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

【概要】在中国新闻教育萌芽期，清华学校积极开展新闻出版活动，于1916年12月倡议成立“新闻研究会”，研究新闻，培养新闻人才。虽然该研究会并没有成立，但正因为清华学子们积极开展和参与新闻出版活动，其中部分人热爱上了新闻学，赴美留学，专修或选修了新闻专业，回国后服务新闻战线，做出了不俗的业绩。1947年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除1948年9至1949年9月），清华大学中文系聘请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教授在大四年级开设“新闻学概论”必修课程，拓展了清华学子的就业渠道，受到学生的欢迎。因此，清华大学感应到了中国新闻事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型的脉搏，尝试开展了新闻学研究，探索新闻教育，深具新闻教育传统。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研究，要不断加强史料收集和档案整理，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最近笔者在了解和阅读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机构发展情况时，发现有两本新闻传播学著作（李秀云，2004，p.247；武齐，2014，p.207）都记载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开设新闻学概论课程进行新闻教育的史实，“1946，北京，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新闻学概论’课，聘请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兼任教授”，但并没有具体情况的介绍。这引起了笔者研究的兴趣，经过不断搜集第一手史料和档案资料，本文梳理了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探索新闻教育的情况，对其历史进行细致的再考察。这有利于丰富清华大学校史内容并深化对中国新闻教育史的认识和研究。

一、清华学校倡议成立“新闻研究会”

1911年，晚清政府设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成为现今清华大学的前身。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1928年，清华学校再度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在此期间，清华校内的研究团体曾感应到中国新闻教育即将创立发展的潮流，提出成立“新闻研究会”的倡议。

根据中国新闻教育史权威说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10月14日成立时名称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1月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课程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新闻学术团体，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开端，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兴起（邓绍根，2015）。它既顺应了中国社会内部对新闻事业（中国新闻事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型）及其教育（1912年6月中国报界俱进会提出并通过“设立新闻学校案”，1920年5月全国报界联合会提出并通过“新闻大学案”）的不断需求；也感应到世界新闻学研究及其教育的发展态势走进中国的影响（如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中译本出版，1913年美国记者休曼《实用新闻学》中译本出版，1914年3月世界第一个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威廉院长首次访问北京考察中国新闻事业，1915年3月开始上海《申报》的《欧西报业举要》连载，1916年3月上海《环球》杂志刊登《美国各大学之新闻科》）。

实际上，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中国新闻界有识之士也感受到了这股潮流，开始积极行动，尝试开展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如1916年1月4日，上海《商务报》刊登启事，宣布将招收10名学生赴日留学专攻新闻。其具体办法是：（1）与日本新闻学会商定，由该会选派教师每日向这批学生讲授新闻学两小时；（2）年赠学费300日元；（3）学生留日期间，除必修新闻学外，还可以“自由认定”各种“实业学校”学习；（4）学生学习期间，每月需给报社写通讯稿4至5篇，毕业回国后，需担任该馆新闻学教授1年（方汉奇，2018b）。

清华大学的师生也顺应了这一潮流，提出了组织“新闻研究会”来开展新闻研究的建议。1916年12月14日，《清华周刊》（1916a，pp.16-17）的“校闻”专栏以“研究新闻”为题报道说：“月之六日学术研究会开会时，有会员提议组织一新闻研究会。经众赞成。闻不日再将开会讨论云”。当时清华学校的学术研究会，参与者主要是教师，活动形式以请名人讲演为主。如同年12月21日《清华周刊》（1916b，p.19）第92期报道：“本星期三，学术研究会将由韦德穆先生演讲中国之工艺教育。闻先生搜集材料为时已久，届时必有鸿论出现也。”1917年2月15日《清华周刊》（1917b，pp.17-18）第96期报道：“教员学术委员会将于本月廿八晚八时开本学期第一次演讲会，由海晏先生演讲《科学之计分数法》。”

当时清华学校师生的新闻报刊出版活动非常活跃。1916年12月，清华学报举行了订报竞赛。据《清华周刊》（1916c，p.20）报道：“清华学报举行订报竞赛，同学认购甚为踊跃，尤以中等科四年级同学为最……以三百零一分第一。”《清华周刊》（创刊于1914年3月24日，原名《清华周报》，1914年9月22日改名为《清华周刊》）是一份由清华学生主办的刊物，由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出版科委员负责组织编辑出版。该刊介绍欧美新思潮、新学说，记录古今中外各界名人言行、轶事、佳话，记载本校大事及经过，讨论校内事务，有学生自治问题、课程分配问题、男女同校问题、教员聘用及待遇问题、学生入校及送美等问题，刊登小说、诗歌、时事评论等内容。除了《清华学报》《清华周刊》，清华大学学生还出版发行了《通俗周报》。

1917年1月1日，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檄文《文学改良刍议》，掀起白话文运动。同日，清华学校的学生庄泽宣、李恩科、查良钊、卢默生、沈履、孙瓃、陈裕祺、杨颐桂、许振宙、周贤颂、吴泽湘、葛鼎祥等人出版白话报《通俗周报》。1月5日，《清华周刊》（1917a，p.33）以“试办白话报”为题报道说：“校中试办出白话报一种，发给校役及附近村民，以期开导知识，改良风习，每两周出一期，暂用油印。其第一期已于一月一日出版，庄泽宣为总编辑，李恩科为总经理，编辑为查良钊、卢默生、沈履、孙瓃、陈裕祺、杨颐桂诸君。经理为许振宙、周贤颂、吴泽湘、葛鼎祥诸君云”。2月8日，新学期开学后，《清华周刊》（1917d，p.27）关注到该报的发展，报道说：“本校同学刘君庄等发起之白话报，现已出三期。每期除分送校役外，且发给海甸成府及附近村民。第一次计销百份，现则增销至三百份云”。3月22日，《清华周刊》（1917f，pp.19-20）报道了该报的进步，“校中白话报自发行以来，阅者日多，已改油印为铅印。现定为全体学生主办。费用由八级同学均摊。闻已请定八级长为董事管理一切事务云”。10月4日，据《清华周刊》第114期报道，《通俗周报》仍在继续出版。

同时，清华学校与新闻界的交流频繁。如1917年2月，美国记者访问了清华学校。2月8日，《清华周刊》（1917e，p.21）刊登了预告性新闻，“美国纽约报访员阿克门女士现来中国有所调查。闻将于十五日晨来校参观，偕来者尚有哈拔夫人、汤生君（里斯黎报社代理人）及其夫人云”。访问结束后，《清华周刊》（1917c，p.13）刊登了美国记者参观的消息，“月之八日，纽约报投稿员阿克门女士来校参观，由校长招待观览各处，并在周校长宅中午餐。闻阿女士拟将其在清华学校所见情形，著为文章，投登纽约报云”。据《清华周刊》记载：3月10日晚，学术研究会邀请上海《新闻报》馆主福开森先生演讲了《中国之美术》。3月22日，福开森先生又在清华学校学术研究会上讲演了《中国国画》。

清华学校师生正是既顺应了中国社会内部对新闻事业及其教育的不断需求，也感应到世界新闻学研究及其教育的发展态势走进中国的影响，他们在学校里踊跃从事新闻报刊活动，积极出版《清华学报》《清华周刊》《通俗周报》等报刊，展开中外新闻交流活动。在这种活跃的新闻出版氛围下，清华学校于1916年12月提出了组织成立“新闻研究会”开展新闻学研究的倡议，提出的时间比北京大学更早。不过很遗憾的是，根据笔者迄今为止查阅档案报刊史料，这个“新闻研究会”的倡议却没有下文，没有开展具体活动的记载。而北京大学在富有报刊经验的蔡元培校长和徐宝璜等倡议下，于1918年10月14日正式成立“新闻研究会”并开班授课，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二、清华学堂及学校赴美留学的新闻学生

清华学校倡议成立“新闻研究会”虽然没有成立，但是当时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于1917年3月组织编写的《游美同学录》却出现了清华学堂出国学新闻的留学生的身影。清华学校第二任校长周诒春在《游美同学录·例言》（北京清华学校，1917）中阐述了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人才的编撰目的，“一则图游美回国学生间情一则缘国中百度改革，需材孔亟，而患于见闻未周。新学俊彦谊之联络，无从罗致，至每年回国之游学生，怀才欲试者，又苦于一时无地自见。此册可为互相介识，期于为人择事，为事择人，均能有裨。……而尤望美国各方，知中国留美归来学生，当此维新建设，千钧一发之会，如何致力，以报宗国也”。

《游美同学录》（北京清华学校，1917）选编了留美回国精英401名，其中记载了学习新闻学的邝煦堃，“邝煦堃，字伯和，年二十五岁，生于广东广州，未婚。初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宣统元年，以官费游美，入普林斯顿大学，习经济学；民国三年，得文学士学位；入哥仑比亚大学，习经济学及新闻业；民国五年，得文学士学位，为地方自治会及某会会员，为《普林斯顿日报》编辑、《留美学生月报》总编辑、留美学生会会长、《春野共和报》编辑、报界同业会会员；充巴拿马博览会万国报界会议中国代表。民国五年回国，为《纽约晚报》通信员、英文《京报》编辑。通信处：上海江南造船厂”。在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载了邝煦堃“习经济学及新闻业”，并积极从事过新闻工作。确实，1907—1909年，邝煦堃求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并于8月举行了留美学生第一次考试。9月成绩公布，录取了47人，他以第二名获得首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资格。10月，他赴美，在安德孚学校过渡教育一年。1910年，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1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他积极参加校园活动，交友甚广。1912—1914年，他出任《普林斯顿人日报》编辑，成为该校刊编辑部成员中第一个外国人。1914—1915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经济学，同时成为北美中国学生主办的《留美学生月报》主编。1915年，他代表中国参加巴拿马展览会的国际记者招待会，同年秋，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系，1916年毕业并获得学位，同时出任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1916年8月回国后，他任《京报》编辑，同时兼任《纽约晚报》通讯员。一年后教授英语，随后任清华学校国际法讲师。1918年，他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任秘书。1922年2月他任职北京交通部铁路局资产科副科长，次月被任命为交通问题委员会专家。1923年任职于哈尔滨华东铁路局，问津于有关衔接铁路问题。1923—1926年任职财政部及外交部，并参加中俄关税会议。1926—1927年任陇海铁路主管及冯主祥先生顾问。1928年6月任外交部情报与宣传局局长。1928—1930年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1931年任外交部参事（刘国铭，2005）。1934年3月29日，邝煦堃于上海病逝。

1921年4月28日，清华学校（1921，pp.316-317）编辑出版的《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刊载了《清华官费留美生各科人数分配一览表》，在“新闻学”有七人，其中有四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二名留学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一名留学芝加哥大学。从入学年份看，说明清华学校赴美学新闻学人数不断增多（表1）。

1931年5月1日，国立清华大学（1931，pp.202-203）出版了纪念建校20周年纪念册《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扉页中英文注明“谨献给热心赞助清华发展的诸君”。在“统计图表”的“历年留美学生分科统计表”（一）中，有1909—1929年攻读社会科学（新闻学）的留学生数量统计，具体情况为：“1909（1）、1918（1）、1920（1）、1921（1女生）、1922年（1）、1923年（3）、1927年（1）、1929年（1），总计10人”。但是，《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并没有记载具体名单。

1933年7月，国立清华大学组织编撰了《清华同学录》。在“学科分类表”统计中，“文科三九九人”中“新闻学六人”分别是：“丁文彪、桂中枢、张继英、赵敏恒、邝煦堃、饶引之”（国立清华大学，1933，p.401，409）。查阅“同学总录”后，下面分别介绍一下他们具体情况（表2）。

但是，这和《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的“历年留美学生分科统计表”记载的“总计10人”却不相符，少了四人。细查《清华同学录》的“同学总录”，笔者发现清华学校出国学新闻学的人数不止学科分类表中的六人。除以上六人外，还有三人，分别是：郑重、李幹、陈钦仁，具体情况见表3。

笔者将以上两表中的人物姓名与前面1921年《清华官费留美生各科人数分配一览表·新闻学》相比照，发现刘师舜、张耀祥（翔）、王国钧仍不在1933年《清华同学录》出现“新闻学”字眼的留美生名单中，详情见表4。

1933年《清华同学录》出现“新闻学”字眼的留美生，表2、表3相加也仅“9人”，仍与“总计10人”不相符。是记载有误还是当时出国后换了专业而未能更正还有待考察。

萧公权（2021，p.36）的《问学谏往录》一书中记载了自己从新闻学转到哲学的留学经历。他在五四运动期间与同学桂中枢和李幹共同办《民钟》日报的经历使得他对新闻工作发生了兴趣。他回忆说：“短期做过冒牌记者之后，我不知自量，对于‘办报’发生了兴趣。民国九年，清华学校允许送我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肄业。如果后来不因为自己发现我不是做‘无冕王’的材料而改学哲学，我很可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名小卒。桂、李两兄到美后都学新闻学，先后得着新闻学学士的荣衔。他们是有志竟成，我却知难而退。”1920年9月中旬，萧公权（2021，pp.44-45）和李幹、李懋（李幹的弟弟，自费生）乘“南京号”抵达美国旧金山，并共同到密苏里大学报到。他详细记载了自己的新闻学选课情况和拜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情形：“我们三个人到达哥伦比亚时，大学已经上课。所幸入学手续早已办妥，只须向学校报到选课。芑均兄学新闻。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在那时是首屈一指。他的弟弟学工程。这个大学的工学院虽没有赫赫之名，却也够得上水准。我去密苏里有两重目的。一是我也有志于新闻事业；二是叔玉兄在那里经济系肄业，我想和他做海外的同学。……芑均和我同去见新闻学院院长韦廉士先生（Walter Williams）。他指示我们除了必修的新闻学课程以外，应该尽早选修近代史、政治学概论、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哲学概论等课程，以求开展视界，扩大知识范围。新闻学是职业性的（professional）的学科，但必须辅以‘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课程，才能避免眼光狭隘的缺点。我们当然遵照他的指导。新闻学原理和初级新闻采访是必修的课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芑均兄和我一同选了欧洲近代史。他选了经济学和其他一门课程。我选哲学概论和社会学。（此后在密苏里大学的三年中还选了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教育学、植物学、法文、德文、艺术等课程）……韦廉士先生是当代美国新闻学的大师。他讲新闻学原理这一门课，胜义络绎。……我们对所修的课程多感到满意。令我‘伤脑筋’的课程是初级新闻采访这一门。除了在教室里听取教授讲明采访技术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火车站上访问下车的乘客。这些男女老少的人们，行色匆匆，极少愿意答复我们记者的访问。即使偶有几位愿意答复我的问题，他们所说到哥伦比亚的原因却极其平常（例如来看朋友或探亲戚），没有新闻价值，没有在《密苏里人》（Missourian，新闻学院为学生实习所办的日报）上刊登的资格。学期终了，我虽然勉强及格，但做无冕王的野心打消了。知难而退，我放弃了新闻学。同时我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居然是哲学系的学生了。”

但是，在《清华同学录》（国立清华大学，1933，p.319）的“同学总录”中，“萧公权”在“政治”学科中，“萧公权，三十五，江西泰和旧'20；政治——A.B.（Missouri）'22，A.M.（Ibid）'23，Ph.D.（Cornell）'26.国立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当时他已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可能由此忽略了赴美学新闻学的背景。即便算上学过一个学期新闻学的萧公权，是十人，但是在《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的“历年留美学生分科统计表”中1927年和1929年的一人是谁呢？这也有待考察。

笔者查阅了当时《清华周刊》《大公报》等报刊及相关档案资料，结果在《申报》上发现了答案。1927年8月2日，《申报》（1927）刊登的消息《清华本届赴美之毕业生》报道了上海各团队将欢送清华赴美留学生情形，并刊登了“该校丁届毕业赴美生五十名录”，其中“五十，鲁潼平，米苏里，（新闻学）”，记载了1927年清华留美预备部毕业同学鲁潼平将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的史实。而1933年《清华同学录》（国立清华大学，1933，p.318）并没有记载其学新闻，“鲁潼平，湖南宁乡，旧'27，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杭州圣塘路九副公司”。确实，鲁潼平（1905—2008），湖南宁乡道林人。1905年生于四川潼川，幼丧父，母亲带回长沙抚养，曾与任弼时同班同学。1927年留学美国，先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后转芝加哥大学，改修文史和国际关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30年娶芝加哥华侨领袖蔡裕堂女儿蔡美媛为妻。回国后，曾任外交部编辑室副主任、浙江大学西洋文化史教授、英文《自由西报》主编等，1935年曾在庐山采访过蒋介石。与民国很多名人如柳亚子、朱自清等人都有接触或深交。1951年初去香港，任《纽约时报》驻香港助理记者。1955年去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编撰《民国时代中国名人传记辞典》历时五年。老人活到103岁，曾被纽约华文界称为“中国百年历史巍然犹存的见证人”。晚年热心佛事。发表过《蒋夫人（陈洁如）等过日再记》《所谓“中山舰事件”》等作品。

1929年8月17日，《申报》（1929c）刊登的寰球中国学生会调查报告《本届清华出洋学生三十八人》，发现了“苏宗固，意利诺大学，新闻学”。8月24日，《申报》（1929a）在“本埠新闻”专栏刊登了《一百二十五赴美生今晨放洋》，配图专门报道了“苏宗固君”，“苏宗固君，苏州人，年二十三岁。今夏毕业北平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本届赴美之一九一九级级长及该校戏剧社社长，以多才干练称。于今日赴美，入意利诺大学，习国际政治后，再赴米苏里大学专攻新闻学，将来学成归来，当有一番新贡献云”。9月4日，《申报》（1929b）刊发了苏宗固从横滨寄来的新闻通讯《克利扶兰总统号赴美学生过日情形》，“乘八月二十四日开驶之克利扶兰总统号赴美学生一百二十五人，于二十六日下午二时抵神户。沿途风平浪静，甚为舒适。抵神户后，有华侨同文学校诸君，前来欢迎，一同登岸，伴游各名胜。……船上现清华及其他全体学生，合组团体、由各校学生推举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委员凡十一人。当经临时主席苏宗固君、清华级长召集开会，推定苏宗固为执行委员会正主席，郑南生为副主席，黄丽明为书记。另组织俱乐体育会计三委员，推定苏宗固、郑南生、戴南生三君分任三委员会主席，并拟于船上举行各种体育、游戏、比赛、盛大之俱乐会、化妆跳舞会，各种非正式演讲及音乐会等”。苏宗固，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北京，字重威。1923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时，加入盛泽小说研究会苏州分会，作品多刊于《申报》副刊，曾入许啸天星期文会第八期文榜。次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末班己巳级，任级长。据1933年《清华同学录》（国立清华大学，1933，p.340）记载，“苏宗固，重威，二十五，江苏苏州，旧29，国际法B.A.；政治M.A.，留美研究，Box33 Univ. Station，Urbana，Ill.，U.S.A.”。1934年7月，他受聘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文书处秘书兼代文书处主任，1935年2月辞职。另有资料（张耘田、陈巍，2005，p.203）记载：苏宗固于1930至1934年留学伊利塔大学、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35年卒。

但是，根据1931年《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历年留美学生分科统计表”1909—1929年攻读社会科学（新闻学）的留学生数量统计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经过资料对比和核实，笔者发现1919年清华留美预备部放洋同学桂中枢并没有统计在内。而在当年7月29日的《申报》（1919）刊登的“本部新闻”《清华赴美学生领袖已抵沪》中刊登了清华赴美学生名单，其中记载：“桂中枢，川，教育新闻，惠司康新大学”。1919年8月1日和13日关于“赴美学生消息”都提到了桂中枢。1920年，除李幹之外，萧公权确实可以不计入学新闻名单。因为据同年8月22日《申报》（1920）刊登的《本届赴美学生调查录》记载：“李幹，密召厘，新闻学；萧公权，密召厘，文学”。另外，1922年不应该是一人，而是陈钦仁、饶引之、沈铭书三人。在当年8月6日《申报》（1922）的《本届出洋学生一览表》中记载：“陈钦仁，米索里，新闻；饶引之，又，又；沈铭书，威士康新，又。”1933年《清华同学录》（国立清华大学，1933，p.76）中记载了陈钦仁、饶引之赴美学新闻，沈铭书则没有，“逸琴，江苏吴江，旧'22，历史—B.A.（Wisconsin）'24；B.A.（Harvard）'25；Ph.D.（Ibid）'28”。据1931年《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登记，1923年是3人。在当年《申报》（1923a）7月20日《本埠新闻清华学校本届赴美学生》报道说：“李迪俊，政治及新闻学，约翰霍金司大学；……赵敏恒，新闻及商业管理，哥罗拉多大学。”而在同年8月28日自费赴美学生报道（申报，1923b）中，“二十一日下午二时，自费生在交谊室集会首由主席陈炳章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团员提议组织：（一）游艺部推梁建章与李美芝女士为主任；（二）新闻部推蒋思绵为主任，王卓然、王志莘、常小川为部员；（三）交际部推常小川陶玲为主任；（四）文学部推谢婉莹女士及丁文彪为主任”。从这则报道中，清华学校的丁文彪是以自费方式赴美留学的。这也使得1923年留美预备部放洋同学名录中没有出现丁文彪的名字。而在1933年《清华同学录》（国立清华大学，1933，pp.57-58）中将丁文彪列入学新闻，且将李迪俊记载为：“李迪俊，杰人，三十一，湖北黄梅，旧'23；政治—B.A.（Wisconsin）'25；Ph.D.（Ibid）'29。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及时事月报社副总编辑，南京民国政府外交部”。因此，根据多方资料可以列出每个年份具体名单：1909年（邝煦堃）、1918年（郑重）、1919年（桂中枢）、1920年（李幹）、1921年（张继英，专科女生同学）、1922年（陈钦仁、饶引之、沈铭书）、1923年（赵敏恒、李迪俊、丁文彪）、1927年（鲁潼平）、1929年（苏宗固）。总之，从1909年至1929年，有意或学习过新闻学的清华赴美留学生，包括萧公权，达14人之多。

此后，清华大学仍有学生不断赴美学习新闻学。如据1935年12月31日《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5）报道：“本校事务组职员周益湘先生，国立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曾主北平英文新民报笔政，并在北平社会研究所从事当代经济史之研究，著有《中琉贸易之统计》，译有韩斯耳博士著《苏俄经济政策》及宋太格博士著《欧洲外交史》等书。1932年来本校服务，于兹三年，平日对于研究学术，兴趣殊浓，并时著政论文章，在各杂志发表。近为求深造起见，拟赴美国米苏里大学继续研究，专攻新闻学。闻已定于明年一月六日放洋赴美云。”1936年8月，《大公报》（1936）公布了寰球学生会调查报告《最近一年之出洋生》，刊登了237位留美自费生名单，有三位赴美学习新闻学，分别是：黄庆枢（广东）、周益湘（湖南）、沙凤岐（江苏）。据1936年3月8日《申报》（1937）报道：“清华大学毕业生周益湘，去春因中央大学教长罗家伦之介绍，入美国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该校与中大之交换免费学生。兹悉周氏在美创办英文杂志一种名曰《中国季刊》。其第一期业已出版。分寄世界各国。日昨本报亦收到一本，内容计有社论《西安事变》《日本的否运》等两篇，专文十五篇，主要有为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马丁博士之《使命》、哈佛大学政治系主任何尔康博士之《中国的进步》、俄海俄大学林霖博士之《中国之新币制》、燕京大学聂士芬教授之《日本帝国主义可以成功吗》、圣约翰大学伏泰教授之《论中国之新闻纸》、胡适博士之《太平洋变色了》等；此外并录有欧美著名报纸关于中国之评论十五篇。全书八十页，约四万言，装成美国极流行之杂志形式；发行以来，备受彼邦人士欢迎。按该志以宣扬中国文化，介绍中国实情，俾予世界人士以一种正确的认识为职志，故实为一值得注意之事业。闻周君将来归国时，并拟将该志移回中国出版。”4月3日，《中央日报》也报道了“周益湘创办英文中华季刊业于前月在美出版”的消息。同年，周益湘顺利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获得新闻学学士学位（B.J.）。1937年4月，清华大学增订出版《清华同学录》，收录了1909年至1936年学生名录和留学生名单；但没有按照学科统计，查阅各种名录后并没有增加学习“新闻学”的记载。

三、蒋荫恩在清华中文系讲授“新闻学概论”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立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10月，国立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清华园，复校开学，设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

复校后，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有教授朱自清、陈寅恪、王力、浦江清、许维遹、陈梦家、余冠英，讲师张清常，教员何善周、王瑶，助教冯钟芸、季镇淮、朱德熙等。课程内容恢复了战前“中西并重”原则，更加强调“新旧并重”，开始重新注重新文学。为适应毕业生就业的需要，中文系增设了新闻学概论、图书馆学、语文教学研究、翻译等新课程，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方向。

1947年3月10日，中国文学系召开第2次系务会议，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何善周、王瑶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议：（1）加设文学概论一学程（全年四学分）为二、三年级必修科目，翻译学程（学分不定，为本系三、四年级选修科目，此学程商请外文系设置。（2）加设新闻学与图书馆学两学程为三、四年级选修科目。图书馆学一学程商请历史系设置。（3）本系下年度招收二年级转学生20名，三年级15名。本系研究生下年度仍分（一）文学史（二）语言文学（三）文学批评三组招收。各项考试科目，亦经商定（齐家莹，1999，p.328）。

同年4月25日，梅贻琦（1947，p.1）在《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2期刊登《复员后之清华》（续）记载“中国文学系”情况如下：“复员之后——本系计到校教授四人，尚有王力教授，经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借聘为教授兼任文学院长，请假一年。陈梦家教授留美研究中国古代铜器，工作未完，请假一年。新聘兼任讲师张政烺先生、张清常先生分任文字学及古音研究训诂学等课，又蒋荫恩先生任新闻学概论课。原有教员一人，新聘二人。新聘助教十人，半时助教一人，又与历史学系合聘助教一人。各位教员助教及半时助教，除王瑶先生兼任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学程外，均专任大学一年级先修班国文及作文课，其与历史学系合聘之一位，系帮助陈寅恪教授工作。本系课程照上年度教育部规定办理，但增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及新闻学概论等课。系务会议并议决下年度增设文学概论，为二年级必修学程；各体文习作及图书馆学翻译，为选修学程。文学概论、翻译，与部定课程中之世界文学史配合，俾学生可比较中西文学，不致有偏隅之见”。

同年6月，1947年度《清华大学一览》出版。其中载有《清华大学学程一览》，分别规定了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必修学程一览（文学组）和选修学程一览（文学组）。在“选修学程一览”中，列有第三、四年级选修课程及学分：图书馆学3、语言学4、新闻学概论3、中国文学史专题讨论2（需先修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研究4、中国文法研究3、中国修辞学研究3、语文教学研究3、第二外国语12、文学批评4、西洋哲学史6（齐家莹，1999，p.326）。与抗战前相比，课程变动较大，取消了国学要籍、近代散文、新文学研究、歌谣等课程，新设读书指导、文学概论、各体文习作、翻译、国学概论、中国哲学史、中国沿革地理、图书馆学、新闻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专题讨论、中国文法研究、读书指导、哲学概论、训诂学、中国语言文字专门选读、铜器铭文研究、卜辞研究、蒙文或藏文、西洋哲学史、传记研究、文字形体变迁史等课程（齐家莹，1999，p.328）。

1948年9月，蒋荫恩受燕京大学委派，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进修学习，考察研究美国新闻事业。北平解放后，他毅然中断在美国的新闻学研究，启程回国。1949年9月30日，他抵达天津。10月1日，蒋荫恩重返北京，出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积极争取党和国家新闻宣传领导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大力振兴和改革新闻系的工作与教学。他在已停刊的《燕京新闻》的基础上，于1949年10月31日创办了《新燕京》，并成立燕京通讯社、学校广播台等，作为学生的校内实习园地（邓绍根，2019）。他回国后，清华大学立即邀请他到中文系任教，讲授“新闻学概论”选修课程。

1950年1月13日，清华大学召开第38次校务委员会会议，由潘光旦报告校委会文法小组对于精简课程的意见。议决：中国文学系拟聘请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为该系兼任副教授，于下学期每周讲授新闻学三小时。通过呈教育部核准。4月，清华大学公布了《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录》，其中蒋荫恩赫然在列，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兼任副教授蒋荫恩（1950.2）新闻学”（齐家莹，1999）。

笔者查阅清华大学相关档案史料，未能发现蒋荫恩在清华大学讲授“新闻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内容。但是当时他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也负责讲授新闻学概论，从其内容可见端倪。在1950年出版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概况》（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50，pp.3-5）中详细记载了“新闻学概论”的教学目的、内容和方法。“本课教学目的——本课教学目的，是根据新民主主义教育原则，介绍新闻学范畴内各种理论与实际业务情况，使学生一方面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观点、立场和方法，一方面对我国人民新闻事业有整个的了解。本课讲授一学期，共四学分，为本系一年级主修生必修，其他学系一二年级生可以选修”；“本课程教学内容——本课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新闻学理论的阐述，第二部分为报纸业务的介绍，其讲授提纲大致如下：（1）新闻的定义、特质与新闻学的范畴，（2）列宁新闻学理论的阐述，（3）报纸的类型，（4）新民主主义报纸的特性，（5）新民主主义报纸的基本任务和方向，（6）报纸的组织与管理，（7）报纸的编辑业务，（8）报纸的经理业务，（9）新民主主义新闻工作者的学习与任务，（10）期刊与杂志，（11）宣传与广播”；“本课教学方法——本课讲授，采取集体学分Ⅰ制，由本系教员各就所长，分别担任。除课堂讲授外，每逢讲授告一段落时，举行讨论会一次，由主讲教员主持，注重学生对讲授内容的了解程度，并讨论有关的各种问题。本课参考书籍由主讲教员事先公布，并可视实际需要，由主讲教员指定学生作各种专题研究。本课程学期终了时举行大考一次，小考由主讲教员决定。”

蒋荫恩讲授“新闻学概论”选修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对此记忆深刻。据清华大学1947届本科毕业生张源潜回忆说：学校聘请“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先生给我们开‘新闻学概论’。蒋先生讲课很生动，我至今还记得两点：一是‘新闻’（news）是反映东（e）西（w）南（s）北（n）的事情；另一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当然，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当时听起来确实觉得非常有趣”（孙哲，2011，p.11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胡壮麟（1950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组，19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一个英语教师的独白》一文中记载了他考入清华大学学新闻和英语专业的经历。他写道：“1950年我中学毕业。暑假报考了华北统考的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东统考的国立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上海的私立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和私立沪江大学英语系。我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考新闻系是我的志愿，我一直想当一名新闻记者；尽管我不喜欢学英语，考虑到我中学的数学和物理学得更不好，考大学时只好发挥教会学校的英文‘优势’，其次亲友们劝告我如果要当萧乾那样的名记者，英语非好不可。于是，凭高二的英语水平，与班上两位同学一起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英文组。在酷暑下，我奋战4个考场，居然被4个学校都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英文组。我抛弃了自己的志愿——新闻系，选了自己不感兴趣的英语是有原因的，清华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工作组曾向我宣传清华大学即将成立新闻系，届时我可以转系，才使我放弃了复旦的新闻系。其次，何其芳在《画梦录》中那种满城黄沙和悠慢的驼铃声的诗情画意太迷人了。……学生听课很自由，那时清华聘请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先生给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讲‘新闻学’。我这位外文系一年级的小阿弟居然与中文系毕业班的学兄学姐平起平坐，毫不胆怯。我对有关news是north、east、west和south的首字母联想很觉有趣，虽然从词源学上news是从拉丁语nova的复数形式novus演化而成。（束定芳，2005，pp.148-149）”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清华大学中文系按照教育部指示，积极进行课程改革。1951年4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改经验》（丘林，1951）一文中特别提到“新闻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成绩，“中文系各课教学与实际联系的总的方针，是贯彻爱国主义教育。至于各个课程的教学应该怎样联系实际，他们认为不能机械的详细的加以规定，需要教师们灵活运用。……‘新闻学概论’联系时事，并到报社去参观”。“清华中文系教师所讲授的各种重要课程，在学期开始以前都制定了教学内容进度表、每周进度表和教学大纲，并规定学生应该的参考书、应做的报告、练习等。……该系注意‘在系统理论基础上实行适当专门化’的趋向，并正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推进。该系必修课程都是按“课程草案”开设、安排的，选修课也照开了一部分。那末，一、二、三年级，就着重于讲授政治课、文艺学、中国文学史等系统的理论，到四年级则给与新闻学、中学语文教学法、图书馆学等带有专门性的知识的训练。”

1952年1月，清华大学举行全校“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主张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展开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运动。蒋荫恩讲授的“新闻学概论”课程内容受到了批判（吴达元，1952）。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说：“有一个兼课的教师，讲新闻学，宣传新闻是一种货物，把失恋、自杀、打胎、盗窃案这类新闻拿给同学读，叫同学学习写作，毒害同学的思想，使得同学忘记了新闻是阶级斗争的武器。”3月，随着“三反”运动纵深推进，有文章认为：“三年来资产阶级思想对高等教育的狂妄进攻，已经遭到了有力的回击。这是新开辟的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解放三年来，在我们高等学校中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不能彻底推行，其主要关键之一，就是在某些教师的头脑中还保持着那一套腐朽的所谓‘国际标准’。他们就以这个‘标准’，来对抗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因而使旧教育的改造和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某教师大讲其‘新闻学’。这位教师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思把‘新闻’说成‘商品’，而大谈其要‘互相竞争’‘互相排挤’……无论写什么东西都要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写，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郑笑枫，1952）。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大规模地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是年5月，教育部根据苏联经验出台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制定“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决定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6月25日，教育部发出成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办公室”“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的通知。9月12日，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委会确定本校设8个系、22个专业和15个专修科。至年底，全国已有3/4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在全国全面院系调整中，原来拥有理、工、文、法、农五个学院的清华大学，其文科被撤销。文学院和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入政法学院及财经学院，农学院并入农业大学，原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与清华工学院合并成立多科性工业大学，即新的清华大学（齐家莹，1999）。其教学内容也实施了改革。院系调整前，清华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学制也进行了调整。解放前，清华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学习苏联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探索也随着院系调整和文科的取消戛然而止。

四、结语

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2018a，p.874）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祝辞中曾说：“在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上，在清华大学，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清华大学，是有传统的。清华的老师和同学们在上述领域内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老师当中，我想特别提出的是梁启超。他是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在清华教了将近10年的书，以国学和史学的研究，和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等三位大师一道齐名于时。但是，请不要忘了，他也是新闻传播学的大师。在新闻传播的领域内，他的成就是辉煌的。”纵观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历史，笔者发现：

第一，清华大学感应到了中国新闻事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转型的脉搏，研究新闻，培养新闻人才。在中国新闻教育萌芽期，清华学校的有识之士在校内积极创办《清华周刊》《清华学报》《通俗周报》开展新闻出版活动的基础上，于1916年倡议成立“新闻研究会”，准备开展新闻学研究和教育；虽然目前未有史料表明后来该研究会开展了活动，但正因为清华学子们积极开展和参与新闻出版活动，其中部分人热爱上了新闻学，赴美留学，专修或选修了新闻专业。如桂中枢，就曾出任《清华周刊》编辑和总编辑、《清华学报》英文版编辑；而李幹和萧公权在他们同学经常投稿《清华周刊》的激励下，也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新闻活动热情，“‘见猎心喜’，也分别用‘石潭’‘石沤’的笔名投稿”（萧公权，2021）。五四运动期间，他们两人和桂中枢还被推为清华大学的代表，与北大代表去天津法租界联合办报。他们到了天津，创办起《民钟》日报。他们三人“在《民钟》刊行的期间，桂、李两兄和我‘夙兴夜寐’分头去采访有关的新闻，撰写评论，编排报页，送稿付印和校对印稿。我们三个人不分彼此，谁能做，就尽力去做。”（萧公权，2021）有些准备学新闻的留学生，在赴美途中，还撰写“留美通讯，”以书信的方式寄给《清华周刊》上的“留美通讯”专栏，如出洋预备中的李迪俊发表过《游美一夕谈》，陈钦仁发表过旅途见闻《陈钦仁君来稿》等。

第二，美国对民国时期新闻教育影响最大。许多有志青年正是在美国影响下走出国门赴美学习新闻学，学习美国为主的国外新闻教育经验，回国后立足中国，结合本土实际，在摸索中不断前进。这在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1909年开始，该校先后至少有15名有意或学习过新闻学的赴美留学生，如邝煦堃、郑重、桂中枢、张继英、陈钦仁、饶引之、赵敏恒等成为新闻名家和新闻教育专家；其中有些也因为兴趣的改变转到别的专业领域，如萧公权、李幹、沈铭书、李迪俊、丁文彪、鲁潼平、苏宗固、周益湘等，但这段学习经历对他们后来从事新闻教育或其他教育事业以及新闻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清华大学关爱学生，开设新闻课程，拓展新闻出版领域的就业渠道，涌现了许多人才。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中文系从拓宽学生就业方向的角度，于1947年3月（而非正文开头别的著作提到的1946年）聘请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教授在大四年级增设了三学分的“新闻学概论”必修课程，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和理论。蒋荫恩教授于1947年和1948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了三学分的“新闻学概论”必修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应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于1950年至1952年讲授了三学分的“新闻学概论”必修课程。他的授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数十年之后学生还记忆犹新；当然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也正如方汉奇先生（2018a，p.875）所言：“在水木清华这片花气氤氲、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曾经孕育、诞生和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输送过一大批的杰出的人才。建国前的重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前方日报》的社长，建国后的第一任新华社社长、第一任国务院新闻总署的署长、第一任《中国青年报》的社长、第一任《中国青年》杂志的总编辑、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大公报》的总编辑、新华社云南分社的社长、70年代新华社的副社长、新华社驻日内瓦的首席记者、80年代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不久前在两会期间主持过朱总理的记者招待会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和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名记者，都出自清华大学。他们是历史系的胡鼎新（胡乔木），哲学系的章汉夫、乔冠华、杨述、韦君宜，法律系的王造时、王纬，外文系的李侠文，电机系的唐西民、常振铮、曾建徽和中文系的柏生。最后面的这一位，是和金凤齐名的在新中国知名度很高的《人民日报》的女记者。他们有学文科的，也有学理科工科的，尽管在校期间并没有上过传播系，受过新闻传播理论和实务的教育，但都在清华园这个文理交融、视野开阔，有着勤奋严谨学风的高等学府里受到过众多大师级教师们的熏陶。因而都有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后劲。”

1952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被撤销，其新闻教育的探索历史也随之停止。一直到1985年9月，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复建，设立了编辑学方向，重新开始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探索。1998年10月，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传播系，开始了建制化的新闻传播教育。2002年4月21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清华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迈上了系统化发展的康庄大道。

（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项目批准号：19ZDA320）阶段性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4期“新闻教育”专栏，第148-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