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佩

1983年，徐子佩应清华大学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要求，撰文回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参与清华地下党团组织和活动的情况

共青团的组织情况

我是1929年冬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1930年5月转党，这年秋，因未参加留美考试，又未自谋职业，故即选读一点哲学课，继续留校学习。实际上，已在以主要时间从事党的工作。就为此，党组织才决定我担任党的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并兼西郊区区委委员。到1931年初春，又决定我担任党的西郊区区委书记，由于上述这个原因，我对党从1929年到1931年间在清华大学的组织情况是比较熟悉的，现具体说明如下：

我在1929年冬参加共青团时，清华团支部刚刚恢复不久，支部书记是陈志安，团员计有冯仲云、张钦益、刘炜骏等，加上我，共五人。在1930年春，由于积极开展了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驱逐校长罗家伦及其少数亲信，拒绝了继任校长吴南轩、乔万选来校等一系列斗争，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团的外围组织，原是清华社会科学研究社，这时也扩大并改称为清华铲除基督教青年团，后又扩大并改称为反帝大同盟，人数也由原二十来人，展发到百余人。团员也新吸收了黄玉佳、曾迪先、江晴恩等三人。可是，到了4月底，由于团员带着进步群众十多人前去北京东单大街参加游行示威，团员陈志安、冯仲云、群众葛××三人被捕（同时被捕的，据说有180人之多），白色恐怖一时有所加剧，致刘××、黄××二人退出了团的组织。为了加强党对清华的领导，党的北京市委会指定张钦益、××（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和我3人转党，成立了清华党的支部，由张钦益同志任书记，未转党的同志，另成立团的支部，谁任书记，现在已记不起了。

清华最早的共青团员陈志安、冯仲云在清华的毕业照

领导关系和领导方法。据我现在记忆，那时清华党、团支部，都是党、团北京市委直接领导的。党、团市委每周总派一负责同志前来参加清华党、团支部会议，传达市委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工作要求，有时也带来一些党内文件、书报、小册子。支部开会，时间多在黑夜，地点多在校西南或西北偏僻角落处。如果是白天，那就远去圆明园寻一荒无人烟处。党、团市委负责人，来的次数比较多，又比较熟悉的，一姓罗、一姓胡，还有一个姓李的。只因他们很少说明自己的真实姓名、家居何处、社会职业、工作任务等等，故我对他们的情况印象不深，现几已忘净了。

到1930年下半年，因我已专职担任清华党的支部书记，并兼任西郊区党的区委委员，故关于这一段的组织情况和领导情况，我知道的比较多一些。也就在这年下半年，新考入清华大学的胡鼎新（即胡乔木）同志，也由团市委介绍他是共青团团员，即编入到清华团的支部里。直到1931年春，在我担任西郊区区委书记时，才又知道，他还是团的西郊区区委书记。由于西郊区均已建立了党、团区委会，故从这以后，清华的党团支部，都改由党、团西郊区区委会领导，工作也改由区委会部署、安排。因这时党对团没有直接领导关系，故我对西郊区团的组织情况不够清楚，现已无从回忆了，只知道胡鼎新同志这时是团的西郊区区委书记，我们曾同去青龙桥中学分别检查了该校党、团支部的工作。

共青团的活动情况

发起组织清华社会科学研究社，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工作开始于1929年9、10月间，发起人是李兆瑞、陈志安、张钦益和我。社员最多时近30人，每半个月举行一次讨论会，会前都印有讨论提纲，并列有参考书目。据我现在记忆，主要是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及《文化批判》、《新思潮》、《思想》等进步期刊刊载的马、列短篇译著和其他革命理论文章。该社活动历时半年之久，社员们不仅理论认识上有了提高，革命意志和革命热情也都有了加强，这就为以后工作的胜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参与发起组织清华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李兆瑞（李乐光）是李大钊的族侄，1926－1931年在政治学系学习。李大钊就义后，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整理李大钊遗稿，后出版了《守常文集》

成立铲除基督教青年团，开展了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清华学校（1928年后改称清华大学）原是美帝国主义用所谓“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起来的一所学校，校长虽是中国政府任命，而董事长则由美驻华公使充任，教学人员不少是从美国聘请或从留美学生中选聘来的，因而，美帝国主义在清华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尤集中表现在基督教的活动上。故此，在1930年春初，在共青团清华团支部发起下，以清华社会科学研究社的社员为基础，公开成立了清华铲除基督教青年团，参加的同学竟达100多人，举办的反基督教报告会、座谈会甚为活跃，清华学生会机关刊物《清华周刊》也为此出版了两期“铲除基督教”专号。据我现在记忆，内容主要是：用无神论批驳有神论；宗教不过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基督教只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等。这些论点，据传闻，在燕京大学一些信徒中也引起了反响。

成立“反帝大同盟”清华大学支部。这是在清华铲除基督教青年团的基础上扩大成立的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组织。印发了成立宣言，扩大了反帝影响，这以后，就成了清华各项革命斗争的公开依靠力量。

部分党团员情况简介

胡乔木同志，我记得他是1930年下半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选进的是历史系。那时名字叫胡鼎新，江苏盐城人，常在《现代中学生》杂志上写文章，文章也写得很好。他是个团员，团关系是北京市团委转来的，曾任北京市西郊区团的区委书记，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因我这时正是党的西郊区区委书记，故曾跟他一块去过青龙桥中学分别检查该校党、团支部工作。市委张甲洲同志一再赞扬他，说他工作艰苦、积极，又善于写文章，这话，今已50多年了，我现仍记忆犹新。

年轻时的胡乔木

冯仲云同志，跟我同一个年级，选进的是数学系。1929年冬到1930年春，我们同是清华一个团支部的团员。这年4月下旬，因去北京东单大街参加示威游行，不幸被捕。到了这年10月，驻防北京的冯阎部队，因在蒋冯阎战争中失败，在仓促撤离北京时，曾将冯仲云同志等无条件释放出狱。冯出狱后，因不便继续留在清华学习，随由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介绍去哈尔滨某专门学校教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全国解放后，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这以后，我们曾多次见面。“文革”期间，消息中断。“四人帮”揪出后，才听说他已因脑溢血去世。

张钦益同志，他是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选进的是经济系。1929年秋，我们曾一块发起成立清华社会科学研究社。他先参加了共青团，我是在这年年底，经他和陈志安二同志介绍参加共青团的。1930年5月，我们同时转党，他即被指定为清华党的支部书记。这年下半年，因我已毕业，可用较多的时间做党的工作，故由市委指定我代替他任支部书记。但在半年后，即我改任北京西郊区区委书记后，又恢复了他的支部书记工作。1931年7月，我仓促离开北京后，我们有20多年未见面，也未通消息。直到1955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时，他正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计划局局长，由葛春霖同志邀约，我们才有机会见了一面，在葛春霖同志陪同下，并曾在北京前门外一餐馆会了餐。1977年春，即“四人帮”被揪出后的第二春，我曾去他所在的机关访问他，他机关一同志说，他已在“文革”期间“畏罪自杀”。但据葛春霖同志告诉我，他实因受不了“造反派”的凌辱和折磨，为证明自己“不怕死”，才潜回家乡投水自杀的。

1934年初，陶瀛孙（左）在清华野外考察时与同学合影

曾迪先、江晴恩、陶瀛孙等同志，都是1930年上半年到1931年上半年先后参加共青团的团员。陈光祖、萧涤非、黄玉佳、郭文生、钟道铭等同学，都是我在清华时同年级同学，他们在政治上一般都是倾向进步、同情革命的，并曾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除黄玉佳一度参加共青团外，余均未参加党、团的组织。虽是这样，他们还一直是维护革命利益的，在公开场合，并敢于表态支持进步同学。1931年7月，我被敌人捉住时，就是他们带动了三四十个同学前去抢救我。我初去山东时，我们还有联系，到了1932年春，由于我的被捕入狱，我们的联系才因而中断。全国解放后，曾跟陈光祖、萧涤非二同学见了见面，其他，直到现在，仍无一点音讯。

（作者徐子佩为清华大学化学系1926级校友。本文选自《1926年至1931年党在清华大学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清华革命先驱》下册，原文曾刊载于1983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清华党史资料》第6期。选用时有删节，文章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