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德尼·D·甘博拍摄合影的补充考察

赵锦铎(1996级硕研 人文)

袁帆学长《近代中国教育剪影:甘博的清华视角》:

在一张明显是在“清华学堂”西侧大草坪上拍摄的合影中,可以看到正在建造的大礼堂。这张照片中共有76个人物,他们或着西服,或穿长袍马褂,综合人物的年龄和神态,以及从胸前统一佩戴的标志牌来看,像是出席一次某项活动的代表合影,而且这些人物并非都是来自清华学校。

在第二排坐着的20个人中,可以辨认出居于C位的竟然是蔡元培(1868—1940)和张伯苓(1876—1951),还有年轻的胡适(1891—1962)。另外在这些人中还可以看到几张西方人面孔,因此这次活动应该是一次跨校际的国际交流。至于拍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1919年5月之前蔡元培还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这个时间推测还有另一个根据,那就是胡适在5月初是在上海迎接他的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袁帆学长认为这张合影反映了“一次跨校际的国际交流”,照片的拍摄时间“可能是在1919年5月之前”,并辨识出蔡元培、胡适、张伯苓等名流在这张合影中同时出镜,这为我们进一步确定这次活动的各项要素提供了重要线索。

返回“现场”的办法,最直接的莫过于从辨识度高的几位与会者的日记年谱文集入手,如果他们认为参加的这个活动比较重要,会在他们的记录中留下一些痕迹。通过检索,笔者发现蔡元培和胡适各有一段回忆(他们的回忆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值得重视。1923年1月17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北京政府当时的教育总长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向大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稍后,蔡元培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说明辞职的原委,其中谈到了他1919年春天在清华学校参加的一次活动:

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就问他们:“我们提出来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见,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我那时候就缕述某君的话告诉大家,并且申说:“现在政府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留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吗?”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申报》1923年1月25日)

从蔡元培的这段回忆可知,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这次会议的一项内容,就是部分会员对政治问题提出意见。蔡元培主张留学生要自立自强,要有独立的立场,不要有“替政府帮忙的决心”,不要做北京政府的尾巴。如果大家对政府不满,相率辞职,北京政府担当不起。

如果说蔡元培的这段回忆还有些语焉不详的话,胡适的回忆说的就清楚多了。在蔡元培辞职的第二天,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胡适作《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对蔡元培加以声援。文中一节回忆了1919年他与蔡元培、张伯苓在清华学校共同经历的一段往事:

当民国八年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般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地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如政府不采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的太不像样了,一般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自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

胡适的这段回忆表明,1919年3、4月间他们参加了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学校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成立了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针对时局有所主张。在回忆中胡适引述了蔡元培的意见,内容与蔡元培的回忆大致相同。相形之下,胡适的回忆涉及人物更多,画面感更强,也更生动。

据此,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们在清华学校开会的大概了。事实上,北京《晨报》1919年4月1日曾对这次会议做了预告:

本年四月五日六日华北欧美留学生假清华学校第开(按:排字有误,应为“开第”)二次年会,除请芮公使及范君静生蔡君孑民演说外,并有年会会讌、足球网球比赛及讨论种种社会服务实行问题。会期凡一日有半,五日上午十二钟开会,六日晚九钟闭会。赴会者须自带行李,在清华寄宿一宵,次晚则可乘京绥路特备之专车回京。时值暮春,清华一带郊景极佳,久居北京城内之欧美留学生正可乘机一换新鲜空气,并可鼓舞精神,重度学生时代之生活。凡在本京之欧美归国诸君切勿失此赴会之机可也。(《欧美留学生开会预誌》)

由此可知,在清华学校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欧美同学会组织华北地区的会员会友参加的第二次年会。(1918年3月30日召开第一次年会,主要议程是改选同学会职员,选举陆征祥为会长,蔡元培为主任干事。这次年会的情况,《晨报》前身《晨钟报》在开会当天和4月 3日做了报道。)根据《晨报》的预告,年会于1919年4月5日—6日召开(开会时间与胡适的事后回忆稍有出入),会期一天半,华北主要是京津地区的同学会会员会友参加了这次会议。蔡元培、胡适等作为同学会的早期领导人和会员都参加了会议。袁帆学长所披露的这张合影应该就是在这次年会上拍摄的。

学界一般认为,欧美同学会是1913年10月成立的以“讲学、言志、敦品、励行”(后发展为“修学、游艺、敦谊、励行”)为宗旨的欧美留学生联谊组织。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任职的顾维钧和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是学会的创始人。会员们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政学两界的活跃人物。召开年会是欧美同学会组织的例行活动之一。

在清华学校召开的这次年会在时间节点上相当微妙。内政方面,国家仍然处于事实上的不统一状态,此时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时断时续,国人看不到国家统一的曙光;外交方面,巴黎和会日本欲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也牵动着国人的神经。这些情况对年会的议程和活动都有影响。《晨报》预告年会要“讨论种种社会服务实行问题”,所要讨论的应该与这两件事情有关。

耐人寻味的是,一直关注知识界动向并在知识界有重要影响的《晨报》仅是发布了开会预告,并没有像对待第一次年会那样,对这次年会做跟踪报道。倒是上海《申报》对年会的进程和活动比较关注,使我们得以了解年会活动的梗概。

1919年4月9日,《申报》连发两条消息,其一:

《欧美归国留学生议决》

一、组织京津社会服务团

二、发表对时局宣言书。宣言要旨:

(甲)主张统一,先除障碍。

(子)废军阀政治。

(丑)军人不得干政。

(乙)主张民治。

(子)实行普及国民教育

(丑)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凡不正当干涉自由讨论者,认为违背民主原则。

(丙)主张政治上应从实效方面改良,关于财政出入及外人交涉均需公开。

(丁)促进币制统一。

(戊)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

(己)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

其二:

旅京留学欧美公团电陆使力争发言权,勿为日人气馁,此间同人愿为后盾。

《申报》报道的第一条消息,应该就是胡适回忆中提到的“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所拟定的政纲。可以看到针对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涉及内政、外交、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在国人瞩目的南北和谈和巴黎和会问题上,更明确提出“主张统一,先除障碍”和“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的要求。这个政纲“内容丰富,旗帜鲜明,是欧美同学会政治主张的一次集中体现,是留学人员关心国家发展,希望国家统一、强大愿望的生动体现。”(许睢宁:《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同学会(1913——1949)》,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申报》的第二条消息则是报道同学会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也是同学会会长的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处在艰难困境中的中国代表团鼓劲打气。由此可见,这次年会已经大大超出会员会友讲学、游艺、敦谊、励行的范围,有了具体实在明确的内容。会员们怀抱报国之志,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这个根本问题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在欧美同学会的发展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恰恰是清华学校年会的特别之处和价值所在。

反映欧美同学会早期活动的图像资料留存至今的并不多,目前所见,1915年春同学会在东厂胡同一号有一张合影。4年后的这张合影,以其反映五四运动前欧美同学会政治主张的见证显得更加珍贵。

关于这张合影的几个细节:

1.佩戴布质胸标的部分与会者。年会议程中的重要一项就是成立“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佩戴胸标的与会者应该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2.合影中的西方人面孔。成立之初的同学会章程,迄今未见。后出修订的章程中,有“凡旅居中国之欧美人士,曾在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肄业者,及住在欧美之中国外交官,皆得为本会会友”一条。据此可知,合影中这些在华外国人是同学会的会友。附带一句,合影的拍摄者甘博的名字也在后出的会员会友名录中出现。

3.合影时间。如果《晨报》预告无误的话,笔者更倾向于是4月6日中午。理由有二:一是从合影中有部分佩戴胸标的与会者可以看出,“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是年会的重头戏,而这个委员会是经过相关程序成立的,似不可能在开会的当天中午这个委员会就成立了。二是从树木的阴影来看,照片应该是在中午拍摄的。

围绕这张合影还有一些值得开掘的细节,笔者的判读只是初步的,可能有猜测成分,还请方家指教。 

 

参考文献

1.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欧美同学会简史》,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2. 许睢宁:《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同学会(1913——1949)》,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3.王世儒:(插图版)《蔡元培年谱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4.北京《晨报》1919年4月各期

5.上海《申报》1919年4月各期 

(作者:赵锦铎,1996—1999年在人文学院历史系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