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小说《围城》里，钱钟书通过塑造方鸿渐这样的人物，对当时一些留学生在海外获取学位“镀金”的现象给予讽刺，但像方鸿渐这样买假文凭糊弄亲友的“留学生”，不能概括所有人。
2022 年3 月，清华大学校史馆副馆长、历史学博士金富军撰写的《清华大学留学管理研究（1909—1949）》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翻阅这本书可以看到，在方鸿渐的时代，有不少中国年轻人出国留学是为了学到真知识、真本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心非常真诚。很多人都将爱国之情、救国之志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比如我国著名光学家龚祖同1934年到德国柏林技术大学（即柏林工业大学），两年后以“优越毕业生”的荣誉毕业，并获得特种工程师的称号。毕业后，龚祖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回国，为民族效力。书中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清华大学留学管理研究（1909—1949）》
为写作翻阅大量文献及回忆录
在书中，金富军以1909-1949 年间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等不同阶段清华对留学生的管理为主线，梳理了清华的留学政策演变，主要包括留学生考试选拔，留学生选习科目设置，驻外留美监督处的设置、人员与职能，对留学生思想、经费、学业及生活的常规管理，留学生归国服务管理等方面，并且对20 世纪30-40 年代有代表性的清华留美公费生制度进行了个案分析。为此，金富军翻阅了大量报刊文献、个人文集、回忆录、日记、书信、研究论文和著作，不论是整理成书的，还是埋藏在文、理、工各种杂志或学位论文之中的，只要与该论述主题相契合的材料，都囊括进来。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蔡乐苏在序文中说，书中“充盈着一种凝重的力度和精度，给人一种平实、真实、扎实、切实的可靠感和诚朴感。……我一字一句读下来，对清华数十载留学管理的来龙去脉不仅了然于心，而且心中充满了对清华前辈爱国敬业的景仰之情。”
展示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过程
1984 年，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的睿智和史学家的洞见，在《三松堂自序》中深刻地指出：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承认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落后了，中国要赶上去。这是鸦片战争中，中国用鲜血得到的教训。同治年间，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主张选派聪颖幼童到西方去留学，先学语言文字，后学科学技术。他们曾经派了一些人去。后来觉得，这个办法太浪费，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及初步的科学知识是可以在国内先学的。最好是在国内先办一些预备学校，给那些幼童先打下基础，然后再到西方留学，直接入大学，可以缩短留学年限。后来又进一步知道，大学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办的。与其派很多学生到西方去留学，不如请西方大学教授来帮助中国办大学。这样，中国的大学教育可以比较普及，而中国的科学技术也逐渐可以独立自主。这三个步骤，就是中国近代学术逐渐独立自主的过程。清华的校史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例证。
留学生信件令人动容：埋头求学以备为国尽力
2022年5月，封面新闻记者对清华大学校史馆副馆长、历史学博士金富军作了专访。
1935年10月14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致函乔冠华、季羡林、敦福堂，勉励他们在德国努力学习。
封面新闻：为了写这本书，你肯定看了大量的资料。在看留学生日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金富军：看这些早期的资料，我的感受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后人怀古，异世同情。虽然我们跟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都能够通过文字感受到他们的所思所想，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脉搏跳动。早期的清华校友曾说：清华的职责有两个，一个是利用知识帮助解决国家的问题，第二个是架起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我认为，这个到现在并没有过时。以清华为代表的留学生派遣到国外向西方学习，留学生回来以后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然后逐渐发展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术文化，达到一种双向的交流、双向的互动。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民族的强大，一定是对外学习与交流，而不是闭门造车、固步自封。
封面新闻：你此前说，觉得在清华做历史研究有特殊的优势，可以帮助你有一些新鲜的角度，请具体谈一下。
金富军：在清华做校史研究，有自己的优势。清华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在111年办学过程中，清华大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清华大学是中国极有代表性的大学，因而清华大学的校史，学术界、社会上都极为关注。从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可以不囿于清华大学一校，而可以向国内外很多高水平学者学习。其次，清华一贯重视校史工作。1959 年就成立校史编写组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编研校史。学校已经形成了重视校史的氛围和传统，这也有利于我们校史工作的开展。
封面新闻：在历史学领域，校史研究的特点、意义是怎样的？在一般人的概念里，一个学校的校史只跟这个学校及其校友有关。清华大学的校史当然跟国家关系很大，清华的历史不只是清华大学的，还是中国重要的一段近代史。
金富军：虽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源于西方大学制度的学习和引进，但重视大学校史，却有来自中国传统的影响。国内很多大学都有校史馆、校史展，很多学校也都有校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专职人员，这点和西方国家大学不同。
在中国的大学，无论是专职的校史工作者还是兼职的校史工作者，基本都不属于教学科研系列，而在学校职能部门或者直属部门。也就是说在定位上，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教育史专家曾戏称写大学校史类似写“家史”、建校史馆类似建“祠堂”。这种类比有调侃成分，但也能反映出一部分专业的教育史研究者对现在大学校史工作现状的看法。就我个人感觉，校史研究还是要有自觉意识，要将校史研究历史化和学术化。
封面新闻：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清华大学派遣留学生情况是怎样的？比如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是不是清华派出去的？
金富军：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条件极为艰苦，但清华大学仍坚持选拔和派遣留学生，1941 年、1944 年举行了第五、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考送39 名留美公费生，并资助了48 名津贴生。此外，西南联合大学积极响应政府间留学生派遣合作计划，推荐优秀人才参与计划选拔。1938 年，西南联合大学通过考试推荐樊畿作为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的留法公费生赴法留学。1943 年，西南联大向教育部申请选派两名西南联大学生赴印度留学，得到教育部批准。但囿于档案，未看到具体派遣资料。
我这本书主要考察清华对学生的选拔派遣，不涉及教职工的出国。在我看到的材料里，没有看到学校公费派遣陈梦家的资料。我看方继孝先生（《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作者）的文章里说，1944 年费正清先生给陈梦家联系到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的工作，陈梦家入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赵萝蕤则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学习。
封面新闻：你在书中写道，有的留学生在海外学到知识和技术，连学位都来不及领，要回国参加建设，爱国拳拳之心可感。看到这些资料，你是什么感受？
金富军：1908 年，美国将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以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美国此举意在加强其在中国的影响，但这笔钱本身就是中国人民的。客观地说，“退款办学”为大批中国有志青年提供了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当时留学生普遍的心态是，“清华之成立，实导源于庚子之役。知耻而后勇，无论身处异域，还是留学回国，广大留学生时时不忘恪尽自己使命，以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刻苦求学和工作。”1935 年8 月25 日，在美学习的张光斗写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说：“在此美人对国人颇轻视……生只能忍受，自加勉励，埋头求学以备异日为国家尽力，而精神之痛苦非在国内所能受得者。”翻检众多留学生通信、回忆，以及中国留学生后来行迹，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让我深受教育和感动。这些学长将爱国之情、救国之志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同时，我也深深感受到，只有正视自己的不足，以开放的心态，激发内在动力去学彼之长、补己之短，才能推动民族与国家发展。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原文刊载于《华西都市报》2022-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