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919年在访问日本之后于4月底抵达中国，进行访问讲学。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决定访问中国的？这似乎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杜威的学者多未将此作为一个专门的议题。不多的相关文字中，中文资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些作者说他1919年访问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于是他的一些中国学生盛情邀请他访问中国，杜威这才决定访问中国。比如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的文章《1919，杜威在中国》（孙文晔，发表于2020年8月12日）（注1）中的几段：
“1919年，杜威将满60岁，在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界都成了开山立派的宗师，他的学问、人生也到了转折点。于是，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学术休假，应邀到日本讲学。这是一次难得的远东之行，但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计划之内。
杜威夫妇在日本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款待’，消息传到国内，他的中国学生们雀跃不已，并迅速串联起来，要把老师请来。
在日本，杜威先是接到了北大教授胡适的来信，邀请他顺便到中国讲学，在胡适的盛情之下，杜威有些心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也是杜威的学生，恰好又在日本，登门拜访，发出了正式邀请。杜威这才拿定主意，决定到中国来转转。”
很明确地说，杜威开始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后来在胡适和郭秉文等人邀请下才拿定主意来中国。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篇 2021年7月12日的文章《超越文化猎奇：杜威的中国之旅》（转自《上海文化》2021年第4期，没有标明作者，应该是刘幸，该文是他访学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 SIU-后写的）（注2），里面提到，“杜威的中国之旅从一开始就具有偶然性。胡适等人是鉴于杜威已经抵达日本这一事实，才邀约了杜威；而杜威即便在驶向上海的航船上，也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没有任何规划可言。”
也有文章说他准备访日后来中国旅游，见知识分子网上《杜威访华百年：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几何？| 王丹红专栏》（2019/12/03）（注3）,"1919年初，当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学术休假到日本访学时，其间的几周，他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还有《杜威访华百年与中国教育》（2019-12-10）（注4），“1919年2月，杜威利用学术休假机会赴日本游历、讲学，陶行知、胡适等他的中国学生们得知后，立即协商请他来华。他本来只是计划到中国观光几周后回国，经不住他的中国弟子盛情邀请，竟戏剧般地在中国讲学两年多。”
英文资料中， ZHOU Hongyu and LI Yong有2019年的论文Recent Studies on Dewey’s Visit to China (1919–1921)（注5），提到“Unlike Dewey’s visit to Japan in February 1919, his visit to China was in fact accidental”，认为杜威的中国之行是偶然的。Jessica Chingsze Wang写过一本书：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笔者没有读到该书，不过同一作者有一篇论文John Dewey in China as a Learner（注6），虽然文章没有提及杜威决定访问中国的时间这个问题，不过文末的第一条注解中提到：“Their initial plan for a short vacation in Japan led to an unexpectedly long sojourn in China:from May 1919 to July 1921. Even though Dewey agreed to his former students’ invitation to lecture in China while traveling there, he initially saw himself more as a tourist than a lecturer and did not plan to stay in China beyond the summer of 1919”，似乎也倾向于认为杜威事先并无认真考虑中国之行。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下称NARA）收藏的杜威护照申请表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
杜威的护照申请表可以在NARA的合作单位Familysearch.org网上搜到(注7）。搜索结果中有3次护照申请，分别是1918年、1920年和1924年的，其中1918年12月的那次与本文最相关。该申请表上的各栏目中，与本文最相关的则是要去的国家和访问的目的这两项，前者杜威填的是日本和中国；对于后者，杜威填的是：newspaper work and educational work，直译就是报纸工作和教育工作。所以，至迟在1918年底，杜威在考虑访问日本的同时就已经把访问中国列入议事日程了。虽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那个年代的很多美国人都会将访问日本和中国放在同一次旅行中，不过杜威的计划不仅仅是旅游，也将专业工作列入了考虑范围。
图一，杜威1918年护照申请表第1页
该申请表右上角有一个注，似乎是工作人员的打字：Applicant’s application will also be supported by a letter from Martyn Johnson of "The Dial" whoch will be sent direct to the Department，这里的“whoch”明显是“which”之误。查The Dial是当时美国的一份杂志，Martyn Johnson是杂志的所有人，这条注说明他会为杜威的护照申请提供推荐支持。
杜威的申请材料还包括一张The New Republic的便条，The New Republic是当时美国的另一份杂志。虽然是便条，但是写的很正式，日期是1918年11月27日，抬头是杜威，落款是Herbert Croly，此人是The New Republic的创始人之一。Croly说，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面临很多政治和经济问题，着眼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与这些利益的关系，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去日本，如果可能的话，就这些问题为The New Republic写一个系列文章。我衷心希望国务院能为此目的发放你的护照。如果你向护照申请官提交这封信，我们会尽我们的一切影响力来支持你。见图二
图二，杜威1918年护照申请表第2页
综合杜威1918年底的护照申请表中的资料可见，他在1918年11月就已经开始计划远东之行，美国媒体听到风声后也提前向他约稿。即使从最保守的角度来看，最初他可能确实只考虑把日本作为主要的出访目的地（The New Republic的便条只提及日本），护照申请表中虽然日本和中国并列，但是平心而论，两者权重肯定是前大后小；再者，“newspaper work and educational work”可以理解为主要指日本，何况杜威出访前日本方面的接待单位（东京帝国大学）就已经确定了，中国之行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备胎（既然已经到了日本，为什么不再多走一步去中国？），但是谁能说同样的专业工作的可能性没有在杜威头脑里盘桓过？当然，中国方面的接待单位和计划至少在1919年3月前都没有落实，所以杜威和夫人一直都准备他们的中国之行只是一两个月的旅游。但是不能否认，杜威事先对各种可能性是有思想准备的，他的中国之行，并非完全偶然或者出乎意料。
本文中杜威护照申请表图片，已经familysearch.org授权使用，请勿转载。
注释：
（1）网址：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3/1179.htm
（2）网址：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 Contid = 13233784&from=wifiKey#
（3）网址：http://zhishifenzi.com/depth/depth/7689.html
（4）网址：http://www.workercn.cn/255/201912/10/ 191210085013171.shtml
（5）见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bire/1/4/article-p749_749.xml? language=en
（6）这篇文章可在这个网址上看到：https://docs.lib.purdue.edu/cgi/ viewcontent.cgi?article=1037&context=eandc
（7）这个申请表，本文应该是首次引用。Familysearch.org网站上有NARA的一个护照申请表档案系列：United States Passport Applications, 1795-1925，其下的一个子系列：(M1490) Passport Applications，January 2, 1906 - March 31, 1925，其中的文档：Roll 658, 1918 Dec, certificate no 52750-52999，p594即杜威的申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