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孙禺 赵琳 田慧君

摘要：李卓宝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她以教育实践者和教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建设之中。她的高等教育思想，特别是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理念、人才培养的理念，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李卓宝高等教育思想的内在理路，首先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并深植于清华大学教育实践沃土。

李卓宝(1928-2020)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她以教育实践者和教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建设之中，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系统而全面地回顾、梳理李卓宝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于在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人生历程

李卓宝出生于南洋归国华商家庭，中学就读于澳门教会学校，学习成绩优异，1945年在澳门协和中学附设特别师范班毕业。中学读书期间，她阅读了大量心理学著作，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46年，李卓宝怀着救国求学的理想，毅然只身从澳门北上，进入清华大学，就读于理学院心理学系，受到我国心理学奠基人孙国华、周先庚两位先生的悉心教育和培养。1950年，在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李卓宝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是院系调整后唯一一位留校的心理学系毕业生。

在清华党组织的关怀与引导下，李卓宝于1948年10月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1949年至1953年，任清华大学共青团团委副书记；1950年8月至1996年6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

1951年9月，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3年，李卓宝调任工农速成中学副校长兼党组书记，主管教学工作。她以“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区别对待，按规律办学”为指导思想，对教师和来自于工农兵的学员分别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将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对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等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到1954年共四届1189名学员，毕业955人，上大学567人，其中上清华195人。1958年工农速成中学完成使命后停办，并入清华大学附设中学，后扩建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增设高中，初高中均面向全市招生，成为一所完全中学。

工农速成中学停办后，李卓宝回到大学，担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负责学校基础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文革”期间，她遭受劫难下放劳动。1977年，她重新开始工作，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分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先后参加筹建物理系、生物系和理学院，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贡献了很多力量。特别是她带着孙国华和周先庚两位导师的嘱托和恢复清华心理学系的愿望，长期致力于复建心理学系的工作。

李卓宝始终是清华大学乃至全国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社会发展及大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清华大学对原有院系、研究机构等进行了调整和增设。在李卓宝和多位领导的建议下，1979年10月清华大学决定成立理工科教育研究室，下设应用心理学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基础教育研究室等，直属学校领导。教育研究室成立之初，校领导汪家镠兼任室主任、李卓宝为副主任；自1984年3月起，李卓宝担任教育研究室主任。1985年11月，教育研究室改为教育研究所，李卓宝担任首任所长，直至1992年10月。她带领全所师生艰苦创业、砥砺前行，探索既不同于西方教育研究、也不同于师范院校的教育研究之路。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先后承担国家“七五”、“八五”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国家重点课题，对新时期清华大学教育改革试验与研究、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规律与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教育研究所从1990年开始进行教育学科人才培养，李卓宝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并亲自讲授“高等教育学”等课程。从此，一批批由教育研究所毕业的优秀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国家机关、教育管理部门等，成为教学研究、教育管理的骨干，清华大学教育学科的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办学规模不断发展。创刊于1980年的《教育研究通讯》是国内理工科大学中最早创办的教育研究杂志，也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文科学术期刊，1986年更名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李卓宝为首任主编。她坚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办刊宗旨，在积极保持和发挥清华大学理工学科研究优势的同时，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始终把学术期刊作为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实验基地，作为坚持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的思想阵地。

李卓宝还曾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高等教育学科组组长、国家教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是北京市第二届、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妇联常委、北京市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1993年，李卓宝荣休，但她一如既往地关心清华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坚持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经过多年研究，她完成《蒋南翔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一书，献礼清华大学百年华诞。2019年，她获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是党和国家对她一生投身国家解放、社会主义建设、人民教育事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道路所作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嘉奖。

二、高等教育研究理念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创建

(一)“高等教育研究热潮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教育领域的学术界和实践界对于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还存在不足。一些人认为只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就可以在大学当好教师，不必研究教育思想理论、不必讲究教学方法；大学各级组织的管理干部，只要有办事的才干就成了，也不需要去学习教育理论。李卓宝明确指出，“轻视高等教育研究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不符合实际，又落后于形势”。她综合考察了苏联、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有关情况，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已逐步形成了一种热潮，而这一热潮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李卓宝将历史发展趋势与高等教育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首先，由于现代高等学校已经不是少数人做学问、搞研究的场所，它的教学、科研工作已经由学术性转入以科学-技术-文化为中心，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紧密相连，成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研究高等教育究竟应以怎样的速度、规模和质量来发展，才能既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为国家经济条件所制约；这里还包括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的比例以及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大专生、中专生的比例等等，这是高等教育理论中属于宏观教育的重要课题。其次，科学技术知识飞跃增长，引起了近代高等教育任务的变化。一方面是知识的迅猛增长和现代化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另一方面大学教育的时间却不能无限制地延长和增加，因此，高等教育的任务不能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具有不断掌握新知识和探索新知识的能力。那么，什么是能力，如何发展大学生的能力，这是涉及教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研究这方面的规律，是高等教育理论中属于微观教育的十分重要的课题。再次，现代高等学校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的教育机构，和国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如何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组织和调整学校内部的部门与部门、各种人之间的关系，使学校的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和各项工作的管理过程达到最优化，并与学校外部各有关机构相协调，充分发挥学校人力、物力、财力的效益，实现科学管理，是高等教育理论中亟待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她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认识和掌握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以规律性认识指导大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二)“高等教育学有其学科独立性”

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李卓宝关注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价值取向等问题。进入90年代，人们对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和方法论的建立，达成了一些基本一致的看法，高等教育学体现出了其学科独立性。李卓宝认为，高等教育学正是通过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独立性，才真正确立了自身的任务和发展方向。同时，也承认高等教育学仍然处于学科发展初期。在她看来，处于学科发展初期的高等教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学科体系问题，建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目标。在理论体系建构问题上，她特别关注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的问题。她认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遵循由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基本途径。并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立足点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唯有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中寻找理论的支点，才能使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永葆活力。她认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既面临对原有体系的常规性的深入探讨与积累的任务，也同时面临着体系的改造、基本理论与基本原理的改造、具体内容和观点的改造。这种改造是原有基础上的新发展，是对现有体系的扬弃，将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开创新的纪元，真正使高等教育学走向科学,走向成熟。

(三)“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十分重要”

李卓宝始终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旗帜的研究者，这在一段时期存在淡化意识形态的研究潮流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醒国内的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我们研究的不是一般的高等教育，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它没有现成的模式。外国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照搬，重要的是认真总结我们自己已有的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要发扬独立创造精神，从研究自己国情入手，以总结自己实践经验为主，探索教育规律的做法，这符合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们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清醒的从事改革的人绝不是盲目摸索的只凭经验办事的人，否则不但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走独创道路；而且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很容易被洋教条所俘虏，盲目跟着外国经验跑”。我们当然要博采众长，“但是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毕竟主要依靠成长在这块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他们这几十年，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对国内的情况最了解、最熟悉，知道怎样才符合实际情况，适应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

李卓宝在主持建设清华大学理工科教育研究室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期间，明确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作为办所(室)宗旨。理工科教育研究室的发展方向为：“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清华大学的实践为基础，从‘三个面向’的需要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兄弟院校和国外高等教育有益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规律，逐步形成我国社会主义高等理工科教育学。”其任务是“组织及研究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另附设普通教育及继续教育两个部分”。在更名为教育研究所后，办所宗旨进一步明确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清华大学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向兄弟院校学习，借鉴国外教育有益的东西，并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为中心，探索教育规律，努力为逐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作出贡献”。

(四)“清华大学是一只‘麻雀’，要做好清华研究”

李卓宝始终认为，清华大学不仅应该为国家多出人才、多出科研成果，而且肩负着通过教育实践，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任务。在她看来，清华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只“麻雀”，清华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充分研究清华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解剖好这只麻雀”，并把对清华实践的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贡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理论。

她把这一研究理念切实贯彻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室)的创办和建设过程之中。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室(所)1984-1987年发展规划、工作计划》所确定的七项任务中，有三项与服务清华大学教育教学密切相关，即“配合学校教育改革的实践，协助有关部门参加并推动校内教育研究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承担校长和学校所委托的任务；为全校干部、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开设有关教育方面的课程，并与有关单位合作培养研究生”。这在当时校设的作为二级院系的教育研究机构是非常特殊的。这奠定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既坚持走教育学科建设之路，也坚持立足清华、服务清华的实践取向，这亦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至今秉持的服务清华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良传统之渊源。

在推动清华研究的过程中，李卓宝坚持发挥清华自身优势，调动全校积极因素，开展群众性教育研究活动。李卓宝认为，清华有着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的巨大潜力，因为清华拥有一支学术造诣深厚且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队伍，还有一支红专结合的“双肩挑”干部队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创造性实践。他们既是教育改革的促进力量，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探路人。1986年4月清华大学成立教育研究会，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任研究会理事长，李卓宝任副理事长。此研究会作为清华大学群众性的学术研究团体，积极开展教育教学、办学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为学校教学质量、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及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教育研究会在各系、部处内设立研究组，以充分调动干部、教师的积极性，使理论研究和清华的教育改革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并使教育研究所和各系科室管理部门建立了广泛的密切联系。至1990年，教育研究会有会员200余人，下设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党的建设、队伍建设、中小学教育等15个研究小组。教育研究会承担的课题任务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其科研成果曾荣获国家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成果奖、全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高教学会优秀成果奖等，获奖数量和等级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五)“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是一条龙”

李卓宝始终坚持教育研究要大中小学一起抓，认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是“一条龙”。因此，清华大学在成立教育研究机构之初，就以“教育研究所”为名，而并未冠以和限以“高等教育研究”。李卓宝曾自嘲，清华大学与别的大学不同，别人称“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我们称“教育研究所”，比人家少了四个字——“高等”和“科学”。这是因为不能只讲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必须要考虑到基础教育的发展与衔接；我们不是不追求“科学”，但我们更加强调的是，讲求实事求是、讲求解决具体问题。因此，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室设立伊始，就下设应用心理学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基础教育研究室等；在更名为教育研究所后，下设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普通教育研究室、《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编辑部；李卓宝还特别邀请时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万邦儒兼任教育研究所普通教育研究室主任。这样的组织架构及制度设计，为清华大学教育学科的融合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至今的发展依然从中受益。

三、人才培养理念与基础课教学

(一)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急需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清华作为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所培养的高等工程科学技术人才，应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李卓宝认为，培养目标必须体现社会需要与个体发展需要相结合。任何人都是处于种种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而是为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服务的人，人的价值总是在为社会服务中体现出来的，人的价值总是要通过他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教育必须服从且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的需求。因此，真正懂得做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做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是我国大学素质教育的着力点，不仅对培养各种领导人才是必要的，而且对所有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来说也是最根本的。

培养目标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对人才要求是不同的。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认真分析，才能把握人才素质的内涵，才能确定具有时代内容的培养目标。面向21世纪，李卓宝深入分析并明确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的特色：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能把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奉献自己，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必须善于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必须善于与广大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必须善于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要努力以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对待人类科学技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既要学习还要创新，自觉培养科学思维和创造能力；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要努力以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为己任，自觉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要有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健康心理和生理素质，以及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二)加强和改进德育是坚定不移的方向

李卓宝认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核心是要解决理想信念问题。我国高等工程科学技术人才，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应具有的诸方面素质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思想素质。政治思想素质中，第一位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切实加强德育工作，是必须解决的办学方向问题。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应该使大学生具有高尚的品格。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十分强调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一贯把它放在整个教育工作的首位。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了，不仅不能减弱，而且要大大加强。

李卓宝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教育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国际形势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我们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能把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奉献自己，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这个基础，并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把它与增强社会主义祖国综合国力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使德育基础扎实，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时代特征。

(三)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工程教育，担负着培养工程科技人才的重要任务。“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培养目标是“红色工程师”，这是清华大学一以贯之的工程教育理念。遵循高等工程教育的规律，培养建设国家所需的工程科技人才，必须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李卓宝及老一代清华人共同以清华大学为试验基地所做的教育试验。虽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探索经历了曲折发展和艰难路程，李卓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对新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李卓宝认为，在生产劳动中，学生从切身体验中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虽然从小学、中学、大学都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但是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直接进入社会，为社会服务。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更为直接，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更明显。通过生产劳动，广泛接触工农群众，深入了解国情民情，在接触工农群众过程中，了解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中进行自我教育。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理论根据是理论联系实际，符合人类认识历史过程的规律，即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发展的过程。同时李卓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和内容，要适应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有利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健康成长；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三个不同层次高等工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形式和内容不同，研究生层次侧重研究活动，本科生侧重科技知识学习与基本能力培养，专科生侧重工程应用与实践能力。

(四)加强基础课教学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理工科大学所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始终存在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专才”，专业面较窄；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即专业教育主要在研究生阶段。20世纪50年代，我国为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需要，教学上主要学习苏联。“学苏”但“不唯苏”，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重要办学理念，学校没有照搬照抄苏联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让学生学习过多过窄的专业课，而是注重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在院系调整后，加强基础课教学更显迫切。为此，学校专门成立了基础部，李卓宝在1958年至1966年间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负责学校基础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清华的基础课包括基础理论课和技术基础课，前者主要有数学、物理、化学、理论力学等，后者主要有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水力学、电工基础、电工学、热工学等。从1965年修订的教学计划学时分析表中可以看到，清华工科专业的学生，所学的基础课学时数占总学时的48%-59%，而专业课只占总学时的15%-25%。由于基础理论课在很多人眼里是“只讲理论不讲实践”，因此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总是“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常常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践。但李卓宝从理工科大学培养人才的基本特征出发，从教学过程中的认识规律出发，始终坚持加强基础课这一正确方向。

李卓宝提出，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培养理工科各种专门人才的重要关键之一。基础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础课学好了，专业课才有条件学好；理论教学的质量提高了，有了深厚的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才有可能使学生在生产劳动、生产实习与其他实践性教学环节中，正确地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学生毕业以后也可以较好地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具备比较高的独立工作能力。她深入剖析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古典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从理论上论述了基础课是培养工程师的关键。基础课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系统并牢固地掌握好主要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适应不同专业的需要，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同时注重反映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为学生将来适应这种发展在基本理论知识与训练方面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与清华大学给学生“猎枪”而不只是给“干粮”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从人的认识规律出发，李卓宝指出，基础课的学习是各种专业共同的理论基础，它既符合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也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少专业正在更新，专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这就需要广泛而深厚的理论基础，否则，学生对事物的理解将永远停留在“浑沌的表象”的水平上。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排除历史发展过程的偶然性，掌握前人的经验。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在教师的精心设计与指导下，以最短的时间和最高的效率，继承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间接经验。基础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带有很大的通用性，是各种专业共同的理论基础。“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体系同近代科学技术所形成的逻辑体系也是一致的，反映了人类认识史上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过程。

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李卓宝提出，“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在本科教学中要打好‘四个基础’，即自然科学基础、工程技术基础、人文基础和语言基础。这些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绝不仅仅是为学习专业课服务的，而是一种人才培养的基础教育，使学生在今后求知和工作中有‘后劲’。这种‘后劲’体现为具备几种能力：抽象思维和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科学实验能力、自我更新知识能力。而这些能力则是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不可缺少的素质。”

四、关于科学研究

(一)科学研究要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

高等学校的职能是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科研工作，由于它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和突出。大学不仅通过培养人作用于社会，而且还有发展科学，直接参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职能。因此大学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的三种职能，但这三种职能不是并列的，它归根结底要服从高等教育为一定社会发展需要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个功能，这是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本质所决定的。科学研究是培养人才中最活跃的因素，没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教育质量。

李卓宝认为，教育和科研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大学为了培养出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就要直接从事发展科学的研究工作，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因此科学研究这个职能对大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但是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又各有自己活动的规律，并不完全一致，有时也会有矛盾，必须正确处理好，才能结合好，实现高等教育的功能。只有将教育和科研密切结合，高等学校所固有的优势和潜力才得以较好地发挥，形成为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二)加强与经济界、科技界横向联合

加强横向联合，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杠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大力加强高等学校与经济界、科技界的横向联合，以促进三方面的共同发展。李卓宝从清华大学开展横向联合的调查中得到四点重要启示：重视发挥联合双方的优势，做到长短互补，相互促进；重视把提高科研工作的水平和效益结合起来，使之同步增长；重视把培养合格人才，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作为开展横向联合双方共同的基本任务；重视把开展横向联合与加强国际合作结合起来，使之立足国内，面向世界。这些启示既是高校做好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也是开展科研工作应该掌握的重要原则。同时，加强高等学校与经济界、科技界的横向联合，是一个深化改革和不断实践的过程。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教育工作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违背了哪一个方面的规律，横向联合都难以成功。只有把这三方面的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联合各方真正发挥优势，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使横向联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稳定性。

上世纪80年代末，李卓宝已经观察到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作用也越来越大，结合其对清华大学科研工作的调研，她就大学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必须把科研工作的水平和效益结合起来的前瞻性的建议：一是要合理安排科学研究的纵深配置，在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同时，保持一定比例的基础研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一比例要逐步增加，从而使科研工作不断提高水平；二是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并要有市场观念，使产品转化为商品，获得经济效益；三是高等学校开展与经济界、科技界的横向联合，要根据双方的具体条件，从实际出发，采取多层次、多形式，把重点放在建立教育、科研、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综合统一的联合实体上。特别是重点大学，还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建立新技术、高技术产业。

五、李卓宝高等教育思想的内在理路

李卓宝作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探索进程中的代表性学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扎根于清华大学教育教学实践，努力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从理论、实践和时代三个基本向度，积极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发展问题。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

在清华大学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根据工作需要，李卓宝先后在工农速成中学、基础部、教育研究所等不同院系担任领导工作，她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自己的管理、研究和教学。

李卓宝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可能克服人们过去对于社会现象所持有的唯心的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和解决教育本质等问题的理论基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从事实出发研究教育本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根据《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李卓宝认为，作为共产党人，怎么样改变社会对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思考教育性质这一根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原则。再次，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阶级性理论，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理论基础；教育的阶级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区别。蒋南翔曾从教育阶级性理论出发，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不同，即主要体现在“服务方向”和“领导权”两方面。最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绝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武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在李卓宝看来，是否精通、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评价教育研究优劣的重要标准，“评估教育研究的成绩和水平如何，主要不是看论文数量多少、观点如何新颖、笔调如何流畅，而主要是看能否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科学地分析历史和现在所发生的教育实际问题，从中找出它发生、发展的规律，并给予理论说明。这样来评优劣，分好坏，培养我们真正需要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

李卓宝关于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也源自马克思主义教育观。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在教育的诸多关系中，有两个关系是最根本的，一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是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这是在教育史上长期存在的所谓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之争。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改革与人的发展统一于实践，而且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因此一刻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都不能离开社会实践。

对于曾经一度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淡化甚至不提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李卓宝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她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十分重视研究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教育工作者就是要认真研究这种新形势给学校办学和学生成长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们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要具体分析，进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不仅要适应新的现实和需要，更主要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淡化甚至不提社会主义方向是危险的，没有方向就没有理想和信念，教育就失去了灵魂” 。

(二)深植于清华大学教育实践沃土

李卓宝所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从思想源流上可以追溯到清华大学(特别是蒋南翔校长时期)的办学方向与理念，同时，也是扎根于清华大学教育教学实践的总结凝练与理论思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蒋南翔校长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带领清华大学创造性地探索了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道路。清华大学全面完善了社会主义的办学体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李卓宝既作为教育实践者也作为教育研究者，走过了这一历程。她一面投身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实践，一面结合自己的心理学背景开展教育研究，及时总结实践，并形成规律性认识。她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党总支书记、副主任时期，统筹学校基础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并开展了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的研究，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她在总结清华大学基础课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古典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理论上完成了对于基础课是培养工程师的关键的论证。

李卓宝始终认为，清华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只“麻雀”，清华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充分研究清华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解剖好这只麻雀”，并把对清华实践的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贡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理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清华大学优良的工作传统和一贯的工作作风。李卓宝始终秉承这一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根植于清华大学这片教育沃土，结合和利用自身丰富的高等教育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人才培养研究。她组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全体力量，在深入考察清华大学关于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等工程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类型及培养基本原则；及时关注和追踪清华大学在培养工程类研究生、免试招收新生及培养学生骨干的试验与改革，以及各院系在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开展工程实践等方面的改革与试验，以此为基础，研究和总结理工科大学培养人才的基本特征及其途径；她还通过多年来对清华大学科研工作历史和现状的调查，寻找一般性规律，探讨高校开展科研工作的优势和潜力以及发展趋势。

李卓宝所倡导的做好清华研究、进而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时至今日依然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和清华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

六、结 语

当前，高等教育已进入新的发展时代，要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加之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西方高等教育的角逐与竞争已经展开。李卓宝教授所强调的高等教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重视基础教学、生产实践、德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重视大中小衔接和一体化研究等，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片冰心在玉壶。李卓宝教授始终怀着对党的忠诚与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把个人命运与新中国建设和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把个人发展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紧密结合，把个人才干与清华大学成就世界一流的历程紧密结合。为人，是教育研究后来者的楷模和航灯；为学，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深化高等教育研究作出重要开拓。在李卓宝教授诞辰95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怀念。

作者简介: 王孙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工程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赵琳，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副编审，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田慧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为高等工程教育、教育管理。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