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怀祖

一 吴大猷祖国大陆行

1992年5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找我谈话，告知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吴大猷先生将于5月17日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由我全面负责吴大猷先生的接待工作并全程陪同。当时中央党校规定学员不能随便请假，周院长告诉我，由于此事十分重要，需要立刻着手进入角色，科学院党组已向党校请假并获批准。

因为我参与过此事的酝酿，所以，周院长没有多谈此事的重要性、意义等，直接就与我讨论具体接待工作。他说，由于吴大猷先生已85岁高龄，身体有病，加之安全上的考虑，他已与有关部门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商定，吴先生在京期间就下榻该局的内部招待所──颐和园附近的达园宾馆，那里比较安静，不对公众开放，让我马上到宾馆具体落实住处。并告诉我，李政道先生和夫人秦惠已从美国启程赴台北，专门去接吴老先生。我提出，为便于与各有关方面的沟通和协调，建议科学院机关门诊部负责人房桂郁大夫和院机关保卫部门的吴力光同志参加接待并全程陪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裘照明、科学院外事局安建基同志也参加接待工作。周院长当即同意，而且说，以前吴先生赴美，大都住在李政道先生家里，政道先生夫妇较了解吴先生的生活习惯，这次在北京，政道先生和夫人会全程照应吴先生，我们可放心些。他们还让儿子李中清来陪吴老先生，中清从小就与吴老很亲热，老人亦很喜欢他。

吴大猷先生是李政道的恩师。抗战期间，李政道在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理学院读书，1944年日军逼近贵州时，他告别了启蒙老师束星北和王淦昌等教授，经亲友介绍到昆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老师很快发现了李政道的物理天赋，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物理学泰斗叶企孙先生亦认为李政道是物理天才，经考试破格接受他就读二年级。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国民政府也产生了制造原子弹的想法，决定让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数理化科学家，各带两位助手赴美学习造原子弹。吴大猷选的是朱光亚和李政道，当时光亚已是助教，而李政道仅是大二学生。时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也十分赞成吴大猷的选择，可见当时李政道的才气已露。李政道不仅有才，而且有情义。当时吴大猷的夫人阮冠世身体不好，李政道就经常去照顾，充满了师生情义。李政道一直感恩浙大的束星北、王淦昌和西南联大的吴大猷教授给了他机遇，才有了日后的物理成就。所以他以后也总是尽力给年轻人创造学习和发展机会。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也是对恩师们的回报。

1992年，台湾地区仍对祖国大陆实行所谓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更尚未“三通”。所以1992年5月17日吴大猷先生由李政道教授和夫人陪同，从台北至香港转机飞往北京。这是吴先生时隔46年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当时他是海峡对岸正式公开来访者中职务最高的政务官，而且是一位患病的87岁老人。我感到压力很大，生怕有闪失。

在机场，我们随周光召院长在机场候机厅廊桥口迎接吴大猷先生。我看到老先生虽然坐在轮椅上，但精神很好。除李政道教授夫妇外，只有一位学者谢云生教授作为台湾地区“中研院主任秘书”陪同。还有一些台湾地区记者随机跟来，并无前呼后拥的随从。吴先生面对记者们的提问，谈笑自如，可算是神采奕奕了。见此，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此后，他在祖国大陆的三十余日，我一直陪伴着他，几乎朝夕相处。越来越感到他不但是一位博学睿智、胸怀宽广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热情正直的长者。

吴大猷先生1992年来北京时，海峡两岸尚未公开交流来往。李政道教授花了很大精力，专程赴台并做了大量工作，经台湾地区“大内总管”蒋彦士向李登辉请示，获李登辉和其行政主管机构首脑郝柏村首肯并鼓励后，才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办理了核准手续，吴老得以应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正式邀请，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的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国际研讨会”以及“第21届理论物理中的微分几何研讨会”并探亲。吴先生在这些学术研讨会上，不但认真听了一些学术报告，还不时与参会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在“超导超级对撞机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上，他与参会的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实验室主任许维特讨论了中国台北参与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建造问题。

吴先生专门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坐着轮椅上，沿着长长的加速器隧道和探测器大厅，十分认真地看着，还不时询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的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谷羽1、林宗棠2等人陪同并讲解，他还和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询问和讨论了加速器的设备、部件制造的问题。他亲眼见到了祖国大陆科技人员主要依靠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在短短四年时间建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设备，兴奋不已，感慨万分。他对比了台湾地区的同步辐射装置主要靠购买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后说：“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世界水准的成就，太了不起了。”他还坦诚地讲：台湾地区没有科技人才，所以加速器设备只能靠买。他还特别和李政道教授等讨论了在台北参加国际高能物理研究合作科学项目的问题，想以此来促进他们那边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培养。

在北京时，吴先生多次与相识长达半世纪的老友及刚刚认识的科技界新朋友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王淦昌、王承书、黄昆、卢嘉锡、周光召、贝时璋、汤佩松、黄汲清、吴阶平、黄宛等等欢聚。这些为中国科学倾注了全部心血的科学家与吴先生或久别重逢，或相互仰慕而未能谋面，大家促膝谈心，举杯共庆，分外亲切。时逢周培源先生九十寿辰，吴先生与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黄昆等得意门生一起在周老的寿宴上为周老、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频频举杯，大家非常高兴。

时任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分别看望或宴请了这位海峡对岸德高望重的科学界泰斗，亲切讨论了两岸科技和教育交流问题。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肖克老将军宴请吴先生时，更是对两岸炎黄文化的深入交流进行了讨论。

5月31日，吴先生参加了中国物理学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物理学家联谊会，有300多位海内外中国物理学家参加了这个中国物理学界空前的盛会。中国物理学的几代学者共聚一堂，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宋平和温家宝等时任国家领导人亲临祝贺，并与吴大猷、周培源、赵忠尧、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等老一代中国物理学者亲切会晤，共庆中国科学的繁荣昌盛。

吴先生在北京时，还访问了他60年前执教过的北京大学。在那里见到了他创建北大光谱实验室时从美国购回来的凹面光栅，该光栅至今仍保存完好。睹物生情，老人百感交汇。1934年他在北大任教时，北大的寒酸景象，历历在目。然而正是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他写出了《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至今仍是世界学术界公认的该学科一本经典之作。他看到今日北大学科那么全，设备那么先进，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会上，李政道教授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图片资料介绍了吴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激起了北大年轻学子们对这位老前辈的崇敬。当李政道教授展示出一张吴先生两岁时的照片，在场的所有人都以极大的兴趣看着这张照片，老人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吴先生在北京还抽时间重游了天坛、北海、中山公园和香山卧佛寺等处。在天坛回音壁前，老人像天真的孩子一样，贴墙倾听着回音，露出孩子般的可爱笑容；在香山卧佛寺，他兴致勃勃的撞击古钟；在罗汉堂的一尊尊罗汉前老人沉浸在往事之中；在天坛和中山公园参天古树的林荫之下，李政道推着吴大猷的轮椅，漫步而行，亲切交谈，师生情谊绵绵。吴先生还去了著名的中国文化名街琉璃厂，在这因文房四宝、名人文字画而闻名于世的街道的店铺里，细细的品味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吴先生还要我陪同去寻找当年他在北大教书时住的旧居。但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了，旧居小院已被新的、宽敞的马路和高楼大厦所代替。著名的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得知吴先生寻根未果后，亲自登门送来一本自己编著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老人如获至宝地与李中清一起拿着放大镜在图中寻找几十年前旧居的地方。

吴先生还不顾身体上患病，驱车数百里到他青年时代求学的天津，重返南开母校。母校为这位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校友举行了十分钟隆重的仪式，授予他名誉博士。在隆重的仪式上，母国光校长送给吴大猷1925至1929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的成绩单，使老人一下回想起了65年前风华正茂时在南开校园中的情景。

在天津，吴先生十分高兴地见到了几十年来未见面的堂弟吴大任教授和专程从广东肇庆老家赶来的堂姐吴明韶、堂妹吴明玖等亲友。漫漫岁月、茫茫海峡，隔不断也挡不住兄弟姐妹情。今朝相逢，虽都以满头华发，但情殷殷、意切切，老人们都激动不已，眼眶中涌出一股热泪。兄弟姐妹向他讲述了家乡的巨变。如今肇庆已是高楼大厦林立，十分繁荣。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表示他一定要回故乡去看看。吴先生亲切地问了吴家第三代、第四代的学习、生活情况，兄弟姐妹的欢聚难舍难分。

在南开大学，吴先生还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陈省身教授，俩人十分亲热地叙旧、交谈并互道珍重。

由于吴大猷先生时任台湾地区“中研院院长”。“中研院”在台湾地区与其行政主管机构、司法机构、监察机构、立法机构等五大主管机构地位相当。所以他的来访当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很多人都认为他带有“任务”，要与祖国大陆最高层领导人接触。海峡两岸的媒体尤其注意，台湾地区不少记者紧随而来，密切跟踪他在北京的行程。记者们的汽车就停在吴先生下榻的达园宾馆大门外面，我们的车跑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其实，吴先生是不搞政治的，他既不是国民党，更不是民进党，只是一位敢于直言的正直学者。连陪他来访的“中研院主任秘书”谢云生教授也不是国民党员。当然吴先生不会接受什么“任务”。他在台湾地区有很高的威望，当地学术界和广大民众都十分尊敬他，我们在天坛时，正好遇到一群来祖国大陆旅游的台湾同胞。他们认出吴先生后，都拥过来向他致意、照相，十分真挚，令人感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亦对他老人家很尊敬。据说，吴先生在制止台湾当局造原子弹的事情上，起了很大作用。

吴先生在祖国大陆访问期间，两岸都十分关注。我们每天都有简报汇报，谢云生先生当然也及时向对岸报告。

原计划吴先生还应在北京多住几天，多看看。但因身体不适，在杨尚昆同志亲自过问下，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经医生们诊断，结合当时两岸情况，大家都认为他回台治疗为好。吴先生不得不提前返台住院治疗。

6月2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送行的亲友依依不舍，很多人都流着眼泪，和他告别。大家都盼望他身体康复后再来北京、天津。更盼他能回广东肇庆故乡看看。吴先生也热泪盈眶，挥手向大家告别，并告诉大家，他一定会再来北京，也一定要回故乡肇庆的。

吴先生回台北后，在医院中还努力促成谈家桢、吴阶平、赵忠尧、邹承鲁、汤佩松、黄汲清、张存浩、李林等科学家顺利访台，开启了自1949年后中断的两岸科教界人士的交流。因此，可以说吴大猷先生1992年5—6月的祖国大陆行是1949年后，海峡两岸科教方面乃至国家领导人与“台方政界人士”往来的破冰之旅。同时也实现了李政道先生1984年后一直努力促进海峡两岸科教，乃至双方政治接触的心愿。

二 重返故乡

1998年12月，吴大猷先生已不是台北“中研院院长”了。他利用“霍英东基金会”在广东南海市给他颁发“杰出成就奖”的机会，由谢云生教授及一位护士陪同，携儿子吴葆之和女儿吴吟之返肇庆故乡，以实现他近七十年的梦想。我仍负责他的接待工作。同时，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滕丽及吴先生的两位外甥，北大教授韩汝珊、韩汝琦一起陪同吴大猷这次故乡行。我们从深圳的皇岗口岸迎接了吴先生一行。几年不见，老人已显得更加体弱，但精神仍很好，头脑也很清楚。他告诉我，这几年，他每周还能乘车百里去新竹的“清华大学”讲课，自己编讲义，一讲就是半天。在这年初得病后，才不再去新竹了，但仍每周去台大讲课。他认为，李政道教授建议他和王淦昌先生等把中国近代物理史初期情况写下来是非常对的，再不搞，将来的人不但讲不清楚的，而且甚至不知道他正抓紧此事并请人帮忙整理。我没想到已是九旬有余，且多病终身的老人还在这样工作，心中升起了一股感动和崇敬。

从深圳到南海市的路上，老人对路两边的景象感到那么新鲜，眼睛都看不过来了。这里已是旧貌换新颜，他少年时期的景象完全变了，老人兴奋到了极点。

在南海市颁奖以后，我们陪吴先生一行即驱车赶往肇庆，在肇庆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几十位亲友们极为热情的迎接。回到故乡的老先生喜悦和激动充满了全身。他不顾路途的疲劳，在亲友们的促拥下就在接待厅里热烈交谈，问这问那，忘记了劳累。大家还一起吃着老人小时最喜爱的盲公饼、果珍粽。老人脸上露出了稚气的笑容。

在肇庆，他参观了西江大学，当他看到校园绿树成荫、环境幽雅、校舍宽敞、整洁明亮，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着，老人高兴极了。他和老师们座谈时，在即席讲话中再三强调，育人要特别注重质量，要质量为本，并欣然为西江大学题写了校名。

在肇庆，老人由于自己体力不济，无法去高要乡下祭祖，就专门派儿子、女儿代他去高要祖坟祭拜。

周光召院长和李政道先生对吴先生的肇庆之行仍十分关心，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每隔一、二天就把吴先生的情况向他们报告。

12月正值隆冬季节，北方已十分寒冷，吴先生无法承受北方的寒冷，因而不能北上。吴先生和我们相约，来年春暖花开时，再去北京、天津小住一段，把中国近代物理史搞完。

1999年春暖花开后，我们已做好了吴先生来北京的准备工作，等着他的到来。这时，突然得悉他因病住进了医院。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当然更无法实现北上完成书稿一事。老人就这样带着遗憾离去了。

三 一次未能实现的两岸接触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依旧一直在考虑和研究台湾问题的解决途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一直关心两岸的科技交流。

早在1984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北京、上海、合肥、西安讲学。5月下旬在京期间，邓小平、万里、胡启立、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会见了李政道。他们都谈到了当时中国分别在北京、合肥以及台北正在建造的同步辐射加速器，均计划在1988年左右建成，无形中是一场比赛。李政道认为，这种科技竞赛，对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将起积极推动作用。他认为当时台湾地区高层政界人士中很多原来是学科技出身的，对科技的作用有较深了解。台湾当局计划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时，台湾地区及美国很多科学家都反对。但台湾当局仍决策建造，除了科技的作用外，也是对祖国大陆的一种挑战。台湾地区行政主管机构对这项目抓得很紧，成立了除袁家骝等几位著名华人科学家外，还有蒋彦士、李国鼎、闫振兴等当局政界人士组成的“同步辐射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欲抢在北京的对撞机之前建成，以向美国表明台湾地区的效率和能力。因此，李政道正式向中央领导同志建议，1985或1986在年美国组织一次有北京、合肥、台北三台有关同步辐射加速器建造的领导和科技人员参加的学术讨论会，进行科技交流。邓小平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建议表示十分赞赏和支持。

李政道先生5月底回美国后，即与袁家骝先生研究这事。当时袁家骝是台北“同步辐射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也非常赞成两岸科技界能有这样的交流，并非常愿意促成此事。于是李政道就找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主任萨米尔斯教授商量，希望能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举行这个“海峡两边加速器”的研讨会。萨米尔斯教授非常赞赏和支持两岸的加速器的研讨在布鲁克海文举行，并且愿以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名义主办。李政道马上将上述情况向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谷羽同志通报，并建议北京、合肥、台北加速器各15人参会，另请美20人，欧、日10人参会，时间初步定在1985年10月或11月。如这次会议成功，两年后可再在美举行第二次。我们当即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名义将李政道的意见报告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胡耀邦、姚依林、胡启立、方毅等领导同志都批示、赞成并作了具体指示。谷羽及工程领导小组张寿、林宗棠、张百发同志即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作具体安排，与李政道保持联系。

1984年8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会见和宴请了美籍华人科学家丁肇中。谈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时，丁肇中先生向邓小平同志谈了台湾地区正在建加速器。邓小平同志就说：“很好，我们这边也有两台，就让我们来个比赛，看谁搞得好，搞得快。我们就比一比嘛。”小平同志说的我们这边也有两台，是指除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外，另有一台是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在建的同步辐射加速器。而且三台都准备在5年左右建成。小平同志的这句“让我们来个比赛”的话，实际上是通过丁肇中先生向台湾当局，乃至世界宣布了我们对台湾方面的一个重要态度，海峡两岸可以从科技交流开始沟通。

席间丁肇中先生还问了邓小平同志：“台湾你还有什么熟人吧?”他回答说：“蒋经国先生，我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你要是见到他，代我问他好。”

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先生担任台湾大学教授，所以他常去台湾地区探亲。在这次会见中，丁肇中先生还向邓小平同志提出想让父亲回祖国大陆参观访问，小平同志表示欢迎。1989年10月，丁观海先生作为邓小平同志的客人来北京参加了国庆活动。

对于海峡两边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举行有关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学术会议，台湾当局当然知道其背景和意图，并深知与当时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相悖。所以开始并不热心。台方甚至劝袁家骝先生不要参与。李政道先生只得在1984年12月专程赴台，在台湾地区的政界高层做了很多工作。经过李政道和袁家骝两位的努力，1985年1月15日中国台湾当局正式通知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台政界人士李国鼎、台“国科会主任”陈履安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等将应邀参加1985年10月16—18日这个会。李国鼎当时还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对台经济“起飞”起过很大作用，在台政界很有影响。陈履安是陈诚的儿子，当时是台“国科会主任”，吴大猷则是台科技界的泰斗，在台高层学术界及广大民众中都有很高威望。台方当然对这个研讨会的背景和意图十分清楚，但蒋经国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方则根据台方出席这个研讨会人员的情况，经中央主要领导商定，如对方李国鼎等出席，我方将由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同志率团出席。中央委托方毅同志主持各有关部门研究对策和参加人选，希望两岸高层能借此机会在美国接触。

但蒋经国后来还是没能突破自己制定的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的“三不政策”。致使李国鼎、陈履安等终究未能赴美参加这个两岸加速器的研讨会。我们这边方毅同志也就没有赴美参加这会。这次布鲁克海文会议成了两岸加速器方面的纯学术交流。所以1992年5月的吴大猷祖国大陆之行也是1985年这次两岸高层未能接触遗憾的一个补遗。

如果1985年蒋经国能更开明一些，让李国鼎等人能与方毅在美国接触，则是比1993年汪辜新加坡会谈早了近8年，级别也更高层面的接触，也许两岸问题不会像今天这样，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总会留下惋惜和遗憾。

四 两岸物理学会同入国际学术组织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开始了对外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但我们的一些学会在加入国际科技学术组织的问题上，一直与中国台北在名称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如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IUPAP，简称国际纯粹物理学会），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陷入了僵局。为此，国际纯粹物理学会和两岸都希望李政道教授能作为中间人，直接沟通和调解两岸科学界，以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便参加1984年10月7日召开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代表大会。

1984年下半年，李政道先生花了很大精力，十分认真地与海峡两边沟通，做了大量工作。一面同我方周光召副院长通电话、发传真讨论，同时又与台方“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及其代表沈君山先生电话和传真讨论，希望双方能在名称上达成协议。经过双方的努力，取得了一致意见。9月25日李政道先生与沈君山先生签署了备忘录。9月30日李政道先生到京，在机场就与周光召最后讨论此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周光召正式报告了中央，李政道先生10月1日就此事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了建议。经中央批准后，10月5日周光召与李政道教授在京签署了备忘录，显然台北方面业已经过批准，李政道先生与吴大猷先生代表沈君山传真签署了备忘录。解决了台湾地区的物理学会与中国物理学会分别以“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的名义共同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的问题，从而两岸物理学会一起参加了10月7日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代表大会。

台湾地区虽是吴大猷先生出面，沈君山经办，但是显然得到了蒋彦士、李国鼎、阎振兴和陈履安等政界人士的支持，当然，还是蒋经国同意后，才能办成。北京这边当然得到了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实际上双方都很清楚。

李政道先生分别与周光召、沈君山签署的这两个备忘录，开创了两岸学会共同加入国际学术组织。实现了中国人的事情通过中国人自己商量解决的渠道，也开辟了两岸学术界直接对话的途径，意义很大。后来其他学会均照此办理，大大增加海峡两边科学家之间的接触和来往，增加了互相了解和信任。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事理应和必然也只能由海峡两岸中国同胞商量才能解决。

注释：

1谷羽（1918—1994），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新技术局、计划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顾问等职务。

2林宗棠（1926—），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成员。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

（《科学文化评论》2022年第19卷第3期第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