不多。交通运输业包括公路、航运和铁路，但铁路为主体，有46人。采矿业包括矿产资源的贸易代理。如由李国钦创办的华昌贸易公司主要从事钨矿等金属资源出口和西方机械设备进口，有4位清华留美学生在该公司工作。
初职在党政军机构的有211位，主要集中在军队与警察、财税与经济、交通与通讯、外交、市政与建设等部门，服务于中央的略多于地方（表5）。总体而言，在党政军机构任职者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多数为技术官员。之所以军警机构人数最多，是因为有30多位清华留美生所学专业为军事，同样体现了“学以致用”。另以外交系统为例，1911级张国辉、张福运和黄宗法最早任职外交系统。张国辉先后修习经济、历史和法学，1917年获法律博士（J.D.）后回国，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任秘书。张福运与宋子文是哈佛同学，先后修习法学和经济，回国后先入外交部，后转入交通部，曾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国立北京交通大学校长。1928年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力主张福运出任关务署署长，张氏由此进入海关，成为著名关务专家。黄宗法专业是经济，回国后在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1929年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担任天津比利时租界接收委员等职。1914级戴恩赛修习法律，回国后在外交部任司员，1921年在时任广州市市长孙科的主持下，与孙科之妹孙琬结婚，后在外交、海关等多部门任职，曾担任中国驻巴西全权大使。1923级李迪俊先后修习政治学、经济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科长、情报司帮办、秘书和司长，曾任驻古巴公使、驻土耳其大使等。
政府、学校和留学生本人都希望能学以致用，将海外所学与归国所为结合起来。清末推行官费留学后，学生归国一般会被授予适当功名，并按其所学安排工作。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邦平、曹汝霖、戢翼翚等留学生回国需要安置，清政府决定授予他们进士出身，还要求“按其所学科学，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1914年，时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就清华留美学生的安置工作询问外交部和教育部。两部回复称：“查游学各生卒业归国，其学习法政等科者即可应各项文官试验，其学习理工等科者即可应各项技术官试验。如果学有专长，成绩优美，自不患无效用之地。再本部对于国内外专门以上各学校毕业生，正拟特定酌给学位称号各办法，尤足以资鼓励。” 1919年外交部和教育部曾制定相关办法，“外交部应将每年归国学生名册叙列所学科目、所得学位咨教育部，由教育部派员赴外交部，会同外交部员考核。经考核之后，认为可分送相当各机关练习任用者，得酌予分别咨送”。多数清华留美学生都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对应、相关联的工作，如党政军机构中的军事、交通、通讯等岗位，专业性比较突出。党政军机构中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数最多，除留美学生具有很好的外语技能外，多数外交系统的清华留美学生，所学专业为法律、政治或经济，也可视为专业对口。至于学校和实业两大类，工作的专业性要求更强，学业与职业的专业匹配度更高。可以说清华留美学生的初始职业基本上符合海外所学，较好地实现了“学以致用”的目标。
三、 学以报国：清华留美学生的职业演变
尽管初职在个人职业生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此后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职业生涯中，职业转换经常发生。由于每个留美学生的职业数量和变化等情况相差很大，为便于开展群体性系统分析，本文拟从两个角度探讨职业变化。一是自然时间的角度，在留美学生归国时间确定之后，每隔5年标注一个确定的职业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1925年之后派出的留美学生归国在20世纪30年代，15年后已接近1949年，因此只比较分析5年内职业、6—10年职业、11—15年职业。二是针对上述处理方法可能存在的遗漏或不足，进一步加入重要时间节点——国民政府建立和全面抗战爆发——进行前后的比较分析。通过两个不同时间维度分析，本文力图更全面地展现清华留美学生职业发展的总体轨迹，探讨可能存在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清华留美学生回国后5年内初职和6—10年内第一个职业的比较分析表明（表6），有873人能够追踪到这两个时间点的职业信息，占比约61.6%。尽管学校、实业和党政军依然是留美学生就业最主要的去向，但实业和党政军部门在第二个时间段内，规模都有所扩大，学校就业规模则有所降低。在第二个5年区间里，有超过30%的留学生离开学校，其中72人转往党政军部门，69人转向实业。在三大主要行业中，党政军部门的留任率最低，为51.1%左右，有35人在第二个时间段内转往学校，27人转向实业。如1913级杨永清归国后本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和驻伦敦总领事，但1927年转入大学，任教会东吴大学首任中国籍校长，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不过，党政军部门也有较多留美学生转入，显示出较高的流动性。
在下一个5年区间里（表7），有783人能够追踪到前后两个时段的职业信息，占比约55.3%。前三位的行业中，仍然只有学校规模下降，实业和党政军部门均有所增加。离开学校的留美学生52人转往实业，47人转往党政军部门，9人转向科研机构，3人转向社会组织。从流动率的角度看，党政军部门依然最高，近30%的留美学生在后一个时段离开。25人转向实业，15人转向学校。实业流动率最低，217位留美学生中有163位在后一个时段仍然留在实业界，占比75.1%。
两个5年区间的职业分布比较说明，清华留美学生职业变化率较高，很多人会多次变换行业。如1915级学政治的洪锡麒，获布朗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最初在清华学校教经济学，后投身实业，1921—1923年先后供职南洋贸易公司和担任森昆洋行进出口买办。1923年回到教育界，担任复旦大学、云南东陆大学教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进入政府，任上海公安局科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去往香港，香港沦陷后的1942年在广州再次投身商界，合办福禄寿饭店并任董事长。而在行业切换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以学校为基础，向实业或党政军机构流入。如1920级甘介侯和1921级吴国桢都曾出任外交系统高官。甘介侯留美修习政治学，吴国桢先修习历史学后修习政治学。两人均在1926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甘介侯先在大夏大学任教，但具体时间不详，1927年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吴国桢1926年受上海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张君劢之邀，短暂任教该校。1927年经郭泰祺推荐，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进入外交系统工作。
1909—1920年的664位清华留美学生中，1926年之前的北京政府时期有148位职业不详，国民政府建立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有85人职业不详。其中有33人前后两个时期职业均不详(表8)。由此可知，以上批次的绝大多数清华留美学生，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均有工作，政府的新旧鼎革并未影响到他们的总体就业率。同时，有464人在这两个时期均有职业记载。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实业从业者规模下降（从185人减少到144人）和党政军部门从业者规模扩大均较明显（54人增加到117人，增长超过1倍），学校变化不大。
比较抗战前后留美学生的职业可以发现（表9），变化趋势与时间序列的特征比较类似，即学校数量有所降低，实业和党政军部门都有所增加。抗日战争的爆发，对教育行业影响较大，有41人由学校流入党政军部门，包括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在内的军事部门以及交通、外交等部门。这或与抗战中因国家应对战局的需要和教员生活质量下降，部分留学生脱离教职，进入实业或政府工作有关，胡适是其中的代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胡适便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的身份赴欧美从事国民外交工作。1938年6月，胡适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出任驻美大使，就此开启了4年的大使生涯，为抗战外交奔走。大量知识分子从教育行业流向政府部门，是抗战期间清华留美学生行业流动的一大特征。
以上职业变动的分析可知，清华留美学生职业一定程度上随国家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体现出留美学生“学以报国”的精神底色。1927年北伐前后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一批留学生围绕在宋子文、孔祥熙周围，负责国民政府的外交、财政等事务。如清华留美学生中有多人担任处理租界问题的“交涉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留美学生加入政府、军队的现象更为明显。胡适指出，决定抗战成败的关键是培养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尤其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人才。而在抗战背景下，要培养更多科技人才以满足文化和经济重建的需求，就更加依赖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实际上，重视科技应用、强调国际化学习，同样是中国现代学界形成初期的主要特点。1940级励润生修习采矿专业，在美获得硕士学位后曾在美国蔼奈康达铜业公司和纳柯特铜公司实习，任工程师。他服从国家抗战的大局，1945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任翻译官，辗转珍珠港、关岛等地。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加快航空建设，曾在贵州大定创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前后三任厂长李柏龄、王士倬和顾光复均为清华留美学生。
这一时期国内能源紧张，石油匮乏，对前线抗战和后方建设影响巨大。清华1916级留美学生谭世藩，抗战前担任广西省政府建设厅技正、广西大学化学系主任，积极呼吁政府要重视石油开采和提炼；抗战爆发后更是离开气候舒适的广西，前往甘肃参与玉门油田建设，并担任炼厂第一分厂主任。1942年冬，谭世藩患伤寒，次年在玉门老君庙去世。据统计，自1939年5月出油至1949年，玉门油矿所生产的原油总量约52万吨，占同期全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
此外，从初职到后续职业变动，“学校”显然在清华留美学生的职业获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往学者对此也多有注意，但评论颇为负面，认为这反映了民国留美学生“学无以致用”的通病。谢长法认为，大学数量增加、高校师资匮乏以及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留美学生特别是理工科留美学生的“任教大学热”。《清华大学校史稿》也认为，因为“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学工的回来无厂可办，学矿的无矿可开，学林的无林可植。大多数人只好去教书”。但从各类留学生任职行业的比较和清华留美学生自身职业变动等角度看，这样的评价或可商榷。1916年清华留美学生唐悦良对在北京的留学生职业进行过统计（表10），总计1655人竟有1024人进入政府工作，比例高达61.9%，远高于清华留美学生初始职业在政府的比例。在学界工作的留学生有132人，只占调查总人数的8%，商界人士更是仅有2人，占比仅有1‰略多。1936年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的20国留学生职业调查（表11），覆盖面更加广泛，分类更加细化。根据其统计分析可知，此时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的留学生比例依然占比最高，超过40%；教育行业次之，占32.7%；商业机关比例在10%左右。两次调查虽间隔20年，但调查结果均表明，从政是留学生中最热门的职业选择。难怪时人感慨：“（留学生）每视留学一道为登仕途揽政权之捷径。”
相较而言，清华留美学生职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学校和实业部门的就职比例高。首先，清华留美学生集中于大学，恰是他们海外教育规范性强、层次高，获硕士、博士学位人数多的表现。民国早期，因“求曾在大学毕业之人来任大学教员，已苦于不易得”而放宽对教员的要求，随着国内外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快速增长，“大学毕业生”已经无法达到大学教员的基本要求。1926年《国民政府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出台，明确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等。自讲师起，要求有硕士以上学位。助教虽只需要大学文凭，但有学者认为助教并非正式教员。相关研究也发现，民国大学助教一般都会在工作三五年后申请出国，获取硕士、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因此，若将助教排除，对于绝大多数毕业生而言，若在国学上无特殊贡献，取得硕士学位就是成为正式大学教员的最低门槛。1937年，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调查4933名留学生的学历状况，发现普通毕业者1357人，学士1014人，硕士942人，博士757人。硕士以上学历者占总数的34.4%，也就是说，仅1/3的留学生有资格担任大学教员，硕士学历将大多国内外毕业生拒于大学之外。反观清华留美学生群体，学历层次显示出明显优势。清华留美学生中超过300人获得博士学位，600人位获得硕士学位，两者相加接近7成。将初职与学历连接分析发现（图4），清华留美学生进入大学任职的意愿，与学历层次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博士尤其突出。
清华留美学生在教育与学术界取得了重要成就，不仅形成了百余人的大学校长群体，还有47人被评上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学部委员，对诸多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建立至关重要。清华留美学生中涌现出梅贻琦、竺可桢、萨本栋等教育名家，以及胡适、赵元任、茅以升等学术泰斗。他们用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教育理念，推动了中国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学校对清华留美学生的职业生涯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像一个蓄水池和托底盘，留美学生们达则离开教坛以兼济天下，困则退守教坛以安身立命。1915级潘承圻和1922级孙承谟学习造纸工程。潘承圻曾先后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化工系等校任教；1933年开始兼任嘉兴民丰、杭州华丰造纸厂化学工程师，进入实业界；1938—1941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主任，1943年担任德星化学业厂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兼总工程师，1945—1947年再次回到教育界，任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主任。孙承谟1928年冬学成回国，1929年在胶济铁路四方机厂材料试验室工作，抗战期间转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出任台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协理和台湾纸业公司小港厂厂长。
最后，清华留美学生多秉持“科学救国”理念，但此“科学”包括现代工业在内，因此工作多集中于实业。留美学生注意到美国能后来居上超越欧洲，关键在于“从欧洲大陆的纯粹科学研究发展，变到美国大规模的应用科学发明于工业制造”。加之“1903年至1911年间所倡行的节省劳力和时间的‘科学管理’方法，和1913年用于制造汽车的‘集合装配制度’，把工业的制造技术大为提高，产品成本大为减低”。1917年这些新的方法且被利用到国防所需的造船和其他工作，使生产效率空前增高，帮助了美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起举世仿效。清华留美同学修习工程、商业与经济者最多，这与其他留美学生的专业结构也颇为不同。例如1911—1929年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中，赴美学工程者占31.3%、商科11%、农医10.5%、理学9.9%、经济9.6%、人文7.2%、军事2.2%，社会科学（政治、法律、教育和新闻等）占14.9%。而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统计，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1000余人，学文科者占54.6%，学理科者占41%。另据1948年统计，1675名留学生中，文科学生占55%，理科学生占44.3%。部分清华留美生为学国家所需的工程专业，宁可放弃进名校的机会。
清华留美学生在实业界同样有颇多作为。根据“经理、行长、董事、厂长、创始人”等关键词，本文对留美学生的职业进行了筛选与分析。结果表明：“经理”“厂长”“董事”是最具代表性的“高级职位”，出现的频次最高，分别为257、89、85人次。同时，“厂长”主要是国营企业，“经理”则更多分布于民营部门。民国时期在讨论大学生就业难时，有人观察到，“被资本家雇佣了去做他事业的经营人或工程师，如西欧社会所习见者，非常之少”，清华留美生的职业状况则属例外。不仅有很多人投身实业，且是技术或管理的带头人，而非简单地受雇于人。
四、 职业获得中的人际关系：家庭与同学
职业状况的形成当以职业获得为基础。但是，相对于职业本身，职业获得的途径复杂多样，具体形式因人而异，且颇为隐私。这为系统化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由于清华留美属公派性质，自北京政府时期主管机构对其归国学生的工作安置就有规定。1919年，北京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制定《清华游美毕业生回国安置办法》，要求清华学校学生毕业回国后，亲自到清华学校报到，再由清华校长将其履历、学科等汇报给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将信息报送教育部，教育部再派员来外交部，会同外交部人员考核学生。考核后，“认为可分送相当之各机关练习任用者，得酌予分别咨送”。此项规定虽然繁琐，但若确实推行，实为初职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不过《清华游美毕业生回国安置办法》对工作分配的表述颇为含糊，研究者更是认为这不过是“一纸空文”，根本未曾落实，因此清华留美生学成归国后，“必须自行奔走找职业”。
在官方统一分配工作之外，清华留美学生的职业获得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单位直聘和亲友推荐。民国时期，各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招揽人才，很多清华留美学生正是通过校长的亲自选聘进入大学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美国大学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深深吸引了中国教育家，他们一方面亲赴美国大学展开实地考察，吸取成功经验，一方面邀请美国学者来华演讲，进行教学指导。《东方杂志》对此评论：“（中国）受美国风之熏陶，已非浅显。”中国教育家们展开多次美国教育考察活动。如1917—1918年间，张伯苓、严修、范源廉等人亲赴美国大学进行考察，为筹建南开大学汲取经验。1919年，教育部次长袁观澜带领一支12人的欧美教育考察团，先赴美国十余所大学，后至欧洲考察教育。
民国大学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教育官员们为充实师资队伍，拔擢优秀人才，在考察美国高等教育的同时，对留美学生分外关注。曾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在美国考察时称：“鄙人来美有两项宗旨，一系考察美国教育，一系观察留美中国学生。”郭秉文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努力将南高师发展扩建为国立东南大学，为此亲自延揽多位清华留美学生来校工作。1919年郭秉文前往纽约时相中陈鹤琴，约他下学期即回国教书。此时陈鹤琴准备继续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已向清华提出延期一年的申请，可公文迟迟不发。陈鹤琴经再三考虑，答应了郭秉文的邀请，但戏剧性的是，在他回国前夕得到申请被核准的通知。不过，为了守信，陈鹤琴还是履约回国任教。除此之外，郭秉文还亲自选聘1918级留美学生程其保等人。各高校的院系负责人也有延揽人才的责任，如1928年任清华物理系主任的叶企孙邀请萨本栋回校任教。而教育家们所到之处，留美中国学生会也会尽力邀约，或请其与学生交流，或请其发表演说，让校长们与留美学生有更多互动。
亲友推荐可能是更为普遍的职业获取方式。萧公权第一份“体面的教职”来之不易。先是由弟弟萧公远介绍，接受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的聘任，教授“政治思想”课程。同时，寰球学生会又介绍他到一位殷先生所办国民大学做专任教授。两校合计月薪两百元，尚说得过去。萧公权很快发现，由于政府放任，在上海租界筹措若干资金，组织一个董事会就能开办大学。无论“南方大学”还是“国民大学”，其实都是所谓“野鸡大学”，全靠收学费来赚取利润。不仅学校各项基础设施不全，学生程度也相当之低，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还不如“做无业游民较为妥当”。煎熬半年后，因南开大学法律和政治学教授徐谟离职，萧公权得堂兄萧叔玉推荐，才获得南开大学教职。
亲友推荐的典范大概要算梁启超和梁思成父子。1928年4月，他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信中提到，“你们回来的职业，正在向各方面筹画进行（虽未知你们自己打何主意），一是东北大学教授，一是清华学校教授，成否皆未可知”。同年5月8日又写信告知梁思成，“昨日杨廷宝来，言东北大学事，该大学理科学长高介清亦清华旧同学，该大学有建筑学系……曾欲聘廷宝，渠不能往（渠在基泰公司），荐汝自代……我虽未得汝同意，已代汝应允矣”。后来梁思成遂到东北大学任教。
校友也是相当重要的职业获得渠道。1923级孙瑜学习戏剧，他注意到1916级校友洪深已经在电影行业小有名气，于是写信给洪深毛遂自荐，希望能在电影界谋职。洪深将孙瑜介绍到神州影片公司任职，为后者的事业打下基础。同学关系在职业生涯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作用明显。清华留美学生虽然散落于不同行业，但各个行业都或多或少形成了清华留美同学职业群体，群体中往往还有中心人物。比如在学校领域，清华自身就是典型。随着1931年梅贻琦就任校长，不仅清华出身的教授渐成师资主体，而且形成了以校长为核心的长期稳定的管理层，各院系核心教授的代际更迭中，清华出身者也始终有较多份额。在清华留美学生较为聚集的中央大学，教员中甚至逐渐形成“清华系”，与其自身培养的“南高系”多有摩擦，造成中央大学“易长”风潮。
在实业领域，铁道部下属各大路局中有较多清华留美学生，尤其京沪、沪杭甬铁路局合组的“两路局”系统中的多级领导层都有清华留美同学。建筑业还形成数个由清华同学创办的建筑设计所，聚集了一批同学，展现出留学的专业背景与同学关系对职业生涯的重要性。清华留美学生在各个阶段学过土木工程的约90人，学习建筑的有近30人，包括桥梁建筑（1916级茅以升）、铁路建筑（1921级桂铭敬、1928级吴柳生）等。除桥梁和铁路建筑外，建筑专业尚有24人，其中1人（1921级郭殿邦）无归国信息。其余23人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和相关教育工作。他们中只有1915级巫振英、1918级王节尧、1928级梁衍和1929级萨本远没有经营实业经历，其余19位都从事实业，曾独立或合作开办建筑师事务所、营造厂，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享有盛名。
1910级庄俊是最早学习建筑专业的清华留美学生。他1914年回国后在清华任驻校建筑师并讲授测量课程，1923年又返回美国进修，1925年归国后创办庄俊建筑师事务所。1922级董大酉在1928年回国后即首先在庄俊建筑师事务所任设计师。1911级陆鸿棠归国后在上海创办新金记营造厂，而同级的罗邦杰先在清华任教，后于1935年创办罗邦杰建筑师事务所。
1913级留美学生中有吕彦直和关颂声两位学习建筑，他们的工作经历更加体现出专业之外的同学关系的重要性。吕彦直1921年回国后，当年3月即与过养默和黄锡霖合办上海东南建筑公司，其中过养默为1917级学土木工程的清华同学。1925年吕彦直在上海开办彦记建筑事务所，1917级学土木工程的裘夑钧曾在此担任工程师。关颂声1919年回国后，在天津警察厅任工程顾问和津浦路考工科技正，1920年在天津开办基泰工程司。1918级朱彬在1923年回国后迎娶关颂声的妹妹，还成为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负责财务工作。1921级杨廷宝在1927年回国后即加入关颂声、朱彬的基泰工程司，成为第三合伙人和总建筑师。在美国学土木工程的杨宽麟是基泰的总结构师，也是公司的第四位合伙人。他虽不是清华正式学生，但读研究生期间接受过清华津贴，是广义的清华同学。此后，1926级过元熙、1928年级梁衍和1929级萨本远都曾担任过工程师，共同打造出基泰这个民国建筑业重镇。1923级学土木工程的江元仁也曾在基泰工作。此外，关颂声的夫人李凤麟，不仅是清华留美同学，还和宋美龄是卫斯理女子学院同学，这为基泰日后在上海、南京一带开拓业务带来了诸多方便，可以视为同学关系对职业生涯影响的延伸。除关颂声和朱彬联姻外，萨本远妹妹也嫁给梁衍，两人不仅在基泰工作，后来也都赴美定居。
1915级巫振英虽未开业经营，但他回国后加入六合贸易工程公司任设计师，该公司系由1914年级学土木工程的李祖贤创办。1913级学土木工程、电机工程的薛绳祖、1915级学工程管理的李祖范、1916级学建筑的张光圻、1917级学经济的李祖法等都曾在此处工作。
1920级赵深回国后先在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工作，1931年自办赵深建筑师事务所。同年1923级陈植加入，合组为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到1933年，原来和陈植都在东北大学建筑工程系任教的童寯加入，并改名称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至此民国建筑业又一重镇在上海成形。1926级过元熙在基泰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也曾加入华盖事务所。
1923级梁思成于1928年归国后入职东北大学，创建建筑工程系并担任系主任。此后数年，清华同学陈植、童寯和蔡方荫先后加入东北大学，任教的同时在沈阳组建梁陈童蔡建筑事务所，持续三年。
董大酉1929年脱离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先与美国同学E.S.J.Philips合办苏生洋行，后在1930年创办董大酉建筑师事务所。1927级的王华彬、哈雄文两位都曾在此工作过。1937年董大酉还曾和1916级张光圻合办过董张建筑师事务所。1924级黄家骅不仅先后自办过（重庆、上海）大中建筑师事务所和自营上海黄家骅建筑师事务所，1951年还与哈文雄、刘光华合办上海文华建筑师事务所。其中刘光华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43年通过第一届自费生考试，先后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建筑。
除清华同学身份外，很多建筑师还是美国大学同学。基泰、华盖的多数成员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而基泰的创立者关颂声则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与基泰时间相近，清华留美归国同学还办有允元实业公司。该公司主要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同学组成，在津沪等地专营工程设计。允元建筑部门主要由1911级幼年生黄季岩负责，电机部门则由同级幼年生胡光麃负责，机械部门由1911级考选生高大纲负责。
党政军部门也有类似的聚集现象。除财政、外交系统围绕宋子文、孔祥熙形成的群体外，税警团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初职即在税警系统的，包括1918级学军事的张道宏（段祺瑞女婿）、1921级马祝安、1923级孙福麟和张治中、1925级王正、1926级王之和杨昌龄等。1911级王赓、王之加入税警团的过程，充分说明了留美背景与派系作用，是导致清华留美学生集中于税警团的主要原因。王之父亲王达是黄兴密友，1918年8月底，他被两个哥哥从湖南带到北京清华学堂念书时只有11岁。王之1932年回国时，中国军方并不欢迎美国培养的军人，王之到湖南大学教了几个月的英语，后来得到宋子文的邀请才加入税警团，最终成为密苏里号受降仪式中方四名代表之一。此外，1923级孙立人和1925年级姚楷在不同时期担任过税警团、缉私总队的负责人。包括1923级齐学启和潘白坚，1925级谢明旦、戴昭然、贾幼慧和田世英在内，至少有14位清华留美学生曾在税警系统中工作。
王赓和孙立人是清华留美学生出任税警团领导人的代表，也是税警团中清华同学的中心。1930年财政部税警团成立后，王赓出任第二任总团长，马祝安、王正、王之和杨昌龄等都在其麾下。孙立人1932年初受宋子文之邀加入税警团，因淞沪抗战中的出色表现，晋升为税警总团第二支队少将支队长。1938年，原税警团被胡宗南改编为第四十师，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决定重建税警，指派孙立人组建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孙立人任中将总队长，成为新税警负责人。与其1923年一同赴美的清华同学齐学启和潘白坚也加入。学习陆军的齐学启先是担任缉私总队副总队长，后担任新编三十八师副师长；修习政治学的潘白坚任缉私总队政训处长，后任新三十八师军法处长。贾幼慧在1942年担任调整后的税警第一总团少将总团长，由孔祥熙主管。1944年夏，新三十八师整编为新一军，孙立人任军长，贾幼慧任副军长。
另外，抗战前的南京军政部学兵队也曾聚集多位清华同学。1934年，1926级李忍涛担任军政部学兵队上校队长后，1926级黄海清，1927级李谟焌、杜文若、刘树均和1928级汪逢粟等五人在其部下充任中校、少校。
结 语
清华学校建立之初即明确其培养学生赴美留学之目的是“旨在求得知识技术，以裨益于国计民生”，从留美学生归国职业来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仅学有所成，更能学有所用，专业与工作能够匹配，个人在事业上多能有所作为。舒新城当初担心清华与其他留学生可能存在的共同问题，即“毕业归国之留学生其职业与在学时所习之科目不相乘”并没有普遍出现。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清华留美学生的职业变化和行业转换都很多，这里既有很多个人因素，也有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的原因，但多数转变都是围绕所有个人所学专业展开，如学化工者，会在化工实业和化工教育间来回转换，学机械和学建筑者也有如此现象。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依托西南，开发大后方资源支持长期抗战，部分学采矿和相关工业的留美学生原在大学教书，但同样渴望用专业所学为抗战做贡献，很多人由此转入相关政府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等。
在诸多复杂的工作转换中，学校一直是吸纳留美生最多的行业，但随着时间推移，任职学校的人数也在下降。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学校成为很多留美生的托底职业。由于缺少与国内实业、政界的联系，很多留美生回国之初会选择在高校任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接触后，则会转入其他行业。而在其他行业，特别是创办实业又存在较大风险，一旦经营不善或遇到困难，很多人又会转入大学，继续执教。因此，学校的存在，有时候能够鼓励留美生投身实业，不能简单地以清华留美生多在大学任教，就认为他们的工作与所学不匹配或者没有“学以致用”。
就职业生涯来看，多数清华留美生可用行业精英或领导人才来概括。他们与清华教职员们最初设想的“领袖人才”之间或有差距，更多是曹云祥校长所说的“专门人才”。无论在政界还是实业界，他们多是专家型官员和技术型经营者，但他们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贡献不可低估。史华慈认为，“现代人”指的就是“自信的工程师、实业家和专家们”，清华留美生们总体上就是这些自信的“现代人”，在他们手里，很多中国从未有过的学科体系、工程项目和制度条例（如关税规则）得以建立。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职业特征，一方面和清华留美选拔相对客观、严格，且一般同学都要在国内接受系统化培训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们在美培养的情况有关。他们不仅亲身观察到美国将科学和技术结合、将教育与产业结合后的国力发展与壮大，更是受到“美人有言，欲为工程师，当自小工做起”之风的影响，不仅在学校接受系统的知识学习，更在企业等实地实习，掌握科技从学术研究到实践运用的全过程。虽然他们常常要在工厂干各种“小工”的工作，但“虽苦尚甘，况各种手术，于学校中永不能学到者，一一学习为更快耳”。这不仅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更能得“实益”——真正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敢于投身实业且取得成绩，正如侯德榜所说：“吾中国学生回国，不特求为人雇用，且至须自设自办以雇用他人，则种种关于开办美国工厂实习，能够习得组织之法、管理之道。以及其他一切器械之设置、货物之采运，皆宜早求熟悉，此种条件，非在学校所得闻见窥知，惟在外实习方能得之……则将来回国后有把握矣。”
作者介绍：梁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