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早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使者，是那些曾经负笈远行，求学欧美的留学生。成立于1913年10月的欧美同学会（Western Returned Students'Club，WRSC），则是创建最早、规模最大，并延续至今的中国留学人员组织。欧美同学会成立近110年来，遵循“修学、游艺、敦谊、励行”的宗旨，为中华民族振兴，促进中外沟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广泛实践，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产生独特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其重要地位。

欧美同学会早期会徽

沧桑巨变，世事更迭，早期欧美同学会的许多重要史实都被淹没在时代烟尘中，所幸还有一些身影被隐在摄影家的镜头里或私人藏家的相册中，在后人悉心的历史考证中不断露出真容。

一、甘博照片中的一个悬念被破解

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在20世纪上半叶旅居中国期间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影像资料。我在《近代中国教育剪影：甘博的清华视角》（刊于《北京晚报》3月10日“人文”版）一文中，集中考证了甘博所拍摄的清华题材照片，得出了若干结论，同时也对他未留下明确说明的一些照片提出了探讨思路，其中，“一张明显是在清华学堂西侧大草坪上拍摄的合影”被我特别关注。

华北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1919年4月）

对于这张合影照片中的人物辨识，拍摄时间确定以及对活动背景的判断，我当时是这样写的：“在第二排坐着的20个人中，可以辨认出居于C位的竟然是蔡元培（1868—1940）和张伯苓（1876—1951），还有年轻的胡适（1891—1962）。另外在这些人中还可以看到几张西方人面孔，因此这次活动应该是一次跨校际的国际交流。至于拍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1919年5月之前蔡元培还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这张合影能够引起历史爱好者的共同关注，“留个心眼，继续考证”。

如我所愿，在文章刊出之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并对甘博清华照片中的种种未解之谜进行了多方面求解。这当中属赵锦铎先生撰写的《对西德尼·D·甘博拍摄合影的补充考察》最有见地，对这张照片的背景给出了明确的考察结论。

西德尼·D·甘博（1890.7-1968.3）

这篇文章中提供了1919年4月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的新闻报道，并与蔡元培、胡适等名人的有关回忆相互印证，厘清了这次在清华园进行的“跨校际的国际交流”，其实是“华北欧美同学会1919年年会”（以下简称为“清华年会”）。这一新发现不仅拓宽了“甘博影集”的研究空间，而且对早期欧美同学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实依据。

二、欧美同学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动

欧美同学会召开的这次清华年会，到底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呢？

从1919年4月1日北京《晨报》刊登的《欧美留学生开会预誌》中可以了解到，“除请芮公使及范君静生蔡君孑民演说外，并有年会会讌、足球网球比赛及讨论种种社会服务实行问题”。显然，这次年会不只有“宴会、足球、网球”这样通常的联谊活动，还涉及了归国留学生参与“种种社会服务实行”等政治与社会问题。

这里提到的三位人物，“芮公使”是指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范君静生”是指范源廉（1875－1927），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君孑民”是指蔡元培（1868—1940），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三人当中，芮公使本人曾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范源廉、蔡元培分别具有欧美国家留学背景，由他们担当“演讲嘉宾”，自然给这次留学生年会增色不少。

这次活动由于是安排在郊外的清华园举行，距离京城较远，交通不甚方便，加之活动内容多样，因此会期安排了一天半，“五日上午十二钟开会，六日晚九钟闭会”。由于4月5日、6日恰逢周末，清华学校正常教学和会议活动之间的相互干扰可以大大减少，此外“赴会者须自带行李，在清华寄宿一宵，次晚则可乘京绥路特备之专车回京”，食宿行也很方便解决。这样的安排显然经过精心策划，并得到清华学校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清华学堂（1919年4月）

关于此次“清华年会”的进行情况，北京《益世报》在1919年4月8日报道称，“本月五六日，华北欧美归国学生在清华园开第二次年会，到会者约百余人”，这印证活动按计划如期举行，而且出席人数也与合影照片上出镜的76人基本吻合，表明了年会组织颇有效率，致使在京的欧美同学们踊跃参与。

《欧美归国学生对于时局之宣言》（《益世报》1919年4月8日）

清华年会显然不是一次仅限于内部的联谊活动，仅从当时的媒体反应就可以看出其社会政治动向。《益世报》在会后第三天的报道中说，“此次年会所为之事有两件极为重要。第一是组织北京、天津各地社会服务团；第二是对于时局宣言书”。

而1919年4月9日的上海《申报》则对这次“清华年会”连发两条消息，一条是披露了《欧美归国留学生议决》的要点，另一条消息则称“旅京留学欧美公团电陆使力争发言权，勿为日人气馁，此间同人愿为后盾”。这里的“陆使”指的是出席巴黎和会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他同时也是欧美同学会会长。

这些要闻报道不仅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清华年会的梗概，也从媒体声音中感知了舆论对此次活动的关切程度，以及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

至于欧美同学会为什么要在1919年4月初召开这样一次年会，又为何要针对时局发出《宣言书》呢？赵锦铎先生在《补充考察》一文中有着简明扼要的分析：“在清华学校召开的这次年会在时间节点上相当微妙。内政方面，国家仍然处于事实上的不统一状态，此时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时断时续，国人看不到国家统一的曙光；外交方面，巴黎和会日本欲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也牵动着国人的神经。这些情况对年会的议程和活动都有影响。”

并非巧合的是，就在清华年会召开后的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觉醒年代”标志事件的“五四运动”爆发。欧美同学会的一次“偶然”发声无疑也成为人民“必然”觉醒的一个前奏曲，在历史的交响乐中永远回荡。

三、《宣言书》的历史价值

针对时局发出的《宣言书》无疑成为一大亮点，1919年的清华年会也因其明确的政治态度成为欧美同学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19年4月8日北京《益世报》如是评价《宣言书》：“宣言书尤为近今极可注意的事。因为西洋归国学生对于国中政局向持被动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现今他们受了世界政局与国内政潮之影响，居然有一种正式宣言书出现，自然为各方面所注目了。”

这条信息说明，在当时民众印象中，欧美留学生向来并不热衷于国内时局，也没有明确的积极主张。所以当他们主动发声于《宣言书》时，自然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

为了帮助读者充分了解，《益世报》做了进一步报道，“宣言书分两种，一是主张大纲，一是施行细目。其细目已由会中委托十余人专门学者为之制定，不久可以发表。大纲则由前晚（六日）大会修正通过”。

今天的人们若要了解一百年前归国留学生的政治主张，不妨也来一起读读《宣言书》的大纲原文：

我等欧美归国学生，今觉有急须解决之问题，其中尤有格外紧急，格外重要之问题应结晶成一种正式之宣言。所以此次宣出之下列各条，为我等认为中国今日最要紧的根本建设，试分述之。

（一）中国应该统一。因为中国不统一，不但不能在巴黎和会得为强硬有力之主张，并且不能在国内有振作进步的希望。因为中国不统一，使全国的人都不能专心去做改良社会，振兴实业的事。惟我等要做到真正的统一，须要除去许多阻碍统一之事物。因此主张：（甲）废除军阀政治（督军制）；（乙）军人不得干涉政治。

（二）我等深信民主的政治最适宜于中国，若要使民国基础稳固，则主张：（甲）实行普及的国民教育，使国人免去愚昧的危险，且不致受卑劣政客及权奸之愚弄；（乙）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凡不正当干涉自由言论者，认为违背民主政治的原则。

（三）我等主张政治上应从实效。一方面着意改良，财政管理须负责任，文官任用法须极力推行，预算案须慎重，预备既成之后须实力遵守。政府关于财政的收入、支出及与外人之交涉，均须公开，不当秘密。

（四）为谋中国经济的发展须促进币制统一。

（五）主张要求各国废除领事裁判制度。

（六）主张废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

以上各条我们认为今日中国必须建设。至于各条件细目，已公推专门学者分别讨论，筹划实行的程序，俟脱稿即行发表也。

20世纪初叶的中国，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几千年封建制度形成的巨大历史惯性，仍不可避免地继续制约着社会发展；虽然已经开始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剧烈冲击，但长期固步自封的社会和被禁锢已久的思想，却无法使中国人迅速找到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径。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直接面对的依然是国家分裂、孱弱、贫穷；对于知识阶层来说，最感苦闷的当然是文明落差和理想落空。

终于，这些被视为“沟通中西文明先行者”的归国留学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跳出自我，走到一起，关注起国事民生，探讨起治世良策。“追求国家统一，废除军阀专权，推行民主制度，进行政治改良，废除外国领事裁判制，废除列强在华利益范围”，《宣言书》中的这些关键概念，既表达出知识阶层所主张的核心政治诉求，也契合了广大民众希望改变国情的普遍愿望。

虽然我们在《宣言书》的字里行间感受不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博大情怀，也未发现涉及目标实施的系统设想与行动安排，但能够在军阀独裁当政，列强强权霸道的形势下，勇敢地发出社会团体的呼声，已经足以显露“一介书生”们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勇气。联想到“五四运动”中“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著名口号，谁能说没有受到《宣言书》的影响，而一代“觉醒先锋”当年大力倡导的“民主”“科学”理念，又何尝不是后人追求社会进步的永久目标呢？

四、清华年会的更多历史看点

锁定了这张合影照片的真实背景，就像拿到了一把破解历史的钥匙，探寻的思路被打开，目标却更准确。于是，清华年会的更多看点随之浮出水面。

合影局部（二排）：胡适（左1）、蔡元培（左3）、张伯苓（左4）

蔡元培的回忆

蔡元培，字孑民，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卓越教育家，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优秀实践者，一生曾在日本、德国、法国等几个国家学习过。他成为早期欧美同学会的领导者之一是众望所归，1918年起连续三年都担任同学会的主任干事。1919年4月时蔡元培51岁，已经在北大校长任上有两年。从目前查证到的资料中得知，他公开提及这次清华年会是在将近四年后的1923年1月。当时他对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1878—1943）常常干涉司法，以“整饬学风”为名摧残教育的行为极为不满，毅然决定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并公开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说明辞职的原委，其中提到：

（民国）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就问他们：“我们提出来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见，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

这段话不仅以亲历者的角度证实了清华年会的时间、地点，而且透露出会议的一些细节，内中提及一份“政治问题的意见”，应该指的是当时发表的《宣言书》。结合蔡元培引出这段回忆时的具体背景，可以看出他早就主张留学生对时局要有独立的见解，以及知行合一的立场；倡导政治意见表达要注重实效，若是得不到当局的认同，就“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

历史证明，他自己不但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

胡适的佐证

1919年春天的胡适还只是回国应聘北大不到两年的青年教授，他在清华年会合影中的形象非常清晰。他对这次活动的回忆也是在1923年1月，而且就是蔡元培辞职的第二天。作为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发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一文，对蔡元培的决绝行动加以声援。他这样写道：

当民国八年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般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地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如政府不采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的太不像样了，一般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自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文中的“安福部”特指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胡适这段回忆中的个别细节虽然与清华年会的实际情况有些许差异，但丝毫不影响对蔡元培表述的佐证价值，而且还生动翔实地透露了更多信息，在后来读者眼中仍然具有强烈画面感。

甘博与欧美同学会

在早期欧美同学会的人员构成中，除了会员外，还有“会友”，曾在大学肄业的欧美旅华人士，经批准后可以成为外籍会友。甘博具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双重学历，他在1917年至1932年三次旅居中国期间，与欧美同学会必然产生联系。事实上，在WRSC的外籍会友中，S.D.Gamble(甘博)也确实名列册中。

甘博手工上色：张伯苓（左）与芮恩施（右）

不过，甘博应该只是清华年会的“志愿者”。从摄影家的兴趣揣摩，除了为大会拍摄合影以外，能够拍摄清华园景物和圆明园遗址才是最大的吸引力。

综合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对甘博在这两天的行动轨迹可以这样推测：4月5日中午前后到达清华园，在下午会议的某个间隙，为张伯苓和芮恩施拍摄了合影。他又在镜头中访问了清华园，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的那幅清华学堂清晰照片，以及清华大礼堂、科学馆和体育馆等建筑的最初影像。至于甘博影集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的清华景物，则仍然是个谜团。

另外，甘博影集里遗存的圆明园遗址照片也极有可能是他此行一并拍摄的作品。作为社会学家和摄影家，为这座“万园之园”留下残缺之美想必是他早有的心愿。而利用造访清华园之机会，同时拍摄“咫尺之距”的圆明园，这样的效率对甘博来说一定是最理想的。

圆明园遗址（1919年4月）

完全可以认为，甘博这一次清华年会之行收获颇丰，留下的所有佳作都是轶闻珍影。特别是我们能够考证出清华年会的许多史实，更是直接得益于甘博留下的这些照片。因为影像信息是关于这次活动最直观、最有价值的证据，它必将能在欧美同学会历史研究中继续发挥独特的作用。仅此一点，称甘博为欧美同学会历史上的“杰出外籍会友”就毫不过分。

五、元宇宙的遐想

进入2022年，“元宇宙”三个字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带着好奇心去“恶补”概念，好歹明白了“元宇宙”就是建立在互联网通讯、数字技术基础上的“魔幻世界”。于是我突发奇想，有一天利用VR/AR设备，也能在“元宇宙”中穿越时空，回到1919年春天，沉浸到“虚拟空间”中的清华园，与当年欧美同学会的精英们一起来到草坪上，向蔡元培鞠躬，求张伯苓签名，和胡适聊天，甚至挤进76个人的队伍里“蹭合影”。当然，我一定要走到甘博面前，向他表示来自21世纪的敬意，与他探讨“甘博影集”中一个个未解之谜……啊！属于历史学的神奇“元宇宙”，快快来到吧！

甘博拍摄的合影就是在这块草坪上

（2022.08.18 修订于上海）

参考文献

1.许睢宁：《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同学会》，华文出版社，2014年2月版；

2.蔡元培：《蔡元培文集》第三卷；

3.赵锦铎：《对西德尼·D·甘博拍摄合影的补充考察》；

4.马建标、林曦：《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

5.马建标：《进步主义在中国：芮恩施与欧美同学会的共享经历》；

6.1919年4月，北京《晨报》、北京《益世报》、上海《申报》等。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2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