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锦铎（1999研 人文）

今年春夏之交山东传统工矿城市淄博凭借烧烤火爆出圈，“进淄赶烤”一时间成为热词。这个现象的发端与淄博人民的热情好客在大学生中留下良好口碑有关。鲜为人知的是90年前，清华大学有一群学生利用春假旅行的机会，曾对淄博工矿业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察。抚今追昔，令人感慨。

一、1933年清华学生的春假旅行安排

春假是民国初建就确定的一项放假制度，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将1学年分为3学期，在寒假、暑假之外，另在春季安排一个假期，时间为一周。[1]各级各类学校在执行规定时有所变通，可以自行掌握放假时间和时长。学生或结伴出行，或由学校安排师生同行，有的大学还把学生的毕业考察安排在春假。从民国时期的春假安排，可见教育制度模仿外来学制的痕迹，又反映了现代“旅游”观念传入中国所带来的新变化。从气候特点看，春季是学生外出旅行的最佳季节；从文化渊源看，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春季师生结伴外出、亲近自然、敦品砺学的记载，春假又与这个延续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2]

清华大学1932—33学年校历显示，1933年春假时间为4月3日至9日。[3]《清华周刊》报道了学生的春假旅行计划:

……不毕业同学之有组织的旅行，据记者调查，其早已决定并分头接洽者，仅土木（二组）、历史、地学三系四组。计土木工程系第一组，共十六人，拟赴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一带，三十一日启行。土木系第二组十九人，赴天津、浦口、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四日动身南行。……历史学系十二人，预定赴洛阳西安旅行，……地学系十六人去津赴泰安、济南、博山、张店、金岭镇等处，定二日首途。[4]

清华地学系初名地理学系，于1929年秋成立。成立之初努力发展气象设备，于1931年春建成气象台。从1931年夏起，逐渐增加地质课程，先后添设矿物学、地史学、地貌学、岩石学及古生物学。地质及气象方面课程既多，“地理”一辞不足以概括开设的全部课程，遂于1932年更名为地学系，并分设地质、地理、气象三门（组）。[5]

地学系学生选择到山东上述地方作为春假旅行的目的地，并非单纯的假期旅游，更有促进学科发展、提高学生专业素质的目的。对有些学生来说，这次山东之行与其说是春假旅行，毋宁说是专业实习。如地处泰安济南之间的张夏地区具有典型的寒武纪地质特征，1932年秋已有张兆瑾、程裕淇、杨遵仪、祁延霈、王植（以上1933年毕业）、李唐泌（1934年毕业）6位学生在孙云铸（北大地质系教授、地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此时兼任清华地学系讲师）、杨曾威（地学系助教）带领下到此地展开考察，1933年的春假旅行再次安排到泰安济南，继续张夏寒武纪地质的考察是此行的目的之一。[6]博山、张店、金岭（现均属淄博）地处胶济铁路（及其支线）中段，矿产资源丰富，这一时期胶济铁路主要营运收入来自张（店）博（山）支线淄川、博山矿区煤炭的外运。这些地方以煤炭为支柱建立的企业众多，由此带动了陶瓷、料器生产规模的扩大，更进一步推动传统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生产方式上呈现传统手工作坊为主体与少量近代机器工厂并存的格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工商资本大量持续涌入，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日益显现。资源状况、生产方式和企业生态应该是吸引清华地学系学生选择到此旅行考察的重要因素。

胶济铁路中段手绘地图暨1933年清华地学系学生春假旅行计划到访城镇

二、清华学生淄博春假旅行的两个报告

清华地学系学生在淄博旅行考察的具体情形不详。现在能确知的是到淄博的这些学生里面不仅有地学系学生，实际活动地点和路线与当初的计划也不无出入，他们在淄博的春假旅行留下了两篇考察报告，值得关注。

（一）《鲁大公司“淄川矿业所”视察记》[7]（以下简称《视察记》）

1.鲁大公司“淄川矿业所”

即淄川煤矿（洪山煤矿）在中日“合办”时期的名称，矿址在淄川县洪山。1897年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攫取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及沿线30公里范围内的开采权。1904年胶济铁路并张博支线铁路通车后，德国资本家成立的德华矿务公司于淄川大荒地（即洪山）开凿矿井，成立淄川煤矿。淄川煤矿采用德国采矿技术和管理方式，在淄博众多煤矿中生产技术水平最高，产煤量最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强夺德国在山东的矿山权益，占领淄川煤矿，并实行军事管理。后来根据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取得“合办”淄川（煤矿）、坊子（煤矿）、金岭（铁矿）三矿山的特权。1923年8月，日本山东矿业公司与靳云鹏等官僚军阀资本家在天津签订协议，成立鲁大矿业股份有限股份公司，在青岛设立鲁大公司办事处，淄川煤矿改称“淄川矿业所”。“淄川矿业所”名为中日“合办”，其经营管理权实际由日本财阀及其代理人掌握。新中国成立后，煤矿定名为洪山煤矿，作为淄博矿务局所属骨干煤矿之一，为国家能源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经过近百年的挖掘，1999年洪山煤矿因资源枯竭关停。洪山镇是淄博市淄川区近郊工矿业城镇，淄博矿务局机关（现称山东能源淄矿集团总部）所在地。淄矿集团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其主营业务单位现分布在山东、陕西、甘肃和内蒙古等省区。

上世纪30年代淄川炭矿大门

上世纪70年代洪山煤矿1号、2号立井

上世纪80年代淄博矿务局机关及附近煤矿

2.《视察记》梗概

据作者吴宗济[8]（1934，中文）自述，他“用了清华经济系的名义”和亲戚“翁君”（博山营业税局主事）一道，于1933年4月6日上午乘张博支线车到淄川（路程20公里），又转乘淄（川）洪（山）支线车来到鲁大公司“淄川矿业所”（路程6.5公里）。这一天恰逢日方管理人员都在青岛开会，他趁着这个活动相对自由的当口进入第一竖坑（又称立井。一战前德国人经营淄川煤矿，先后开凿三个竖坑，日本占领时期编为1—3号竖坑）。先后参观“十行坑道”“八行坑道”（“行”即煤层，十行坑道即采掘十层煤的通道。十行坑道距地面井口260米，八行坑道距离地面井口180米），考察了煤炭从炭坑开掘、坑道运输、升降机升井再由传送带装车的全过程，并参观地面的动力车间、金工车间和传送设施，亲身感受矿工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状况，“抱着有闻必录，有见必书的宗旨”，采用点面结合的写法，形成了这篇报告。

《视察记》首页

3.《视察记》要点

煤炭生产：提升、排水、通风使用机器，采掘面依靠工人用手镐刨煤，人力拉煤，坑道内用骡马运煤，煤车用“关笼”（升降机）出煤，用传送带装车。

劳动境况：井下环境恶劣，工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时常面临透水、冒顶和瓦斯爆炸等威胁，“平均每年总有数十的死难者。”

等级划分：分“厂大班”“坑务”“工头”“里工”“外工”。“厂大班”为矿井管理者，“坑务”为煤矿技师，“工头”由公司雇佣，“里工”负责矿井机械的操作维护，“外工”是下井工人的统称，又有“代表”（类似包工头）“镢头”“筐头”“坑夫”的区分。“外工”中既有匿报年龄的童工，也有白发老人。下井工人多为本地人，多半有家，“所以不易团结”。

收入状况：“坑务”每月140元左右，“工头”20余元，“代表”工资由“筐头”“镢头”“坑夫”供给（相当于提成），其他工人每日约三角五分至四角二分，每日给资。

煤矿现状：煤矿专务、经理各二人（中日各一），以下各部门主管皆由日本人担任，“实际权柄都在日人手里”。根据合同煤矿资产和开办费用应由中日双方分担，日方由二十余家矿主合资，中方投资人不付现款，用利息作抵，“可见中国人的无意经营。”

（二）《山东省立模范窑业厂调查》[9]（以下简称《调查》）

1.山东省立模范窑业厂

山东省立模范窑业厂成立于1931年，是山东省实业厅投资建立的官办企业。该厂地处博山县柳杭村，与博山火车站隔（孝妇）河相望。其前身为晚清官商合办企业博山玻璃公司。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批准创办玻璃公司，拨库银5万两作为官股，并向社会发行招股彩票筹集资金，进口德国成套机器设备，生产平板玻璃。博山玻璃公司是我国最早生产平板玻璃的企业之一。后因资金缺口、管理不善等原因，玻璃公司倒闭，厂内一切资产收归官有。1930年山东省实业厅为改良陶瓷、发展窑业，决定利用玻璃公司旧址兴办窑业厂，主要生产瓷器、电瓷、耐火砖。1931年4月工厂定名为“山东省立模范窑业厂”，1934年改名为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抗战期间被日伪改组为博山窑业株式会社。新中国成立后，企业定名为山东耐火材料厂，作为淄博耐火材料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为钢铁企业生产配套耐火材料，为国家冶金工业建设做出重要贡献。进入新世纪，企业经股份制改造，改制为山东耐材集团鲁耐窑业股份有限公司。

博山玻璃公司全景

上世纪80年代山东耐火材料厂鸟瞰

2.《调查》梗概

作者（吴景行[10]）介绍他“于春假期内，原往博山淄川等处，调查煤矿工人生活，因顺便参观是厂。”用半天时间，考察模范窑业厂的主打产品瓷器从原料处理到待售成品的各个环节，了解工厂管理、工人生活和产品销路状况。此文初稿形成于1933年暑假前，后经地学系教员王炳章（1932年12月入职清华大学地学系，矿物学家）指正，始得脱稿。考察结束后，作者将文中所述的各种原料搜集一份，带回学校保存在地学系标本室。

《调查》首页

3.《调查》所记瓷器生产要点

原料处理：先是洗净碾碎原料，再分别将制胚原料（长石、石英、坩土）和制釉原料（高岭土、坩土）按比例放到搅拌机搅拌；

成胚：将搅拌好的原料倒入模型，待原料完全干燥后取下模型将成胚上釉；

入窑：将上釉后的成胚用匣钵入窑烧制，窑内温度1250度，烧制时间45小时，待窑冷却后，将完整成胚送装饰部；

装饰：由装饰部画工在成胚上色绘画，为确保绘画颜色不脱，用小火再烤一次（名曰“烤花”），即为成品，入库待售。

三、几点感想

1.淄博作为1933年清华学生春假旅行考察的目的地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工矿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学生到访考察的企业是旧中国淄博工矿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形成的两个考察报告反映了抗战前淄博工矿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状况，勾画了生产方式、外国资本等因素在这些企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图景。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这两篇报告也有其重要价值。《视察记》语言生动，笔端常带感情，细部描写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就笔者检索阅读这一时期对淄川煤矿的各种报道，如《视察记》这样鲜活、细腻的记录几乎绝无仅有，完全可以收入淄博煤矿博物馆的馆藏而无愧。《调查》的基调是全面观察、科学分析。经过比对可以确定，1985年出版的《山东耐火材料厂志》中“模范窑业厂”部分的记载参考引述了《调查》的内容。

2.两篇考察报告中尽管没有出现“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之类的名词，事实上这些观念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这个特点在《视察记》中表现的比较突出。且看对“二十六号矿坑”的特写：

“二十六号矿坑”是一个隧道的尽头，离坑道约几百尺。六个“镢头”在石壁上锤着，两个“筐头”拿着藤筐子装炭，一个代表坐在地上。他们看见有工头来，都站起来，因为站不直，所以很不自然。我用锤子在壁上敲，一块块的炭屑落了下来，这就是各种工业的原动力啊！工人们流着血汗，冒着性命的危险，天天在这黑洞里呼吸着炭气，每天的代价只有三角五分钱，未免太残酷了。而且有的地方，因为公司省几磅炸药，打炭的隧道，刚能爬进去一个身体，是于（排字有误）工人们都躺着打炭，常常地“天板”落下来，就被活葬了。

淄川炭矿工人井下劳动情形

显而易见，旧中国煤矿工人受到外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剥削，受到工头的欺凌，劳动环境差，劳动强度大，人身安全不能保证，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由此就可以理解王尽美、邓恩铭、罗章龙等中共党的早期领导人此前曾先后来到这里，了解工人状况、启发工人觉悟、指导工人运动的命意所在，也就可以理解早在1922年6月就在这里成立的中共山东基层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前赴后继屡仆屡起的原因所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分析方法是理解近两百年国家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一把钥匙。

3.国家贫弱、外患日亟的时代背景，使“科学救国”思想在一些青年学生心中扎根，使他们习惯用科学的标尺来衡量、比较所看到的世界。《调查》中指出模范窑业厂的生产管理弊端颇多：管理上“因为官办，对营业计划多不注意，以故出品销路，只限胶济路沿线。”生产上“因配料不精确，手续多有省略，暨工人技术不精之故，出品损坏甚多”，“工作大部分仍用手工，出品过缓，较该地普遍小规模营业，尚无显著之进步，更不足与舶来品相抗矣。”这些弊病在当时官办企业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问题的症结固然有制度、体制的根本性问题，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笔下的“差不多先生”当道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缺失也难辞其咎。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启示我们，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必须培养和弘扬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

注释：

[1]参见印铸局编纂处：《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期规程》，《法令全书》1912年第1期，1912年12月版。

[2]古代典籍中记载师生春游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3]参见《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2年12月。

[4]《春假旅行：毕业班各行其是，他级同学离校者不多》，《清华副刊》第39卷第4期，1933年4月5日，第15—16页。

[5]参见《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2年12月。

[6]参见“罗山”（王植）《张夏区寒武纪地质之研究》的前言部分。此文发表在《清华周刊》第40卷第7/8期“地学专号”，是地学系学生1933年春假旅行考察的成果之一。

[7]此文发表在《清华周刊》第41卷第7期，1934年5月7日出版，第97-106页。

[8]吴宗济（1909—2010），字稚川，浙江吴兴人，生于山东济宁，语言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后就读市政工程系、化学系和中文系，1934年毕业。前半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音学研究，有多部著作行世。晚年有《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回顾平生经历，可惜1933年春假旅行一段，没有留下回忆。

[9]此文发表在《清华周刊》第40卷第7/8期“地学专号”，1933年12月11日出版，第173-176页。

[10]“吴景行”是《清华周刊》中仅此一见的笔名。综合各方面线索，笔者倾向于认为“吴景行”即李洪谟。理由：1.《调查》作者是地学系地质组学生。《调查》说明中提到此文曾经“王炳章先生指正”，此文中王炳璋先生有所指正的应该是瓷器原料（矿物）的名称部分，这一时期的王炳章痛感国内地质学界存在一种矿物有多个译名的混乱现象，正从事矿物命名原则的研究，这是西方地质学中国化的基础性工作，其论文《矿物命名原则并伍佰余种矿物名词之商榷》也发表在前揭“地学专号”上，对《调查》相关内容的指正，反映了王炳章先生对《调查》作者这个学生的专业要求；2.《调查》作者是二年级或三年级地质组学生。前揭“罗山”（王植）《张夏区寒武纪地质之研究》前言提到，1933年春假清华地学系学生到山东旅行考察，他是跟二、三年级同学同去的（王植当时是四年级，马上毕业）。已知三年级地质组李庆远去了张夏，可以确定不是《调查》作者。另两位三年级地质组学生李唐泌、夏湘蓉春假期间的活动不详，二年级地质组学生疑似只有李洪谟。可以认为这三位之一是《调查》作者；3.李洪谟1934年1月和夏季两次到湖南炼铅厂参观考察，返校后以本名发表《湖南炼铅厂视察记》，此文的专业背景、语言风格、篇章布局与《调查》相似。上述理由是否成立，笔者并不十分肯定，深望方家不吝指教。

附1：李洪谟略历

李洪谟（1912—？），字源泉，湖南湘潭人，1931年考入清华地学系，在校期间任《清华周刊》第41卷（1933—1934学年第2学期）总编辑，1935年毕业留校。先后任清华大学地学系助教，长沙临时大学迁移昆明办事处负责人，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助教。后进入滇北矿务公司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台湾光复后赴台任金瓜石矿区总工程师，后返回大陆长期担任湖南、江西有色金属勘探局（所）总工程师等重要技术职务。曾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1届理事会（1962—1979）理事。

附2：1933年《清华周刊》“地学专号”

1933年下半年出版的《清华周刊》“地学专号“是地学系成立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专号”收录了翁文灏、袁复礼、谢家荣、冯景兰等老一代地学家的论文，汇集了张印堂、黄厦千、王炳章、杨曾威等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地学系学生如程裕淇、杨遵仪、王植、夏湘蓉、李良骐等人的研究心得也在“专号”发表（还有部分学生所作论文用的是字、号或笔名，辨识不易）。地学系成立之初培养的学生成才率超高，从“专号”中就可初见端倪（程、杨、夏后来为中科院院士，其他学生在各自专业领域也极有建树）。“专号”的出版经过可从李洪谟所作的“编校后记”得其梗概。除了承担“专号”的编校工作，李洪谟还以“源泉”署名发表了一篇译作：《西康人文地理述略》。

参考文献：

1.淄博矿务局志编纂委员会：《淄博矿务局志》，煤炭工业出版社1993年2月版。

2.山东耐火材料厂厂志编委会：《山东耐火材料厂志（1904—1985）》，山东省冶金企事志丛书，1988年5月出版。

3.庄维民、刘大可：《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4.胶济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胶济铁路旅行指南》，青岛胶州路文华印刷社1934年8月增订再版刊行。

作者：赵锦铎，1996—1999年人文学院历史系读研，长期在军队单位从事教育工作，军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