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昉

吴景超先生被誉为“中国都市社会学第一人”，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留美，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等职务。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学的本土化，寻求中国实现国家富强的途径。商务印书馆2010年再版《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的导读文章中，吕文浩先生对吴景超先生在社会学领域中的杰出成就和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介绍。吴景超先生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交叉融合的特点，在产业经济、区域经济、人口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Paul B.Trescott教授在《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引进史（1850—1950）》一书中写到，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吴景超接受了经济学的训练，他最初写的一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的，后来转向了社会学领域，并于1928年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1]这部书中还提到，1944年和1946年，在汉学家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编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的论文集中[2]，是将吴景超作为在西方受过学术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进行介绍和评论的。1946年宓亨利编著的《中国》(China)一书出版，此书被列入“联合国”丛书（The United Nations Series）系列。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从文化、历史、宗教、哲学、经济等方面介绍中国，吴景超负责编写第五部分“经济和重建”当中“经济发展”的部分。由此可见，其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在海外学术界也享有声誉。吴景超与刘大中、蒋硕杰、巫宝三、浦山等人一起被认为是民国时期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和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至今也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建设之路》收录了吴景超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撰写的代表性论文，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4年中周出版社再次出版的版本，分专题论述战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问题，系选编1943年版的内容而成。商务印书馆拟于近期再版此书并将其纳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加上此前出版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为系统、深入认识吴景超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品格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中国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由于自然和社会特殊条件，历经坎坷，走出了人类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条新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如今，在我们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重读80年前出版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如何准确把握其历史逻辑和时代价值，就笔者个人浅见，有以下几方面心得。

一、从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了解本书的成书动因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国家救亡图存之道，前仆后继。面对“中国究竟应当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之问，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层次、多维度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方显廷的《中国经济研究》、何汉文的《中国国民经济概况》、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化建设》[3]、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朱伯康的《经济建设论》等等，都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围绕如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建成一个“富强而幸福的中国”，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和方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农业大萧条和严重的农村危机。学术界先后展开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三次论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农工兼重”等。以章士钊、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振兴农业从而发展工业。吴景超是“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发展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这场讨论中，吴景超先后撰写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世界上的四种国家》《我们没有歧路》《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等文章阐明了“以工立国”的立场。吴景超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是，中国人口密度过高和农业人口过多，因此，既要减少人口的绝对数量，也要通过发展工业将过剩人口转移到城市工商业。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双方都承认工业化的合理性，这一主题的讨论已聚焦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上了。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次重新思考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机会，最终导致工业化理念在中国思想界完全确立”[4]。本书的内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立场而形成的。吴景超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出版前后，先后有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1938）、方显廷的《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1938）、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944），以及由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编辑“中国工业化”丛书，包括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945）、伍启元的《中国工业建设之资本与人材问题》（1946）、章友江的《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1946）等相继出版，这些著作不仅深入地探讨了实现工业化的具体路径和方法，也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

民国时期一批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报国热情，以历史的主动精神不懈努力，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实务救国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5]吴景超也是留学生中的代表性人物。他1928年底学成回国，先后在金陵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起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国民政府经济部秘书,后历任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秘书、经济部秘书、战时生产局主任秘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等职务，直至1947年重返清华大学。1938至1945年期间，他还担任《新经济》编辑工作，先后撰写了60多篇文章。《新经济》的办刊宗旨是探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建国问题”，其实质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一书中的文章，大部分是吴景超在担任国民政府行政职务期间所撰写的。扎实的学术背景、理论积淀，对政策的近距离观察和亲身经历，使得他对于中国当时的局势认识清醒而深刻，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胡寄窗先生曾指出，“工业化是任何现代国家均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随着一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之不同，其发展模式和完成时期也有极大的差异……不论工业化进程的难度有多大，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不能倾其全力以实现工业化任务，就不足以置身于现代化国家之林”[6]。可以说《中国经济建设之路》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早期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从本书的体例结构来认识吴景超经济思想的基本逻辑

《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原书分自序、第一章“抗战前的经济建设”、第二章“几个失败的教训”、第三章“经济建设的展望”四部分，此次再版，增加了“相关研究补编”，收录了作者另外七篇文章，最后还有吕文浩先生编写的吴景超先生学术年表。

在第一章“抗战前的经济建设”中，本书对1881至1940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开宗明义地提出为什么要总结60年来的中国经济，“这60年来经济的变动，是使中国由一个中古时代的经济，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我们现在检讨过去60年的经济变动，是要温习我们已经走过的路程，看看我们已经有了什么成绩，因而决定我们在哪些部门，还要继续的努力”[7]。本章以10年为一个历史时期，对中国经济各个部门：商业、工业，交通、矿业、农业等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整理。1931至1940年这10年间，作者认为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认识，“抗战前的数年，是中国最进步的几年，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无一不可使人乐观”[8]，同时书中引用了1936年海关报告，对当年经济情况进行了描述，193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路线，完全毁坏了”[9]，但是吴景超也指出，抗战虽然造成了沿海沿江大都市的破坏，但是客观上促进了内地的建设和开发，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更为深入。第二章“几个失败的教训”是本书比较特别的部分，作者通过查阅档案，搜集了汉冶萍公司、湖北象鼻山铁矿、安徽售砂公司、龙烟铁矿以及国民政府筹备国营钢铁厂的资料，对四家企业创办、经营管理方式、失败的原因以及钢铁计划的实施前奏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第二章的第六部分“整理生产事业的途径”从组织架构、人才选用、廉洁管理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如何克服旧有企业的弊端，振兴企业的具体路径和方法。第三章“经济建设的展望”共包含十篇文章，这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从国民经济体系、人才训练、资源开发、国内资金筹集、工业区建设、国际收支平衡和利用外资等各个角度讨论了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问题。本书“相关研究补编”收录的文章，讨论的主题涉及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和人口、美国资金的出路和中国利用外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计划经济和价格机构、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区划设置等，这几篇文章均完成于抗战之后，在内容上和第三章中收录的文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对有关内容的进一步补充，反映了吴景超在工业化和经济体制问题上认识的递进和发展。

从全书的体例结构和布局安排来看，形成了回顾历史—理清当下—展望未来三段式的逻辑体系，各篇文章在编排和内容上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书中收集的文章，除了2篇是在抗战前一年所写，其余15篇都是在抗战期间写的，这反映了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关注重点。吴景超在自序中做了说明，“是在两种不同的心情之下写的”，“抗战初期……我国虽然高谈经济建设已有多年，但是经济建设对于抗战，似乎没有很大贡献…….我怀着检讨过去的心情……想从这种研究中，发现我们过去的错误，以为将来改进的参考”，这是对本书第二章的定位进行的说明，也反映了作者对抗战之前中国工业化走过弯路的痛惜。关于另一种心情，作者写到，“……战后经济建设的各种问题，现在即应研究，以便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便可大规模的进行经济的建设”。虽然全书的文章写作时间历史跨度近十年，但都围绕着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构建一个“新社会”这一中心展开。

《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初版时间为1943年10月，正是抗日战争形势已趋明朗，即将迎来胜利曙光的时期，吴景超对如何建设一个更加欣欣向荣的中国满怀着期待，他在自序中写道：“我愿以满怀的热忱，把这本小册子献给全国留心经济建设的同志。”

三、从系统性、整体性认识本书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

如果要全面认识吴景超先生的经济思想，应将《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和《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7）、《中国工业化的途径》（1938）等结合起来阅读。这几部著作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富强的唯一出路是工业化，要实现国强民富“非急起直追，设法使中国于最短期内工业化不可”[10]。《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提出都市、市镇与乡村三者关系密不可分，中国应当走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对中国走工业化之路的重要意义、工业化需要的条件、工业化的途径等进行了详细论述。在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各项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工业化的设想方案以及经济发展方略。这两本书都共同收录了《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一文。《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一书则强调了工业化的两个维度，一是机械化的生产；二是人口的职业分布由农业向工商业和交通业转移。基于此，吴景超认识到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

吴景超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的规划有其完整的逻辑链条和系统方案，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当时主流思想的学术观点。首先，吴景超认为，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化是一国致富图强的发展路径，工业化的特征包括生产机械化和农业生产人口占比的降低，“促进工业，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中心工作，可无疑义”[11]。在工业国的建设标准方面，他依据苏联的标准，认为工业产量应占国民经济的70%左右。其次，在轻、重工业发展的优先顺序上，当时的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以刘大钧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从中国的人口、资本、经济条件来看，宜优先发展轻工业。而吴景超、方显廷、顾毓瑔等人认为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吴景超在1937年曾随翁文灏到欧洲游历，苏联和德国工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期间他的工业化理念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经济建设有两个目标,一是致富,一是图强”[12]。国防工业是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在《中国工业化途径》一书以及本书同名文章《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中，吴景超比较了英美和苏德经济建设目标的不同，提出“我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倾向于致富的目标，而忽略了图强的目标……我们应当把国防工业，看得比民生工业更为重要”[13]。在具体的实现方式上，他认为应该通过扩大本国农、矿产品等原材料出口,以换回可以促进本国国防工业的器材,发展以国防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国防第一、民生第二”的思想并非单纯出于对苏、德国防力量的羡慕，而是认识到“国防工业在一定程度代表合理完善的工业结构的基础性重工业”[14]，“有了国防之后，再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那种提高的生活程度才能维持下去”[15]。再次，在传统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条件上，本书从人才、资源、资金等不同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先生认为，不同的国家，推动或阻碍工业化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资源种类、数量及分布,社会制度,技术,企业创新管理才能”[16]。同时农业国工业化的实现,还需要在与工业国的贸易工程中,谋取本国工业化的需要。吴景超关注的实现工业化的几个条件和张培刚的观点相一致，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在工业化资本的筹措方面，他特别强调利用外资、筹集外汇的必要性，这实际上是对孙中山利用外资、发展实业来振兴中华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具体化。此外，在工业化所需人才方面，他提出了高级别人才要引培结合，同时不同类型的人才，在培养、训练、引进所需的时间和方法上应有差别；在对外贸易方面，他突破了当时占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在对国货和外货各自的优劣进行了仔细比较后，写到，“我们深信中国工业的前途，是光明抑或黑暗，大权是操在我们自己手中。外货的竞争，是不足畏的”[17]。工业区划的建设方面，吴景超提出工业区的布局，“第一要顾到经济的条件，第二要考虑国防的安全。……在中国境内，分建若干工业区，而非如过去集中于沿江沿海，也不是如少数人所提倡的集中于内地”[18]。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工业制造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以及辽宁、河北、山东和广东等地，当时的一些学者如方显廷、龚骏等，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工业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吴景超认识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资源禀赋与工业化空间进程之间的关系，提出应着眼于全国范围来改善产业布局和提升产业体系建设。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对吴景超学术理路发展演变的节奏也要有准确把握。吴景超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抗战前他主要关注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在战时重点思考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抗战胜利后更多关注经济体制问题。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暴露了自由放任经济的弊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此背景下，中国兴起了计划经济的思潮。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是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将“计划经济”视作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在本书同名文章《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中，吴景超在“国防与民生”之后随即讨论了“国营和民营”以及“自由与管制”。在国营和民营关系的认识上，吴景超认为政府对于生产事业参加的范围要扩充,直接主办的事业要增加，“中国的经济建设，应由政府通盘筹划”[19]。只要掌握经济监督权和指导权,“假如事业的兴办权在政府,指导权在政府,监督权在政府,至于国营还是民营都是无关重要的”[20]，“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尽全力于建国，而且是在国防第一的政策下建国。为应付这种需要计，管制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要设法加强”[21]。叶世昌先生认为，这种思想和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计划化是发展中国家启动经济的重要手段是一致的。[22]

1943年以后吴景超的经济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吴景超在对美国进行考察后，对其经济高速增长印象深刻，对统制经济认识产生了动摇，因此再度回到自由主义本位价值观的立场上。[23]本书“相关研究补编”中收录的《计划经济与价格机构》《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发表于抗战胜利后。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景超从自由选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的目标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出发，在对比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经济主义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提出走一条中间道路，经济上“后起的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不能考虑借鉴其他类型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可以分开，“计划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带来的”[24]是吴景超在抗战之后提出的最为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应吸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点，使之相互补充。“在价值系统中，我同样的重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会主义可以使我们经济平等，而计划经济则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一同运用，我们才可以兼平等与自由而有之。”[25]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市场经济,同样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采用计划经济；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吴景超“经济思想的重要转折和独特之处，也是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论述”[26]。

四、从历史意识和实践自觉来认识吴景超的治学风格和研究方法

作为“建设型知识分子”的代表，吴景超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将历史意识与实践自觉相结合，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色和研究方法。谢泳曾评价吴景超“凡论述某一问题，视野都很开阔，他总是要把眼光放在全世界范围内考察，他引述的理论和数据都是当时最新的，他涉猎之广泛、学术格局之宏阔，在同时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27]。首先，吴景超的研究从实际出发，并不拘泥于学科或者问题本身，他具有多学科的学术背景，在研究中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的融合与交叉的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读者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是，吴景超先生对汉代历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试图从汉代的个案历史材料中发现社会科学上一般规律性的问题，这一特点也反映在本书的研究中，即从具体的事实分析出其中蕴含的理论。其次，吴景超的研究具有宏观的视野，善于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纵横交错中认识中国的问题，寻找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发展路径。在讨论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就业人口的结构、国民收入及储蓄、工业区划的布局时，都对英、美、德、日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在和中国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判断。他所主张的方案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在《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一文中，吴景超从学理逻辑和价值取向两个层面进行论证，主张在西化的过程中要有“选择”的余地。费孝通先生也曾评价，“他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28]。再次，吴景超在研究中重视调查，大量采用统计数据进行定量和比较分析。民国时期，各种数据统计受到重视，统计被认为可以起到“验国情盈强、国势强弱，参互比较，以实施政之方”的作用，吴景超的研究中，充分使用了当时统计调查的成果，以数据来呈现、诠释与说理。

吴景超的实践自觉不仅仅体现在实践的本体论上，更是一种价值理念，他的研究不只是为了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还在于“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并在理论付诸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29]。他的很多观点，从今天来看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的。如外资的利用、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等，“虽然其研究在当时代并未全然转化为现实,但是当今其部分已经成为了国策,部分成了现实,部分正在被社会验证”[30]。其对于工业化的强调，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最核心的要义。透过《中国经济建设之路》，我们能深刻感受到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抱负，以历史主动精神去探求更好的中国，正如吴景超先生自己所言，其毕生所追求的是“使我所居的社会，因为有我，可以向真美善的仙乡再进一步” [31]。

本文为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吴景超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的导读，收入学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时文字略有修改。

注释：

[1]Paul B.Trescott,JingJiXue: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p.281.

[2]1943年8月，费孝通等中国学者被芝加哥大学邀请，参加名为“自由中国”（Unoccupied China）的论坛，论坛上的发言和演说和讨论经宓亨利整理编辑而成《来自自由中国的声音》（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一书，于194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6年宓亨利编著的《中国》(China)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3]刘大钧组织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了“论中国工业化”的系列著作，包括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944）、韩稼夫的《工业化与中国农业建设》（1945）、褚葆一的《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1945）、韩稼夫的《工业化与中国交通建设》（1945）、刘鸿万的《工业化与中国人口问题》（1945）和《工业化与中国劳工问题》（1945）、曹立瀛的《工业化与中国矿业建设》（1946）。

[4]阎书钦：《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以〈新经济〉半月刊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5]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邹进文教授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

[6]引自胡寄窗为赵晓雷著《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所写的“序”。

[7]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页。

[8]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3页。

[9]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3页。

[10]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页。

[11]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75页。

[12]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19页。

[13]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75页。

[14]马陵合：《经济与社会之间：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民国研究》2012年春季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5]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21页。

[16]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0—101页。

[17]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45页。

[18]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10页。

[19]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24页。

[20]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22页。

[21]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125页。

[22]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复旦学报》2000年第4期。

[23]马陵合：《经济与社会之间：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民国研究》2012年春季号。

[24]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221页。

[25]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第223页。

[26]钟祥财：《1949年以前吴景超的经济思想及其方法论特点》，《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7]谢泳：《清华三才子》，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28]费孝通：《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载《吴景超文集》“代序一”，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9]洪大用：《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30]庞绍堂：《吴景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1]吴景超：《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清华周刊》第7次增刊，19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