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德刚 卞尔山水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学术发展适逢在欧美及日本高校求学的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国内的科研或教学工作中。在此背景下，自然科学类专门社团在中国本土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内各类学会数量众多，并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物理学会通过举行年会、创办学报、进行专业名词审查等工作，为国内物理学的研究和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中国物理学会出版的《中国物理学会八十年》一书，开篇即概述了自1910年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背景及学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学会建立和早期活动，但学会的日常运作情况及相关细节还有待深入考察。本文旨在进一步追溯中国物理学会创办的背景和历史条件，剖析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工作、活动与社会交往，以期对中国物理学会这一成立于民国时期的学术团体的代表性和特殊性进行探究。

一 中国物理学会的建立

中国物理学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尚处于萌芽阶段，民众对物理学乃至科学的认识尚未得到普及。据统计，20世纪前两个十年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获得物理学博士的人数分别为1人、2人，而1921至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共有19人，再之后的10年间则达到了61人^[1]。1930年前后，得益于海外留学生陆续归国，以及国内大学与研究所的创建，中国第一批物理学研究者在中国本土陆续开展了物理学教育与研究。由此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中国物理学会，不仅是应时代而生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相互团结、扶持协助的努力成果。

1.中国物理学会建立的背景

晚清以降，尤其是历经鸦片战争赔款割地后，人们对“科学”的重要性产生了全新的认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是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1847年，西塾玛礼孙学校（Morrison School）创始班的容闳、黄宽和黄胜三人随学校主事人勃朗牧师赴美后各自展开留学，除黄胜于1849年因病归国外，黄宽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1857年归国行医；容闳于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并于1854年毕业归国，后期协助政府策划增派留学生改造中国的方案，著有《西学东渐记》。容闳等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留学生。此后，在容闳等有识之士的努力推动下，从鸦片战争失利中得到惨痛教训，清政府意识到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清政府创官费留学先河，在1872至1875年间先后派出4批幼童共120人赴美留学。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经历了三次热潮：甲午战争后的赴日留学热潮；美国退还《辛丑条约》所签庚子赔款后的官办留美热潮；“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2]。

1909年7月，清政府设游美学务处，附属游美肄业馆，以负责官办赴美留学生的一切事宜，而游美肄业馆正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同年8月，清政府招考第一批庚款赴美留学生630人，其中47人被录取并于同年十月赴美留学。自此，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15年，一群赴美留学生创立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科学团体。社团不断发展壮大，社员所学专业不尽相同，科学社“在社章中规定了分股的办法，使每一社员均属于一个专门学股”，以“学习专门学术的社员讨论及处理事务便利计”^[3]。1930年初，科学社已设有多种学股，包括算学股、物理股、化学股、天文股、土木股、机工股、电工股、地学股、生物股、心理股等^[4]。这些经过学科专业区分的分股是专门类学术团体的前身，其中属于物理股的王守竞、吴有训、周培源、谢玉铭、严济慈、叶企孙、丁绪宝，以及属于算学股的张贻惠，均在后来最早发起倡议并邀请全国物理学工作者参与组建中国物理学会的13位物理学家之列。

20世纪10至30年代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庚款留学生胡适曾说，留学“并非仅作入他国大学计已也，乃欲令吾所学于人者，将由我而输入祖国，俾人人皆可学之”^[5]。足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海外留学者并不仅是把留学视作个人学习深造的机会，亦是他们为中国本土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方式。这一时期，海外留学生创办的科学社团应运而生。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留学生归国任教，各类学科逐渐兴起，专业科学类和技术类社团大量涌现。留学生在国外成立的广泛学科团体，这些新兴的社团集合了曾在不同国家、不同高校留学的先进人才，多为独立的专业学科。虽然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局面混乱，但团结的科学共同体为中国本土科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从物理学领域来看，物理学的研究与教学也在20世纪10至3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出国留学攻取物理学学位的青年物理学者在世界知名物理学家的培育下，具有高水准的学科素养和知识水平，他们的学术洞察力、求知欲和教育理念也为后续回国参与科研和教育打下基础。这些归国留学生大多在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高校任教，并陆续建立起物理系，培养物理学专业人才。到1930年左右，全国已有20多所高等院校设立物理系^[6]。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在开展物理教学的基础上，也投入物理学研究。

20世纪初期，物理学专门的研究机构也在初步建立的阶段。1928年3月，国立理化实业研究所成立，同年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并下设物理研究所，专门从事物理学研究，并兼具制造物理教学仪器的职责，为院校与研究院提供器材。1929年9月，北平研究院成立，并在理化部下设物理学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

1936年，卢鹤绂在著名物理学家谢玉铭的指导下完成学士学位论文：《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外所发表之物理论文目录及其提要（1914—1936.3）》，统计并梳理了321篇中国学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物理学相关研究论文，可以看出，1930年以前，中国物理学家每年发表的论文均低于10篇，且相关研究几乎都基于海外课题；1930年后论文发表量逐年上涨，研究重心逐渐向国内研究转移^[7]。

2.中国物理学会的建立

1931年9到12月，国际联盟下属机关国际知识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委派教育专家考察团到访中国，以深入考察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研究中国特有传统文化并拟定适宜的教育改革建议与方案。国际知识委员会由各国知识界有重望、有声誉的成员组成，如法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格森（Henri Bergson）担任首届会长，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担任主席，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玛丽·居里（Marie Curie）、数学家班勒卫（Paul Painlevé）、天文学家黑尔（George Hale）等人都是委员会成员^[8]。

此次教育考察的四名专家团成员分别为柏林大学教授、前普鲁士教育部长布克尔（Carl H. Becker）；波兰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长法尔斯基（M. Falski）；法兰西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P. Langevin）^⑴，他也是考察中国自然科学教育情况的负责人^[9]；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托尼（R. H. Tawney）。

教育考察团于1931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并立刻展开工作。考察团先前往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拟定初步工作计划，在完成南京的考察后，辗转天津、北平、定县、上海、杭州、苏州、广州等地，经过实际考察后，将他们提出的改革建议与方案汇编成书，题为《中国教育之改进》，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并于次年年末出版。期间1931年10月，朗之万应北平研究院之邀，赴北平做学术报告。在北平物理学者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朗之万有感于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建议成立中国物理学会的发言为此后中国物理学者开展工作指引了方向。

1931年11月1日，来自于不同大学和研究院的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共13人决定发函给国内物理学界同仁，呼吁大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在函件中附上他们所拟定的学会章程草案。这13位物理学者分别是北平大学的夏元瑮和张贻惠，清华大学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和萨本栋，北平研究院的严济慈和朱广才，北京大学的王守竞，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元模，燕京大学的谢玉铭，东北大学的丁绪宝和中法大学的吴锐。他们都有留学背景，且其中8人同时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中国物理学界共 54 人复函，他们作为学会的发起人参与学会筹建。为了正式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发起者们立即组成筹备委员会，并选举产生7名临时执行委员，由13位发函号召者中的夏元瑮、王守竞、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文元模六人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胡刚复组成，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推选为筹备会主任^[10]。这8位筹备委员会主要成员都有留学背景。

经过协商与筹备，1932年8月23日，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国物理学年会于清华大学科学馆举办，与会人员共79名。筹备委员会主任梅贻琦担任大会主持，筹备执行委员叶企孙负责报告中国物理学会发起和筹备经过，筹备执行委员吴有训对学会章程草案进行说明，大会逐项讨论并修改通过的章程主要内容有：将学会的名称确定为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会员分普通会员、机关会员、名誉会员和赞助会员四种；设董事会计划本会之发展事宜；设会长、副会长、秘书、会计各一人任期一年；设评议会决定本会重要事务；学会工作为：（1）定期举行常会宣读论文讨论关于物理学研究及教学问题；（2）出版物理学杂志及其他刊物；（3）参加国际间学术工作^[11]。大会选出5名理事：夏元瑮、颜任光、李书华、丁燮林和梅贻琦；9名评议员：李书华、张贻惠、叶企孙、胡刚复、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和王守竞。李书华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长，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分别担任副会长、秘书及会计。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受到南京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教育部专门指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张钰哲教授等作为政府代表出席此次大会^[12]。

自此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组织。学会的早期成员大多有海外求学经验，其中核心成员更曾受教或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共事且不少人都供职于国内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如在北京大学授课的夏元瑮、颜任光、饶毓泰、王守竞、吴大猷等；还有人在物理学研究机构工作，如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胡刚复、严济慈、施汝为、陈茂康等。这些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物理学者通过建立物理学会的形式团结起来，对中国物理学建制化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二 中国物理学会的主要活动

根据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所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的主要工作可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定期举行年会，出版物理学杂志或刊物以及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举办物理学年会和发行《中国物理学报》正是前两项工作的主要代表，而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与物理学教学为推动中国物理学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

1.办物理学年会

召开年会、宣读论文并进行学术交流是中国物理学会重要的常规活动之一。学会一经成立便在章程中规定学会工作包括“举行定期常会宣读论文，讨论关于物理学研究及教学种种问题”，并要求“本会每年开大会一次，于暑假中举行之，地点及日期由评议会酌定”^[13]。从1932年学会创立到1949年，中国物理学会总计召开年会16次，期间虽经历抗战，但年会并未中断。在会上宣读论文、进行学术交流一直是物理学会年会的重要环节。除3次记录缺失，另外13次年会的主席分别是为梅贻琦、王恒守、吴有训、郑衍芬、李珩、岳劼恒、何增禄、丁燮林、张文渊、张绍忠、胡刚复、萨本栋、陆学善。

从年会召开的地理位置来看，中国物理学会前三年分别在北平、上海和南京三地召开，此三地是当时中国的科学、经济和政治中心，对传播科学知识有相当积极的影响。第四年起，逐渐向其他地区辐射，如青岛、昆明、重庆等地，借这一办会理念可一窥民国时期物理学的传播与发展状况。

2.《中国物理学报》的创刊与发行

学会下设的学报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中国物理学学会首次年会暨成立大会的次日。学报委员会在20世纪上半叶共有两届，设主编、编委和编辑部三大类，1932至1947年由严济慈、丁燮林共同担任主编，顾功叙、江仁寿、钱临照、施汝为、王淦昌、王竹溪、吴大猷、余瑞璜、张文裕、赵忠尧、钟盛标、周培源、周同庆、李珩担任编委，编辑部由钱临照、王竹溪负责。1948年后的第二届学报委员会较上届人员变动较小，严济慈继续担任主编，顾功叙、钱临照、王淦昌、王竹溪、吴大猷、赵忠尧、钟盛标、周同庆、桂质廷、彭桓武、李珩担任编委，王竹溪、顾功叙负责编辑部。《中国物理学报》编委会成员都有留学背景，且大多都在海外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两任主编严济慈自1931年起，便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为学报的专业性和前瞻性提供保障。

学报委员会负责的《中国物理学报》创刊号于次年1933年10月出版，共刊登7篇论文，登刊的论文采用英、法、德三国语言发表，并附中文摘要。《中国物理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学会刊物之一，更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第一份完全发布中国人科研成果的专业学术刊物。在学报创刊前，中国的物理学者只能通过国外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据严济慈统计，此前约有20余篇中国物理学者的文章寄往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物理评论》，以及法国的《科学院周刊》等海外刊物发表^[14]。

《中国物理学报》是中国物理学者自己的交流平台，使物理学工作者们能够直接在国内进行研究并发表成果。1933至1949年，除1938年和1941－1943年学报受战事影响暂时停刊外，其余年份中学报共发刊7卷，总计刊登105篇论文，其中38篇为学报委员会成员所著，可见学报委员会成员自身的专业性。105篇论文中有78篇的作者所属单位为高校，可知当时我国物理学研究主战场集中于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中。随着物理学研究在学校和研究所的发展逐渐规范化，物理学者参加教育与研究，为中国物理学建制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根据所载文章来看，中国物理学科研究在光学、电学和磁学领域、原子和原子核物理方面、相对论、瑞流理论和统计物理学等理论和实验研究方面已取得巨大突破。据历年出版的论文种类可知，当时的中国物理学研究有一个从理论物理到理论与实验物理兼具的发展过程，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物理学研究实验观念和设备的逐渐普及。此外，见刊论文以无线电为最，从中可知中国近代物理学者的研究方向。

3.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

尽管《中国物理学报》所载文章以英、法、德三种语言撰写，然中文摘要需要名词统一，刊发学报需要与物理名词审查相结合。而在教育规范化和学科本土化两方面，名词审查的地位更为重要。为学习和吸收近代西方科技知识，名词术语的翻译定名相当重要，因为受到翻译的著作书籍数量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多，同一外文名词容易出现多种不同的译名，同时不同的外文术语又可能巧合地被翻译为同一种译名。前文提及的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所著《中国教育之改革》一书中也将“以中文确定科学上之专门名词”作为提升教学效率的一条重要实践方案^[9]。故为有效传播科学知识，避免学术交流产生障碍，对术语名词进行审查并做到规范和统一势在必行。

中国第一部物理学名词汇集成书是基于清末学部审定科编纂的《物理学语汇》。然而物理学术语在数十年间经不同学者的翻译与定名，并在实际运用中不时调整，故在20世纪初期，物理学术语发展混乱。虽然政府部门和学术组织察觉到了规范并统一科技术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且付诸实践，诸如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中国科学社等政府机构或科学社团都曾先后组织审定物理学名词的工作，但真正得到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名词统一成果尚未出现。

1933年4月，“物理学名词定名原则十条”在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上获得通过。随后教育部决定将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委托于中国物理学会进行。同年8月，康清桂、萨本栋、徐仁锐三人代表编译馆赴上海交通大学出席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并提交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后所增修的初稿供大会审查。在此会议上，推举产生了七名物理学名词审査委员会委员，分别是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受命完成物理学相关名词审查工作，限期一个月。1933年8月15日－9月2日，名词审查委员会共集会9次，逐一审议了各项名词，最终审定完成物理学名词五千余条。1934年1月，经教育部审核并批准，共计8206条物理学名词公布，经由国立编译馆整理、印刷出《物理学名词》一书。

初版《物理学名词》基本妥善地帮助中国物理学科内部完成了一次术语统一，解决了诸多长久以来的翻译矛盾与冲突。然而通过物理学外部学科的学术交流，学术界仍然发现了一些跨学科的名词争议。为了从多学科的角度进一步审定物理学名词，1947年9月18日，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再次于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会议、开展相关工作，经过十多天的讨论、研究后，对数千则名词进行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名词审查委员会将此次增订后的《物理学名词》由编印成书，这一版本收录物理学术名词共计9696条，为物理名词术语的汉化和统一奠定了基础。此书影响深远，是解放后文献、书籍所用物理学名词的蓝本，且随着学者的不懈努力，《物理学名词》的内容仍在增加，2019年已出版其第三版。自《物理学名词》审定核准、公布成书并逐步增进，受到学科内外广泛接受的物理学名词推进了物理学研究、教育与交流的本土化与建制化，是物理学会初期的一大重要贡献。

4.物理学教学

在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基础上，物理教学委员会的工作也在有序进行。物理学会所参与的物理教学工作，主要集中在审核与规范物理学的课程标准、筛选与编写物理学的授课教材、设计实验课程等方面。物理学会成员本就以高校教师居多，故教学委员不仅经常组织内部活动以交流教学经验、交换学科建设意见，此外，委员会也会邀请中学物理教师参与集会，以期建起不同阶段学科教育之间的桥梁。

学科建设初期，在我国高校使用的物理教科书普遍是海外物理教材的翻译本，甚至部分学校会直接使用外文原版的教材，其中以日本学者饭盛挺造所著《物理学》为代表。此书出版于19世纪70年代，历经多次改版，后于1900至1903年由江南制造局分三册在国内出版。中国学者自行编著的物理学教材可谓凤毛麟角。1935年前后，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成员周昌寿编写了四部中学自然科学教材，翻译外国物理学教材和科普图书，另编译《自然科学及其传授法》一书，旨在提高国内科学教学水平。而先后出版于1933和1936年的《普通物理学》及其配套教材《普通物理学实验》是我国首部用中文编著的大学物理教材，并于1940年受教育部核准，正式采纳成为大学教材。其作者是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计萨本栋，他于1928年受后来物理学会首任副会长叶企孙之邀回国，赴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萨本栋在执教期间积累了大量教学经验，他所著的两部书在国内物理学界通行十多年，对物理教学的规范化影响深远。

为出版高质量且完整成套的高等教育教材，上海商务印书馆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主持“大学丛书”系列教材的策划、编写与出版工作。自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向教育界与学术界发起号召，邀请各领域专家为丛书出谋划策，五年内前后共有58位学者加入“大学丛书”委员会，其中属于中国物理学会成员的有竺可桢、颜任光、梅贻琦、丁燮林、李书华与周昌寿六位^[15]。

物理学是一门需要融合理论与实验的学科，因此物理实验器材同样得到物理教学委员会的重视。在委员会的推动下，实验设备问题得到政府关注，教育部下令要求各厅对于各省市中学进行考核，将各厅辖区内公立中学理科实验设备的情况清单以及今后改进的措施与计划反馈至教育部。1936年，教育部修改《高级中学物理课程标准》增加一条“酌量添授物理科应有之特殊教材；是项教材令定之”。新标准将中学物理实验器材归为特殊教材，明确了器材在中学物理教育中的必要性，一定程度缓解了当时中学器材短缺的情况，为物理学初级教育奠定基础。

物理学会成员重视物理实验，如北京大学的颜任光教授自1920年到校任教，意识到仪器设备的短缺问题，与同时期任教的丁燮林一同自制仪器、添置设备、编排实验讲义与课程，极大丰富了实验物理教学，并使北大物理系成为全国各大学物理教学仪器与设备最多的一个系。1925年颜任光赴上海与物理学家丁佐成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1926至1931年间，颜任光同时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他主持了中国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制造，参与设计中国首批交直流电表；丁燮林将物理研究所的金木工车间扩充为物理仪器厂，以制造教学所需的仪器与设备，据统计在1935至1937年间，物理仪器厂共生产600套高中物理实验仪器和3000套初中物理实验仪器，由教育部统购分发全国各地高中、初中供教学使用，丁燮林亲自审定仪器设计，并主持编写实验讲义随仪器附送。物理学会成员在不同高校的物理系实验教学中均有着重要作用，如燕京大学的谢玉铭为该校物理系设立金工木工室，指导学生使用机床等设备，并聘请能工巧匠制造实验仪器与设备；桂质廷在抗战期间领导武汉大学理化两系重建实验室，并在1946年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电离层与电波传播实验室——国立武汉大学游离层实验室；张绍忠于1928年受聘为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此时浙大物理系初创，他带领助教朱福灯与技工金学煊撑起了物理系，伴随着师资力量的扩充，张绍忠与其他教师们一起设计仪器图纸，并亲手使用车床工具进行加工制造工作^[16]。

三 国内跨学科学术交流

物理学与数学和天文学的关系相当紧密，故中国物理学会在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中，自然与数理学会、天文学会交流最密，成果亦最丰富。此外，由于中国科学社在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与中国科学社亦息息相关。这些学术交流不仅促进了物理学科本身的发展，对20世纪初期中国其他科学门类的建制化也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1.联合举办年会

从1932年创立伊始，物理学会召开了16次年会，其中有多次和其他科学社团协会联合召开，分别是：1932年第1次年会与中国数理学会联合举办；1936年第5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中国数学会等7个学术团体联合举行，组织会员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1940年与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5个科学团体及中国科学社联合举行。

专注于单一学科领域的中国物理学会在民国时期多次选择联合中国科学社、数理学会等其他社团、学会召开年会的原因主要有五点：第一，从学会成员的角度，中国物理学会的很多成员同时也是其他社团的会员，召开联合年会有助于协调社团成员的时间并节省成员的精力；第二，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物理学会的领导成员希望通过联合学界召开年会，促进不同学科的学术交流与发展，如前文提到的，物理名词审查工作就离不开跨学科的交流；第三，从学会经费的角度，初成立的物理学会主要经费来源于成员会费及政府补贴，而在学科建制化初期，物理学会对创刊、实验、教育等方面都需要大量投入，以做出诸多从无到有的改变，经费是学会活动的重要保证，如中国科学社的经费更稳定充足，联合举办年会能帮助物理学会节省开支^[4]；第四，从年会选址的角度，因为各类科学社团的主要成员是教师，所以不同学会、社团都以大学为主要活动场所，在选址上容易达成一致；第五，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民国时期是相对动荡的历史时期，受现实条件制约的情况下，各学会的发展需要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召开地方性多学科的年会对各学科学会的发展与存续始终起着积极作用。

2.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

除了年会之外，中国物理学会还参加了国内的一些跨学科研究工作，如参与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活动。千百年来，中国天文工作者保存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天文观测记录，其中甚至包括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记录，然而现代方法进行的日食观测一直到在20世纪初期都尚未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实现。1934年11月19日，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成立，成立大会上提出“使命重大，宜广征研究天文、物理、气象各学术团体及机构加入”，故中国物理学会受邀参加，此后对1936年6月19日赴日本、苏联观测日全食和1941年9月21日在中国本土观测日全食作出贡献，其中以在《中国物理学报》担任编辑的李珩最具代表性，他全程参与了苏联伯力和中国甘肃的观测行动，并拍摄了日食。

3.天文数理讨论会

前文提及，教育部为邀请国内各大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物理学者共同探讨数理课程标准和学术名词统一等议题，曾在1933年组织并召开天文数理讨论会。讨论会专门函聘总计62名专家为会员，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也在其列。在天文数理讨论会的九名筹备委员中，同时属于中国物理学会的成员共有5位，分别是张钰哲、倪尚达、徐仁铣、康清桂和颜任光，超过筹备委员半数。

1933年4月1至6日，天文数理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分为天文、数学、物理三组，以讨论了各自学科的课程标准、大学教材、科学名词等事宜。其中物理学会第一届会长李书华主持物理组，物理组会员共32人，均为物理学会成员，物理学会成员占谈论会总人数近一半，是专门学科发展的先锋。会上通过了学会成员胡刚复提出的物理译名原则十项提议；中国物理学会通过决议负责审查物理译名，并后续将成果呈教育部审定公布。

除了审定译名问题，物理组也深入探讨了教材编译工作事宜。天文数理讨论会决定由中国物理学会负责征集各高校、机关的意见与建议，以选定适用于大学中学的物理教材及重要课外参考书，附加详论后交送至国立编译馆审定。

四 国际学术交流

朗之万在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们联合并成立学会的同时，也提议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以团结国际物理学工作者，促进物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受此启发，中国物理学会在成立之初便在会章中规定“参加世界国际间学术工作”为学会三项主要工作之一^[17]，将中国物理学与国际接轨放在学会工作的重要位置。

1.国际学术交流

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在首次评议会上就决定申请加入国际纯粹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同年12月1日，学会秘书吴有训正式代表中国物理学会提交入会申请，并致函国际物理协会秘书长阿伯拉罕。次年1月7日，吴有训收到复函，中国物理学会受接纳成为该会会员。1934年秋，王守竞受学会推举赴英国伦敦出席国际物理联合会会议。1935年，吴有训和严济慈分别被德国哈莱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洪堡学会和法国物理学会推选为会员和理事。严济慈在两年后前往法国，参加世界文化合作协会第二次联合会、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1948年7月8日，施汝为、严济慈、吴大猷等杰出学者受中国物理学会、国内各大研究院与高校共同推选，作为中国物理学界代表，共同组织成立国际物理协会中国委员会，并一同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物理协会组织联合会议。

除了推举学会代表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中国物理学会也多次邀请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来华作学术交流，如1934年美国物理化学家朗缪尔访华、1935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访华、1937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访华。这些国外物理学家带来了各自范围内较为先进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外物理学工作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无疑为中国物理学研究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2.吸纳名誉会员

中国物理学会在成立之初就设有普通会员、机关会员、名誉会员和赞助会员四种会员，其中名誉会员专为国外著名物理学家所设，且规定“国外著名物理学家对于本会事业有相当贡献，由本会会员十人上之提议经评议会一致通过者被选为本会名誉会员”^[18]。

朗之万在中国物理学会创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受到学会成员的普遍尊重与认可，在学会成立的首届年会上就经推举成为首位名誉会员^[19]。此后，朗之万在法国巴黎学院指导了经会长李书华推荐的汪德昭。朗之万交给汪德昭的低空大气层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课题最终在汪德昭的调查分析与研究下完成，汪德昭凭借课题成果写出的论文最终通过了博士答辩，得出了“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

1942年，印度物理学家拉曼成为第二位学会名誉会员，他曾于1930年凭借对光散射的研究成为亚洲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43年，学会又成功聘任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拉格、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密立根、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普顿、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狄拉克和194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莱克特五位名誉会员。1948年2月，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会决定聘请居里夫人的长婿、原子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及巴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卡巴纳为名誉会员。

五 结语

中国物理学会对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会集结了国内的物理学工作者们，给予了他们一个研究和传播物理学的平台。这一时期的物理学工作者多有海外留学背景，他们带回了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理念，投身于大学教育和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中，物理学会通过年会、报刊、名词审查等形式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物理学的本土化、建制化。此外中国物理学会与国内其他学科的关系紧密，既有中国科学社的一定传承关系，也有与同样属于专门类学会的跨学科交流。中国物理学会既是民国时期物理学科、学家们的交流平台，也是国内外物理学、国内不同学科之间的桥梁，更是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科学纽带。中国物理学会不仅把西方先进的物理学理论、方法和思想引入了中国，帮助近现代物理学在中国国土上生根发芽，也是科学知识与科学工作者推动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1] 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4.

[2] 易安.留学生与民国时期物理学的体制化[D].山西大学，2009.

[3] 任鸿隽.任鸿隽谈教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154.

[4] 范晓锐，冯立昇，刘勇.中国科学社与20世纪30年代专门学会的崛起——以中国物理学会为中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4):113.

[5] 胡适.胡适文集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4.

[6] 陈佳洱.我国物理学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科学基金，2005，(5):259.

[7] 胡升华，潘永祥.中国近代早期物理学研究工作的一次总结——卢鹤绂教授1936年学士论文述评[J].科学，1993，(4):24—25.

[8] 章骏骑.国际联盟十年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3.193.

[9] 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M].南京：国立编译馆，1932.1，221.

[10] 张林.留学生与20世纪30年代专门科学社团的成立及发展——以中国物理学会为例[J].物理，2016，(9):5—9.

[11] 钱临照.中国物理学会五十年[J].物理教学，1982，(8):18.

[12] 秦国攀.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及其抗战前的主要活动[J].巢湖学院学报，2009，11(2).

[13] 阳序言.经世致用中国物理学会及其社会活动探析(1932—1937) [J].物理通报，2021，(10).

[14] 吴翠苹.中国物理学会研究(1932—1936)[D].华中师范大学，2015.

[15] 刘文波.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研究(1932—1949)[D].西南大学，2020.24.

[16] 钱伟长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物理学卷第一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30，90，98，114，120.

[17] 胡升华.从“学术独立”到“国家科学” 兼及中国物理学会和《物理学报》的历史观察[J].科学文化评论，2019，16(4):41—63.

[18] 陆学善.中国物理学会[J].科学大众.1948，(6):262.

[19] 佚名.中国物理学会第一次年会资料[J].中国科技史料，1982，(3):86—92.

注释

（1）朗之万是20世纪初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也是考察团四人中唯一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他在物理学的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其中尤对气体电离和空气中离子的性质、气体分子运动论、经典磁学理论、相对论、超声学等物理学领域贡献突出。

作者简介：仪德刚，1971生，内蒙古赤峰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史、物理学史和科技战略。卞尔山水，1994生，上海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技术史。

（原文刊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