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级自动化系校友 姚坚
今年是清华校友总会成立110周年。说起校友会，同学们记忆最多的可能是位于校内的同方部，清华校友总会曾在此办公很多年。可今天我想要说的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的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旧址。
我对此地的关注，缘起于2022年金秋的一个周末午后，接到大学同窗的邀约，去东城区骑河楼街饮茶。老同学说，骑河楼街39号曾经是清华校友总会的前身——清华同学会会所的旧址。
从校友总会史料查到，清华同学会于1913年夏天在母校发起成立，之后伴随留美学子的足迹在大洋彼岸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20年回国的同学逐渐增多后，留美同学会总会便移至国内。周诒春先生任校长期间倡导组织清华同学会，后又积极筹建清华同学会会所，并亲任筹款委员会主席。在曹云祥校长以及颜惠庆（学务处代理总办）、范源廉（清华学校创办人之一）、张伯苓（清华第二任教务长）等老师的大力支持与赞助下，用捐款购置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会所为四合院平房，位于北京东城北池子骑河楼街39号，1927年8月落成，同年12月25日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928年1月2日《清华学校校刊》曾刊登《清华同学会会所组织大纲》，开宗明义“本会所以谋清华同学会会员敦谊励行为宗旨并筹划本会所之经费”。1933年10月29日，在骑河楼会所成立了“清华同学会总会董事会”，梅贻琦校长为会长兼总干事。同学会总会致函邀请已经离职的前校长周诒春，请其担任名誉会长。至1937年，清华同学会在国内外已经有26个支会，其职责是“编制同学录、联络会员，募集捐款、赞助母校，将校中情况时常报告诸同学”，等等。如1941年5月，在延安的39名清华同学成立了“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推选曹葆华为分会会长，蒋南翔为总干事，薛容、汪家宝、彭克瑾、武衡为干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5年4月，清华同学会理监事会决定：“将北京骑河楼39号会所1座，于本年校庆日献交清华大学使用，作为全体校友向母校的献礼。”下页图为当年同学会理监事会决定此事的人员名单，今天看来真是大师云集。
骑河楼39号清华同学会旧址位于故宫东侧的骑河楼街，如今行政区划隶属于东华门街道。骑河楼街是与东华门大街平行的一条街道，呈东西走向，全长282米。清代属皇城，乾隆时开始被称骑河楼街。该街因“骑河楼”而命名，骑河楼为楼式之桥，桥体为封闭式建筑，相传始建于明代。骑河楼为横跨皇城御河上的一座木桥，因桥上悬挂“涵碧”之匾额，故名“涵碧桥”。桥体为封闭木楼式建筑，因骑跨于御河之上，俗称“骑河楼”，桥所对着的街巷名为“骑河楼街”。
会所最初为该街道上西端的一处四合院平房，内有会客室、游艺室、会议室以及单人宿舍多间。新中国成立之前作为清华大学校友聚会联谊使用，解放后一直作为学校在市内的基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会所一度成为民居。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已渐渐远去，但是这里毕竟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联络师生感情和校友交流的场所
早年的清华园远离北京城区，相距路途遥远，交通又十分不便，所以位居城市中心地带的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就常常成为校友师生联络、聚会、下榻的地方。《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47年10月17日曾刊发通知，“清华同学会定于本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在骑河楼39号会所举行校友秋季联谊会。节目有演讲、音乐、舞会、乒乓球及围棋比赛等”。据1952届物理系乐光尧回忆，他们毕业工作后，叶企孙先生曾请他和张庚骥同学到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吃茶点，了解同学们毕业后的工作情况。据李增德老学长（1940届经济）回忆，他大姐和清华经济系五级陈凤翚学长的婚礼举办地，正是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现在可能只有老清华人才记得这地方。那天很热闹，有二姐拉提琴奏婚礼进行曲，三姐弹钢琴。”岁月沧桑，情谊绵长。
1950届校友、著名作曲家茅沅学长2020年3月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的文章曾回忆，1947年秋天，清华复校后在骑河楼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校友聚会，有来自北平和全国各地的校友出席，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最后请梅贻琦校长讲话，梅校长身穿长袍站在台前刚要发言，有同学拿了两个石榴放在讲台上，说这是同学会院子里树上结的果实，请校长给分一分。梅校长不慌不忙地问坐在前排的几位校友他们各有几个孩子，然后把石榴给了两个校友，并说：“你们俩孩子最多，石榴多籽嘛。”随后梅校长就进入到讲话的主题——蜀道难，他讲述了抗战期间他带队到四川各地考察各院校教学情况。旅途中遇到很多困难，多是吃饭、住宿、交通等问题，但因为各地都有清华校友，问题都顺利解决了。“蜀道难”讲完后，梅校长严肃而自豪地说：“一个人只要当过几年清华大学校长，走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困难！”校友们听到校长寓意深邃而又风趣的讲话都站起来热烈鼓掌。
茅学长还回忆说，当年他是受音乐室主任张肖虎先生所派，和另外两个同学去表演音乐节目为校友聚会助兴，这才有了与梅校长的一面之缘。节目中最受欢迎的是侯宝林的相声，侯先生是有备而来，开口就说：“我也留学美国，可是我不学技术我改学艺术了，为什么？人家不拿真东西给你。机器用了好几年啦，拆下来当新的卖给你，安上没多久就老出毛病。要不然咱们北平现在老停电呢？”话音刚落全场大笑，并且目光都看着一个方向。原来，当时北平发电厂的负责人是清华校友，刚好在座。
二、孕育和见证了“一二·九”运动等进步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举行了著名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全民族动员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清华进步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也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77级工物系林炎志学长回忆说，其父林枫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参与和支持了“一二·九”运动，并与北平学联的清华学生姚依林、北大学生黄敬等直接联系，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走向工农群众，组织南下宣传团扩大运动影响。1936年1月，林枫、姚依林、黄敬等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开会，商议南下团及返回后的工作，并决定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很快有20多个学校的学生进步团体参加进来，公开到社会上募捐。姚依林作为学联秘书长要组织大家出去募捐，在西郊清华上学的他和部分同学经常在城里活动，白天东奔西跑，夜晚常常借住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旅舍。1935年入学清华中文系的著名作家黄秋耘曾讲述，1936年3月31日，北平的大中学生六七百人参加游行，游行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反动军警挥舞警棍、皮鞭和大刀向游行队伍冲击，当场逮捕54名同学，打伤上百名同学，黄秋耘后脑勺挨了一警棍后鲜血渗出，他跑进北池子南口一条小巷里躲进一户人家，之后经这户人家的女学生帮助包扎伤口和乔装打扮后离开。他拐了个弯到了骑河楼会所，坐上直开清华园的校车，最后安然无恙脱离了危险。
三、见证了抗战时期清华校产的保管和复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清华被迫南迁。滞留北平的少数教职工受命于危难之际，成立了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承担保护学校的任务。1938年9月，日本宪兵队闯入学校，此后把清华人员赶出了二校门以北的校园，校保管委员会被迫迁往城里的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办公，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5年11月7日，学校在昆明召开第58次校务会议，决定再次组建北平校产保管委员会，以便接收校产。保管委员会主席由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授担任，办公地点仍然是在骑河楼39号的清华同学会会所。据《通州人张德声的精彩人生》一文回忆，张德声学长是1935年9月考入清华经济系的农家子弟，进清华园后感到什么都是新鲜的，特别是见到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其气质风度让他肃然起敬。“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迁，张德声弃学从军，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大武汉保卫战和抗日游击战。抗战胜利后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陈岱孙先生已回到北平，正在办理清华复校事宜，办公地点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于是，他立即去骑河楼见到了陈先生，并于1947年9月重回清华读书，成为1949届经济系毕业生。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姜广正在《在大普吉的日子》一文中，也有对骑河楼的回忆：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南迁昆明的师生终于接到复员通知，可以返回清华园了！4月16日，他们乘坐“联大复员专车”上路，经贵州、湖南，一路颠簸，历时两周。后又改乘火车去汉口，再乘江轮到上海，在上海换乘海轮到天津。海轮属英商所有，歧视乘船的华人乘客，规定三等舱客人不许上甲板。这项规定触怒了学生并发生冲突，幸好当时顾维钧先生也在船上，出面调停，最终船主允许学生们上甲板散步歇息。船到天津新港，再改乘火车回到北平，他们便暂住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当时正值陈岱孙、毕正宣主持清华园维修，返校师生在骑河楼稍事停留后，改乘工地运料车终于回到蒙尘八载、光复经年的清华园。
四、曾经是校际交流和科学活动的场所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一案，案发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抗议活动，梅贻琦校长在日记中表示，看见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同学步行入城，他非常同情，对美军的行为表示愤慨。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与北大负责人开会，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
郑天挺教授之子郑嗣仁先生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郑天挺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期任历史系教授并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与梅贻琦先生共事五六年，互相配合，关系一直很融洽。抗战结束复校返回北平，1946年9月末，梅校长夫妇打算请胡适（北大校长）、傅斯年（北大代校长）、陈雪屏（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夫妇及杨振声（清华教授）、郑天挺教授等人在城内骑河楼39号清华同学会会所吃饭。梅先生曾就餐叙安排函告郑先生，“请代烦陈雪屏家之厨师烹做”，并称，应“在不太讲究而又不埋没厨师手艺的原则下”为之。最后表示，“琐碎奉渎，甚感不安，惟于明日多敬一杯，以表谢意耳”！可见梅校长的细致周全，却又寓于幽默之中。
吴晗于1931年8月进入清华历史学系学习，1934年以吴晗和汤象龙为主发起成立一个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的史学研究会。夏鼐曾回忆道：“五月二十日星期天，我们进城到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里，和别的发起人一起开个会。发起人一共十人：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堂、刘隽、罗玉东和我。我们开了一天的会，通过了会章，把这团体叫做‘史学研究会’。”
《难忘周总理对记者的关怀》一文的作者金凤曾回忆，解放前夕的1949年3月，一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议，会场也正是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当时到会的人士大约有100多位，包括知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竺可桢、严济慈、茅以升、钱三强等。周恩来同志在百忙之中亲自到会，让众多科学家喜出望外。周恩来同志重点讲了科学家关心的几个问题，以及政治和科学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入情入理，娓娓动听。
五、作为学校与城区之间的联络和办事接待场所
据20世纪40年代在清华学习的叶铭汉院士回忆，清华园位于北京城的西郊，那时的交通仍十分不便。清华的校车由私人经营，每天早晨有一趟班车从清华二校门出发，开到城内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下午再从清华同学会开回清华，这样维持着清华和外界的联系。校车是紫身白顶的大客车，大约可以坐四五十人。学生进城可以坐校车，也可以搭火车。清华同学会非常关心师生校友乘坐校车往返学校时是否便利，曾于1947年10月致信梅校长，提出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隔壁所购置的三间房屋改建，用做校车候车室，“以免师长及同学等受日曝风吹之苦”，梅校长亲笔答复称：“该会此意甚好，可照借，但有一间须能于夜间存放汽车，关锁牢固。”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学问大家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陈寅恪时年仅37岁。每逢周末，陈寅恪先生一家便乘校车进城与家人团聚，星期日下午仍乘校车回清华园。陈先生的女儿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文也回忆说，“返程的校车从东城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开过来，经西城站点时已经乘客满座，我们由西城上车后总有青年学生起身让座，那时候尊敬师长蔚然成风”。
1948年入学物理系的杨训仁学长回忆，他当年体检时还在城里骑河楼街去做了Ｘ光胸透检查。1970级电子系杨定荪学长曾回忆，在北京电视设备厂搞毕业设计时，曾参与了该厂为朝鲜平壤电视台研制的13频道彩电电视发射设备等相关工作，那时他每天晚上暂住在骑河楼招待所，摊开从指导老师那里借来的资料用硫酸纸描绘图纸。1976级入学自动化系的唐功南学长在《夜宿骑河楼》一文中回忆，1972年清华大学设备厂研制数控机床，他和同事杨师傅等三人，要从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去通县的北京机床研究所拜访学习，为此前一天傍晚他们要从清华赶到骑河楼清华招待所。他回忆说，“我们前一天下午出发，晚上到学校骑河楼招待所。这招待所是个标准的四合院，大门开在院子的东南角。一进门是个门洞，过了门洞右手是传达室，左拐才是院子。房间是坐北朝南的正房，铺盖显得挺干净，每个单人床上还挂着一个蚊帐”。第二天早上从招待所东口坐103路电车就可以到北京站了。
自从1927年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落成，这里就是清华历史的一部分。1955年，清华同学会将会所献给了学校。当时学校在骑河楼街的校产占地大约有2000平方米，有大小房屋约三十余间。因年久失修，于1994年进行了改扩建，新改建工程建筑面积约4100平方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新建筑总体格局采用了“抬高了的四合院”形式，即于三层顶上和高起的屋顶围合成两进四合院庭院形式，从院外看好似建在山坡地上的一组“四合院”。
近百年时光流逝，如今的会所建筑位于骑河楼街33号院内，西靠北池子大街，南临骑河楼街，东近北京妇产医院。曾经见证历史、传承感情的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已渐行渐远。今年，母校清华迎来了112周年校庆，清华校友总会也已历经了110年历程，而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一个缩影。一百多年来，清华人最大的自豪，就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祖国壮美的事业；清华人最高的荣耀，就是把自己奋斗的足迹印刻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
（本文刊登于《清华校友通讯》2023年夏季号。作者慨允转载，并补充了部分图片。在本文写作中，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曾协助查找和提供部分档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